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特其罗:《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序言及第一章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60

我要这个世界

并且要它原来的样子

再一次地要它,永远地要它

我贪得无厌地嘶喊着:

重新来过

——尼采《善恶的彼岸》

五月,在法国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在1968年的五月,法国却突然爆发了它现代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一次社会运动,整个社会几乎到达了革命的边缘。在一 个感受不到任何明显的政治或经济危机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却事前毫无任何征兆地发生了一场如此惊天动地的事件,完全超乎了任何人的想像,当然也包括了 法国人自己。由于其影响既深且广,如今虽然已经历卅载,整个事件似乎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完全沉淀下来。相反地,随着日后历史发展的不同需要,一直反复不断 地被讨论与诠释。

“68”已经成为近代法国社会的一项遗产,化作潜藏在人民意识层之下的一种“集体无意识”(inconscient collective),不因意识形态的不同或党派的差异而有所区别。事实上,我们更可以将“68”本身视为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直被压抑问题的 一次无预警式的爆发。运动虽然迅速地结束,可是所显露出来的症状,如幽灵般长期缠绕着法国的社会。

事件表面的导火线,源自于当时的大学生对整个高等教育制度的不满。六十年代,法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整个大学体系却相对落后。不仅硬体设施明显不足,无 法满足战后大量拥入高等学府的学生之需要。所传授知识的内容也无法跟上社会的脚步,特别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原则之下,对大学教育变 革的要求也因此格外强烈。

面对大学的保守、封闭与僵化,学生的不满虽然一致,可是由于各方的立场不同,其诉求也各异,甚至相互矛盾。一部分学生的愿望,在于高等教育制度的现代 化,彻底改善学校的基础设施,更新教学的方法与内容,提供给学生一个自由、开放与完善的学习空间,最终使经过激烈竞争挤入大学窄门享有受教权利之人,毕业 之后,顺利的投入就业市场,找到正式的工作。

另一批相对较激进的学生则与此完全相反,并非仅在技术层次对当时的高等教育不满,而是追根究底,对大学本身的理念以及背后整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质 疑。这些人认为,大学不应该只是一处职业训练所,工作也不等于餬口饭,生命更非意味着自私、自利、庸庸碌碌与自我压抑。这两种相互矛盾却又统一的观点,相 辅相成,构成了68年五月学运最初发难的基础。

面对学生的诉求,当时的法国政府非但未积极地回应,反而粗暴地镇压,使得事态不断恶化。由于学生的组织行动得法,且议题切中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症结, 以至于事件迅速地蔓延。在极短的时间里,不仅席卷全国的各大学,并且扩展至工人阶级,引发了全国性的大罢工,整个社会瘫痪与国家权力的暂时真空,最终导致 内阁的更动,国会的全面改选与总理蓬皮杜的下台。

然而,如此巨大的一次事件,在持续近一个月之久后,却倏然地落幕。除了少数托洛斯基派与毛派团体继续坚持斗争外,整个社会又迅速地恢复了旧有的秩序。 常态的政治活动重新出现,经济的齿轮也开足马力,再次高速运转,整个国家又被导致既有的劳动与休闲、生产与消费的轨道之上。

法国68年五月的学运,毫无疑问地与当时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相互呼应。无论是在波兰、捷克、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美国,青年人对现状 的愤怒与反叛,成为一股无法阻挡的潮流。然而在法国,并且只有在法国,反叛不仅是青年人的,同时也是社会的。除了大学生外,参与的人从中学生、年轻的工 人、技术人员,到中层干部、学院人士、知识分子、专业人士等,包括了社会各个不同的阶层,并导致整个国家权力真空与社会瘫痪几近一个月之久。

与其他国家的学生运动相较,为何法国的学生运动在时间上较晚,可是却更深入与更广泛地撼动了整个社会?图罕(Alain Tauraine)认为,这种独特地现象与运动最初的导向无关,因为法国学生的诉求基本上与其他国家的学生运动类似,主要原因应与当时法国社会的特殊状况 与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有关。

六○年代,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后,整个法国社会积极地朝所谓的工业化国家迈进,一切以经济或科技的标准作为最高指导原则。增长不仅成为经济的鹄的,也变 成社会与人文领域的共同目标。然而,工业化社会单面向(unidimensional)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与矛盾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与此同时,大众传播媒 体弥漫着一股标准文化,贩卖着幸福快乐人生的妙方。汽车、电视、度假、舒适、优雅……似乎唾手可得。自由、自主、自在、自足的日子有如近在眼前。一切的战 争、社会冲突都烟消云散,贫穷的消灭、社会的不平等被扫除……仿佛人类终于在工业化的坚实土壤中找到了解决一切困难的依据,历史也终于越过了前半世纪两次 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创伤。

在这巨大的反差中,法国国家的角色一直暧昧不清。从殖民帝国转型成一个所谓的现代民主国家的过程时,法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矛盾的综合体。它既中央集 权,同时又结构涣散,既现代,同时又老旧,既伟大,同时又渺小,既自由,同时又威权……除了在国际上代表这块土地的住民以外,似乎并无法真正使人民对他自 身社会的运作方式产生任何的认同。以至于当不满的能量积累至一定程度爆发时,因为国家是民主的,所以无法采用集权国家的方式,真正予以武力镇压。可是事实 上,却又正是因为国家过于中央集权,不允许社会其他部门的自主运作,以致冲突不断发生与扩大。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在东欧,如捷克、波兰,在高压 的政治下,学运可以迅速地及强力地被敉平。在西方,由于大学制度基本上独立,以至于整个问题无法延伸至国家的层次。换言之,学生的反叛运动,在东欧,瞄准 的对象是国家。在西方,是文化。而在法国,则是社会。

因此,当国家宰制整个经济生活与社会运作时,文化的反叛成为抵抗权力的一种斗争方式。法国五月的学运成功地将政治上的抗争与文化上的反叛,二者结合成 为一种社会的运动。这也是为何其他国家的学运,如德国,大多停留在自身的圈子里,虽然提出了许多观念,但只是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与拒斥。然而,在法国, 时间上虽较晚,却在具体行动中引爆了整个社会的内在矛盾。在西方现代官僚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民第一次产生了对激进革命的肯定,而不再仅是停留在示威与请愿 活动的范围。

按照传统的社会分析观点,任何一个重要的社会运动都无法独立于工人运动之外,社会运动的主体应是工人,尤其是在像法国这样具有悠久社会斗争经验传统的 国家,工人阶级一直是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为何68年五月的事件,是由学生发动与领导,而非工人,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特别是在戴高乐主政的时期,整个法国社会在工业化的过程里,绝大部分工人并未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危机爆发的前夕,总理蓬皮杜政府的政策充满 了反工人阶级的色彩。低工资、劣质的工作条件、专权的领导、对工会活动设置诸多的障碍、严重的住屋问题与教育训练的过度分化等,整个劳动条件的制度化,远 远落后于德国与英国。

从68年运动的经验可以发现,社会运动事实上并不完全是由社会的底层,特别是社会、经济条件最差的阶层为主导。如果是这样,那么十九世纪就应该是以农 民运动为主导,而非工人运动。事实上,决定性的因素应取决于一个社会中统制力量的本质,以及运动本身与统治阶级的关系。这也意味着,不应当仅从社会职业的 角度作为选择的惟一标准。

在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里,城市的小市民才是社会运动的主要力量,因为他们真正承受有产者及国家的统制。在资本主义初期工业化的阶段,主要冲突的场域,则 是在工厂以及整个劳动的关系之中。而在我们所谓的消费社会里,问题的主要症结从生产转向消费时,文化的层面则显得格外重要。

在这种意义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形成中的社会运动本质上与工人运动不同。这当然绝不意味着工人所处的不利世界与此全然无关。而是说,工人运动所采取的 行动,就社会学上的意义而言,与五月运动不同,可是在历史层面上却相互融合。这也说明了五月运动的另一个暧昧与矛盾的特色,亦即运动虽然由学生发难,并扩 及工人及不同的社会阶层,以致引起全国性的大罢工,可是运动真正触及的却多是工人及各阶层中的年轻人。

相反地,其他大部分的工人及受薪阶级,似乎满足于将保护他们权益的行动交予工会,要求的多只是停留在短期性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等技术性问题上。就这点 而言,68年五月运动里,最保守与最相信现代官僚资本主义诱饵的,矛盾地却是理论上应该是最革命的工人阶级。特别是法国共产党以及它所领导的工会团体,非 但不是整个运动的前卫或先锋队,运动的初期甚至还采取敌视的态度对待学生。

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在运动中及运动后广为流行,但法国共产党由于无法掌握社会的脉动,因此它的政治影响力在五月事件中受到严重的挫败,并且从此一蹶不振。

所以,五月的运动并非是工人运动的新化身,而是一种崭新的社会运动的雏形,展现了新的主题与新的行动者。整个事件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繁荣的外表下,存 在的不只是某些所谓地简单的边缘性问题,激进式的冲突与革命的可能也同时存在。此外,也暴露出在政治与社会的层次上,对“学生”这个概念理解的困难。无论 是在社会学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不存在这个范畴,忽视将现代的青年视为一种历史与文化现象,或者是某种与传统不同的新的年龄类别。正是理论上的这种漏 洞,使得整个事件仿佛从天而降,毫无预警似地突然发生。

学生以及整个青年之所以成为事件的主体,是因为他们已经真正为社会革命的一极,彻底地与典型地具现了现代个人深层的及普遍的生存状态。在经济发展的国 家,教育已经不再仅是一种文化遗产的传递,而是某种具有决定性的生产与发展的物质力量,大学则正是这整个系统的重要一环。学生事实上并非是一个职业类别, 而是一个既接近又远离整个社会矛盾与张力的场域。革命的行动不必然完全是以社会边缘分子的导向为主。相反地,却是位于社会结构矛盾核心的学生,这些人与国 家机器的发展与转变紧密相连,与整个政治与经济体制性的统制直接冲突。因此,在不同形式的政治与经济权力的笼罩下,学生或青年知识分子直接是以劳动者的身 份,成为运动的主导,不再是如以往,是被压迫或苦难沉默大众的代言人。

68年五月的另一个特色,是整个运动虽然充满了政治性,可是与此同时,难以置信地却又是充满了节庆式的成分。在过程中,镇暴部队与示威游行分子之间, 毫无疑问地存在着激烈的冲突。警棍乱舞、石块齐飞,处处是被焚的汽车与催泪弹。然而在街头巷尾的惨烈战斗中,部队并无真正开火射击,双方仿佛有默契似地努 力克制,避免使事件成为一场生死斗争。

公权力的暴力虽然未演变成无情的杀戮,可是却无法恢复制度本身的尊严。反而使整个大学的、社会的与政治的规范与法律丧失了原有合法性的基础,替整个事 件的节庆化敞开了大门。因为统治权威的破产、社会规范的解体,突然间解放了所有在制度中被压抑与禁止的事物。国家权力的真空使整个社会处在一种假期状态, 所有曾经“正常的”、合法的与制度化运作的机制全部销声匿迹。

在教室、街上、工作间、办公室,另类的声音出现,以往没有发言权力或欲望的人开始相互倾诉。原本不相识的人,也变得和蔼可亲,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距离与藩篱突然撒除,涌现出一种独特的再社会化情形。这不仅存在于普通人之间,也出现在政治立场上不同的派别里面。

事实上,当时参与运动的分子相当复杂,诉求也各自分歧。譬如无政府主义者与国际造势主义者(L’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倾向于坚持此时此地的斗争,强调在大学的内部反对大学的必要;而托洛斯基派与毛派分子则主张将眼光投射至第三世界的革 命,希望将资产阶级的大学转向为工人大众服务。这些在政治光谱上潜存的对手,却共生共存,形成了一个真正的整体。

整个巴黎在烽烟四起、街堡处处的状况下,散播出一股节庆般似的无名兴奋。这种节庆感远远地超出了一般性的消遣,根本上是对某种生存需要的向往,可是却 一直遭受到所谓的“正常”社会与常态政治的抑制。就这层意义而言,五月的运动又是充满了政治性的、非暴力的普遍性友爱和人际沟通的重新建立,与冲突时的暴 力性,矛盾地构成了整个事件的一体两面。

依照摩林(Edgar Morin)的说法,整个事件在文化上对法国社会至少产生两个重要与深远的影响。首先它侵蚀了整个社会的地基。西方理性化社会的两根主要支柱:秩序与进 步,不再是不可置疑的起点,工业社会以科技与经济挂帅的意识形态丧失了它原有的魅力。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经济的成长、都市化的增加、教育的延长…… 等,这些曾被视为是绝对进步的象征,如今突然显露出一种反动的面貌。

对进步概念的质疑事实上虽然早已有之,可是皆未如这般地断然地被视为是反动的,并且批判的声音是来自于强调进步主义的社会内部。人们开始“质”问官僚 化、科技化、效率化的生活,难道不会带来无止尽的压迫与精神的变异?所谓的疯狂难道不正是潜藏在我们一直深信不疑的理性之中?事件之后,社会虽然继续前 进,可是一切已不再一如往昔般地确定。

其次,它有利于某种新的时代精神涌现。在对既有社会质疑的同时,某种深层的渴望,以不同的形貌酝酿、渗透与扩散,人们不再如六十年代般地压抑与克制。 徘徊在顺从与反叛、习性与不安之际,逐渐用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工作、自然、死亡、性或者异性。这种对存在的新渴望,突出地表现在“欲望 ”(desir)这个字广泛地被使用上面。媒体也不再美化现实,开始真正面对问题。曾经提供现成幸福药方的杂志,亦出现了有关老年、疾病、孤独、夫妻间的 困扰、人际的障碍等问题的探讨。

必须指明的是,68年五月的运动虽然与美国加州青年文化运动的内涵有些类似,含有对自由以及团体生活的渴望,可是本身却并不包括新女性主义、生态保护 意识、差异性文化(culture of differences)……等议题。它只是一个断裂,然而在效果上却开启、加速与扩大了以上这些运动在法国的发展。

此外,就政治层面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语汇与分析架构,是惟一比较能够贴切地呈现现代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困境的理论武器,以致一股泛左 翼的思潮在68年五月事件之后逐渐成为主流。然而,马克思主义的这套语言,虽然成为参与者以及事后诉说者共同的基本沟通与思考工具,可是它并无法完全真正 解释整个运动的独特性质。它的流行只是暂时填补与回应对所发生事件的了解需求。特别是各派对未来革命形势的预测,在现实世界里相继落空之后,整个左翼的思 潮开始逐渐回落,在激烈的自我批判中,寻求新的出路。后来所谓的“新哲学家”(nouveaux philosophes)事件,即是其中一段比较突出的插曲。68年五月的事件,给法国的左翼带来了极佳的机遇,同时也带来无比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在事件 之后虽然影响力扩增,可是同时却也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68年五月事件发生至今已历卅载,有关的文献与研究也早已多不胜举。然而我们可以发现,人们不断地谈到68,可是深入地讨论却相当困难。不仅当年参与 者的记忆经常摆荡在两个极端,不是热烈拥抱式的怀旧,就是对过去的行动全然的否定。甚至相关的研究,经常也是站在某些预设的既定立场,一厢情愿式地对整个 事件投射出自身的欲望或焦虑。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可算是费黑(Luc Ferry)与柯诺(Alain Renault)二人合著的《68年思想》(La pensee 68, Gallimard.1987)一书。由于68年五月运动之后,某些被称之为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法国思想家的著作蔚为流行,作 者即想当然耳地将这些被归类为“反人文主义”的论述,直接地联系至68年五月的运动,不但认为前者是后者指导思想,并且充满道德口吻地指责法国目前弥漫着 一股所谓的虚无主义与此有关。

事实上,事件绝大多数的参与者,对上述思想家的著作不仅完全陌生,所持的立场,无论是或明或暗,也与其截然不同。自主的要求、存在的困境等议题与主体 的消失、人的死亡、意义与历史的终结等,并无必然的关联。从巴黎大学索邦(sorbonne)分校、墙上所写的“阿尔杜塞无用”(Althusser a rien)这句著名口号,即可略知一二。此外像福柯(Michel Foucoult),如我们所知,68年以前,他对学运的态度也是相当的保守。至于拉岗(Jacques Lacan),当时更是不会有人认为他的著作与社会或政治运动有关。《68年思想》的作者完全未注意到,是由于五月运动的挫败之后,整个社会气氛与时代精 神与反人文主义的思潮相互契合,才是真正导致这些思想家的著作广受欢迎的原因。二者之间真正的关系并非是思想的,而是由于二者共同处在反叛的境遇之中。

按照一般的想法,革命应该只会发生在贫穷、落后与动荡的地区,可是1968年的五月,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却毫无预警,首次自主地出现了一场 准革命性的运动。整个事件所代表的意义非凡,经常甚至有人将它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一八四八年布尔乔亚革命与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并列。夸特罗其与奈仁 两人合著的这本专书,虽然不能说是有关这项议题的权威之作(其实到现在似乎也还没有),可是却是一个极佳的入门读物。夸特罗其在前半部,排除枯燥的历史性 叙述,代以散文诗般的描绘,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当时的气氛。而奈仁在后半部,则补以严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感性,一理性,完美地提供了一个了解 1968年五月运动的初步架构。

当苏联共产集团解体,资本主义仿佛取得了全面性胜利之际,在这个历史时刻,重新审视这个来自资本主义内部的事件,不禁令人想到,历史可能并未终结,而是如这本书的标题所言:终结的开始。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卅年。

第一幕

布尔乔亚

有一个贬低所有乐趣的

乐趣

先把时间场景倒退到南岱和(Nanterre)。一个当代寓言在此开始。

一九六三年。某个星期三。例行内阁会议。需要一个新的大学校地(进步是也)。

最好是在巴黎郊区(规划是也)。

那时的陆军部长麦斯莫(Messmer)对当时的教育部长佛谢(Fouchet)(1968年五月的内政部长)说:“我在巴黎西边的南岱和有一小块地。你要用的话就拿去。”(政治是也)。

是一空军储料场,位在一片荒村败地之间。

浪起南岱和

1968。水泥与玻璃校园。为的是十六和十七区──高级住宅区,巴黎的繁华陵寝──的中产阶级儿女。还有停车场;一大堆专为五陵年少所建的停车场,他们住在家里,开着妈咪的车上下学。(家庭是也)

校园四周,还是阿拉伯和葡萄牙人的荒村。

发育不良的青少年在生命的边线上镇日玩足球(这是他们的女人!他们的语言!)。烟囱、廉价国民住宅、荒原。

喷枪在墙上写着:

都会、洁净、性感。

一万两千个学生。一千五百个住校。

一星期一场舞会,两场电影,其它晚上看电视。电视,大众的鸦片,但也是知识分子的自作自受。(文化是也)

一面墙上写着:像飞虫扑窗般地撞碎你的脸,然后腐烂。

宿舍房间设备不错且消过毒:有大玻璃窗俯瞰阿拉伯人贫民窟。“外国人”不准入内,不准调整改变家具,不准起火。宿舍区内不得搞政治。

外墙上写着:自由在此停止。

年过二十一或有家长特别许可的女孩可以到男生宿舍。但女生宿舍男生不得进入,因为──部长说──自然有其定理,最好承认,不可或忘。而且呢──部长说──“女生也不真地希望男生侵入她们的女性化世界”。(伦理是也)

有一小票毛派、托派、安那其、造势主义者(situationists) ;还有龚本第(Cohn-Bendit)。(极端份子是也)

这是洪水来临之前。

社会系的学生最活跃。但这些活跃份子只在一个真空中活动。他们唯一的诉求:越南。(大多数人是异化疏离的,只有少数人有觉醒意识──左派的神话是也)

有一张黑名单,列着几个活跃份子的名字。葛哈班(Grappin)院长──好爸爸、自由派(曾是反纳粹占领运动者),亟力否认有黑名单这回事儿。

但校园里却老是出现身穿黑风衣的陌生人。他们一定和那些针对现正活跃于巴黎的“越南委员会”(Vietnam Committees) 进行调查的人是同一帮人。

风衣怪客拍摄“极端份子”学生的照片。

学生也反拍回去,并把怪客的照片钉在看板上。

长廊的看板写着:“(越南)民族解放阵线(FLN)胜利”、“所有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越南在越南”。学生要求社会学教授播放克理斯马克(Chris Marker)关于佛迪埃色塔工厂(Rhodiaceta) 大罢工的影片,遭拒。

学生要求讨论威廉赖希(William Reich) 关于压抑和性欲的书,遭拒。

学生开始反问教授。

请问荣誉教授,谁是查理曼?

查理曼是一个为基督教而战的伟大君主。

请问荣誉教授,工人午餐吃什么?

他们吃他们能吃到的,我的孩子,我们还是一起来关心属灵之事,不要被芝麻琐事烦心才好,因为伟大的前程正等着你,你得规训自我,并学会识时务。

无名者写在墙上:“教授,您老了”。

开始有些不对劲,墙开始现出裂缝了。

心灵开始骚动。几个好事者开始搅动春水。

学官们被搅昏了。

米梭飞(Missoffe)部长 大驾光临主持新游泳池启用典礼。

他写过一本关于青年的书,每个主管青年的部长似乎都写过一本。

镁光灯。阶梯教室。部长说,学生听。

学生龚本第打断演说:“我读过你的书,六百页的瞎扯淡,性问题你连碰都不碰一下。”

部长光火了。失去了酷劲:“难怪,从你脸上就看出有这类问题……跳下水游个泳

吧……”

报纸开始谈论。

媒体会报导这件事似乎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讯息,大众媒体向学生指出自我认知之路。

由尊师重道所构成的铁丝网其实早已老锈了。质疑就是老虎钳。这个大学,或知识工厂,遭逢头一回野猫罢工。

教授们正在被一个个的问题扒掉衣裳。笑,这个立即欢喜自在的亵渎艺术。不一会儿,教授们都成了赤裸的国王。

喧哗的异议队伍行鸣枪行进,不时还有新加入者,教授们赶紧躲将起来。

闹成大新闻了。意大利籍的学生学会如何割破巴士轮胎,学会用沙子洒向追逐他们的条子(flics)。德国籍的学生则擅长克服警犬。每个文明都不同。对于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回答。

三月二十二日,学生占领行政大楼,大唱“卡曼纽勒”(La Carmagnole) ,但是把歌词因应情势略作修改──致葛拉宾院长。

学生:脆弱的手混乱的心灵。学生,布尔乔亚之子,身陷两种群落:其一是知识工厂, 在那儿他们回答但不发问;其二是养尊处优的高级住宅区。

学生的心灵被规训临检,被考试巡逻。他们的感受被权威冻结。他们在国家下头的噤默和社会在国家下头的噤默并无二致,虽然他们和社会是两个绝缘体。然而,他们既不拥有,也不属于。

学生的过去,一直被家庭关系里全方位令人窒息的拥抱迷雾笼罩,再加上对家庭金钱的屈辱依赖,他们一直被锁在一个只能死守教条否定学习的现在;还要求他们和以欺瞒为务的大企业好好合作,配合永续生产但不要提问题,配合永续消费但不要找答案。

大学想模仿社会,模仿工厂。但学生愉悦勇敢地用学校填灌给他们的知识片断来抵抗这样的模仿。他们耐心地在房间里重构那些要他们继续当乖乖宝的魔 术拼图的碎片,工作中,他们向一派庄严灰槁的大师膜拜致敬并持续对外在世界麻木无感。但是,这些传递到他们手上的断碎工具,不管被知识看门员搞的有多么驽钝不堪,还是有可能拼构出不敬,泄露出陷阱、假出口、哈哈镜、路障、封闭的大门。在风尘滚滚的路途终点站着的是:不义。

四月十一日。鲁迪度西克(Rudy Dutschke)遭狙击。

你和你那些有类似处境,并在另一处战场挑战同样牛鬼蛇神的同志,往往只有很稀薄脆弱的连带。

学生开始聚集在拉丁区七嘴八舌。

起初,散在各角落,然后,形成团体,然后,示威。

涟漪,水波,巨浪。

新闻报导开始滚雪球。

鞠官先生(Pierre Juquin),共党国会议员,共党中委会委员,抵达南岱和。高谈所谓“学生危机”的“共产党解决方式”。

离开时只能走后门。

“三月二十二日事件”的光圈吸引了学生,亮光在仍是一片漆黑的天空中兀自闪耀。

然而大学─工厂制已开始陷入危机了。几颗小沙子就能停摆一座大机器。

南岱和这个“大学─工厂”关了。

警察来了,强力逐出学生,排成纵队,双手抬起放在颈后,逐一搜查武器。

越南从没有如此遥远,或从没如此逼近。

条子没搜到武器。

明日,南岱和的学生将出现在索邦(Sorbon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