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台湾人的毛派之路:回应“新民主主义者”陈明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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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信行

原载台湾《思想》杂志第10期,2008年9月

陈信行,现任教于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科学与技术研究(STS)与劳工研究,著作包括发表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市民社会与跨国阶级政治〉等学术文章以及发表于“苦劳网”、《批判与再造》、《左翼》等处的评论与报导。

转自:天涯社区

在《思想》杂志第9期,陈明忠先生以《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为题接受访谈,清楚明白地说明了他在各个重大政治问题上的立场。

同样作为一个台湾人与左派,我读了之后感到深沈的失望。我认为,陈先生的许多关键立场,既不左、也不统,不但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原则,甚至在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也站不住脚。相较于陈先生个人在蒋家政权下为了左翼理念所付出的重大牺牲与贡献,如果最终的立场走到了《左统之路》中之所述,毋宁是令人悲痛的。

我这一代台湾左派与许多社会运动者的思想发展,深刻地受惠于陈明忠先生的奉献。陈明忠先生以肉身浇灌的《夏潮》杂志以及其相关人士历来的努力,从1970年代末以来,有力地在文艺领域中定义了在当代台湾的具体情境下,什么叫社会正义、什么叫批判,从而使得像我这一辈人,在80年代远为安全的环境中决定投身社会运动时,有思想素材得以咀嚼,有尺度可以衡量自身。

陈先生的转变,在二十世纪后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者中并非例外。影响大者如为陈先生所尊崇的邓小平及其同侪,坚苦卓绝者如近年来终于出版回忆录的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他们都曾经在世纪前半到中期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共产党所高举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大纛下毫不动摇地坚决奋斗,最终却纷纷在思想与实践上放弃甚至否定了自己早年的信念。

基于上述的原因,我认为必须同样清楚地提出我的不同意见。我认为,陈先生所否定的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发展,与中国毛派在1970年代末之前的政治实践,非但不是“落伍”、“教条”、“错误”,反而是1917年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高潮。固然这个高潮以失败告终,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如果没有珍视这段宝贵的遗产,并批判地继承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百余年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所累积的经验,我们就只能虚弱地凭空思考反抗当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可能性。

因此,不同于陈明忠先生,我仍然愿意称自己为“毛派”,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非“新民主主义”者。

当然,作为曾经在全球范围风起云涌的一个政治运动,“毛派”这个帽子包罗万象,甚至许多怪诞宗派、一些干尽坏事的组织、和许多贪官奸商都可能曾经或依旧自封为毛泽东思想的信奉者。我认为,今天的“毛派”,尤其在中国问题上,可以有比较清楚的几个标志性的主张:肯定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成就、反对1978年中共11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主导路线、反对1981年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等。

我如何成为台湾左派

首先,我想交代一下自己的一些经验,如何让我愿意以这样的立场思考问题,否则,自称为某派往往仅仅像是宗派信仰的宣示,而我相信信仰只应属于道场圣坛,不该拿来谈政治。而且,坦白说,在上世纪末以来所流行于欧美及海峡两岸的暧昧模糊、唯新是尚的思想氛围中,一个(不像陈先生那样)与中国革命史素无渊源的,台湾长大、住过美国的40几岁的人,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甚至毛派,在大多数人眼中,恐怕都是令人错愕、甚至是令人发噱的。

在台湾

我生长在一个普通的东部小镇闽南人中产阶级家庭,除了向来暴戾威权的学校教育之外,个人生活中称不上受过什么委屈。但是族群之间不甚遮掩的歧视、隔壁家住泥地竹管厝的佃农过的苦日子、我的阿美族玩伴的兄姐出外打工被压榨到甚至尸骨无存、参与地方选举的家族朋友因得罪县党部主委而被罗织为“匪谍”送绿岛等等,周遭人们受到的种种压迫还是逃不过孩子的眼光的。

1970年代末我堂哥大学毕业回乡教书,他书房中的李敖、柏杨、陈映真、乃至《夏潮》杂志及《美丽岛》杂志等等成为我的宝藏。我总会把每一期杂志反反复覆地读。当时,这些文字是那么地鲜活生猛、那么有力地解释了我所看到的一切。但是,当然,这些令人兴奋的思想收获是不能与人分享的,“囝仔人有耳无嘴”是当时几乎所有台湾家庭的教育重点。而且,由于我学校考试成绩尚可,师长们的所有压力都会规训我这种“好学生”:想要做什么,上了大学再说。

作为常参加作文比赛的“好学生”,我国、高中时代就被要求读些救国团指定的课外读物,张爱玲的《秧歌》等拙劣的反共文学是必读,陈若曦及其他“反共义士”的伤痕文学也是。对我来说,读这些跟熟背“共匪十大罪状”一样,不过是生活中必须忍受的一些事。我因而无法理解,为什么陈明忠先生当时会受到“伤痕文学”这么大的冲击。仅仅是因为那些作者们宣称身历其境吗?

离开家庭到西部的台南上了大学之后,我当然一一做了青少年时代想做的事。偷偷地与书店老板在柜台下买被禁的鲁迅、巴金、江南的《蒋经国传》、郭廷以的《中国近代史》等等;参加社团热烈地跟人辩论些半生不熟的哈伯玛斯与海耶克;半夜溜出宿舍到城里某暗巷陋室帮党外候选人作海报传单,等等。

民进党成立前后的当时,甚至在现在的“台独圣地”台南市,反对运动的统独倾向其实都颇为暧昧。“台湾意识”强烈是绝无问题的,到底是我们这个选区选出的立法委员朱高正第一个在立法院用闽南语发言、第一个因此跟人打架、也第一个因为国民党的终身立委大喊听不懂而骂三字经。但是竞选服务处放的录像带,除了绿色小组等拍摄的各地抗争纪实之外,也包括1984年邓小平的大阅兵,而且老少支持者们都看得啧啧称奇,直说比起国民党的阅兵好看多了。朱高正本人,数年后也成为统派。我觉得包括我在内,大部分党外支持者当时的心态多半是:凡是国民党反对的,大概都值得一看。

比较清楚地主张台湾独立的,在当时大概只有已通过“新而独立的国家”宣言的长老教会。但是当时在成大的我们这群学运学生,对长老会是有很大的好感的。长老会的台南神学院,是唯一学生骂国民党不用关起门来躲特务、教官、职业学生的校园。用闽南语作为教学语言,也使得从小被禁止说母语的我们觉得耳目一新。非常自然地,我当时对台湾独立的好感逐渐形成。

直到今天,我还是认为理想中真正的台湾独立没什么好反对的。国族之为物,包括“中华民族”,本来就与所有的历史产物一样,是变动不居的。如果独立的台湾国当真是一个虽小但内部自由平等、对外免于强权倾压的共和国,有何不可?但是支持或反对纯粹的概念只有思辩的趣味,没有现实意义。现实中存在的台独运动才是值得讨论的。而我是在1980年代参与见证的历次反国民党抗争中,彻底对逐渐主导了民进党的台独运动失望。

台独希望依靠美国武力对抗中国,几乎是完全继承蒋家政权的冷战位置──现在虽已非常清晰,我当时还不清楚。这种“独立”,当然仅仅是把半世纪以来台湾的附庸地位换个名称而已。

但是在1980年代的抗争现场就可以看到的是,即使当真出现了独立的台湾,这个共和国的政权绝不属于“全体国民”,而仅仅是大资产阶级与为其服务的律师等人的政权,因为即使在执政的可能性还远在天边的80年代,民进党内的许多政治明星们就习惯驱策支持群众当冲突时的火牛阵,以便为他们造势好当选,以便让他们有筹码与国民党折冲。而成千上万收入微薄却踊跃捐输、面对棍棒盾牌还奋勇向前的民主运动参与者,幸运的能跟明星们握个手,不幸的被打被抓被关,还要被游行总指挥骂成破坏他们“和平理性”的活动的暴民。此外,当我跟着一些基层群众起来抗议台塑等大企业的环境污染等问题时,总会出现一些民进党政客,用“咱平平都是台湾人”的理由,来劝我们拿钱收兵,让他去“乔”个价码出来。这些一再出现的现象,都预示了21世纪我们看到陈水扁。也让我对全称式的“我们XX人”的国族主义口号从此反感。

当时像我一样不满民进党当权派的学生,比较愿意称自己的主张为“人民民主”,愿意参与草根的社会运动,而厌恶政治明星们的选举民主。而在我们参与的环保抗争、工运与农运等基层抗争中,非常清楚地,荼毒台湾环境与劳动者的,不仅仅是国民党的“牙刷主义”[496],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中,外销导向的台湾经济必然的后果。台湾的工人与小老板们勒紧肚皮、拼死拼活地赶工生产,工厂与养猪场毫无顾忌地毒害乡土与邻居,不是为了台湾人民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廉价外销到美国市场。这些怵目惊心的景象,使得我们在有机会拿到马克思的著作时,就饥渴地狼吞虎咽,因为里头说的绝不只是19世纪中的欧洲,而是我们眼下的台湾。

80年代时我这派的青年,或许还算不上有很成形的思想体系与政治路线,而只是必较广泛地具有左翼倾向,在许多关节上,例如崇拜群众自发性的风气,或许更接近反菁英的民粹主义或反权威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确定我现在的政治观点,是到了美国之后,透过了解美国社会、认识许多大陆朋友、以及参加无数的政治辩论之后的事了。

在美国

很幸运地,我的留学经验与大部分台湾人不太一样,没关在房里苦读,也没仅仅在湖光山色的大学城里体会中产阶级的悠闲生活。我申请到学校的地方一概是破败的工业城,而透过很多前辈与朋友的帮忙以及自己高度的好奇心,我参与体会了不少五花八门的事情。

如果要评比那个地方最能够代表资本主义的腐朽,我认识的第一个美国大城市──底特律──绝对会荣登榜首。

我总是喜欢带着外来客畅游底特律,跟他们说些我知道的城里的故事。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导游”任务,是带着北京清华大学来的一位政治经济学专业的访问学者。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他是坚决反对的;对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他认为迟早是会崩溃的;可对于美国的物质文明,他可是赞不绝口。他认为中国应该坚持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与生产关系,但是也应该学习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

我从他住的那个风光明媚的大学城载他上车之后,就不断地就“物质文明”这回事跟他拌嘴。我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能分开来看的,到了那儿你就知道,最高度的生产力是会跟最悲惨的生活状况同时存在的。可他说你看看这公路修得多好,这两旁森林保存得多赏心悦目,资本主义还是有他的一套的,再怎么说,美国人在物质上过得还是比中国好嘛,这是客观事实嘛。

到了底特律,天色已经漆黑了。我们下了交流道走上了贯穿全城最大的伍德沃大道,一路往北走。路面坑坑洞洞的,两旁水银灯坏的倒是不多。走了一两英里,我的大陆朋友问我,这路灯后面怎么都没房子店家?我这才想到,应该走外线道让他看看。一靠过去就看清楚了,几乎所有的商店建筑都荒废了,门窗用木板钉死,被无聊青少年涂鸦得更显阴郁。这景象绵延着过了一里又一里。我尽责地说:“看左边那高楼,那就是通用汽车的总部。”可他眼睛死盯着路灯后的废墟,抿着嘴巴,全不搭理我。

那一年,是现在美国自由派怀念的柯林顿时期的高成长年代中期。泡沫经济的崩溃已经让日本对美国的竞争不再气势汹汹。从各方面来看,“世界汽车之都”的底特律都应该繁荣兴旺的,而当时美国汽车工业生意也确实不差。可是底特律居民,除了有工会保障的全职工人之外,过的日子之苦,是我在台湾从未见过的。我的大陆朋友恐怕也无从想象。

我在当地参与的事头之一,是跟一群当警察的黑人同学写一个企画案,要申请联邦扶贫项目经费,利用城里到处林立的废弃大楼之一,开办一所供膳宿的学校给穷人家子弟。我在当地参与的事头之一,是跟一群当警察的黑人同学写一个企画案,要申请联邦扶贫项目经费,利用城里到处林立的废弃大楼之一开办一所供膳宿的学校给穷人家子弟。必须要供膳宿,是因为,在他们每天值勤中一再见到,黑人小区里儿童营养不良的情形极为严重,而父母多半得兼两个甚至三个差事,根本无暇照顾孩子。

关于美国的贫穷和饥饿问题,我不知跟多少留学生辩过。没几个人相信美国有人挨饿,因为他们的生活圈中只见到过体重过重的,没看过营养不良的美国人。但是即使美国每年都必须对外霸道地推销他们的剩余粮食,国内的饥饿问题从没解决过。2006年美国农业部的统计确实清楚明白地指出当年美国的饥饿人口高达8550万人!而这仅仅是美国一国的状况,要公允地评估的话,必须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作为一个单位来分析,则全球持续维持十几亿的饥饿人口,与欧美日垄断企业的生意兴旺,是不可分的一体两面。这就是资本主义。

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不平等,比起我生长的台湾甚至还更为怵目惊心。一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即使以全球2%的人口消费了全球40%的能源以及绝大部分包括台湾与中国大陆在内的全球各地加工出口工业的廉价消费品,即使长期以来维持着全球最大农产品出口国的地位,依旧无法喂饱将近十分之一的国内人口。这种发展,怎么会是任何自称左翼的人认为是应当追求的?

我可以理解1980年代的大陆人或许因为没见识过真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而有类似“中体西用”那样认为可以只引进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却拒斥其他面向的不切实际的想象,但我无法理解与我同样生长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陈先生怎么会有同样的想象?

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当时我或许比刚出国的大陆朋友知道得多。关于“实存社会主义”,可就得靠他们教育我了。而我从他们得到的讯息,与陈明忠先生的印象差距颇大。

就说文革这回事吧。跟我同辈的,文革后才上大学的,多半跟大多数台湾学生没什么两样。老师说啥他读啥,其他“课外”之事一概不管,只盼着高分毕业找个高薪工作。而年纪大点的,经历过文革的同学,则精彩丰富得多,每个人都有种种兴趣嗜好。谈起文革时上山下乡,固然有人悲愤不已,觉得误了自己的前程。但是另一些人则认为那是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经历。近年来我结识的一些大陆学界朋友,谈起当年插队的那个村,也常常语气亲热得像谈自己家乡。这些各式各样的文革回忆,我相信作为统派的陈先生结识的大陆朋友不会比我少,应该也听过,但怎么就选择只相信“十年浩劫”说呢?

我特别要好的一位同班同学,跟我说过文革期间当工人的经历。他是个个性温和的人,可是当工人时也贴过大字报批评厂领导,因为他跟另一个同事觉得生产流程安排得不对劲。他说:“当时的社会气氛就会让我们这些年轻工人觉得厂是我们的、国家是我们的,出了差错当然要纠正嘛。”他那份大字报最终没什么效果,还被领导报复了一下,但是他总觉得这辈子没这么有尊严过。他后来被美商公司聘为工程师回大陆到合资企业做事,放假回美国时,跟我说他沮丧得不得了,因为现在的工人全没有“主人公心态”,完全一副来打工的态度,“这样下去国家怎么会进步””可我说他们恐怕真的只是来打工的,不是什么主人公。

“主人公心态”这回事的确是中国大陆才有的概念,我认识的东德与俄国出身的朋友都从来没听过类似的说法。我曾听一个朋友讲过80年代早期她结识的一位大陆留学生的故事。她到餐馆打工洗盘子,做了几天,有点心得。有一天下工时,就很自然地跟老板说:“我觉得咱们的工作流程有些问题,大伙开个会商量商量吧?”我们资本主义社会长大的人当然可以想象老板是什么反应,但是这位故事的主人公跟我那位朋友说,从老板那一副“你疯了是吗”的表情,她才第一次体会到从小读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是怎么回事。

有趣也很讽刺的是,我在商学院修课的时候,90年代美国的企管系在“丰田式管理”的风潮下,几乎每一门课都在强调以前靠的物质刺激是没有用的,重要的是如何激励员工,让他们“感觉到对公司有所有权”,好让员工主动发挥首创精神——换句话说,把他们哄得产生了“主人公心态”,即使企业清楚明白地绝对不是员工的。崔之元先生有篇著名的文章就是在说,西方认为最先进的日本式管理,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等文革前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惜他忘了提到,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主人公心态”是有物质基础的,而在利润属于老板,工人随时可以被解雇的资本主义企业中,那可纯粹是戏法。

即使是我这个年纪的人,也就是六四学运学生这一代,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的人,也未必都相信文革是“十年浩劫”这个官方说法。透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六四后被判刑、出狱后到美国的北大学生。我认识他时,他已经满嘴马列毛到有点教条的地步了。

我当然对他思想转变的历程很好奇。他说,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他,80年代读中学时,大家都把马列毛当屁话,只是得背起来应付考是的科目。上了大学,自由主义当然是最引人入胜的、几乎可以用来解释他们看到的当时中国的一切不公不义、用来打造内心的乌托邦的思想。一直到他进了监狱,才看到他从来不知道的事:牢里的政治犯,绝大部分不是像他这样的自由派,而是文革时的造反派,从70年代末被抓,一直被关到90年代还没出来。而外界,至少他自己,完全没听过有这群人。是跟这些这些狱友的辩论与学习,让他决定成为左派,因而卯起全力来生吞活剥以前不屑一顾的马列毛,如饥似渴地探寻他上学之后,师长们就绝口不提、学校的中国现代史也一概不教的毛泽东时代的事。

除了大陆朋友之外,我还尽量找机会跟美国本地的左派或社运人士接触、合作、辩论。最愿意跟我辩论的是各个托洛茨基派的党派成员,其他如无政府主义或属灵倾向的运动人士,则多半信奉多做事、少说话的原则,对历史与理论问题没兴趣。托派光在纽约地区就有超过三、四十个互相对立的组织与政党,他们的主张五花八门,有些对毛有好感,觉得毛是个不自觉的托派;有些认为毛和斯大林没什么两样,从1920年代开始就背叛革命;还有一些在我看来更古怪的,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个进步,会把所有的农民变成工人,而据说“大家都知道,马克思认为农民是反动的,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在与这些门派的辩论之中,我愈来愈发现,毛泽东版本的马列主义,确是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中,最清晰、最有解释力、也最贴近现实、可以用来思考方方面面的实际运动问题的一套。

就这样,甚至还没到过中国大陆,我就成了个思想与感情上的毛派。而之后有机会到大陆各处看、四处找人谈,益发让我相信,毛泽东路线是正确的,而陈明忠先生所赞赏的邓小平路线,非但与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而且终究是不可持续的。

陈明忠的“左统”主张的问题

以上谈的,是我的一些个人的片面与感性经验,如何让我产生与陈明忠先生大不相同的观点,以铺陈这些在台湾也属于极少数派主张出现的脉络。我现在想开始正面响应陈明忠先生的“左统”主张中,我认为极为错误的部分。

“一国两制”是假统一

首先,陈先生支持的“一国两制”的统一路径,我认为背离了即使是最保守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更遑论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张。

从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乃至美国内战以来的欧洲与北美资产阶级建立独立与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往往不言而喻地成为之后其他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的范本:对外摆脱强权干涉、对内建立统一的政治体制、“国民一律平等”的法律体系、统一的国内市场、民族工业化、、、等等,几乎都是所有民族自决、民族解放运动的内容。

在当代帝国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下,受压迫国家要复制这种欧洲经验是否可能?一直是毛派和依赖理论等左翼流派同主流民族主义者观点相异之处。但是,无论是否可能, 民族国家的统一与独立要有意义,非得达成境内所有居民,无论国藉、信仰、种族、性别、等等,法律上一律平等。如此,行政上就公开地把人分三六九等的前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失,而资本主义号称人人在市场上公平交易的意识型态,才具有现实基础,从而资产阶级靠着经济力量,而不是赤裸裸的国家暴力占上统治地位的正当性,才能为人信服。因此,帝国主义的治外法权必须废除、“刑不上大夫”必须打倒、地方割据必须消灭。没有这些具体内容,“统一与独立的民族国家”只是空话。陈明忠先生所提到的刘自然事件所暴露的美国在台的治外法权,就足以证明蒋家政权当年整天叨念的“中华文化复兴”是空话。

“一国两制”是什么内容呢?陈明忠先生说,照此计划统一之后,台湾将保有自己的一切制度机构、甚至军队,而且清楚地表明,他认为,这对“台湾”好得很。我首先不理解,作为左派的陈先生怎么也会跟国、民两党一样全称式地说“台湾”,而不问是对台湾的谁好。更重要的是,这种“统一”根本就是虚假的统一,现实上就是让台湾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继续维持在美日阵营中,只是口头上说说“一个中国”而已。这算哪门子“统一”?

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两岸的资产阶级早就统一了。三十年来大陆经济成长最关键、也最大的部门──加工出口工业──不仅依循台湾经验,更有台湾资本家的积极参与,长年以来一直维持“外资”投资的第一位,同时也把依赖美日的代工模式复制到了大陆。无论立场蓝绿的大资本家,几乎没人没在大陆赚了钱的。连一些老政客官僚们也在“国共合作”的架构下,分享到大陆国有资产流失的丰润商机,就跟他们二十年来在台湾搞的一样。统独问题,对他们来说,只是某种行政安排的问题而已。而“一国两制”之类的分裂安排,有利于高度金融化的资本规避任何一地的行政、法律与政治监督,视需要到处跑,分散风险。这与19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模式是一致的。

两岸分裂的是一般劳动人民。许多台湾工人因为老板跑到大陆而失业,因而反华仇华,成为死忠台独支持者。而即使在马英九上台之后,除了为炒楼巨富铺上红地毯、为比较富裕的观光客敞开双手之外,大陆平民百姓要合法地移民来台,依旧必须面对各种苛刻而带侮辱性的行政关卡,来台之后更要面对各种法律、行政、与社会歧视。

不仅名义上处于分裂分治状态的台湾是这样,名义上已经纳入“一国两制”的港澳,对于大陆人的阶级差别待遇更是明显。贪官污吏富豪巨绅要去置产炒楼炒股炒期货,通行无阻,但是社会最底层,最受歧视的、过得最苦的人,依旧是困居在天水围等低收入小区的大陆新移民。在港澳,连外籍家佣受到的保障都比大陆新移民多。

连保守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得讲究保障最起码的人民平等权利。一国两制却是从体制上去制造和巩固人民之间的差别。这种作法与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张,难道不是对立的吗?

不能否认二十余年来台湾与大陆单向的交流,在许多层面上增进了台湾人民对大陆的一些了解,许多个人层次上的亲密缘分时常出现。但是,这些都不妨碍在资本流动之下生计备受威胁的台湾中下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在没有进步运动提供另一个视野之下,日益增生恐惧饭碗被抢之下的仇华心结;这些交流也不妨碍大陆工人亲身体验到台商公司为了赶单价日低、交期日逼、质量要求日高的美国订单,极力压榨受雇者,从而总结出面目狰狞的台湾人印象。这些活生生的每日经验,比什么人的宣传、比历史残留的省籍情节,都更有力地日复一日地在分裂两岸人民。

“改革开放”不是新民主主义

陈明忠先生认为现阶段中国正在进行的,是“新民主主义”──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来的阶段性口号──也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采用资本主义方式、利用资本主义、又限制资本主义,先让中国富强起来,但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大目标。而陈先生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穷国怎么实行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也许在未来的“信息社会”中才能实现。

我必须反对陈先生的这些主张。我认为他既误解了新民主主义的内涵与时代背景、对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的理解极为片面、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停留在19世纪末欧洲中心主义的时代、甚至还寄希望于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的“未来学家”们的空谈。

中国革命中的“新民主主义”以及其他国家类似的政治主张与实践,是列宁主义者对二十世纪的人类解放事业最重大的贡献。在这个路线下各国人民的革命,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造成了历史上第一波重大的挑战。这个路线,具体地来说就是,在落后国家,由工人与农民的联盟为主体,以工人阶级政党为实质的推动者,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社会阶层,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夺取政权,取得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土地改革等民主要求的实现、以及服务于国内需要的民族工业化,然后不间断地迈向社会主义过渡。

以上路线的基础是从列宁以来对于帝国主义的分析,而此种分析区别了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者和其他流派。

上个世纪之交的欧美各社会民主党,及第二国际,占主导地位的主张的确是类似陈明忠先生那样的,认为任何社会的历史发展必然得重演西欧的过去:先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然后才谈得上社会主义革命。对于殖民地问题,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者拿着“历史阶段不可逾越”的教条,实质上宣传西方左派不应反对帝国主义扩张,因为这会消灭落后地区的前资本主义制度,把“未开化民族”带进资本主义,从而为社会主义做好准备。他们主张的是“文明”的殖民地政策。伯恩斯坦本人尤其大力支持德国进占中国的胶州湾,以“散布文明”。

但是列宁及其同代与之后的追随者认为: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可能重复西欧的历史发展,因为帝国主义会扼杀各地民族资产阶级的萌发、扶植出为帝国主义中心服务的发展模式,将这些地方置于经济上永远的庸属位置。各种前资本主义的落后因素,俄罗斯的沙皇专制、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国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及其后的军阀割据、等等,非但不会被帝国主义消灭而取代为西欧北美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凡而会被帝国主义者强化巩固并利用来为其资本积累服务。因此,落后国家的工人、农民应该扛起以前在西欧各国由资产阶级完成的历史任务。

1949年的中国革命可说是将这种路线的民族解放运动掀起了高潮,随后各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反抗运动纷纷举起“打倒三座大山”的旗帜风起云涌地起义,1975年越南的统一与独立可说达到最颠峰,之后则一路下滑。

列宁主义的民族解放计划的重点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虚弱,革命后的工业化必须主要由国家来推动,列宁称这个阶段为“国家资本主义”,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依旧具有资本主义的许多矛盾必须面对。中国大陆1978年至今的发展是颠倒的。在没有资本家的社会中,硬生生地创造出了一个资产阶级。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有计划地把把过去辛苦建立起来的服务于本国需要的民族工业给瓦解掉,而把中国的经济成长重心放在台湾式的加工出口工业,为美、日、欧大企业提供低工资、高污染的代工,服务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积累的需求。

陈先生寄望的未来的“知识经济”其实早已实现,而且是当今中国经济之所以依附于美、日、欧的核心问题。在WTO的国际知识产权协议之下,过去以科技教育扶持民族工业化的作法已经不切实际了。“懂得做”不见得就“可以做”。中国培育再多的技术人才与研发能力,不纳贡给掌握知识产权的外国垄断企业,就是不准做。2005年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批评二十余年来汽车工业与外资合作的“市场换技术”策略完全失败,导致中国汽车市场被外资垄断,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无法反帝、甚至积极服务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发展,怎么能跟“新民主主义”相提并论呢? 到现在,改革开放中,中国政府一手打造的“新兴社会阶层”,即资产阶级,非但可以靠着发家致富受褒扬、入共产党,还可以在中共17大上坐上主席台。从2004年关于这群人的“第一桶金”哪来的争论被中共高层硬生生地喊停这个事件,清楚地说明了问题:贪污腐败、盗窃国产与集体财产,是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我们不清楚大陆社会”来回避问题。我不懂的是,如果他们那么强烈地自认为是中国人,怎么三十年来对于中国事都还“不清楚”呢?当他们赞扬中国改革后的经济成就时,难道看不到这些成就背后劳动人民和自然环境所遭受的对待?或是,他们就跟任何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一样,认为这些不公不义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的代价。那么,他们在那个意义上可以称自己为“左派”呢?

至于陈先生提出的“有高度生产力才能实施社会主义”,正是邓小平以来中共领导者一再强调的第二国际教条。这个“先富起来才能革命”的逻辑永远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富到什么程度才算够格可以革命?美国这个国家够富、够强了吧?美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除了在一些宗派的小册子上,至今可看得出一丝端倪?

文化大革命的意义

陈明忠先生说他搞不懂文化大革命,因为没有一本好书,只知道是一场浩劫。我同样到目前为止对文化大革命,即使高度关心、好奇,也只能有片段的认识。因为直到这一两年来,文革在中国大陆是不准讨论的,只有跑到海外以反共专家为业的人可以写大部头的“十年浩劫史”之类的书,而真正积极参与在这个巨大的历史事件中的人,在国内,要不就不说,想说的却不准说。一位我认为是真正的左统派的朋友在台湾办的《批判与再造》杂志,最近四、五年来成了一些幸存的文革造反派发表文章的园地,毋宁是帮台湾左派尽了一些应尽的责任。

我不打算在此为文革翻案。的确,文革是失败的。当初文革想打击的“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党内一小撮当权派”,之后牢牢地当了权,子子孙孙也都发了财。经历过文革的几亿人有几亿个不同的复杂经验,很多人是负面的,也有很多人是正面的。这些历史,在中国大陆看来可能正逐渐允许讨论的状况下,是有可能愈来愈清楚的。在此,我只想说,没有文革,马克思主义早就死亡了。而文革的遗绪,在世界各个角落都产生了鲜活的各种进步实践。

骂文革把中国搞得大乱、搞成无政府状态的人,如果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回去重新看《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基本文献。从马克思到列宁、甚至连名声狼籍的斯大林,都一再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的专政不能取代工人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要消亡、消亡的物质基础就在于解决脑体力分工、城乡矛盾等各种矛盾、“国家资本主义”绝不是社会主义、甚至社会主义国家也只是革命的暂时的形式。列宁清楚明白地指出:“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废除国家是目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分歧。但我们肯定地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暂时利用国家权力的工具、手段、和方法去反对剥削者。”[497]毛泽东反复地在各个场合讲共产党一定会消灭,甚至说:“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498]这当然不是附和蒋介石,而是重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核心信念。在这个主张上,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民主运动传统,并往前推进。去掉了这个大目标,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步性就非常可疑了。

1950年代之后的苏联,非常确定地绝不是一个意图走向“国家消亡”的暂时政体,反而不断巩固党和国家的权威,把国家资本主义当成不朽的最终目的。我不懂为什么陈明忠先生把苏联称为“极左”。历代的观察研究都发现,在苏联的企业中,和资本主义企业没什么两样,有层层的官僚,经理掌握支配工人劳动力的权力,而工人只是来上班听命的,差别只是福利比较好,职位有保障。“计划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这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垄断企业同样实施计划生产,通用汽车公司还一度是全球产值最大的计划经济体。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中苏论战中首先对苏联体制开炮。除了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存”的幻想、大国沙文主义的问题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里头到底还有没有阶级矛盾的问题。当时的中共认为,即使法权上取消掉生产资料的私有,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配合的劳动过程中的指挥与被指挥关系、分配上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依旧在国家资本主义之下存在,因而还存在阶级矛盾,必须解决。对许多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中苏论战是让他们重新看到社会主义运动还有生命力的关键事件。

除了马克思早已指出的脑体力分工关系、城乡矛盾等等之外,1950年代毛泽东就清楚明白地指出了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社会的一些重大的具有矛盾的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等等,还说了一定会有更多矛盾。当时,他以独特的辩证法中关于矛盾的不同性质的观点,认为这些矛盾都可以是非对抗性的,而以主观努力解决,但也可能解决不了、变成对抗性的。解决了矛盾,就往社会主义过渡又迈进了一步。

绝大部分解决上述矛盾的措施,是基层群众发展出来的,毛泽东等领导人再加以肯定,如人民公社、鞍钢宪法等。“放手发动群众”、“激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中共在长期内战中发展出的信念。到了1965年,在大部分人眼中,主张苏联模式国家资本主义的一派与毛泽东这派之间的矛盾,显然已经发展成了无法调和的对抗性矛盾,因而文革发生,毛的路线一时占了上风,直到1976-78年才归于失败。但是,没有这最后奋力一击,没有这史无前例的以国家力量试图推动国家消亡的尝试,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早就干瘪贫乏得无人问津了。

但是,反对专家至上、反对包办主义命令主义、要求放手发动群众的首创精神、“主人公心态”──文革时代最重要的一些精神,在世界各地的农村发展工作、社会工作、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和更多领域中,以 ”empowerment”(译为赋权、培力、增能、等等)这个英文字眼活了下来,发扬光大。被右派大力嘲笑的“土法炼钢”中所提出的“大、新、洋”与“小、土、群”的结合,现在成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等主流机构的官方政策,名为“适当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当代世界的各种社会改良措施,几乎无处不存在文革的精神遗产。让我觉得痛心的是,许多在中国大陆包外国基金会搞各种项目的中国大陆学者,或许是由于对文革的重大隔阂,必须用英文来说这些听来颇玄奥的洋概念,而不知这些其实都是“出口转内销”。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肯定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的结合是二十世纪各国人民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最有力的挑战,而文革是这个运动的最高潮,那么包括文革在内的这整个世纪的运动的失败与成就,二十一世纪的左派都应该批判地继承下来。我认为这是历史唯物论最基本的态度──正视历史,从历史中反省学习。自从1980年代,社会主义加民族解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从节节败退终至溃散以来,许多各地的进步人士纷纷急着与这个传统划清界限,以图重新打造全新的愿景。问题是,无论如何,面对帝国主义依旧称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旧带来重重苦难、甚至极可能通过环境灾难而消灭全人类的二十一世纪,我们依旧必须像前人一样构思出路、构思推翻并替代资本主义的道路。一味否定包括文革在内的二十世纪革命经验,会使得我们在思考出路问题时,仅剩下空想一途。



[496] 当时党外/民进党批评国民党政权之所以恣意糟蹋台湾环境与人民,是由于他们口袋里放了只牙刷,随时准备等老共一攻来就逃到美国去,所以无须爱惜这块土地,因此谓之“牙刷主义”。

[497] 《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22页。

[498]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