韩毓海:人间正道是沧桑――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7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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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6-2

2009年的中国文化界和文艺界,正在发生着悄然、深刻而重大的变化。

在一篇题为《电视剧终于更好看了》的长篇报道中,一位年轻记者这样写到: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年轻人甚至是刻意地回避着理想、崇高、执着、坚忍这些“重”的词语,不过,这一状况正在发生改变。最近一段时间,数量庞大的青年观众在着迷于一个上世纪40年代的故事(电视剧《潜伏》),男女主角竟然没有通过缠绵悱恻,却表现了荡气回肠的爱情,当这两个人严肃地说出:“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你觉得那真是崇高的;男主角大概有好几分钟的画面不断颂读《为人民服务》中的大段语录:“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你也泪如雨下,觉得自己会被深深感动。[23]

在经历了奥运会、抗震救灾、金融危机,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悲欢离合,在经历了深刻而广泛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之后,我们迎来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7周年的日子。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黄土坡下的一个小会议室里,向100多位文艺家发表谈话,据回忆:

5月2日下午一时半,当地日晷正是中午时刻,毛泽东来到会场,他上前和与会者逐一握手,互相问候。毛主席两条肥大的裤腿上打着显眼的补丁,上身薄薄的灰布棉袄的肘弯处露出棉絮。问候完毕,毛主席才走向讲台,凯丰宣布会议开始。[24]

此时此刻,正是《讲话》使我们又一次与“上个世纪40年代的故事”狭路相逢:重读《讲话》,我们会感到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而对今天怀有远大抱负的中国文艺家,特别是年轻人来说,重读《讲话》,同样会被深深打动,同样会真正体会到什么才是崇高,什么才叫荡气回肠。此时此刻,重读《讲话》,也就仿佛亲耳聆听“裤腿上打着显眼的补丁,上身薄薄的灰布棉袄的肘弯处露出棉絮”的毛泽东,站在中国的大地和旷野之中、站在历史的深处向我们演讲。

一,文艺为人民服务

《讲话》的核心就是“为人民服务”,以及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在当时,这也就是倡导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占中国绝大多数的普通劳苦大众服务。

什么是“人民”和“人民大众”?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怎样“为人民服务”?――这是《讲话》统篇贯串着的灵魂和“大道”,也是我们聆听和读解《讲话》的根本前提。

《讲话》发表的地点是延安,而深入了解《讲话》,我们也应该从延安说起。

延安,旧称肤施。肤施的意思就是“肤肉恩施”:佛传尸毗王在清凉山修行时,遇老鹰捕食小鸽,尸毗王赶走老鹰后,又割肤肉喂养小鸽,“肤施”之谓,盖得源于此,如今延安清凉山下,仍有圣迹可寻。也正是“肤施”这个特殊的地域名称,使我们能直观“为人民服务”的最重要内涵:舍身忘死,不畏强暴,“肤肉恩施”,救众生苦。

延安三山鼎立,分别是清凉山、凤凰山和嘉岭山,三山襟带延河及其支流南河穿城而过,如藏龙卧虎,气象万千。其中凤凰山是毛泽东写作《矛盾论》、《实践论》和《纪念白求恩》等著作的地方,清凉山是《解放日报》的办公地点,而所谓嘉岭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宝塔山。那么,作为革命圣地象征的“宝塔山”,与毛主席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究竟有什么联系呢?它对我们今天深入理解什么是“人民大众”,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又有什么帮助呢?

在历史上,延安宝塔山的存在,是与“黄金锁骨菩萨”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的。《续玄怪录》和《太平广记》卷101“延州妇人”条目载:

昔,延州有妇人,白皙,颇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与之游,押昵荐枕,一无所却。数年而殁,州人莫不悲惜,共醵丧具,为之葬焉。以其无家,瘗于道左。(唐代宗)大历中(776-779),忽有胡僧自西域来,见墓,遂趺坐,具礼焚香,围绕赞叹数日。人见,谓之日:此一淫纵女子,人尽夫也。以其无属,故瘗于此,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圣,慈悲喜舍,世俗之欲,无不徇焉。此即销骨菩萨,顺缘已尽。圣者云耳不信,即启以验之。众人即开墓,视遍身之骨,钩结皆如锁状。果如僧言。州人异之,为设大斋起塔焉。

锁骨菩萨荡气回肠的神奇故事,在中国历史中广为流传,最近又经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在《商州》、《高兴》等名篇中多次阐释,更突出了其中延州妇人忍辱负重、启迪众生的精神:延州妇人(锁骨菩萨)匆匆离去分文不取即是布施,死后供路人鄙视则是忍辱负重,胡僧说破,即启发民众“知耻”而觉悟――而这就是历史,也就是佛家所谓“因缘”。

经历了盛唐气象、经历了范仲淹的万千感慨,宝塔山上“俯瞰红尘”的牌匾,在1935年迎来了经历千难万险、九死一生的中国工农红军到陕北。嘉岭古塔,从此就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的象征与标志,毛泽东同志就是在这里集合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的智慧,结合马克思主义真理,创造了开天辟地的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核心,当然也就是为人民服务。

因此,对什么是“人民”的理解,首先就不能离开革命圣地这个特定的历史场景――因为也就是在这里,毛泽东说过那句令我们永不能忘怀的话:“人民是我们的活菩萨,共产党人应该象念佛一样时刻念着人民,把人民的疾苦捧在心上”。1948年东渡黄河离开陕北,毛主席在川口慨然长叹:“陕北人民真金子”――中共以“农援”(农民的支持)一举击溃国民党的“美援”的人民解放战争,雄辩地证明了千金难换民心一片的道理。

那么,什么是“人民”呢?人民也就是“全世界受苦的人”。马克思就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劳动者阶级”所代表着的人的“类本质”的:所谓“人性”就是人类先天的“受苦性”。人类因为匮乏而劳动,无产阶级因为贫困而生产,因为匮乏不得不劳动,因为贫困不得不生产,这就是人类世界所有被动性的根源,也是人类苦难的根源。因此,劳动者阶级的存在不过揭示了一个现实而残酷的真理:人类先天的被动性和受苦的现实,而这就是劳动者阶级所代表着的人性的真实。于是,马克思这样说:劳动者阶级代表着“一个由于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倡导文艺家对于“众生苦”的觉悟,倡导他们去正视和直面“全世界受苦的人”两手空空走向黑暗的事实,倡导他们去体会“顿觉眼前生意满,回首人间苦人多”的大悲哀和大欢喜。而作为理想和现实的“为人民服务”,就是推翻三座大山,消灭三大差别,此乃发数千年未有之大宏愿,生无穷之菩提心,这就是漫长的中国革命,是历史的奇迹,人间的天国,是启蒙对不可能的解放的召唤,是无数过去对无穷未来的祝福。

实际上,也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情怀,我们才能真正读得懂《讲话》和《讲话》中的句子:

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都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和文艺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么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的眼里,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

《讲话》要求首先必须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要求真正有出息的文艺家具备“为人民服务”的情怀,这就是要求文艺家要具备马克思主义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立场,要求中国的文艺家要有大乘佛法正视“人间苦”的舍身求法的觉悟,以及以艺术求道的大追求。

因此,象那些具备“经书”特点的人类经典一样,《讲话》针对的是那些“有觉悟者”和“可觉悟者”,它是需要我们如同对待经文和经典那样,在反复颂读中去逐步体会其中的精义的。而在那些“不觉悟者”看来,《讲话》“无非就是那一套”,而他们哪里知道,要真正明白这一套,实际上并不容易――正如毛泽东在《讲话》中所说,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明白“为人民服务”的道理。而另外一些人,则如同根基过浅的小乘无法理解大乘戒行一样,在他们那里,《讲话》中的词句被工具化、庸俗化和僵化的利用,甚至用于“整人”,这也非《讲话》之罪,而它不过只是说明了一切经典在历史中都会面临着的共同命运。

二,“有经有权”

郭沫若曾经将《讲话》表述为“有经有权”,在诸多的阐释中,郭沫若的这一说法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

首先,所谓“有经有权”,是指《讲话》中有些内容是规律性的,有些则是策略性的提法,《讲话》既讨论了文学艺术的基本原理问题,也表达了毛泽东作为一个哲学和文化巨匠,对当时文艺界所提出的诸多问题的回应,同时,它也通过这种讨论和回应,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

我们必须注意到,《讲话》并不是一个宣讲文艺政策的讲稿,因为它是在与几乎所有的延安文艺界人士进行了长期、广泛的讨论中,才最终形成的思想文献。延安文艺座谈会从1942年5月2日开始召开,到5月23日结束,时间长达半个多月,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主要领导人三次参加会议讨论,聆听文艺界发言,而会议的准备时间更长,――从1941年春起,毛泽东就有意识地请文艺界人士讨论文艺问题,回应他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讲话》分两个部分:“引言”部分是毛泽东在会议开始一天的发言,“结论”部分则是他最后一天的发言。而这两部分是通过从民主到集中,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讨论协商程序,按照思想活动的脉络有机地联系和统一起来的。

因此,《讲话》的“有经有权”,首先是指这篇文献的内在结构,所谓“经”就是指其作为哲学文献所必然具有的基本理论框架:而这个哲学理论框架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矛盾关系”。具体而言,所谓“特殊性”既是指党的文艺政策的特殊性,也是指文学和艺术创作的特殊性,而所谓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就鲜明地表现为政治与文艺的矛盾。《讲话》的高超之处在于指出:所有这些特殊性问题,都不能通过同样特殊的方式来处理,即不能通过简单地制订政策,也不能通过强调文艺创作的特殊性来得以有效解决,它只能诉诸普遍性和原理的方式才能得到解决,更具体地说,这些特殊问题,只有通过提高全党和全体文艺家的理论视野和理论水平,只有通过一场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启蒙”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解决。在《讲话》的视野里,这就是只有从“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关系”的视野,才能理解和解决文艺与政治、普及与提高、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讲话》之高超,首先在于它是一篇高屋建瓴的哲学文献,在于它内涵的哲学方法和哲学视野,如果抛开了这种哲学的视野,把它仅仅理解为政策性的讲话,那就难以理解《讲话》所依托的是一个民主集中的讨论机制,甚至难以理解《讲话》为什么能够做到既针对问题、深入人心,而又避免了面面俱到。

同时,另一方面,“有经有权”这种本自儒家道统的说法,也是对革命者和进步的文艺家自我改造、自我修养的期许和要求。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经济上的新中国,而且更是一个文化上的新中国;不仅仅是造成一个新国家,而是要造成新文明。因此,在《讲话》的开头,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有两个战线:军事战线和文化战线。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固然重要,但是,文化的建设更加重要,文化建设的道路更加漫长,也更加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只有文化建设,才能说明我们为什么要砸碎旧世界,才能说明我们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才能使得我们的工作真正有意义,才能把我们日常工作之“权”上升为“经”,才能使得我们工作的特殊性,具有普遍意义。否则,正如战争年代我们仅仅靠统计消灭了多少敌人,和平时代我们统计创造了多少GDP,那是不能说明我们工作的真正意义的,甚至是不能说明我们的工作与敌人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的,它更是不能回答我们究竟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的。

要建设一个新文化,要建设一个新的价值体系,新的时空观,那就需要新的文化人,这种新的文化人的基本特点,就是鲁迅那样的不断的革命者。革命的文化人,一个不断的革命者的特征是既立足现实,又怀抱理想,只有这二者的高度统一才能解释“有经有权”,而对革命者来说,持续的自我改造和不断的革命之所以是必要的,就是为了反抗人和世界不可抑止的退化本能。

实际上,像一切改革和革命文献一样,《讲话》不仅严密论述了“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即描述了在特定的条件下,“作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及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如何采用这些政策的步骤与方略,而且《讲话》也论证了“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即它同时也描述、想象了一个新的、不同的世界:民族的彻底解放、阶级的彻底解放和人类的彻底解放――并且论述了这个不同的世界是可能的。同时,它认为:只有现实中的政治活动(“行权”)――把文艺当成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武器,使文艺家成为一名“战士”,才能使得这二者紧密联系为一体。

因此,在毛泽东那里,一方面,为了实现人类解放的理想,残酷的斗争就是现实的不能跨越的基础,另一方面,人类解放的理想又始终构成了对于现实制度设计的批判和超越力量。为了实现“经”,就必须运用“权”,为了民族生存、人类解放,有觉悟的作家首先要作一个战士,一个文艺士兵,汇入改造旧世界的人民运动中去,成为一个真实的力量――当然,所谓“权”既是对理想的牺牲,但也是理想者的自我牺牲,不过,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牺牲便是高尚的行为。正如清人陈立在《公羊》一书中所说:

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25]

这也就是说,对于历史的勇敢担当者而言,“行权”本身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克制,甚至更是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自我改造的过程和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行权”本身就是对于“权”的超越,就是“立足于现实的理想”。这个意义上,“为人民服务”既是一种自我牺牲,又是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理当追求的最高生存境界。

从这样的境界望去,正如郭沫若所说:在大多数人连饭都吃不饱的时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小我”的强调就是极其庸俗的,而在这一点上,儒学的“经”与“权”类似于康德所谓的从“价值”的角度对于“事实”,从“普遍性”和“理想”的角度对于“特殊性”进行的批判和反思,它其实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立足于现实特殊性的普遍性”。这甚至也就是福科对于“什么是启蒙”的概括。福科说――启蒙既是一个人们集体地参与其中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件必须个人所承担和完成的勇敢行动:

Aude Spapere――“敢于去知”,“拥有去知的勇气和胆量”。因此,启蒙必须被理解为既是一个人们集体地参与其中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个人完成的勇敢的行动。人由此成为一个过程的要素和动因。就他们参与其中而言,他们是这一过程的演员;就人们决定成为这一过程的志愿者而言,这个过程发生了。[26]

经与权、理与物、事实与价值、现实的世界与合理的理想世界,上述矛盾和运动的逻辑,才是现代中国改革与革命的真实逻辑,怀抱着人类解放理想,而时刻认识到现实政治变革和自我改造绝不能停止,这才是启蒙的要害。因为这种启蒙、这种改革与革命,绝非仅仅指向一个现实的世界,它更呼唤一种创造和想象新的、不同的世界的能力,正是这种创造、想象新世界的能力,才可能对于现实的世界提出不断的反思和批判,也正是这种创造和想象能力,才赋予了“权”、“物”、“事实和现实”的世界以根本上的意义,――而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只有具备想象一个新世界的能力并将其普遍化,才能真正将现实的世界担当起来,同时又当作特殊性和批判的对象来对待。

这就是《讲话》之于今天的我们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23] 宋丽,《电视剧终于更好看了》,《世界博览》2009年第10期。

[24] 朱鸿召,《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8页。

[25] 清 陈立,《公羊》,线装单行本。

[26] 福科,《什么是启蒙》,见《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