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关平:也谈五四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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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环球视野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光辉的节日,举国上下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各个媒体也都纷纷发表纪念文章。

五四运动的核心价值和深远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继承和发扬五四革命精神,把我国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行到底?围绕这些问题,许多报刊发表了很好的文章,给广大读者以深刻的教育、极大的鼓舞。

然而,在这些问题上,并不是众口铄金、完全一致的,常有“标新立异”的文章见诸于国内外某些报端。例如,有人就认为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背离了五四科学、民主、人权、自由的传统”,是“封建主义大复辟”;有人提出,要“重新认识五四”,“回到五四”,“重临起点”,“重新启蒙”,有人甚至鼓吹要以“回溯性的建构”来“补资本主义课”。力图把我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五四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扭向另外一条错误的道路。显然,这些奇谈怪论,具有一定的诱惑性和蛊惑性,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何谓“真实”的五四?

最近,笔者就从《作家文摘》(2009-5-8,第1233期)上看到一篇这样的文章,题目是:《回到真实的“五四”》。

顾名思义,“回到真实”的五四,就意味着以往存在着“不真实”的五四,所以该文作者才主张由“不真实”的五四,“回到真实”的五四上来。

那么,过去“不真实”的五四都表现在哪里呢?该文作者却是含糊其词,并没有摆出个一二三来,只是泛泛地讲了一通他所认为的“真实”的五四应该是什么样子。主要有这样几点:

一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五四的认识,“大多都是从政治史出发,或者是从思想史出发的,很少从社会层面去认识那个时代,了解那个时代不同人群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追求”。该文认为,只有从“社会层面”去认识,才有可能“更清楚”地看到“一个时代的幽暗和光亮”。

二是,五四时代的社会特征是它的“多元和开放性”,具体表现在“众声喧哗,没有权威,否定偶像,各种思潮、价值相互冲撞,相互融合,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生机和活力”。然而,五四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很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经历过启蒙运动洗礼”。

三是,五四的个性解放、思想解放、女性解放,都不是“本质”的解放,“本质的解放应该是社会解放”,“而社会的自我解放也意味着每个人自己解放自己”。作者认为,这应该是五四的“核心命题”。该文进而认为:“社会解放不仅仅是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也是通过经济的发展获得解放”。经济又是怎样“发展”和“获得解放”呢?该文宣称:“以往我们对五四的认识有个误区,以为五四不强调私有产权,其实,那个时代的人们拥有创办私有企业、银行的权利,有从事商业、追求财富的权利。不少实业家在致力于发展自己企业的同时,一样关心社会,热衷公益。”

四是,五四时代“已出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这个“公民社会的雏形”中,有两个“引领社会潮流”的“新兴的阶层”:一个是“知识分子阶层”,另一个是“实业家阶层”。该文认为,这两个阶层,“如同历史的两个轮子”,“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正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五四学生运动“激荡的背后”,他们已成为“社会的后援力量”和“社会的支柱”。只有他们在社会舞台上“做自己的努力”,“社会才会产生自己独立的意愿”。该文断言:这就是“五四”之所以成为“五四”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这才是“真实”的五四。

五是,这两个阶层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对弱势群体的关切”,“应该放在对国家命运的这个大尺度上来看待”。这个“大尺度”是什么呢?作者引用“问题与主义”的炮制者胡适先生的话:“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通观全文,该文作者的立场、观点,脉络是清晰可见的。他提出的所谓“真实”的五四,应该是这样理解的: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与实业家阶层(也许称谓资产阶级更为贴切)是五四运动的“后援力量”,是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支柱”;有了这两个阶层,才使得“公民社会”的雏形出现;有了他们的“努力”,中国社会才会产生“自己独立的意愿”;有了他们的“努力”,中国才能够获得“知识解放”和“经济的解放”,才能“推动社会进步”,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公民社会”。这就是作者所谓的从“社会层面”入手的“多元和开放性”的“真实”五四,而不同于以往传统的“从政治史”和“思想史”出发的“不真实”的五四的原则分歧和根本区别。

何谓的“公民社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概念呢?笔者从网上查了一下有关资料,大致是这样解释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又称市民社会),是指由自由的公民和社会组织机构自愿组成的社会。与公民社会相反的概念是指以武力维系的国家(State),无论这样的国家实行何种政治制度。”关于公民和人民的区别:“公民是法律概念,是一个人在某个国家所享有的法律地位,是区别于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一个概念。人民是政治概念,是相对于敌人而言的,是专政者。人民一定是公民,公民不一定是人民。在我国,凡是拥护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范围。公民既包括全体人民,也包括被专政的对象。”还有的资料提出:“公民社会与集权和专制的社会是根本对立的理念”,“共产主义就是集权和专制的社会”。此外,《08宪章》也大讲所谓“落实公民的社会”。由此看来,该文主张建立的“公民社会”,显然是资本主义社会,而非社会主义社会。

五四运动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回到真实的“五四”》真实吗?如果仅从微观上看,从该文作者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上看,他的所谈所论,应该是他的真实思想和主张,然而,如果从宏观上看,从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看,他的所谓“真实”,并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偏见;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心主义。那么,什么才是五四运动的真实历史与其真实的历史意义呢?为了分清正误和是非,我们不妨简要回顾一下这个真实的历史画卷中的主要支点,例如“五四”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决不是该文所说的简单的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独立意愿”引发的,以下这样几个因素是绝对不能忽视和否定的。

第一,它是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正如当时还是青年的毛泽东所说:俄罗斯以民众大联合打倒贵族、驱逐富人这个事实,使“全世界为之震动”。革命浪潮由此风起云涌,“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这个群众运动向全国推广,使“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若干年之后,毛泽东又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二,它是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发动”起来的。没有帝国主义(也就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没有反动的卖国政府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准备签订出卖领土和主权的《二十一条》,就不会爆发五四爱国的革命运动,也就不会出现全国人民“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声讨,也就不会出现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的罢课、罢工和罢市的怒潮。

第三,它是我国工人阶级不断壮大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毛主席说:“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五四运动》)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始终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五四运动也是如此。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否定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和贡献。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广大革命学生,他们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毛泽东:《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

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阵营。这样,五四运动就获得了比以往任何革命斗争都更加深厚的群众基础。诚然,五四运动开始阶段,学生群众和爱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的知识分子,起到不可否定的作用,但到了反动政府进行镇压、近千名学生被捕的关键时刻,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各界人民群众进行罢工、罢市、罢课,才使五四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开始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运动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广泛的革命运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反动当局才在强大压力下无条件地释放被捕学生,撤了曹汝林、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才拒绝在卖国的《二十一条》上签字。这些真实的史实雄辩的证明,工农群众决不是“弱势群体”,而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支柱”只能是他们,而不是别的阶级和阶层!无论是“实业家”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没有也不具备这个资格。

社会主义是五四运动之后的必然选择

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期间出现的这场争论,绝非偶然,其实质,说到底还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五四”运动的真正意义,或者说真实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仅是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民主运动,而且促进了决定中国人民命运和历史选择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共产党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领导人民翻身解放,逐步消灭剥削人、压迫人的私有制,是干社会主义。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继之而来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这个充满无限希望和无限光明的金光大道。这个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历经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最终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毛泽东同志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用无数革命先烈鲜血换来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本来,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最终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然而,一个时期以来,某些所谓“社会精英”、“民主斗士”们,却千方百计的制造舆论,歪曲、污蔑、否定、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歪曲、污蔑、否定、攻击包括五四运动在内的中国革命斗争史,歪曲、污蔑、否定、攻击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改变中国人民所选择的社会主义这个正确方向,开历史倒车,把中国重新引进帝国主义附庸国的深渊。

前年召开的“西山会议”、去年出笼的《08宪章》,以及《炎黄春秋》等刊物所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所谓的“普世价值”,就是赤裸裸地散布这种主张的。

最近,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的问题上,那些投靠西方的民运分子又借题发挥,四处鼓噪,否定五四运动的革命性和正确方向,进而否定社会主义。请看他们的谬论:

金观涛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的《五四答客问》一文中大放厥词:“科学与人权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因此中国全面引进并高扬现代普世价值,是从五四开始的。”“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之后,终于放弃专制,共和民主再度复兴。而在大陆,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毛泽东即一意孤行,中断新民主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共和主义只残留于‘共和国’国号之中,一党专制发展到登峰造极,选举徒具形式而已,权力制衡为中国共产党坚决拒绝。”

陈破空在《中共背叛“五四”精神》一文中胡说:“诞生于五四运动的中国共产党,90年来,所作所为,就是对五四精神的全面背叛。”“中共主流势力背离五四精神、归于斯大林极权主义时,陈独秀就与这个党分道扬镳了。也就是说,这个党的创始人,与这个异化的党分道扬镳了。”

曹长青在《从否定五四运动开始》一文中竟然说:“五四运动的两个主要口号‘反帝反封建’更是把中国带向歧途。反帝,导致盲目排外、拒绝西方文明。把一切过错都推给西方列强,煽动义和团式封闭排外,而回避了真正的自身反省。今天人们看得更清楚,中国的问题主要出在自身:传统文化中缺乏自由、尊严、个人权利等价值。成为一代代封建王朝御用文化的儒家文化,是根植在集体主义价值基础之上的。在一个极需引进西方个人主义思想、个人权利意识,从根基上反省中国落后的原因之际,中国知识分子却去煽动反帝,排斥和拒绝西方的先进制度。……共产党排斥西方文明、建立党天下。……五四的历史明明白白地展示,共产党是站在反帝(排外、民族主义)、反封建(摧毁伦理道德价值)的跳板上,弹到权力的顶峰。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共产党。所以共产党才那么热衷肯定五四,赞美五四。今天,中国要想走向一个确立和保护个人权利的自由方向,首先就应该从否定五四开始。”

张耀杰在《五四运动的反文化》一文中胡诌:“应该说,从更高境界来反思五四运动中的暴力事件,青年学生的放火和打人,无论如何都不符合‘用正当的方法来传播自己的主张’的现代民主意识和现代法律常识,反而是以多数压倒少数的反文化的‘暴民专制’”。(以上引自《新世纪新闻网》)

这些跑到西方社会并长期生活在那里的人,何以如此仇视真实的五四?何以如此仇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对那些标榜“三民主义”的人的嘴脸,有个绝妙的刻画:“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毛主席的这个揭露和批判真是入木三分,读来倍感痛快!

联系上述反动言论和毛泽东的文章,再看《回到真实的“五四”》一文,究竟什么是“真实”的五四,什么是不“真实”的五四,不是一清二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