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荣:资本时代的人生悲歌——《问苍茫》及其叙事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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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玉林师范学院中文系

转自:左岸文化网

当《那儿》温热的气息尚在人们心中弥漫流转之时,曹征路又用他细腻、敏感的笔触为我们奉上了一部沉甸甸的长篇新作——《问苍茫》(刊发于《当代》2008年6期)。或许,这部小说已很难再拥有像《那儿》般的好运,但它作为曹征路对“底层”关注的一种延续,仍鲜明地表征了作者对于这个时代的热情和执著,忧虑与惶惑。

将曹征路的写作指认为现实主义,应是毋须争议的事实。无论是对下岗工人的书写,还是对打工民众的关注,字里行间都显露着作者对于现实的峻切思考和沉重担忧。然而,曾几何时,这一产生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之类伟大作家的创作方法却一度被中国文人所鄙弃和漠视。从“先锋文学”极端的语言实验到九十年代“个人化”写作的窃窃私语以及“80”后作家所谓的“玄幻小说”,中国的文学曾经一度失去了对现实发言的能力。当然,我并无意于否定这类写作对中国文学的丰富和提升,只是,在一个多元共存的文化环境中,文学除了可以回归语言本身的狂欢,叙写个人的心灵私语抑或高蹈于天马行空的悠远想象之外,也不应失去指证现实的最基本的能力。文学无疑是可以游戏的,但文学同样也关乎道义。在大多数作家沉湎于心灵的独舞、欲望的宣泄或语言的自慰中时,曹征路沉痛地指出,这个世界上还有苦难、还有眼泪、甚至还有更为令人惊心的社会危机。他的写作也正因为具有了时代的脉动和介入现实的力量,才使我们在这个轻飘的年代里感受到了文学未曾完全失重的一面。

和所谓的“底层文学”或“打工文学”一样,《问苍茫》描述了柳叶叶、张毛妹为代表的农民工在深圳的遭遇、屈辱和不幸。但和一些粗糙的“打工文学”不同的是,作者的思想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对苦难、伤痕的愤怒控诉或鞭挞之上,而是通过她们的人生轨迹折射出整个民工世界的生存窘态和精神创伤,也在更深的意义上暗示了制度层面的缺失可能导致的巨大的社会危机。将《问苍茫》归入“底层文学”实在只是一种权宜的策略,因为作品不仅叙写了打工民众的幸酸和悲哀,也同样刻划了知识分子的苦闷与惶惑,甚至还渗透着对资本家这些既得利益者的悲悯和同情。在曹征路看来,资本时代的个人无论具有何种身份都只是一种悲剧性的存在,由于拥有了这么一种阔大的胸怀和眼光,《问苍茫》才超越了所谓“底层文学”的狭隘与局限,于更宽广的维度上书写着资本时代中人类普遍的悲哀和不幸。

柳叶叶、毛妹、桃花、小青和香香是当下社会中处于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五个天真的农村少女怀着对未来的美妙想象和对繁华都市的热切渴望,不惜以身体和尊严为代价获取进城务工的机会(柳叶叶是作品的一个例外)。从这一无限屈辱的经历开始,毛妹、桃花们一步步被城市吞噬了肉体、灵魂以及生命。桃花做了一个香港人的情妇,换得了一套房子和每月三千块的零花钱,香香和小青成了发廊的洗头妹,用最原始的买卖继续着最悲哀的生存。最为不幸的是毛妹,这个善良的农村少女小小年纪却要背负着难以担当的家庭重任,直到临死之际,她都没有为自己真正的活过一天。当毛妹的父母拿着她用生命换来的金钱心满意足的离去时,我们的心里该涌动着一种怎样的酸楚和悲凉。生存的重力压弯了每一个卑贱或高贵的灵魂,更遑论这些一无所长的农村少女。近一个世纪前,鲁迅说过的:“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直到今天,仍幽灵般地萦绕于我们耳边。更令人沉痛的是,毛妹们已经回不去了。在资本主宰一切的都市里,她们的肉体、灵魂以及生命都沉溺或消融于一个无法触摸的黑洞中,于异地的孤哀和城市的冷眼中寂寞地漂泊恐怕才是她们最真实的未来。

如果说毛妹、桃花们的人生悲剧源于精神的蒙昧和生存技能的根本匮乏,那么掌握着一定话语权力和文化资源的知识分子在资本时代里又会是一种怎样的处境呢?赵学尧,一个大学哲学系的副教授,费尽心思才在昔日学生的帮助下当上了幸福村村长文念祖的顾问。而所谓顾问,不过是村长出场时一个可以显摆的饰品。身份尴尬的赵学尧自始至终完成了三件大事:威逼利诱替老板甩掉了情妇;巧施妙计让文念祖接回了私生子又做上了文氏家族的领头人;呕心沥血写了本以幸福村为背景的研究专著——作者却变成了文念祖。这实在是一种绝妙的讽刺!曹征路用近于冷酷的笔调展示出知识分子在资本时代沦于荒诞的生存状态和无限屈辱的精神困境。更为悲哀的是,赵学尧之类的知识分子并非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特例。小说同样刻划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知识分子形象——常来临。比赵学尧的顾问身份更为尴尬的是,常来临被聘请到没有一个党员的宝岛电子公司做书记,以至于他三个月来都没能弄明白自己的职责和位置。所幸的是,常来临终于在一次工人罢工的关键时刻凸显了自己的才能,用温暖的情感和委婉地规劝成功地避免了矛盾的激发。此后的他俨然成为了老板的得力干将,也在一次次激情四射的集体演说中找到了知识分子重回中心的梦幻感觉。然而,这种良好的自我想象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存在,紧接着工厂失火,老板逃跑,公司倒闭。在最后的时刻,常来临才幡然醒悟:自己不过是一头可怜的替罪羊,一颗被人利用过的棋子。

我以为,《问苍茫》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塑造的比较成功的。或许因为同为知识分子的惺惺相惜与精神相通,曹征路对他们的理解和把握显然比作为文本主体的农民工更为深刻和独到。赵学尧、常来临是背负着传统道义而又处在新的社会转型中无所适从的苦闷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事实上已隶属于葛兰西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一团体,成为附着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或社会利益集团的有机组成部分,为该体制或利益集团作意识形态的最终辩护。[27]所以,赵学尧鞍前马后的奔波效劳,只为树立起文念祖这个光辉的改革典型,而常来临苦口婆心的劝勉演说也只是为了维护宝岛电子公司的一己私利。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承认,在赵学尧、常来临的身上仍然潜伏着“传统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和良知。赵学尧在做私人顾问的同时,还不忘要写出一本可以指导中国农村改革的著作,实现他“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常来临在色诱面前,仍能以君子自重,在维护资本家利益的同时还适当为民工争权。即使公司倒闭了,也不惜以身陷牢狱为代价,指导民工夺回自己的血汗钱。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分明地感觉到了挣扎于利益和道义之间的灵魂苦痛。实际上,从将自身交给“资本”的那一天起,知识分子已无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可言。所以,何子钢经常告戒赵学尧:重要的不是你想什么,而是文念祖在想什么。遗憾的是,赵学尧、常来临们却并未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反而天真的认为,在一个狭窄的空间中(公司或工厂)可以凭借自身的知识力量构建起属己的精神王国。结果,他们在自我的幻象中掘进的越深,事实上遭受的打击也就越重。赵学尧的著作上赫然印着文念祖的大名,常来临在无法坚持的最后一刻,才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个挡箭牌。一个依附资本、失去“自我”,甚至连身份都无法确定的尴尬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和现实处境都注定了是一种难言的落寞与苍凉。当他们连自身起码的生存都难以保证时,又如何能够指望担当起拯救苍生的艰难重任。曹征路以他异常沉重的笔触,记录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困窘与无奈。从赵学尧、常来临的身上,我们不无伤感地看到:知识分子的道义之心尚存,可他们的灵魂却已经无力地陷落!

资本横行的时代里,无法拥有资本的人们(民工与知识分子在这点上并无区别)诚然只能依附、甚至奴役于手握重金的权势者,悲哀地、毫无自我的活着。可那些真正的资本掌控者就是否一定能幸福地、惬意地生存呢?事实也未必尽然。陈太,这个风情万端、姿态婀娜的宝岛电子公司老板,在作者的笔下,流露更多的同样是悲哀、艰难与不幸。身为女人,她没有丈夫(只是一个老人的情妇)、没有爱情,甚至连正常的性爱都无法拥有。所以,她才会屡次找机会亲近、暗示常来临,这每一个微小的细节背后,都事实上暴露出她内心深处最真切的寂寞与凄怆。作为老板,偌大的一个公司,陈太只能独自打理,跑订单、签合同、进货物,“接连五天吃的都是飞机餐。”满心信任的马明阳,还背地里给她捅刀子,贪污了公司的一大笔款。作为姐姐,她献出了自己全部的爱意、深情、甚至一辈子的幸福,可这些也最终未能挽回弟弟苍白的生命。这个拥有千万资产的富有女人,又从哪一个角度获取了我们所谓的“幸福”呢?记得巴金在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时说了一句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是的,在尘世生活的漩涡里,冥冥众生又有谁可以超拔于这种宿命的悲剧之外呢?

曹征路的洞察无疑是深刻而透彻的,他那宽厚的悲悯情怀也让这部小说的基调变得更加深沉与凝重。说到底,在人役于物的时代里,所有的人生都将是一曲无尽的悲歌,没有谁可以逃避人间的劫难和不幸。无论是农民、知识分子、还是一掷千金的资本家,都命定了要在资本长长的阴影下舔舐自己悲伤的灵魂。庄子千年前就已经说过:“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可惜的是,我们每一个凡人都无法做到像庄子那般的超然和洒脱。

以一种大悲悯的胸怀来看待世俗人生,用犀利的笔触挺进到了现代人的心灵深处,进而揭示出他们的精神憋闷和生存苦痛,这当然是《问苍茫》值得首肯的一面。但仅仅看到这一点,我认为还是不够的。相对于那种急切地呈现苦难,愤怒地表示反抗或怨恨的“底层文学”来说,我倒更欣赏《问苍茫》在叙事上所表现出来的从容、大度以及那份淡淡地温情与希望。当下的作者,已经越来越匮乏叙事的耐心,他们用各种好看的故事来吸引读者的眼球,遮掩文本的空虚。而小说作为一种叙事的艺术,正逐渐被他们所遗忘。在这样的时代,倘能保持一种叙事耐心的作家就尤其显得稀少和珍贵,而曹征路应该就属于其中的一位。《问苍茫》本可以写成一个关于罢工运动的剑拔弩张的精彩故事,可曹征路却有意地淡化了对这一景观的刺激性描写,只是以其为线索串联起柳叶叶、赵学尧、常来临他们的人生历程,直到最后,才让罢工运动以极其低调的姿态出场。在这里,曹征路关注的显然不是故事,而是故事中的人以及如何讲述这个故事。从小说整体而言,故事是一个线性的演进过程,书写了柳叶叶她们从进工厂到最后离开工厂这一人生经历。但事实上,在时间整体推移的过程中,文本的内部撕裂开了多个口子,作者随时以插叙、倒叙的多种叙述方式对柳叶叶、毛妹、常来临他们的生活历程进行交代和补充。这样一来,时间上的回溯以及故事的断裂就必然造成了情节的延缓与停滞,小说的叙事在紧张的发展进程中也得到了有效的缓冲,因而,文本的叙事节奏自然地呈现出舒徐而从容的一面。除此以外,曹征路在情节的高速运行时还常常有意地荡开一笔,去写与此关联不太紧密地天气、景物或风俗,从而成功地避免了情节的突进式发展,表现出十分高超地驾驭叙事的能力。小说的开头本来就直接写到了罢工,按照故事推进的逻辑,接下来应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矛盾的激化或平息。可是,曹征路却在从容不迫地描写台风来临时的症状与威力;述说客家人惜命的传统和女人“自梳”、“自靠”的民情习俗;展示文念祖与陈太在电话里暧昧的调情。急速演进的情节在作者随后这种娓娓地讲述中完全被平抑和消解了,文章的叙事进程也由此变的缓和、从容。这一叙事方法的运用当然并非曹征路的独创,谢有顺早就指出,“文章”传统是中国小说的神髓,“中国小说的叙事精神,从来不是只跟着情节走的,它在制造故事的同时,往往也把小说叙事当作‘文章’来经营。”“中国古典小说中常常穿插诗词歌赋,甚至故意将故事情节停下来,大写一个人的穿着或者一桌酒菜的丰盛,其实就是为了缓解小说本身的紧张,使小说因为具有了‘文章’的味道,而变得从容、沉着。”[28]这确实是一种很有见地的看法!但今天,中国小说这种独特的叙事艺术已经差不多要失传了。我们的作家大多在奔跑着叙事,没有闲心、没有停顿,也无法在小说中窥见他们的潇洒与从容,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可喜的是,曹征路的《问苍茫》重新激活了我们对文学的信心,它一方面赓续上了古代小说的伟大传统,另一方面也对当下写作中的快节奏叙事进行了有力的反拨。

这种充满张力的弹性叙事不仅源于曹征路对自己叙事能力的高度自信,也同样源于他在故事讲述中表现出来的宽容与平和。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中充斥着怨恨、愤怒与不满,以至于文学简化为一种情绪的表达,丧失了它应有的深刻和优美。王鸿生在“大连诗会”上就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从“怨恨”、“不满”、“否定”这些本属弱势群体的伦理情绪出发,这使诗人“缩小”了自己;由而,我们变成了情绪恶劣的人,一些心境很糟糕的观察者,甚至把自己异化为“他者”,目睹“他”的颓败、退却和沉沦;于是,美好的事物一去不返,感动、温暖和欢乐似乎已与我们绝缘,这是非常悲惨的事情。[29]的确,一个叙事者只有具备了超越世俗善恶的博大胸襟,才有可能让他的思想走向深刻和宽广。从这个角度而言,《问苍茫》显然呈现出与“怨恨文学”不同的一面。作为一部反映弱势群体在现代都市中苦难遭遇的文学作品,小说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表达出一种强烈的怨怒或仇恨。作者不是将笔下的人物和矛盾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对每个人的生存窘态与精神困境都给予了深深地理解和同情。被大火烧的面目全非的毛妹,在绝命书的末尾还不忘写上:“我在电视里看到我们老板了,她真漂亮。”[30]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于这个人世最后的留恋与善意。多次和老板发生冲突,甚至连正常的工资都难以领到的民工,当看到陈太的弟弟因白血病需要大量输血时,他们还是捋起了自己的手臂。“打工仔们快要把献血车挤翻了”,虽然“他们有些是跟风的,有些是不情愿的,但更多的人是出于同情,出于爱心。”[31]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激烈的对抗或仇恨,而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谅解、宽容与同情。不仅如此,作者对其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也从来没有在道德的意义上予以严厉的审判。无论是做情妇的迟小姐、桃花,还是沦落到做妓女的香香、小青,曹征路的情感里始终都倾注着对她们最深切地体恤与悲悯。即使是马明阳这个狂热的拜金主义者,作者也合理地写出了他内心创伤的一面。因为具备了这种宽恕的情怀,《问苍茫》才跳出了那种简单的情绪化叙事,拓宽了“底层文学”书写人性与现实的边界。牟宗三在评《红楼梦》的时候说过:“必须饶恕一切,乃能承认一切,必须超越一切,乃能洒脱一切。”[32]我深深地认同这一点。

这个世界上因为有爱,才有了宽恕;因为有宽恕,才有了人与人的温情;因为有温情,才有了人世间的希望和想往。但是,很长时间以来,许多的作家似乎已经淡忘了世界上还有爱、温情、理想与希望。他们专注地书写人性的残忍和暴虐,书写世界的黑暗与绝望。在他们的笔下,没有生气,没有亮光,有的只是人性的荒芜和寂灭。虽然,我们承认,黑暗是现实世界的一种常态,“卡夫卡也写恶,鲁迅也写黑暗,曹雪芹也写悲剧,但是,我们都清楚,他们笔下的黑暗和悲剧都是有一个更高的精神维度做参照的。卡夫卡的内心还存着天堂的幻念,它所痛苦的是没有通往天堂的道路;鲁迅对生命有一种自信,他的憎恨后面,是怀着对生命的大爱的;曹雪芹的悲剧背后,是相信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情感的知己,存在着一种心心相印的生活的。”[33]可现在的许多作家却断然推倒了作品中赖以支撑的精神力量,在通往心灵的道路上,他们决绝地切断了所有的途径而沉迷于无边的幻灭之中。我以为,这样的写作其价值是十分可疑的。文学诚然应该指证生活的破败与黑暗,但在指证的背后更应有超越生活的高远想象和祈盼。于这个意义上,我认可曹征路的写作。尽管《问苍茫》的现实世界里仍存在着许多的不平与阴影:被蹂躏的女性,被欺压的民工,被侮辱的知识分子,但作品中的希望之光从来没有被黑暗所淹灭。柳叶叶——这个懵懂无知的纯真少女终于在一天天的打工生涯中坚强地成长起来,用自身的知识成功地捍卫了做人的权益和尊严。她的出现,给曾经一片黑暗的“底层世界”射入了一丝微弱的亮光和希望。同样,富于正义感的唐源始终不渝地坚持着维权的事业,即使腿被不明身份者砍掉了,还依然恋恋不忘自己的“春天服务社”。这些成长于民间的中坚力量,正以他们柔弱但亦相当坚韧的姿态标示着自己不可忽略的存在。恰如柳叶叶在文末所说的,“只要心在,什么都不会完。春天还是春天,我们还是我们。”[34]是的,心在,希望就在。我想,这或许也是《问苍茫》值得关注的一个理由吧。



[27]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第23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8] 谢有顺:《对人心世界的警觉》,《小说评论》2006年3期。

[29] 曲春景、耿占春:《叙事与价值》,《序言》第8页,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

[30] 曹征路:《问苍茫》,《当代》2008年6期。

[31] 曹征路:《问苍茫》,《当代》2008年6期。

[32]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第19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3] 谢有顺:《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第99页,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4] 曹征路:《问苍茫》,《当代》2008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