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毛泽东:一种结构主义的尝试

——从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谈起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887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3年第6期

[作者] 张一兵、尚庆飞

[摘要] 深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既要重视对其历史实践的把握、对其理论文本的阅读,还必须为这一研究领域引入新的理论范式。阿尔都塞从其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出发,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毛泽东的辩证法作品——《矛盾论》的一种“尝试性”理解。尽管这一尝试最终的理论成果不过是一种结构主义的“幻象”,但其为毛泽东研究领域引入新的理论分析模式的尝试却是不无借鉴意义的。

[关键词] 毛泽东 路易·阿尔都塞 结构主义 理解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毛泽东也许不是一个严格符合现代学术规范意义上的哲学家,但这并不能否认其思想的深刻性,也不能否认毛泽东政治实践与文字文本背后潜在的哲学底蕴。毛泽东一生既有丰富的政治实践,又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文本。探寻毛泽东思想的深层底蕴,考察其思想潜流的演变转化,除了要对毛泽东的文本与实践进行文献学与历史学的探讨以外,还要求研究者担负起提出新的理论分析模式、引入新的理论资源的重要任务。

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出发,对毛泽东的《矛盾论》文本进行一种个性化解读,这是基于新的理论资源对毛泽东进行的一种“尝试性”理解。

阿尔都塞从未到过中国,也不是毛泽东研究的专家。他没有阅读过毛泽东的大多数文字文本,对毛泽东早期的政治实践也所知不多,但阿尔都塞对中国问题和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却十分关注。佩里·安德森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说:“阿尔都塞对中国的同情是难以掩饰的。”[1206]事实上,毛泽东的《矛盾论》在20世纪50、60年代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是很大的,甚至被称作是“结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1207]。《保卫马克思》(1965年)一书中的两篇文章[即《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和《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专门讨论了毛泽东的《矛盾论》中的辩证法问题。阿尔都塞认为,毛泽东关于矛盾不平衡性的理论直接影响了他的“多元决定”理论的形成。此书出版后,阿尔都塞即将其寄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据说毛泽东在收到书之后曾经表示希望阿尔都塞到中国访问。但是,由于后来考虑到此行可能在法共内部产生的影响,或许是出于对自己的“保卫”,阿尔都塞最终没有成行。阿尔都塞后来在公开承认自己当年强烈的“毛主义”倾向时也曾经提到过这件事,他说:“毛甚至曾经保证给我一次接见的机会,但出于‘法国政治’的种种原因,我犯了一生中最愚蠢的错误而没有去见他,害怕党对我的反对性反应。即使我和毛会面的消息真的以正式的、公开的联合公报方式为人所知,党又能怎么样呢?我确实不是那么重要的‘公众人物’!”[1208]种种事实说明,阿尔都塞对于毛泽东有着相当程度的认同。我们以为,这种认同可能是出于以下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政治立场的一致性;二是理论取向的同质性。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一是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二是中苏分裂。针对这两个事件,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有自己的看法,其中,“法国共产党是以它在中苏冲突中对中国的敌视程度和对俄国立场的拥护程度而出名的”[U](P53)。法共从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参与了非斯大林化的运动,同时也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作为法共党员之一的阿尔都塞并不像法共那样跟着苏共权威去评判中国的是非,同时他对“非斯大林化运动”也持一种谨慎态度。他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在于其“权威强制型的经济实用主义”[1209],这是可以批评的,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对斯大林既要批评又要保护。批评斯大林是对经济决定论式的教条主义的拒绝;保护斯大林则是拒绝了“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轻易跟随国际上的反斯大林主义潮流,反而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极为反感。毛泽东曾经明确地提出:“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1210]。因此,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可以说毛泽东与阿尔都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在阿尔都塞看来,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有两种教条主义,第一种是经济主义的、物质一元论的‘唯物论’传统(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第二种是‘主观主义’的‘唯物论’(‘早期马克思’主义)”[1211]。苏共20大以后,反对教条主义是学者共同的课题,阿尔都塞也不例外。教条主义者的问题在于不知道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过分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忽略或者不重视矛盾的特殊性;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套不变的教条体系,教条主义地看待某种单一的因素(比如经济因素或者主体意识因素,等等)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作用。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即已经开始从认识论的层面上对教条主义进行较为深刻的揭露和批评,这不能不对阿尔都塞有所触动。在毛泽东看来,“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212](p310)。就阿尔都塞而言,毛泽东的这一段分析无疑是相当精彩的。因此,对教条主义的拒绝与批评,客观上为阿尔都塞提供了将目光转向毛泽东的一种契机。

二 政治立场形成很可能(也许不是必然)会与其特定的理论基础和哲学理念相关联。阿尔都塞之所以在政治上对毛泽东形成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他们之间在理论取向上的相似性分不开的。要从根本上清除教条主义影响,首先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正本清源。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其“理论实践”中已经存在,列宁的辩证法在其政治实践中已经存在,但是马克思和列宁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来得及将自己的理论提升到纯粹的理论形态。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辩证唯物主义还处在一种没有加以理论化的实践状态中,它的存在方式还是“暗含的”,而且“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上的未来,今天取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加深”[1213]。而毛泽东在1937年写作的《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毛泽东的这些“阐释和发挥”正是符合马克思、列宁本意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保卫马克思》一书的两篇文章中,阿尔都塞借助于毛泽东的《矛盾论》,重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与精髓。在他看来,《矛盾论》的基本观点,印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区别于黑格尔的根本特性在于,它不是对黑格尔关于矛盾的原始简单统一体的前提的“颠倒”,而是“取消”了这个前提。

第一,在阅读毛泽东《矛盾论》的过程中,阿尔都塞敏锐地发现,虽然毛泽东说过:“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1214],但是毛泽东本人对此却没有过多的探讨。毛泽东为什么提到“只有一对矛盾的简单过程”却不对其加以展开研究呢?阿尔都塞的理解是,似乎“提到”只是为“备忘”[1215],不展开研究不但不是一种疏忽或遗忘,反而是一种理论逻辑的必然,因为毛泽东更为关注的是“社会”这样一个多元的矛盾构成体。此外,阿尔都塞还注意到,毛泽东在谈到复杂矛盾时,也未将其还原为“只有一对矛盾的简单过程”[1216],复杂过程在毛泽东那里始终是“既与的”、“有结构的复杂整体”[1217]。无论在事实上或在原则上,毛泽东都谈不到把它们还原为原始简单过程的问题。在这里,为了说明毛泽东与马克思的一致性,阿尔都塞援引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一句话:“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1218]。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一切“简单范畴”都意味着社会是一个有结构的整体。相反,简单过程不但不是原始的过程,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它无非是复杂过程的产物。因此,“简单过程不是原始过程;相反,正是有结构的整体才能够在一个长过程的末尾和在例外的条件上产生出某些简单范畴的经济存在[1219]。这样一来,一方面,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不对“简单过程”展开研究;另一方面又强调复杂整体的始终“既与性”,复杂整体不能还原为简单过程。在阿尔都塞看来,《矛盾论》中这两个方面的内容说明,毛泽东已经准确地把握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的根本区别之所在。毛泽东的《矛盾论》恰当地“理解”了马克思的辩证法。阿尔都塞还很兴奋地说,如果在毛泽东那里“找不到这些黑格尔范畴的丝毫痕迹”,这是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的”[1220]

第二,阿尔都塞认为,毛泽东在其《矛盾论》中为矛盾特殊性确立了定义,涉及三个概念: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别;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区别;关于矛盾的不平衡发展。他认为:“这三个概念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概念……它们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性。”[1221]毛泽东对以上三个概念的强调潜在地表明,在总体内部存在着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这是矛盾的基本关系。复杂结构是一个总体,是一个统一体,具有总体性和统一性。但是,马克思那里的总体性,不同于黑格尔的总体性。就黑格尔而言,“总体是简单统一和简单本质的异化发展,这一发展本身又是观念发展的一个阶段……总体是简单本原的现象和自我表现”[1222]。在这里,市民社会、国家、宗教、哲学之间的差异作为简单内在本质的异化和现象一概是无差异的,这些因素皆不具备“半自律性””地位。它们在本原的面前实际上是平等的、相同的。所以,任何一个特定的矛盾都不是主导的矛盾。不能将矛盾看做一个有差异的多元结构,在这里,只有“同一性”,没有差异性。再进一步说,也就没有必要区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因为差异与多样性都只是表面的,在本质层面上,全部因素都可还原为同一个本质。普遍性决定一切,特殊性没有存在的必要。

在阿尔都塞看来,“说一个矛盾支配其他矛盾,这意味着该矛盾所处的复杂整体是个有结构的统一体,而在这个结构中,各矛盾间存在着明显的主从关系”[1223]。矛盾是有主导结构的复杂整体,因此,矛盾间必然存在根本的不平衡关系。具体地说:“‘次要’矛盾不是‘主要’矛盾的单纯现象”[1224];主要矛盾不可以没有次要矛盾或缺少某个次要矛盾而存在;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同时并存,不存在谁先谁后关系,也不是淮派生出谁的关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彼此不可分开,互为对方的存在条件,比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即是如此。在“社会”这个复杂的矛盾结构中,尽管经济因素可能占有主导地位,政治因素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完全由经济因素派生出来的,导致政治因素的形成过程中经济可能产生较大影响,政治中某些因素或许也可以还原成经济因素,但是政治中肯定还存在着不能还原的因素。这就是所谓的“半自律性”。

矛盾结构具有不平衡性和可转化性。其一,对立和统一、同一性和斗争性不是均衡对等的,其中必有一方会占据主导地位。毛泽东指出,世界上没有绝对平衡发展的东西,均衡不是常态,不均衡才是常态。具体地说,在毛泽东看来,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矛盾中,两个方面之间的发展是有时平衡,有时不平衡。平衡就是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的”[1225]。也就是说,不平衡是一种常态。具体到这一对矛盾中,两个方面之间的地位始终是不平衡的,有时候可能是经济基础占主导地位,有时候可能是上层建筑占主导地位。其二,在结构性矛盾中,主导地位是不断变化、转化的。在毛泽东看来,在具体的人的历史性生存中,经济因素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必然要与非经济因素产生关联。经济因素也不永远都是对立面中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非经济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上升到主导地位。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在地位上是可以转化的。这样,就既承认了经济因素在归根到底意义上的决定性,又承认了非经济因素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具有的主导地位。因此,人本主义思路与斯大林思路不承认不平衡性和转化性都是片面的。不平衡在这里就是转化的同义词。平衡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彼此势均力敌,共同推动社会发展,彼此作用完全一致;二是不转化,即主导永远是主导,从属永远是从属。同样,不平衡也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双方地位不可能对等,必有一方占主导,另一方要从属;二是转化,即主导可能变为从属,从属也可能变为主导。

第三,阿尔都塞试图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立场出发反对一元论辩证法。他在写作《保卫马克思》一书时,同时面对的是两个对象:一是斯大林的“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决定论”;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思路。这两个对象之间在本体论层次上是存在根本对立的,一个属实体本体论,一个属精神本体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思路看来,斯大林模式或斯大林主义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黑格尔辩证法因素丧失。因此,复活黑格尔是马克思主义摆脱教条主义、实体决定论的重要前提。阿尔都塞认为,从因果观的角度来看,斯大林主义与黑格尔主义是完全同质的,不过是表现性因果观的两种表达形式而已,都是黑格尔所谓矛盾本质的“母型理论”[1226]的牺牲品。所谓表现性因果律,就是通过把各种层次的东西看成是一个隐蔽的单质的表现,而将其联系起来,这个单质就是一个概念或者一种精神。如果从本体论角度进一步对此加以推论的话,就可以形成以下的判断,即:前者是物质实体决定论,后者则是精神理念决定论;后者批评前者是合理的。前者是见物不见人,后者则将人的主体因素从“物”当中拯救出来。然而,在阿尔都塞看来,二者在本质上又是同一的,都是还原式的、本质主义的“一元论”。因此,惟一的出路就是走向以结构因果观为基础的“多元决定论“。当然,在阿尔都塞看来,告别传统本质主义,并不是彻底推翻本质主义。实际上,完全超越本质主义是不可能的。同时,阿尔都塞也拒绝别人将其“多元决定论”当做“二元论”[1227]。一般地说,二元论是指承认精神与物质共同具有本体地位。但阿尔都塞从来都没有在任何意义上给予精神以本体地位。阿尔都塞虽然声称拒绝一切本体论,但他又承认在多元结构中物质因素在归根到底意义上所具有的决定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反本质主义”立场被后来许多学者指责为不够彻底,我们以为,这不仅不是阿尔都塞的缺点,反而是他的优点所在。

第四,由于非经济因素本身具有“半自律性”,社会生产力的变迁并不能直接影响思想、政治上层建筑。思想、政治与意识形态同样都是物质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对阿尔都塞“半自律性”这一概念的理解很关键。在反对经济决定论上,毛泽东没有简单地肯定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性,而是明确肯定了非经济因素的不可还原性,将非经济因素提升到了本体的地位。传统教科书体系在这一点上的错误一是重复或者退回到了决定论的地位;二是重复了资产阶级经济人的假设,为抽象的主体保留了空间。这一思维方式必将会为人本主义思路复活创造契机。在这些方面,毛泽东都坚决避免了黑格尔主义的复活。与之不同的是,美国学者诺曼·莱文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路出发,认为毛泽东之所以会肯定非经济因素的地位,主要应归功于黑格尔主义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复活。[1228]从阿尔都塞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不准确的。毛泽东肯定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并不一定要退回到黑格尔主义。毛泽东在吸取黑格尔主义合理因素的同时,并没有被黑格尔主义所同化,相反,毛泽东有保留地接受黑格尔,并在本体论层次上,坚持拒绝或者清除了黑格尔主义因素。这就是非经济因素的“半自律性”地位、相对独立性地位的确认。人本主义思路存在的问题是,它尽管肯定了非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但是它对人的中心地位、主体地位的张扬过于夸张,以致动摇了经济因素的基础地位,把非经济因素具有的“半自律性”当成了完整的自律性,让经济因素不得不处在屈从和臣属的地位。

在阿尔都塞看来,正确的解决方法是将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共同置放于一个共时性、结构性的构成中。这样,既不妨碍经济因素在归根到底意义上的决定性,又能给非经济因素相对的“半自律性”;既克服了经济决定论,又克服了信仰唯心主义。在这种结构性构成中,非经济因素的这种“半自律性”,与经济因素的决定性、基础性并不矛盾,二者通过地位的变化和转化共同促进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

的确,在毛泽东的《矛盾论》中,有几处地方都涉及与本质主义相关的问题。

其一,是在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上,普遍性、共性是绝对的,特殊性、个性是相对的。但是,二者都具有本体存在的地位。毛泽东说:“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1229](P304),先有特殊性然后才有普遍性。这意味着毛泽东没有彻底告别本质主义,经济因素在人类社会诸矛盾中具有普遍性,它最终会间接地决定一切非经济因素。但是个性同样也具有本体的地位。这是对黑格尔式本质主义的拒绝。

其二,是在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次要方面,其中,对次要矛盾与矛盾次要方面的肯定是十分重要的。这意味着多元因素在矛盾中的结构性存在。主要矛盾往往是直接表现为对抗性矛盾,这种类型的矛盾是可以用对立统一或者阶级分析方法来加以把握的。次要矛盾往往表现为非对抗性矛盾,这不适合用对立统一分析方法来对待,因为在这种矛盾结构中,不同因素之间尚未直接构成对立面,或者说,即使非要将其放在一起,也是同一性大于斗争性。对于次要矛盾与次要方面问题的处理上有两种方式:一是忽略其存在,不考虑其存在的影响,这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工人主义”或者“阶级政治”;二是在肯定阶级政治的最终决定性地位的前提下,将其一并吸纳到矛盾的多元结构中来,这就成了微观政治和多元政治的情形。

列宁和毛泽东领导的落后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复杂的多元结构中进行的。在这个结构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决定性的矛盾,但并不是惟一的矛盾;外部的环境、潮流与形势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就中国革命而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体不可能是单一的“阶级”主体,中国政治也不是单纯的阶级政治,而是包括了微观政治在内的。比如说;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但它又必须在主力军的选择上与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同盟。倘若将此观点置于当代左派政治的语境中,是不是让人感觉颇有些西方激进民主主义范畴中“联盟政治”[1230]的意味?“联盟政治”恰恰就是以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显然,这种理解毛泽东的结构主义尝试已经“溢出”了真实的社会历史实践之外了。

三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政治立场还是在理论取向的层面上,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与毛泽东的矛盾不平衡性理论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毛泽东的矛盾不平衡性理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阿尔都塞矛盾多元决定论的形成,说“多元决定理论……来源于毛泽东的矛盾学说”[1231],显然有事实依据;另一方面,阿尔都塞在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对《矛盾论》的这样一种重新阅读,在“无意识”之中也为毛泽东重新勾画出一种全新的思想肖像。但是,相比较而言,前一个方面的影响显然是远远小于后一方面的。因此,与其说阿尔都塞借鉴了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中的某些因素,倒不如说阿尔都塞重新诠释了毛泽东。阿尔都塞在理解毛泽东过程中的这种结构主义尝试,从根本上讲,是对毛泽东《矛盾论》中辩证法思想的一种“过度诠释”,是根据阿尔都塞本人先在的理论框架来重新勾画毛泽东的思想肖像。所以,阿尔都塞视域中的毛泽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真实中的那个毛泽东。《矛盾论》这个文本在阿尔都塞那里不过是充当了表达自己哲学理念的一种文字“替代品”。阿尔都塞对于毛泽东的个性化解读,比较具体地彰显出了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结合起来的这样一种尝试的价值、意义及其存在的问题。

客观地说,在战后法国思想界,结构主义思潮取代了存在主义的主导地位,试图用对于概念、对于现代科学、系统论的热情去取代存在主义鼓吹的投身生活、致力于政治的热情,用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无同一性理论去取代存在主义鼓吹的入学,用纯科学去排除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主观的意识形态因素,用结构主义的精神来“更新”马克思主义。不可否认,这一切的努力与冲动在其特定的欧洲语境当中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

尤其需要指出,“将现代系统科学中的‘结构’与‘结构分析’范畴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强调整体性、联系性、有机性或系统性,把整体放在第一位,从整体出发看待各个部分和要素,强调整体对部分的决定性和部分对整体的依赖性以及各部分联系的统一性”[1232],对于这些因素的关注有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的确,“在分析复杂的矛盾结构时,只指出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虽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仍然是粗线条的,特别是对结构整体的意义没能揭示出来,结构分析可以弥补矛盾分析这一方面的不足”[1233]

同时,我们更应当注意,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的矛盾对立是多方面存在的。在将现代科学引入哲学的场域,用现代系统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新的因素不能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确定性原则构成冲突与分歧。特别是在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上,多元决定的辩证法表面上看是用结构分析来补充矛盾分析,但是,倘若多走一步,就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辩证法和矛盾分析的方法的拒斥和消解。所以,这实在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在这里,不仅需要“勇气”与“勇敢”,更需要的是真正科学和慎重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与时俱进,要随着时代、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现代化、当代化和中国化进程中可能存在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最后,撇开具体观点层次上的判断不论,就阿尔都塞本人而言,我们应该承认他在《保卫马克思》中的理论努力将会对毛泽东研究的深层次展开提供一种方法论借鉴。笔者愿意相信,即使在阿尔都塞对毛泽东文本的“误读”当中,也可能存在着有助于我们形成正确理解的潜在因素。



[1206]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P53).

[1207]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70。

[1208] Louis Althusser,Future Lasts a Long time andthe Facts[M],London:Chatto&Windus,1993,11。

[1209] 孟登迎,阿尔都塞论中国[J],国外理论动态,2002,(8)。

[1210] 引自陈明显,晚年毛泽东[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1211] 引自今村仁司,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14。

[1212]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13]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P77).

[1214]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P327).

[1215]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P169).

[1216]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P166).

[1217]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P165).

[12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

[1219]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P168).

[1220]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P168).

[1221]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P168).

[1222]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P168).

[1223]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P168).

[1224]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P168).

[1225]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P322).

[1226]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P166).

[1227]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P135).

[1228] 诺曼·莱文,辩证法的内部对话[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1229]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30]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48。

[1231] 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关于  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  社,2003,297。

[1232] 蔡英田,毛泽东的矛盾不平衡理论与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理论[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8。

[1233] 蔡英田,毛泽东的矛盾不平衡理论与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理论[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