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彼得拉斯:世界经济危机挑战拉美新左翼政府的改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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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 詹姆斯·彼得拉斯

陈刚 译

《国外理论动态》2期

转自:乌有之乡

美网站2008年10月5日刊登了美国著名左翼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题为《因“自由市场”崩溃而陷入危机的拉美“新左翼”》的文章,认为当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危机到来时,拉美新左翼的改良措施将可能难以应对。该文认为,拉美新左翼政权(或称后新自由主义政权)虽然采取了一些反贫困措施和稍微扩大了一些社会开支,但是它们都没有根本性地改变它们继承下来的新自由主义基本经济结构:近几年的经济复苏高度依赖初级农矿产品的出口以及国际热钱的流入、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巨大优势仍然如旧,因此当如今的世界经济危机来临时,这些政权将暴露出其脆弱性。它们可能利用凯恩斯主义来赢得短暂稳定,但凯恩斯主义几年后的失败将使它们被更激进的左翼即社会主义或更极端的右翼即法西斯主义代替。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信奉新自由主义学说并陷入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右翼政权正追随美国而走上经济崩溃之路,看到这点并不令人奇怪。不过日渐加深的危机还以同等的或更大的力量影响了巴西、厄瓜多尔、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的所谓“中左翼”政权。

拉丁美洲经济崩溃的一致性提出了涉及变革、独立的主张、脱钩(decoupling)和后自由主义(post-liberal)模式的重要问题,而该模式是许多政权的领导人、理论家及美国、欧洲的进步拉美作家过去几年所创建的。

被一些作家称为拉美的“粉红色潮流”并被另一些更活跃的评论家称为新“革命政权”(还有一些更审慎的分析家称之为“后新自由主义”民主)的这些政权的失败提出了有关一个新的、有活力的、不再从属于美国的非正统模式是否出现的重要问题。

面对着中左翼经济的崩溃,其早先的意识形态鼓吹者摇摆于如下两者之间:鸦雀无声和避免任何结构性的说明,以及或只是抛出对美国“赌场资本主义”的“指责”。后一种姿态回避了问题的实质:是中左翼政权的国内政策开放了它们的经济,才使其格外易受华尔街投机活动的影响。直到最近的经济崩溃以前,“中左翼” 的知识分子捍卫者们都对本国经济与华尔街的关联只字不提,他们沉醉于暂时性的高增长率,而那被他们归功于“新的非正统模式”。

“拉美新左翼”理论家所采纳的回避问题及指责外国的立场反映出了对这些国家真正发生的情况的基本误解,或者无知。他们用对华丽词藻和象征性变革的情感满足以及受邀参加“中左翼”总统私人晚宴的荣幸代替了对实质性政策和结构延续性的准确分析。要应对现有的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崩溃,以及绝大多数受雇佣、靠薪水生活、非正规就业的工人及农民面临的灾难性后果,第一步就是要立足现实和摆脱幻想。

“拉美新左翼”(其评论家的称谓)

尽管拉丁美洲的“中左翼”政权在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绝对财富方面都有广泛的并且某些情况下意义重大的差异,但这些政权的评论家、拥护者及反对者都声称它们在与新自由主义决裂,在追求一种极为不同的社会经济模式,一种与过去相决裂的非正统经济战略,它把“市场”和“国家”联结在一起,以追求某些人所宣称的“21世纪社会主义”。

这种论证方法通过指出12个“转变”或变革的领域而说明新中左翼的“新颖性”。与先前的新自由主义政权相比,“新中左翼”理论家主张中左翼政权有如下新做法:

1.采纳一种新的更负社会责任的经济模式,以寻求“大众融入”、文化的多样性和社会正义;

2.结束“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并用“国家一市场模式”来取代它;

3.开始推动“社会的转变”(阿根廷),“民主和文化革命”(玻利维亚),“21世纪社会主义”(厄瓜多尔),以及建基于负责任的财政和社会正义之上的长时期的高增长(巴西);

4.停止对原住民的歧视和剥削(巴西和厄瓜多尔),并给印第安人增加权利(玻利维亚);

5.采取行动以取代对西方市场的依赖,并且通过寻求区域的一体化来结束华尔街的支配;

6.发展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组织、南美国家联盟和加勒比石油计划组织等区域政治和经济组织,它们标志着独立的、替代性的新区域经济结构的创建;

7.促进新型的参与式民主,以使大众阶级对政府政策的制定拥有更大的直接发言权;

8.在更大的经济独立性基础上发展多样化的市场,特别是亚洲(尤其是中国)、欧洲和中东市场,以有效地与美国经济“脱钩”,并结束美国的“霸权”;

9.在促进农矿出口的战略基础上积聚大量的外汇储备,从而建立起长期保险金,以抵御未来出口商品在价格和需求方面的下降趋势;

10.通过财政纪律以及避免“民粹主义”式地在大型社会计划、基础设施计划上大笔开支,因此积聚了大规模的预算盈余;

11.推行有利于机会的更大社会平等的政策,亲劳工的收入政策,放宽信贷,增加消费品进口,并增加针对领抚恤金者、小孩和穷人的食品计划上的花费;

12.在国家与外国的跨国公司之间建立公私伙伴关系,通过平等的合作来取代外国的支配,并增加本国的收益。

根据“中左翼”政权支持者的看法,这些政权的先进性、可持续性和有活力的“证据”已通过2005年-2007年的这段时期得到了说明,在其间高增长、高收入、预算和贸易盈余以及屡次的选举胜利是常态。

幻想的终结:遭报应的2008年

过去五年里中左翼政权及其知识分子捍卫者都表现出不愿意面对其社会经济战略的结构性缺陷及脆弱性。更明确地来说,中左翼政权及其知识分子捍卫者拒绝承认其“变革”的主张和21世纪社会主义其实是建立在虚幻的假定基础上的。

危机从美国、欧洲向拉丁美洲扩展,这是中左翼政权延续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它们都维护相同的经济统治阶级,且追求的经济战略都依赖投机资本的流入、债务融资以及农矿出口精英。

尽管有“21世纪社会主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厄瓜多尔的科雷亚和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独立模式”(巴西的卢拉)和“社会主义模式”(智利的巴切莱特和乌拉圭的巴斯克斯)这样的浮夸词语,但这里提到的这些政权仍保留了甚至深化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主要结构特征和政策。它们仍然非常依赖全球市场:事实上因为强调利用价格方面的暂时飙升来出口初级产品(农矿商品),它们都使全球市场最坏的特征更为突出了。其结果就是,它们极大地增加了自身受外部震荡影响的可能性。随着2008年世界性经济衰退的开始,需求的崩溃使庞大的贸易盈余终止了,并引起了所有相关经济因素的大滑落:外汇储备骤然减少。建立在出口关税基础上的政府收入急剧下降。本国货币因为外国投资者和国内投资者向他们认为坚挺的货币和安全的天堂逃逸而贬值。

与西方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一民族主义的想像相反,所有中左翼政权的发展战略都建立在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国家和外国投资者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基础上。在金融崩溃之初,外国资本开始大量地向外和向上逃逸,这使巴西和阿根廷的股市被压低50%以上,并且因为本国储蓄者和投资者将本国货币兑换为美元、欧元和日元而促成了事实上的贬值。随着欧盟和美国的实体经济开始衰退,预计到其初级商品的出口需求会急剧下降的本国资本家和金融精英通过减少生产部门的投资而作了回应。这引发了附属的和相关的国内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的更大规模的下降。

同时遭受金融震荡和世界性经济衰退的冲击是中左翼政权贯彻的单方面出口市场政策的直接结果。中左翼政权的领导人口头上赞成“区域一体化”(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组织、南方共同市场和南美国家联盟),甚至为此努力而建立了完整的行政结构,并在最初投入了少量的资源。这种关于区域性的花言巧语与世界市场 ——仍是它们增长的推动力——中正在进行的和逐步发展的“一体化”相比显得过于渺小。由于这些政权深深卷进了初级商品繁荣,因此它们最大限度提高了拉丁美洲地区之外的市场的重要性。随着经济低迷时期的到来,甚至区域一体化计划(南方共同市场)都因阿根廷转向保护主义而面临瓦解。

暂时性的贸易和预算盈余被用来进一步加深初级部门的扩张,增加农矿精英的财富,和鼓励投机投资商的大量涌入,他们在两到三年间就把股票的估价抬高了一倍和两倍:市盈率成了泡沫比率。

中左翼政权的模式是建立在经济的“初级产业化(primarization)”及投机性投资的繁荣基础上的,而这几乎为所有西方知识分子所忽略了。他们被少量的“民粹主义”措施搞得眼花缭乱,并选择集中注意它们:卢拉为1000万穷人家庭(他们构成了其东北部选举客户群的一部分)提供的每月30美元 (45雷亚尔)的食品篮;基什内尔对人权的促进及每月150比索(5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埃沃·莫拉莱斯的文化本土主义及其与国际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 合资公司”(被错误地称为“民族主义”),以及拉斐尔·科雷亚赞成21世纪社会主义的宣言和增加了社会支出。

中左翼政权的理论家没有分析如下事实:社会支出方面的少量增长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框架内发生的,它保留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所有结构特征。随着海外初级商品价格的暴跌,政府计划里最先缩减的部分指向了反贫困计划,而它本来为贪婪的、投机性的、农矿产品驱动的经济模式提供了遮羞布。整个“左翼谱系” 都忽略了这个事实,即为社会改革供给资金的国际收支及预算盈余是依赖“热钱”流入的。热钱从性质上说进来容易逃逸也迅速,尤其在回应其“本国市场”的灾难时更是如此,更不用说面对世界范围的金融崩溃了。因此,中左翼政权所采纳的已经很微薄的社会措施本来就是脆弱的,非常依赖高度投机性资本的多变行为和世界市场。

中左翼政权声称拉丁美洲正在通过与亚洲(中国、韩国、日本和印度)加强联系来和美国市场脱钩,并且巴西正在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作为金砖四国集团——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一个成员国),这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巴西向亚洲的农矿出口高度依赖世界的价格,而那是由美国、欧盟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需求来决定的。深度的世界性衰退和信贷崩溃深深地影响了亚洲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而这反过来又导致了拉丁美洲对亚洲的初级商品出口的下降。没有一个亚洲国家能够维持其来自拉丁美洲的商品进口,因为它们不能够替代国内的需求。中国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刚性限制了大众消费。

拉丁美洲并未“脱钩”,它是全球链的一部分,而全球链将它与美国及欧盟经济的难以预测的变化联结在了一起。巴西总统卢拉企图将巴西危机的责任推给美国的“赌场资本主义”,以使其对初级商品出口和热钱的深深的结构性依赖政策得以摆脱批评,而那偏离了主题:是巴西政权的政策开放了大门,使其容易遭受美国投机资本崩溃的全部有害影响。

中左翼政权并没有背弃新自由主义的“出口模式”,它们也没有作出任何努力,通过再分配政策来激活国内市场或大众消费。工业化是从属于商品出口的。城市的资本收益和劳动收入比有利于利润而非工资。利息所得和所有权所得仍然朝有利于资本的方向高度倾斜,并因而削弱了国内需求。对农矿精英的支持及对土地改革的拒斥减弱了数百万无地农民、自给农民、乡村劳工和小农场主的国内购买力。税收补贴和刺激——而非累进税——排除了重建社会服务(公共卫生、教育、救济金和社会保障计划)的可能性,而那本来可以促进国内的生产和投资。中左翼政权并没有投资在生产的关键点上,以联结互补性的国内各区域和经济各部门。中左翼政权的投资把本国的地方生产现场与港口联结在了一起,而后者是与海外市场相联的。伴随着对出口的大推动,中左翼政权的战略削弱了其国内需求,并因而避开了结构的变革。对社会支出的强调取决于大资产阶级的农矿出口部门的绩效。甚至它们的“社会转移支付”也被证明是无法维持的。而没有微薄的反贫困计划,就很难区分中左翼政权与其传统的新自由主义的前任政权。

在商品价格迅速增长时期,有几个中左翼政权——亦即巴西和阿根廷——将其数百亿美元收益用于偿还它们先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官方借贷者所欠的债务,声称这会“使”它们“自由地”推行“独立的政策”,尽管贫困水平仍停留在警戒线上,而像住房、交通、学校和医院等公共设施则变糟了。虽然外国的外债的某些方面下降了,但是其他主要是美元和欧元形式的私有外债则飞涨了,并受到了中左翼政权的鼓励。由于这些政权有较高的国内利率,因此国内企业的海外借款急剧增多,而外国投机商、放款人及美国、欧盟银行的海外子公司也放宽了贷款标准。随着美国和欧盟的金融崩溃,外国资本的流入枯竭了,而短期债务则被催收。资金的流入转变为大量的流出,从而压低了货币的价值。巴西和阿根廷的股市在不到五个月时间里(2008年6月至10月)下跌超过50%,并且信贷稀缺的危机开始引起投资的困难。

商品价格急落,国家的收入因为铜价下降了60%(从2008年6月的每吨9000美元降为2008年10月的每吨3900美元,而同期油价从每桶 147美元降为64美元)而受严重影响。更糟糕的是,中左翼政权外债的减少对应于内债的增加,而内债借自外国银行子公司和本国金融集团。后者通过向海外银行借钱来贷款给这些政权,因此整个信贷、金融链仍然依赖美国和欧洲的私营金融机构。这反映出来的不是后新自由主义政权与金融依赖的决裂,而是中左翼政权通过本国的中介机构效仿了它。与商品价格暴跌相联的金融危机展现的是令人难堪的一体化及中左翼政权对以帝国为中心的市场的从属。股票市场的持续下跌和本国货币向美元的大量转移则揭示出了中左翼政权经济政策整体上的不稳定及其完全自由主义的性质。

中左翼政权将其暴利的主要部分用于建立外汇储备,以吸引外国的借款、信贷和投资者,及缓解经济下降趋势的影响,而不是大规模地投资于人力资源和国内市场。其结果就是,在面对出口收益方面的收入下降时,外汇储备提供了暂时的救急手段。可是,这些政权正在运用外汇储备来使私有银行体系免于经济困难,以及安抚那些想把本国货币兑换为美元和欧元的惊慌失措的投资者。随着储备的耗尽,中左翼政权正在采取反动财政政策。金融恐慌的消极影响再次揭示了中左翼政权战略的又一个负面的(“自由主义的”)构成:它依赖未受管制的股市,而该股市极易受到商品价格方面的任何下降趋势的影响。

中左翼政权的经济政策和主要的私有经济行为者深陷于投机的世界,正如任何“新自由主义”政权一样。中左翼政权的政策完全缺乏大众的监督,其原因在于大众完全被排除在制定经济决策的所有政府职位(中央银行、经济部、财政部、商务部、工业部、农业部和矿产部的部长)之外。参与式民主的自我标榜被揭示出完全是一场闹剧。此外,中左翼政权(委内瑞拉是个部分的例外)还授予中央银行以“自主权”,取消了国会的监督,并促进了中央银行和私有金融精英之间更紧密的联系。

结论

随着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在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崩溃以及全球性衰退从帝国主义国家向拉丁美洲的扩展,最主要的中左翼政权都未能免受这双重震荡。因为它们选择了初级商品出口模式,所以它们就特别容易遭受世界需求和价格快速下降的影响。尽管适度的财政政策的确使它们逐步建立了外汇储备,并因而为它们提供了部分的和暂时的缓冲手段,以经受住第一波的资本转移和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偿还,但应当记住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另一面是对社会问题和经济多元化的忽略。如果在中期通过对生产性就业的投资、有利于无地农民的土地改革和国内市场的发展来消除贫困,北部危机的影响原本是可以减轻的。

卢拉、埃沃·莫拉莱斯和政治领导们曾与达沃斯的经济精英交好,并且排他性地把重点放在与跨国公司的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上,放在来自华尔街的“热钱” 上,还将赌注放在农矿出口上,多年以后他们又试图把责任完全推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危机身上,这听起来很不诚实。高水平的储备、相对高的价格(尽管与记录价格相比仍下降了70%)、部分流动资金的暂时回报以及世界市场上信贷的轻微放宽——这是美国和欧盟超过150000亿美元的公共资金注入的结果——已经将下跌减缓。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某个特定时刻拉美中左翼政权的立场,而在于其现今移动的方向以及原有的、推动经济走向深度衰退的负面的结构性特征。随着储备的减少及农矿精英面对价格下降时的减资,严重的负乘数效应到来了,依附性部门被逼破产。同样重要的是,经济衰退正在导致深远的和广泛的国家支出缩减。由于财政保守主义已成为重要经济部门和中央银行职员的信条,因而中左翼政权非常不可能改变路线,实行财政赤字,增加大规模的、长期的公共投资,重组其经济,以及重新定位公共政策的社会基础。

到2009年年底,拉美的中左翼政权将感受到世界性经济衰退的全面冲击,正好在那个时候其耗尽的外汇储备会使海外的和本国的资本投资进一步丧失信心。拉美的中左翼政权将无法再依赖其主要的“经济推动力量”农矿精英来为进口提供资金,它将缺乏海外投资及对其出口商和银行的贷款,并将面对来自底层的强大压力。失业的工人和雇员、面临破产的本国银行、关闭车间的制造商、负债的消费者以及财产不够维持需要和生活水平的按揭贷款者将走上街头,强烈要求国家干预:既来自左翼也来自右翼。

面对着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初级产业化”加“少量社会转移支付”的“非正统模式”的失败,中左翼政权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种选择将包括大规模的紧急援助,以解救占统治地位的金融和农矿业精英。中左翼政权可以尝试通过社会紧缩、解聘公共雇员、减少工资和大规模地减少公共投资来将成本强加在工人、城市贫民、农民和公共雇员身上。第二种选择将意味着进口替代战略的复兴,包括对企业的公共投资和与之相伴的破产银行、战略性经济部门的国有化,以及国家政策的大规模转变,即从资助破产的农业出口商转向资助合作社和面向本国市场而生产的家庭农场。

第一种选择将面临社会对降低生活水平的抵制,从而必然要求更多的国家镇压,并有可能导致中左翼政权的垮台。更反动的右翼正在“幕后”等着攫取权力,及对抗那些由危机所引起的、发展中的社会运动。

第二种选择要求中左翼政权的内部阶级构成有较大的转变,即与现有政治联盟的决裂以及对“大众阶级”的大规模社会动员。

第二种选择将依赖本国商业集团、制造商、债务人、工会、左翼政党和农民运动的脆弱联盟,亦即民族主义一民粹主义联盟的出现,它准备抛弃农矿出口模式,搁置海外债权,并且实行赤字以便为经济复苏筹措资金。

然而,在长期的世界性的信贷困难压力下,大资本家、小资本家与劳工、自给农场主、农民之间的联系可能瓦解,并且导致想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资本主义而走向经济的社会主义化的要求。由于世界性经济衰退长期的、不断加深的性质,对外贸易的进一步下降,私营机构贷款的枯竭,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深远的和广泛的对资本主义的不信任,后一种选择将受到支持。在公众的脑海里,资本主义显然是与过度投机、金融崩溃、储蓄的损失及私有公司的破产相联的。

最后一个警告:虽然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崩溃表明中左翼政权既不是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也不是与新自由主义决裂,但这并不意味着近期会朝左转,原因很简单,中左翼政权严重破坏了独立的阶级动员。右翼或者另一种形式的左翼的更新过的“国家主义”以及强制性的进口替代政策会暂时减轻世界性危机的最坏影响。然而,凯恩斯主义的失败有可能导致法西斯主义的、镇压性的“复辟主义政权”,或者导致激进的、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在这场危机中,考虑到中左翼政权所引发的“分裂”以及危机带来的深度“震动”,所有的政治选择都是“可能的”。

未来的政治经济结局不是由某种玄想的观念来决定的。政治的结局取决于阶级斗争和对国家权力的争夺。目前社会斗争的结局尚难预料,因为在世界资本主义衰败的废墟上还没有一个左翼社会运动作好了担当领导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