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飒:五月广场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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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飒,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等。

原载于《天涯》2007年第3期

2007年2月17日,正当北半球的中国人欢度年三十之夜时,在南半球尽头的阿根廷,一大群戴着白头巾的老太太正在成千上万阿根廷人的簇拥下,庆贺她们的特殊节日——“生命战胜死亡三十周年”。

当今的世界,网络覆盖全球,但无数真正值得我们了解的信息却被有形无形的“网管”无情筛去。本应相互更多了解的我们,仍然像部落时代一样被冷漠隔绝,只有以帝国为中心的富国强权成为当今所谓世界公民的饭后茶点、口中参照。

当电视画面偶尔显示那群头戴白色三角巾的老太太出现在阿根廷,出现在巴西阿莱格雷港的“世界社会论坛”,出现在阿拉法特被犹太排他主义分子围困的中东,出现在世界其它斗争舞台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白头巾的闪烁,并不知道她们是谁。

也许,有两部关于阿根廷的电影曾给中国人留下印象,尤其是给影迷、碟迷们。一部是1985年拍摄的《官方说法》,另一部是最近出现的《想象阿根廷》,后一部由西班牙影星安东尼奥·班德拉斯出演。两部电影的背景都影射阿根廷二十世纪下半叶一段伤心的历史。

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时代。除了几场颠倒乾坤的重大革命、最后一批老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还出现了一个以理想主义为旗帜的世界性的“60年代”——这是一个象征性大于时间性的概念。同时,大约自1980年代开始的、对革命的反动也几乎是世界性的。

这一切都折射到拉丁美洲,折射到阿根廷。

拉丁美洲的“60年代”接续着五百年来的解放斗争,因而有别于西欧北美的嬉皮、摇滚;拉丁美洲的“60年代”又焕发着美洲大陆特有的乌托邦精神,因而格外富有创造力:城市及丛林游击队、议会式社会主义、解放神学、解放教育学、新歌运动……与此同时,后来的白色镇压也表演着统治者积蓄了五百年的野蛮。也正因为如此,那里的人民对其后的反动时代感受着更沉重的心理打击。

在阿根廷,这个反动的代表即1976年靠军事政变上台的魏地拉军人独裁统治。他们不仅在马岛与英国人打了败仗,而且在国内制造了30,000“失踪者 ”的白色恐怖。失踪,这个暧昧的政治词汇,基本上就是秘密杀害的同义词。所以,“失踪者”生还是极少的例子,而“失踪者”的亲人就将永远生活在猜想、怀念亲人的梦魇中。阿根廷著名作家埃内斯托·萨瓦托曾主持调查了“失踪案”,其调查报告题为《绝不能再重演》。在《想象阿根廷》里,班德拉斯扮演的父亲密访的也许就是那个曾使一两千人“失踪”的“田径俱乐部”;而《官方说法》讲述的则是那个年代里一个真实情况:军人独裁者们不仅使许多作为人父人母的左翼人士、进步青年“失踪”,而且还偷走了他们的孩子,包括刚出生的婴儿……

阿根廷女歌手梅塞德斯·索萨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唱过一首歌,描述了人们沉重的心情:

谁说一切都已了结?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多少鲜血随波流去,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用心来交谈并不轻松,

我知道它的含义,

那是用爱的尖刀打开胸膛,

剜出深藏的灵魂。

穷人的月亮永远睁着眼睛,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月亮她像一个万古不变的证明,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当远近再没有旁人,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当卫星失去效应,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我要讲述各个国度和各种希望,

我要为生命讲述一切,

我要讲改变我们的家园,

我要讲改变她就是为了改变她再没有别的目的。

谁说一切都已了结?

我来献上我的一颗心。

阿根廷军人独裁统治早在1983年已经结束,如今是属于左翼的基什内尔总统在执政。如果我们看过2003年发行的另一部阿根廷纪录片《掠夺备忘录》(市面上的碟盘译为《社会性档案》),就应该目睹2001年12年19日“阿根廷起义”的场面,这场人民暴动使当时的阿根廷连续三任总统下台,使新自由主义的饥饿经济政策受到清算。

历史的变化证实了阿根廷女歌手的预言:一切不会了结。但是,从冰冻到雪融,冰下的潜流淌过了一条什么样的轨迹呢?“五月广场母亲”三十年的足迹印证着一颗不死的心。

一切缘起于伟大的母性。再没有比找回儿子更疯狂的坚决。在那个年代里,她们是一般市民眼中的“恐怖分子”家属,有些人不愿意理睬她们,有些人不敢答理她们。但是不要紧,我们豁出命也要找到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我们不相信他们已经“失踪”,我们宁肯坚信他们还活着。于是,共同的命运——或者说是死亡 ——把她们聚集在警察署的接见室里,法院的大门口,传说中关押左翼分子的一处处地点……最后,对体制绝望的她们来到了阿根廷象征性的历史“0”起点——五月广场。

五月广场位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心,最早是十七世纪耶稣会的建筑,后以“五月革命”(即1810年5月阿根廷人民发起的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斗争)命名。

三十年前,即1977年,绝望的母亲们来到了这个广场,从此,她们再也没有离开,连她们的集体名字都与这一地点相联。他们之中也有寻找孙子的奶奶、寻找儿子的父亲、寻找孙女的爷爷,但是,“母亲”不仅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是他们共同的响亮名字。后来,她们正式命名自己的组织为“五月广场母亲协会”;今天,她们隆重庆祝“生命战胜死亡三十周年”,即五月广场母亲运动的三十年历程。

奇妙的是,这群倔强的老太太不仅走过了极其艰难的斗争道路,而且创造着将被载入史册的人民政治,她们在寻找为着理想主义而死去的儿子们的道路上,接过了理想主义的大旗。还有比捍卫生命的母亲更勇敢的旗手吗?

警察和体制并没有因为面对的是母亲而心慈手软;像对付她们的儿子一样,警察放出了狼狗,开启了高压水龙头。广场是母亲们的课堂,这些过去整天围着厨房转、用饭菜的温馨款待儿女的妇女,像儿子们当年那样学会了身带碳酸氢盐和一瓶水对付警察的催泪瓦斯。不过,她们在斗争中学会的最珍贵的一招是——团结。这难道不也是人类昨天、今天、明天赖以生存的秘密吗?资本主义让人类忘记了团结,是母亲们在召唤它的苏醒。

母亲们刚开始并不具备后来的眼光,她们只是死死咬住一条简单的原则:每个星期四在广场聚集,让斗争坚持下去。她们仅仅在心里默默地相信,没有坚持,就永远失去了未来。警察开始威胁和分化,拉出一人检查证件,抓住一个带上警车。但是短暂的惊慌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她们学会了“团结”这个最基本的战术。你要检查证件吗?好吧,把这三百个证件都递过去,等你一份份核对完,我们已经达到了在广场上聚会两小时的目的。你带走我们一个人吗?好吧,我们全体都到警察局去要求被捕。在警察局里,她们机智地利用传统的力量,一遍遍合掌祈祷:“圣母玛丽亚,让这个警察局的警察别成为杀人犯,让他们放下拷打的刑具吧”,弄得警察也不得不划着十字出出进进。就这样,她们三年里将办公室、文件、卷宗、传单扛在肩上,直到在国际人权组织的援助下,有了第一处办公地点。就这样,有一天,她们有了自己的标志——飘扬的白头巾。

阿根廷人在跳民间舞时常常挥舞着一条小方巾,母亲们也常常在游行示威时晃动一条条小手绢。一次,她们为参加一场多组织的盛大游行时商量用什么统一的颜色来标志自己,绝妙的建议出现了:“嗨,我们戴上白色的头巾,白色,那是孩子们尿布的颜色啊,难道这不是我们心中褪不去的记忆吗?”从那时起,母亲的白头巾,戴白头巾的母亲的身影,就成了阿根廷民众斗争队伍中的鲜明标志。

在当今这个背着文化包袱的世界上,政治日益远离了它的原始含义,民主也蜕变为强权的遮羞布、政客的游戏。然而,对生活有着更直接感受的母亲们,却从本能开始、逐步到有意识地塑造着一种人民的政治。首先是“广场政治”。她们在其它的体制内外组织中,看到的是一种隔着办公桌和秘书的不同程度的官僚政治,而在她们的五月广场上,人人都是群众中的一员。人们直接用最朴素的话语交流思想、达成协议。用母亲们的话说:“我们在马黛茶和聊天中孕育我们的政治。”这种行为方式在2001年底的“阿根廷起义”中得到了传播。比如“敲锅运动”,它并没有什么人组织、发起,常常是一个居民先敲起来,其他邻居跟着敲,慢慢就成了势头。又比如居民区的群众大会,没有固定召集人,会议通知往往是一传十、十传百。临时推举的代表随时可被替换,以防止传统政党政治的弊病。

就这样,母亲们从寻找“失踪”的儿子开始,走上了儿子们的道路,但她们似乎更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也许,母亲本来就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群。她们不懂体制化了的旧政治,但她们渴望纯洁的新政治。她们的领导人,“五月广场母亲协会”主席埃韦·德·波纳费尼在一次演说中说:“当母亲们死后,人们会说,这儿躺着的是一个幻想家,这儿躺着的是一个疯人,但是这儿躺着的绝不是一个背叛原则的人。”就这样,母亲们用想象,用操持家务一样的细致行动,一点点地在阿根廷打造她们心目中的“人民政治”,幻想着从中能诞生一种“人民的政府”。2002年.面对经济紧缺,“五月广场母亲”在国会广场设立了一个“实物交换俱乐部”,每个星期日下午5点开张。她们坚信这个办法能建立一种不要货币的社会经济,让个人摆脱资本主义市场的束缚,她们更相信这样的市场能还给人们尊严。

五月广场母亲最大胆的想象、最成功的创举,可能是她们建立的“民间大学”。母亲协会在大学的章程中明确表示,民间大学的目的是“鼓励批判精神,提供创造性思考的空间,让理论联系实际,争夺知识领导权,让民众阶层和新涌现的社会组织能够参与政治文化建设和创造政治文化的新形式”。也就是说,母亲们不仅闯进了政治的大门,又在进行她们自己所说的“文化冒险”。

她们并没有异想天开,她们得到了社会进步势力的积极支持。目前这所大学拥有八百多名大学生,有一百四十多名教师担当各种专业、讲习班、训练班的教学,此外还得到一大批各界知识分子的协助。大学的注册费是象征性的,专业从两年到五年不一,基本是晚间授课,每周一至两次。各专业的必修课是“切·格瓦拉讲座 ”、“卡尔·马克思讲座”之一,其它选修专业为政治与社会经济、社会心理学、调查性新闻、资本主义与人权、民众教育、合作社运动、新闻电影、心理戏剧等,其中社会工作、律师和教育史学士专业的毕业生可领取到资格证书。其他的毕业生则“在一个公众场合领取一份由母亲们精心制作的结业证明,同时宣誓从政治上和道义上支持五月广场母亲的斗争,支持为30,000失踪者伸张正义的斗争,参加革命文化的建设事业”。今天,民间大学的毕业生已经成为阿根廷民众运动的中坚。在2007年2月17日庆祝五月广场母亲运动诞生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人们观看了民间大学电影专业的学生摄制的录像《用生命战胜死亡的三十年》。除了专业教学之外,民间大学还举办各种报告会、讨论会、讲习班、演出,多为免费入场。每当阿根廷和世界其它地方发生重大事件,都能听到这所民间大学的回声。

如今,母亲们看见了始料未及的辉煌。她们拥有链接世界的网站(www.madres.org),拥有大学、电台专用频道、出版社、书店、图书馆、资料馆。她们受到很多国际民众运动、人权组织和各种国际会议、活动的邀请。但最难能可贵的,是她们正在为全人类的儿子们斗争。在2001年12月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领袖阿拉法特被围困在拉姆安拉的日日夜夜里,我们从电视画面的瓦砾和硝烟中,竟然看到了来自遥远阿根廷的、包裹着白发的母亲的白头巾。

今年,五月广场母亲协会主席埃韦·德·波纳费尼受法国政府邀请,到巴黎参加签署被联合国采纳的“反对使人强制消失国际公约”。她在公开场合郑重表示,“如果在伊拉克继续存在拷打人的现象,如果关塔那摩监狱里使人类感到羞辱的现象仍不消失,那么这个正在签署的公约将没有任何效应”。

阿根廷的30,000“失踪者”,不知有寥寥可数的几人生还?母亲们仍在为孩子们可能遭到的折磨煎熬着。她们仍然抬着一幅幅“失踪者”年轻的肖像,行进在阿根廷的大道上,要求严惩杀人犯,企盼悲剧“绝不要再重演”。刚刚过去的3月9日,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来到阿根廷,在抗议布什收买拉丁美洲之行的群众大会上,一一拥抱前来问候的母亲们,并说:“我们都是你们的儿子,我们是母亲们的儿子。”

早在1981年,已故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在《否定遗忘》一文里写道:“五月广场母亲们为我们树立了令人尊敬的榜样,这个立在那里的榜样就是人们所说的尊严、自由,尤其是——未来。”

飘扬吧,母亲的白头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