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承军:人的命运,书的命运——《血管》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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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研究员

1997年于北京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拉丁美洲人总爱用“切开的血管”这种表达方式,他们的歌词、诗句、报刊文章里不时会出现这个词。直到读完手中的这本书,我对它才有了更深切的体会。这本书就是《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此书初版于1971年,修订于1980年,我手中的版本是1984年的第38版,它已被译成多种文字。作者是乌拉圭新闻记者出身的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用作者的话说,这是一本用爱情小说和海盗小说的方式来谈政治经济学的书。关于创作目的,作者说的很清楚:“写这本书是为了和人们交谈,是以一个非专业作家面对一个非专业读者的方式,向人们揭示被官方历史掩盖和篡改的历史,即战胜者讲述的历史。”

或者用书中更加简洁的话来说,这是一本关于掠夺的历史的著作。

其实,这是一本关于拉丁美洲的经典作品,但是它的经典意义又不限于拉丁美洲。仅从它的一些标题就能看出该书内容涉猎的重大。此书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题为“地球的富有造成人类的贫困”,讲述了旧殖民主义围绕拉丁美洲金银、农作物和其他矿产进行的掠夺史;第二部分题为“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叙述了新殖民主义如何通过自由贸易、贷款、铁路、阴谋和暴力将拉丁美洲的民族工业发展扼杀在襁褓之中,解析了投资、技术、经济援助、合资企业、金融机构、国际组织等现代文明手段如何不文明地参与了古老的掠夺战。

如果说这本书和其他水平相当的同类书有什么区别的话,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叙述方式。作者把鲜为人知的丰富资料、说服力强的数字、敏锐的分析、深刻的见解纺编织成一个个平易近人的故事,将我们身边司空见惯的现象,剥去层层的伪装,让它伞暴露出骇人听闻的“文明”本质,而支撑这种能力的根基,是作者的立场、觉悟、热情和因此才获得的广博知识。

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大陆之一,也是人民最穷困的大陆之一。贫穷的原因不是由于那里的人懒惰,甚至主要也不是领导层的昏庸无能。制造“原罪”的魁首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祖宗━殖民主义制度。《血管》告诉我们,当年大西洋上开往欧洲大陆的船只装载的每一种货物,都为一个后来的拉美国家规定了命运,疯狂的人力、物力资源掠夺造成了拉美大陆上“哪里越是富的不能再富,哪里就越是穷的不能再穷”的人类文明悖谬。

玻利维亚高原上有一座海拔五千米的山峰,叫波托西,山脚下就是当年震惊了欧洲的同名银城,其名声之大,造成了一句古老了谚语,并见于著名的《堂·吉诃德》:“其价值等于一个波托西。”由于发现了银矿,至1650年波托西已拥有十六万居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十七世纪初,全城已拥有三十六座装饰豪华的教堂,众多的赌场和十四所舞蹈学校。1608年,波托西为庆祝宗教节日上演了六天喜剧,举行了六场化装舞会,进行了八天斗牛。但是波托西现在的人口比四个世纪前少了三倍,则世界上这个著名的穷国最贫穷的城市之一。人们与衰亡的矿山共命运,在废石堆和旧巷道里寻找一点含锡的碎矿。白银是没有的,连一点闪亮的东西都没有,西班牙人撤走的时候用小笤帚把波托西五千个矿井扫得干干净净。波托西对面有一座被当地人称做“瓦卡奇”的山,即“哭泣过的山”,从山上的泉眼里流出的清泉曾供矿工饮用。“瓦卡奇”是波托西被毁的沉默的证人,是它眼看着波托西怎样一天天地萎缩,改变颜色。

然而当年是美洲的白银养活了整个欧洲。

波托西“至今是美洲殖民制度留下的一道流血的伤口,一份控告书。世界必须以请求它的原谅重新开始”。

还有“白色金子”的悲惨故事。自从哥伦布第二次航行把甘蔗从西班牙带到美洲大陆,三个世纪内,这片大陆就成了为欧洲市场提供蔗糖的种植园。巴西东北部含有丰富矿盐和腐质层的沿海热带林区首先被看中,至十七世纪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甘蔗生产国,与此同时,森林、植被和动物都在单一作物的祭坛上成为甘蔗的牺牲品。当此地的地力耗尽之后,荷兰人把从巴西学来的技术用于巴巴多斯更肥沃的土地上,从非洲贩进大批更健壮的黑人奴隶,取代了巴西东北部的甘蔗生产。从此以后,这块昔日的宝地变成了巴西最贫困的地区,孩子们常吃的是木薯粉和菜豆,由于这种食品缺少矿盐,孩子们出于本能的需要吃起泥土来,大人们不得不给他们套上牲口用的口套,或是把他们放在柳条筐里吊得高高的。

这就是延续了几个世纪并存在至今的、欧洲人所说的“非洲恶习”之一。

十六世纪的殖民主义者把印第安人不堪忍受非人待遇而集体自杀的悲惨状况说成是“为了娱乐和逃避劳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洲有人继续把这种污蔑当成学术解释之一,宣称今天的古巴人继承了这一遗传基因。

在危地马拉的历史上,欧洲中间商为了招募大量农业季节工,带着乐队和烈酒来到印第安人居住的高山,把他们灌得酩酊大醉后,让他们在卖身契似的合同上画押;而今天,被冠以“嗜酒如命”之恶名的只是印第安人。

《血管》就这样让我们看见了殖民主义与种族歧视的隐秘亲缘。

西班牙人走了,英国人来了,拉丁美洲的命运依然如故。

欧洲借拉美殖民地得以大规模集中国际财富,却妨碍了被掠夺者跳跃到积累工业资本的阶段。当独立后的拉丁美洲人试图起步时,英国人又向他们举起了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双面魔镜,就像后来美国人挥动的民主自由变色旗――有利的一面总是朝着自己。英国在自己的纺织工业未立足之际,对出口未加工羊毛的本国公民判以断其右手,再犯者处以绞刑的酷刑;在教区牧师证明裏尸布系国货之前,禁止将死人下葬。但是当拉丁美洲的门户在十九世纪初刚一打开,英国人就迫不及待地向具有悠久游牧传统的阿根廷大草原出口所有马具,包括英国制造的阿根廷民族服装“彭乔”(一种骑马时穿的斗篷),向木材丰富的巴西出口即可入殓的棺材,向他们的热带沿海地区出口毫无用处的冰鞋,向仍无纸币的国家出口高级钱夹。被收买的独裁政府“像拉皮条的介绍淫妇一样将国家拱手托出”,关贸协定上“政治”(politica)被草率地译成“警察”(policia)。在西方国家的“援建”下,拉美许多国家的铁路网呈扇面通往面向欧洲的港口,港口的背后却是一片毫无内部联系的沙漠。

英国人走了,美国人来了,拉丁美洲的命运依然如故。

十九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之父”玻利瓦尔不无道理地把美国人称作“美洲的英国人”;本世纪初,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也曾做出过鲜为人知的断言:“美国已经把《独立宣言》彻底吐了出来。”五百年的历史给藕断丝连的西方文明打了一个大问号,如果作为资本主义本质的利己哲学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所谓“进步”和“现代化”不过是思维方法和手段的进步和现代化。《血管》虽然初版于七十年代,但是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相信世界发生了根本变化,《血管》的经典意义正存在于此。

在《血管》里,美国掠夺拉丁美洲的例子不胜枚举,残酷手段令人发指。有一段文字使我过目不忘。六十年代,软弱的巴西政府以缺乏资金为名,准许美国空军在蕴藏着丰富战略性矿产的亚马逊平原上空拍照。美国空军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获取了所有重要情报。此后不久,巴西二千万公顷的土地被出售或强占。这片土地的分布很奇特,它“呈条带状,把亚马逊地区同巴西其他地区隔离开来”。根据巴西国会的调查和陆军部的证词,美国政府鼓励这种做法的企图是在巴西境内开辟一条新边境,向这一地区定向殖民,秘密开发钍、铀、黄金、金刚石等重要矿产。二十多个美国新传教团在稀有矿产蕴藏丰富的地带定点传教,教授英语,并在这片地球上最大的可居住而荒无人烟的地区大量发放避孕药品。

在中国经济改型之际,当一些人急于“与世界文明接轨”时,读一读《血管》中“掠夺的现代结构”一节不无裨益,那里有他人的历史教训。我们可以读到,在诞生于美国、总部设在美国、并为美国服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拉美所有国家加在一起的票数不及美国所掌握票数的一半,因此,不得不接受该组织亦即美国的“指导”,陷入不断接受贷款、外债高筑的恶性循环。在由拉美国家提供大部分普通资金的泛美开发银行里,他们的总票数不足通过重要决议所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而美国独家拥有否决权,美国政府的内部报告承认,这一否决权使他们得以向包括大学改革在内的拉美事务施加压力。我们还可以读到,从1964年起,每一任世界银行的行长都是美国的著名商人;以此类推,还有国际开发署等等,无一例外。《血管》还以大量事实和细致的分析揭示,所谓的“合资企业”如何控制拉美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命脉,像上个世纪的铁路一样有毒的现代科学如何不科学地在拉美制造失业大军,扩大技术差距。汽车工业战、速溶咖啡战,一个个惊险小说般的例证解构了精密的现代掠夺方式。

一切的掠夺都是在“法律”、“合同”的名下进行的,连政变也是“合法”的;尽管法律条文可以草率到分不清“政治”和“警察”,合同可以有永不见诸于世的秘密条款,政变的幕后操纵者可以在事成之后承认那不过是他们导演的一场戏。惟独革命不合法,惟独将强盗的资产收归人民不合法。

五百年了,拉丁美洲丰腴的躯体已被压榨得瘦骨嶙峋,一道道被新旧殖民主义者开凿的伤口依然鲜血涓涓,裸露出条条血脉。当有些民族企图掩盖这些伤口,当另一些民族漠然无视别人的甚至自己的伤口时,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站起来,撩起自己的衣服让世人醒目。这与穷人向富人展示伤疤以换取施舍不同,这是对正义的呼唤,对不义的揭露。

《血管》带有鲜明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标记。书中大量引用其他拉美作者的资料、分析和结论,甚至尚未发表的著作;透过其中,我们似乎感觉到一个具有同样感受、同等觉悟并互相支持的知识分子群体。在首次披露的资料处,作者一一注明“为了写这一段,我查阅了…”,或者直接叙述自己的大量亲历━我注意到他都是乘坐底层人的长途公共汽车去旅行、访问的。作者还引用了不少欧洲、美国学者的原文著作。这种“我有证据”的话外音使人微微有一点伤感。欧美知识分子不需要这样做,他们的国籍就是权威。如果他们为受害者说话,那是要人感激涕零的。他们的每一点新发现都属于赫赫有名的“新历史主义”,而受害者的切肤感受从来就令人怀疑。

《血管》修订本的结尾记载了有关书本身的几则轶事:在一辆穿越波哥大街道的汽车上,一个姑娘正给身旁的女友读这本书,后来她站起来给全体乘客朗诵;在智利军人政变大屠杀的日子里,一位逃离圣地亚哥的妇女把随身带着的这本书裏在婴儿的尿布里;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学生一周内走遍了附近街区所有的书店逐段阅读这本书,因为他没有钱买下它。数国拉美政府当时禁了这本“腐蚀青年”的书。作者说:“事实证明《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不是一本沉默的书,我由此感到的喜悦中不含有任何虚荣。”

这本书在中国的命运让人遗憾。几年前它的全文译稿就达到了发排的水平:五位熟谙西班牙语和拉丁美洲情况的译者,一位老前辈的校对,清晰的注释,专家前言。似乎错过了某个出版瞬间,忽然风改云变,行情已今非昔比。如今,译稿被冷落地束之高阁,没有一个译者有信心、有情绪再向一家出版社问津,人人对气压都在准确的感受。明智的出版者颇有经验地说:“这样的书对中国的读者来说,太严肃了点,太生疏了点,太老了点。”

人的命运影响着书的命运,书的命运折射着人的命运。

如果没有明确的航标,发展的航船并不能将所有人带到彼岸,遇难者将多于航行者;不断更新的排版印刷技术、日益惊人的出版速度也不能使每本书都沾光,被淘汰的大多是些什么书,我不敢深究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