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贵:制度性干旱——中国北方水资源危机的社会成因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388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nese & Global Affairs, PKU)

《研究报告》是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CCGA)的刊物之一,展示就重大问题所做出的研究成果。

转自:乌有之乡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北方陷入了持续的、规模空前的恶性水源危机。十河九干、大河断流、地下水位大尺度下降,人类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长期以来,主流观点认为气候变暖变干、工业用水增多、森林植被减少等因素是“大水荒”的主要成因。但通过深入的量化研究,可以发现在大干旱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重要的“社会制度成因 ”:“包产到户”终结了中国古典农业“中耕保墒”体制,逆转了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农业“灌溉保水”方向,从而加大了农田蒸发,才是导致“大水荒”最根本的原因。

一、“大水荒”——以黄河为例

中国北方正发生着持续的、规模空前的恶性水资源危机。这场危机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正在以愈演愈烈的势头蔓延。“大水荒”席卷了西北、华北的全部和其它部分地区,涉及国土面积、人口以及经济总量的1/3。按流域计,囊括了全国6大流域中的3大流域——黄河、海河的全部和淮河的大部。

(一)黄河的恶性断流与枯竭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诗人曾用“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的壮丽诗句来描绘她的雄浑激越。但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黄河却年年断流,入海水量急剧减少。国人早已用“黄河成了季节河!”的惊呼来描述黄河的现状。

根据1919年以来的水文观测资料,60年代以前黄河也偶发过断流:一次是1938年蒋介石扒开花园口,造成主河道连续多年断流;一次是1960年三门峡大坝落成,在枯水期试闸,造成断流。

20世纪70年代,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壮丽的农业灌溉革命,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灌溉农业体系(后文详述)。其中在黄河流域内和下游黄淮海平原兴建了规模巨大的引黄灌溉工程。因抗旱用水集中,而水库蓄水能力相对不足,此后出现了轻度的“季节性断流”。但年均断流时间仅为14天,断流时间也只发生在春旱时节。

80年代后期,黄河断流发生“恶变”。断流时间由春旱季节向全年度弥漫,跨年度断流已屡见不鲜。年均断流天数扩大为100天,断流河道从山东延伸至河南。1997年,利津站断流226天;河口连续330天无滴水入海;开封以下800公里河道一马平川,断流直逼黄河中游的界碑——郑州花园口。

表 4. 黄河断流情况统计表[499]

年代 1970-1979 1980-1989 1990-1999
最早断流时间 4月23日 4月4日 1月1日
断流年数 6 7 9
断流天数 86 105 901
平均断流天数 14 15 100
年最大断流天数 21(1979) 36(1981) 226(1997)
年平均断流长(km) 242 256 418
年最大断流长(km) 316(1974) 662(1981) 704(1997)

[499] 王玲:《黄河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问题与对策》,http://www.chinawater.net.cn/CWSnet/meeting-7thhxla/wang%20ling.doc。


伴随着断流性质的恶变,黄河入海水量出现急剧衰竭。

下表是1949-2005黄河利津站的“实测径流量”变化,大略反映了河口的实际入海水量。[500]

表 5. 黄河平均入海水量变化图

年代 年均入海水量(亿m3)
1950s 476
1960s 499
1970s 311
1980s 285
1990s 141
2000-2005 118

图表1、图表2客观反映了建国以来的黄河水情史。20世纪50-60年代,灌溉农业刚刚起步,黄河流域同时进行着以治理洪涝、积水、盐碱等恶劣环境为主的农业生态革命,水源利用十分有限,500亿立方米黄河水白白流入大海。

20世纪70年代,因灌溉革命的发生,黄河入海水量出现了第一次大幅度衰减,但仍保持了310多亿立方米的入海水量。除了满足输送泥沙所需的200 亿立方米“生态流量”外,尚有100多亿立方米因水库储调能力不足而被迫“弃水”。一方面是弃水,一方面却又因抗旱取水集中而发生了一些断流,这是在小浪底水库建成前仅靠三门峡水库无法解决的矛盾。这个时期发生的断流时间短,未引发明显的生态后果,更不存在水源危机问题,属于“工程调度性断流”。若刻意限水,“断流”应可避免。这个时期,黄河处于适中的良性开发阶段。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黄河水量发生了第二次大幅度衰减。年均入海水量从70年代的310亿立方米锐减为140亿立方米,已大大低于200亿立方米的生态流量。

1997年实际入海13亿立方米,仅为天然水量的2.2%。黄河已经没有了“汛期”和“洪峰”的概念,说黄河“干”了丝毫不为夸张。断流已经完全是贫水性质的“水源性断流”。

在小浪底和三门峡联合调控的基础上,1999年国家启动了“黄河不断流项目”。但2000年以来的年均入海水量仍继续减少,由90年代的140亿立方米再降到120亿立方米,甚至经常达不到50立方米/秒的“断流预警流量”。2002年,实际入海水量仅为34.5亿立方米,即使把汛期行洪流量平均进去,也仅能勉强维持“不断流”。

(二)水源储量的大规模消失

1. 地表径流损失

根据前引图表2,以70、80年代平均水平计算,仅1990-2005的16年间,黄河入海总量减少2650亿立方米。

2. 浅层地下水储量损失

80年代以来,黄河流域平原的浅层水位平均下降了14米。流域16.70万平方公里平原所含浅层优质淡水(含矿化度≤2克/公升)储量减少1470亿立方米。

3. 深层地下水、土壤水储量损失

深、浅层水的巨额支出,使黄河流域形成了较大的地下水漏斗区65处,漏斗面积6000平方公里。其中,最大的运城漏斗,面积达1800多平方公里,水位埋深110米。

表 6. 20多年来黄河流域水源亏损累计(1990-2005)

项目 河川径流 浅层储量 深层储量 土壤储量 合计
亏损量(Gm3) 2650 1470 930 1000 6050

20多年来黄河流域水源累计亏损为6000多亿立方米。

这还不包括一些因资料缺乏无法计入的项目,如山丘地下水与平原地下水不重复部分的储量亏损,高原冰川积雪的储量亏损,流域内天然湖泊萎缩的储量亏损,矿化度≥2的轻微或轻度咸水的储量亏损等。这些未计入部分的亏损总量也应在千亿立方米的量级。

6000多亿立方米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它相当于10多条黄河的天然流量,3000条长城的体积、全国每人95万瓶矿泉水。

如此庞大的水源为什么会在短短20年间忽然消失?

二、“大水荒”的成因辨析

为什么中国北方水源会在短短20年内全面枯竭?各种学说虽莫衷一是,但主流的观点均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降水减少,气温增高;工业与城市用水增多;森林植被减少。

笔者认为这些因素不仅不是导致“水荒”的主要原因或次要原因,甚至根本就是反面原因。

(一)“气候因素”不是“大水荒”的成因

近20年来中国北方的确存在着降水减少和气温升高的趋势。黄河流域90年代的年降水量较60年代减少了4.2%,气温平均升高了0.58℃。但是在另一方面,根据多方面资料和研究成果,黄河流域的水面蒸发量80-90年代较60-70年代却下降了7.5%。在地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实际蒸发量和水面蒸发量成正比关系。[501]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发生重大地表变化,实际蒸发也当同时减少7.5%。降水减少了4.2%,蒸发却同时减少了7.5%;“收入” 虽少了,但是“支出”更少,“库存”没有减少的理由。也就是说,包括气温、日照、降水、天然气候蒸发在内的总体气候因素并不是水源减少的原因。

若按“干燥度=年水面蒸发量/年降水量”的气候学公式,分子(水面蒸发量)减少了7.5%,分母(降水量)只减少了4.2%,干燥度数值是缩小的。也就是说,黄河流域的气候不仅没变干燥,反而稍微湿润了。在气候趋于湿润的情况下,流域水源的大规模减少,就不应该简单地“归罪”于气候因素,而应当到影响蒸发的其它因素——地表条件变化中去寻找。

(二)工业和城市是增加水源的因素

在中国北方的水危机中,往往首先引起关注的是水质的严重污染。但如果仅仅只是污染,我们就应该能看到满河污水流入大海的景象,而中国北方的现实情况却是大河断流、十河九干,连污水也没有那么多。这就说明中国北方的水问题已经不止是停留在污染层次上,而是演进为更为深刻的水源危机了。

图表4表明:1980年以来,农业用水基本持平或略有下降,工业与城市用水快速增加。但是,“用水”并不等于“耗水”。

表 7. 中国用水情况变化表[502]

  1980 2005
农业用水(Gm3) 369.9(83.4%) 358.4(64.3%)
工业用水(Gm3) 45.7(10.3%) 127.7(22.9%)
生活用水(Gm3) 28.0(6.3%) 69.4(12.5%)

[502] 1980年数据来源参见陈志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的探讨》,http://www.cws.net.cn/cwsnet/meeting- kejichuzhang/li021212-yfl.doc;2005年数据来源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2004年中国水资源公报》。


严格地讲,只有蒸发才是真正的耗水。“土壤吸收、产品带走、居民和牧畜饮用”不见得就是耗水。土壤吸收可能有一部分渗入地下,成为地下水、土壤水。居民和牧畜饮用将有一大部分通过排便回到污水系统。只有呼吸、皮肤分泌才造成蒸发,矿泉水、西瓜等产品携水也只是水量转移。其他生活用水比如洗衣服,用水看着不少,可真正能被称为“耗水”的是晾晒过程蒸发掉的水分,其它的也进入了排水系统。

直觉告诉我们,工业和生活只能把水弄“脏”,而不能把水弄“没”。计算证实了直觉。水的“比热”和“汽化热”都非常大,蒸发水需要很大的能量。经简单计算,在热效50%的情况下,一吨标煤可蒸发初始温度为摄氏15℃的水5.6立方米。而2005年中国能源总消费为折合标煤22.2亿吨。[503]即使把这些能源全部用来蒸发水分,也只可蒸发124亿立方米,仅占当年工业、生活用水的6.3%。根据有关数据统计,工业用水的“蒸发耗水率”不超过10%。工业与生活用水可以是水质污染的祸首,却不能够是水源枯竭的罪魁。

进一步研究认为,工业与城市的扩张必然伴随着同样面积的农田减少。同样面积的市区耗水量只相当于农田人工灌溉用水部分的1/3。

在天然降水方面,农田和市区降水虽然是同量的,但农田降水将被耕作层土壤吸收后用于田间蒸发。而农田转化为市区后,地表将被水泥屋顶、水泥路面覆盖,天然降水非常容易形成地表径流,通过城市排水系统进入江河湖泊或在其它地方下渗形成水源总量。而且,水泥覆盖下的土壤含水也不容易蒸发。

深入的量化分析说明:工业与城市不仅不是水源枯竭的原因,反而是水源形成的重要因素。以往认为工业与城市扩张导致用水增加,造成水源枯竭的结论是未经推敲的。

因此,虽然城市取水比农业密集,但取水不等于耗水;城市取水使用后,对外转移了水量;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使用城市排出水灌溉农田的情景。也就是说,城市的水量输出造成了城市水位深于农村。据不完全调查,目前中国被污染的农田约1.5亿亩。其中,污水灌溉已形成污染3250万亩。[504]这就是城市对外输出水量的结果。

(三)水源危机和森林植被无关

一些人坚持认定“森林可以增水”,似乎只要有了森林,就要水有水要云有云。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人类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农林业的生产实践都一致告诉我们:任何生命的生长发育都需要消耗水分,森林作为庞大的生命群落,也不可能例外。森林是水源丰富的结果,而不是水源丰富的起因。

从统计数据看,自建国以来,森林面积除1980年左右一度下降外,其余时间都是增长的。说20多年来的水荒是“森林减少”造成的,不具有统计学依据。图表5反映了1949年以来中国森林覆盖率变化。[505]

表 8. 中国森林覆盖率变化表

1949 8.60%
1976 12.70%
1981 12.00%
1988 12.90%
1993 13.92%
1998 16.55%
2003 18.21%

大量的、长期的检测表明,林地水分的蒸发要远远大于荒坡裸地。在干旱、半干旱地区,裸地50%以上的降水可以形成地表、地下或土壤水资源,而乔木林地的降水蒸发率接近、甚至超出100%。超出部分就通过透支土壤水分的方式维持。当土壤水分被长期透支到接近或低于“蔫萎系数”后,树林就退化为“小老树”——灌木化,甚至成片枯死。

虽然林区土壤具有较好的入渗和蓄水条件,有望形成“细水长流”的局面,但前提是降水足够大,雨季吸纳的水分自身消耗不完。即便是“细水长流”,但全年总径流量也是减小的。在降水较小的中国北方,由于森林自身的蒸发已将所吸纳水分耗尽,使得“山青水绿”的企盼成了“山青沟干”的尴尬。

在逐个排除了水源危机的气候、工业、森林等主因后,本文提出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成因”。

(四)“社会制度成因”

让我们再次审视黄河年均入海水量变化图:

该图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水量发生了2次剧烈衰减。第一次发生在60-70年代,衰减188亿立方米,衰减率为38%;第2次发生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衰减144亿立方米,衰减率为51%。

60-70年代,在黄河第一次衰减背后,隐藏着伟大的中国农业灌溉革命。这次革命适中地开发利用了白白流入大海的那部分水量,并没有带来生态和水源危机。那么,在带来了严重水源危机的第二次衰减背后又隐藏着什么呢?是气候、工业、森林吗?我们已经一一排除了这些因素。是灌溉面积再次扩大了么?下图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灌溉面积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因人民公社的解体平均减少了736万亩。[506]

表 9. 图表6:中国1978-1997年灌溉面积变化

年份 灌溉面积(千公顷)
1978 44963.3
1980 44888.1
1985 44035.9
1986 44225.8
1987 44403.0
1988 44375.9
1989 44917.2
1990 47403.1
1991 47822.1
1992 48590.1
1993 48727.9
1994 48759.1
1995 49281.2
1996 49281.4
1997 51238.5

那么,它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巨大变故?

我们将从中国古典农业的“保水耕作”体制在“灌溉革命”发生后所遭遇的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入手,揭示耕作体制改变对水文环境的重大影响。

三、毛泽东时期的“保水农业”

(一)“中耕保墒”——中国古典农业的核心和特征

在中国北方广大的干旱、半干旱农业区,作物年需水量为1000毫米左右,年降水量却只有200-600毫米,而且降水的季节分布极不平衡。在社会尚不具备能力组织大规模灌溉的古代中国,为了解决这种十分尖锐的水资源供需矛盾,劳动人民发明了以“保墒”为核心的耕作体制。“墒”,指的是土壤水分。保墒,在古代文献中也称为“务泽”。“务泽”就是“经营水分”。所谓经营,就是通过深耕、细耙、勤锄等手段来尽量减少土壤水分的无效蒸发,使尽可能多的水分来满足作物蒸腾。

“ 锄禾日当午”一句妇孺皆知。若要问农民为什么要冒着炎炎烈日终日锄禾不止?通俗的回答是“除草”。实际上,除草只是较为浅显的目的之一,锄地的核心目的是 “松土保墒”。《齐民要术》就特别强调:“锄不厌数,勿以无草而中缀”。就是说,锄地是不论次数的,没有草也要锄下去。这是为什么呢?

近代土壤学揭示,土壤在过水后会形成通往地表的毛细管,它还会在缩水过程中开裂。“松土”就是切断毛细管,堵塞裂缝,从而抑制水分沿毛细管上行至地表蒸发或直接经裂缝蒸发。这就是“松土保墒”。

松土保墒一般在雨后土壤表面干燥到不泥泞时进行:用锄头在土壤表面松出10厘米左右厚的“喧土”,喧土不会开裂;喧土层与下层之间的毛细管也被切断了,不再能从下层获得水分,因此会迅速干燥成无水分可供蒸发的“被子”,把下层水分牢牢地“捂”在土壤中。

中国最早的农学论文《吕氏春秋·任地》论述到:“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它的意思是锄地就是为了防止土壤干旱,具体做法是把土壤弄脂腻、酥松。农谚“锄板底下有水”、“锄头自有三寸泽”就是对松土保墒功能的生动总结。

松土保墒又被现代农业学称作“喧土覆盖法”。覆盖也是防止一切水分蒸发的最有效途径。分布在中国甘肃、青海等地区的“砂田”就使用卵石来覆盖地表,竟然也能在极度干旱的环境中生产出西瓜、蔬菜等高水产品。正宗“白兰瓜”,就出产于砂田。毫无疑问,和石片覆盖、秸秆覆盖、塑料薄膜覆盖相比,“暄土覆盖”具有“ 同质覆盖”的无比优越性。

这也是中国古典农业的“超前性”所在。

松土保墒的原理又和枪支等精密钢铁制件的“发蓝”工艺类似。发蓝就是“以氧制氧”:让金属表面迅速氧化成致密的四氧化三铁薄膜,保护下层不再被继续氧化。松土保墒则是以“表层干燥化”来防止“深层干燥化”。

中国古典农业发端于春秋时期。走出了石器时代刀耕火种的华夏先农,开始有意识地提高土壤对水分的保持能力,逐步建立起“深耕—易耨”的耕作体制。 “深耕”,就是逐年加深耕作层厚度。这一做法可以打破常年耕作踩塌形成的坚实“犁底层”,减小作物根系下扎阻力,扩大作物的水、肥空间;又可将下层“死土”翻起,熟化其结构,风化其养分,提高土壤的耕作性能、保水性能和肥力。深耕还可加强土壤在雨季吸纳降水的能力,以供作物旱季消耗,可称为“深耕蓄墒”。“易耨”就是经常锄地。松土除了保墒、刈草外,还可提高地温,达到减少蒸发的效果。由于蒸发消耗热量,减少蒸发的途径之一就是积累热量。农谚说的 “多锄地发暖,勤锄地不板”就是这个道理。

在古代中国,人们甚至把“锄地”作为判断国家制度的标准。“深耕易耨”的说法源自《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在其中表达了儒家学派治国的主张:“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他认为让老百姓能够经常锄地的政治制度才是好的政治制度。

在孔孟之前,杰出的政治家管仲则基于法家的“国治观”,把“深耕易耨”作为国家安全的标志。《管子·八观》写到:“行其田野,观其耕耘,计其农事,则饥饱之国可知也。其耕之不深,耘之不谨,地宜不任,草田多秽,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硗,以人猥计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这段话的大意是:只要看一下它怎么耕地、锄地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安全状况了。

北魏时期出现了贾思勰的农学巨著《齐民要术》。该书进一步把耕作体系总结为“耕—耙—耱—压—锄”,标志着中国以“保水”为核心的古典耕作体制的成熟和完善。“耙”是用铁齿将犁耕翻起的土块切碎,兼有减小播种阻力和松土保墒的目的;“耱”是无齿耙,着重于将地表拖细碎、平整;“镇压”是通过碾压或拍打的方式将耕、播、锄造成的坷垃支翘压实。在《齐民要术》的体系中,“耱”、“压”、“锄”都以保墒为直接目的。熊代幸雄、西山武一等日本农史学家认为,《齐民要术》所代表的“旱农的经验原理与现代旱农的科学原理已十分接近”。[507]

“中耕保墒”体制之所以单独在中国形成,除了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的气候背景迫使华夏先农去探索、实践这条道路外,还得力于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就普及的条播(耧播)技术。条播–整齐、有间隔的分行栽培,使得中耕成为可能。而欧洲公元17世纪前都还是手工撒播,乱七八糟的植株间根本就没有人的立足之地和下锄空间。到18世纪欧洲才普遍采用条播技术。直到1731年,农技推广家杰思罗·塔尔还在努力劝说欧洲农民采用他的“马拉锄地法”。

当宋代中国成功地将北方古典农耕技术移植于南方,江南“稻作体系”取得平均亩产量343市斤的成就时,欧洲作物的亩产才约合76市斤。毫不夸张地说,直到18世纪,欧洲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农业”。

(二)毛泽东时代伟大的中国农业灌溉革命

中国古典农业对水采取“保”的态度,其实是落后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社会形态面对干旱环境的被迫选择。“保”,只可能减少水的损失,而不能根本解决降水过少带来的严峻难题。因此,将“人工灌溉”引入耕作过程就成为中国农业从古典向现代迈进的最重要步骤。

1957年,毛泽东主席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命题。由于工业革命才刚刚起步,当时中国的水利建设依赖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制度。中国农民就是靠人众心齐、大锤铁锹、手推肩扛的方式,拉开了中国农业灌溉革命的辉煌大幕。

当时任水利部长的傅作义曾发表一篇题目为《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的文章,文章总结道:截止到1958年1月31日,新中国扩大灌溉面积一亿多亩,相当于旧中国四千年以来所积累灌溉面积的一半。[508]在以后的十几年里,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农业获得了机械、能源、技术的强有力支持。到70 年代,中国完成了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农业灌溉革命。

截止“五五计划”结束时的1979年,据统计,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把灌溉密度(灌溉面积占实际耕作面积的比例)提高到了46%,处于世界领先地位。[509]同时还完成2.6亿亩的除涝和6200万亩的盐碱地治理。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总库容4千多亿立方米。人工河渠总延长300多万公里,已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 16.5万公里。[510]而据水利部《建国40年水利建设经济效益》提供的数据,1949-1987全国水利工程总投入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 2164.11亿元,劳动力投入折合1137.03亿元。与此相比,80年代我国水利建设投入占基本建设投入份额由1958-1979的7.08%降低为 2.7%,这么低的投入恐怕连工程维护都完不成,更别提新建项目了。

按当年“国家搭骨头,群众填肉”的建设模式,国家与各级政府投入1800亿,用来完成水利建设30%左右的核心工程,如工程框架、钢筋混凝土等项目施工,并负责后期维护等支出。群众的劳动力投入为1137.03亿,大致用来完成其余70%土石方体积工程。在这些投入中,很多是人民公社以生产队“记工分”的方式完成的。当年基建土石方的概算为0.45元/立方米,也就是说,靠国家和各级政府投入完成的工程体积为1083亿立方米,靠群众“记工分”完成的工程体积为2527亿立方米,总计为3610亿立方米。3610亿立方米这个天文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万里长城的工程量为2亿立方米。倾举国之力、历经 15年建设还没有完工的三峡工程,到最后的土石方开挖、回填、混凝土浇注总量不超过3亿立方米。也就是说,在1949-1979的30年间,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工程总量为1200座三峡工程,平均每年建设40座。

如此巨大的工程建设,不仅使灌溉面积数倍增加,也促成灌溉结构的战略调整。华北平原的灌溉密度就一跃提高到了74%,超过了南方平原地区,也超过了 “都江堰”等经典灌区。[511]在干旱地区实施灌溉要比湿润地区困难得多,但增产效果却更为强烈。在新中国新的灌溉面积中,有2/3增加在北方。籍此,中国一举扭转了“南粮北调”的被动局面,实现了用7%的土地养活24%人口的千年梦想。

(三)精耕细作、农业生产八字宪法和大寨道路

农业与工业有着本质的差别,至今人类还不能象合成聚乙烯颗粒一样合成大米。这就意味着,农业的现代化只能是用工业、科技、社会的手段来加强和改善农业,而不能彻底取而代之。

灌溉的本质是摄取环境水源补充农田水源。环境水源取决于大气降水等气候、地理因素。也就是说,在特定区域内,环境水源的储量和盈余能力都是一定的。

在毛泽东时代,随着灌溉革命的进程,中国在环境水源盈余能力很小的北方拥有了大规模、高密集的灌溉农业。然而,正如《黄河年均入海水量变化图》所揭示的,当时并没有发生透支水源储量和克扣生态需水的问题。截止70年代末,黄河流域平原的浅层水平均埋深为3.0米,是最适合农业耕作的优选水位;年入海水量依然保持为300多亿立方米,扣除河道生态需水200亿立方米,还有100多亿立方米的盈余可供以后扩大灌溉面积使用。我们在惊叹之余回观历史就会发现,这一奇迹诞生于对中国古典农业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1.“精耕细作”——对古典农业“保水耕作”的继承

1955年,在完成了暴风骤雨般的土地革命和简短的战乱恢复后,新中国开始规划农业的现代化远景。自1955至1960年的6年里,毛泽东主席在广泛调查、深入研究、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亲自起草、多次修改,主持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40条 ”),提交人民代表大会公布实施。在这部具有法规性质的纲领性文件中,“发展灌溉”和“精耕细作”同时被列入条款。《纲要》第五条规定,“兴修水利,发展灌溉,防治水旱灾害。”第十一条规定,“一切农业合作社都应当实行精耕细作,改进耕作方法,……及时锄草间苗,加强田间管理。”

毛主席创造了一个新词——“精耕细作”。遍览中国古代文献,并没有“精耕细作”一词。管子使用的是“深耕谨耘”、孟子使用的“深耕易耨”,《齐语》使用的是 “深耕疾耰”。显然,先贤们都局限于具体工序的耕作要求,而“精耕细作”则“高度概括了包括整个中国古典农业体系在内的全部技术原则,其涵盖要深广得多 ”。[512]

文献研究还发现,在1956年的《纲要(草案)》里,毛主席使用的还是“精耕细作”。但到1957年《〈纲要〉(修正草案)》公布前,毛主席就在其它场合使用“精耕细作”了。

比如他说“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靠精耕细作……,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513]毛主席为此还通篇研读了威廉斯的《农作学及土壤学原理》等技术专著。[514]之后,“精耕细作”便成为一个成语,并取代了“深耕易耨”的传统说法。

“ 精耕细作”虽然作为中国古典农业的基本原则早已确立千年,但是,若缺乏必备的社会机制保障,再好的原则也很难被普遍遵行。比如锄地就经常被看作是“有空可以多干、无空可以少干”的“闲活”。“有草锄草,无草松土”是看不到“搭锯见末”的经济效益的。“汗滴禾下土”既没有桑拿的痛苦,“锄禾日当午”也没有敲锣打鼓求雨好玩,没几个农民一定要把“齐民要术”进行到底。贫下中农没几垄地可侍侯,地主家又舍不得“铜子儿”和窝头雇人从事这种“不紧要”的活计,也就几个中农家的婆姨、半大小子还在“东一犁沟西一垄”地从事着锄地的勾当,幺幺俩俩散落在孤独的田野,这种现象越是到王朝末期就越是明显。

真正使“精耕细作”得到全面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运动。

农民们成群结队、忘乎所以,为一成不变的劳作掺合了许多“不本分”的内容。先在田间出一出风头、赛一赛干劲,再到地头去“扫文盲”、念报纸、大批判、“提觉悟”。甚至连“广播体操太极拳”、“击鼓传花丢手绢”也被搬到了田边地垄。民兵干脆就带着枪支,在坟包青纱帐间展开军事行动。

一时,女人的尖叫、男人的粗吼交织一片。

后来,有人为这种劳动形式取了一个外号叫“大呼隆”,虽不十分雅听,倒也相当贴切。据说这种劳动“出工不出效”。

因为在灌溉革命以后,“中耕保墒”就“比较效益”而论就毫无意义了。“有草锄草”尚能节约肥料阳光,在除草剂不发达的年代还算有作用。“无草松土”就有点“劳民伤财”。

松土保持的那点水分在灌溉条件下只要轻松推上马达,从容提起闸门就完全可以实现。虽说是节约了一点电力,但怎么也抵消不了体力活动对粮食的消耗,而且还磨损农机具、鞋底子。

然而,若不经历史的深刻启示和水源危机的昭然明示,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种“无效劳动”减少了灌溉对环境水源的耗散,保证了灌溉的规模和持续,成为劳动转化为资源的典范。也正是“大呼隆”方式,在漫长的播种与收获间隔期间为相对闲余的人力提供了有乐趣、有约束、能普遍参加、能持之以恒的社会主义“人性化”劳动,为“精耕细作”从原则到制度建立了组织保障。

1957年,毛主席先后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和“精耕细作”,科学地解决了“在灌溉条件下,还要不要坚持‘耕作保水’”的问题。古老的“中耕保墒”技术,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起跑线上获得了崭新的生命,被放到了和灌溉同样重要的地位上。

20世纪60年代,著名“庄稼把式”劳动家陈永贵,还借鉴“深耕”原理,将“浅锄”改革为“深刨”。在玉米、豆类等行距较宽的作物中间,锄耕深度可达25-40厘米。蓄、保墒兼顾,取得了良好的增产效果,作为“大寨经验”被学习推广。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为了把广大农民从繁忙的手工锄地中解放出来,新中国在50年代就开始生产新型畜力和动力锄草机。但中耕机械和翻耕、普播、收获机械相比,有着在“棵间运行”、要求“灵活准确”的特点和难点。在“大跃进”中,中耕机和“水稻插秧机”同成为攻关重点。经不懈努力,至60年代,已推广使用“通用架万能中耕机”——可更换多种工作部件:锄草铲、松土凿、松土轮、培土器、镇压磙、垄作铧、开沟铧等。至70年代,由小汽油机直接驱动工作部件、类似于“田间机器人”的水稻中耕机已批量生产。

2. 大寨道路——治山、改土、保水的光辉典范

假如说“精耕细作”是对中国古典农业“保水”传统的继承,那么“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就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作为贯彻落实“农业八字宪法”的典范,“大寨道路”的主要物质成果是“治山改土”——“人工水平梯田”(包括“水平竹节沟”)、“人造小平原”、“人造海绵田”等。后二者的耕作性能、灌溉性能、保水性能没人“敢”提出“质疑”。对于“梯田”,长时间以来主流宣传都认为它造成“水土流失”。

客观地考查,“梯田”并不是大寨的发明。在中国汉文化区,“梯田”之名出现于宋代。菲律宾的“伊富高梯田”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199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中国著名的云南“哈尼梯田”、湖南“紫鹊界梯田”也都在为“申遗”忙得不亦乐乎。这些梯田一个个景色绮丽。怎么那么巧,偏偏“大寨梯田”就和“水土流失”联系上了?现在大寨的“虎头山”、“狼窝掌”也都成了旅游景点,一眼看去山清水秀、郁郁葱葱,“水土流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梯田带来的到底是“水土流失”还是“水土保持”?科学的监测和研究表明,在同等水文、地理环境中,梯田“蓄”水能力要远大于林地、草地!如果科学使用,其“调”水功能更具有林地不可比拟的“潜力”。[515]

表 10. “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多年、多点观测所获的资料

洪量频率 延安大砭沟小区 离石王家沟小区
拦洪率 水平梯田 人工林地 人工草地 水平梯田 人工林地 人工草地
5 88.0 52.0 27.0 59.0 16.0 12.0
10 89.0 62.5 28.0 60.0 20.0 14.5
20 92.0 72.5 30.5 62.5 27.5 18.0
30 95.1 80.0 33.0 70.0 43.0 20.0
40 98.7 87.5 38.0 76.0 61.0 22.5
50 100 94.5 45.0 90.0 75.0 28.0
60 100 100 53.0 99.0 83.0 31.5
70 100 100 63.0 100 96.0 42.0
80 100 100 80.0 100 100 60.0
9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图表7反映,对于一般的降水(频率≥50%),森林的拦蓄能力尚能接近于梯田。但降水越大、越需要拦蓄洪水时,林地、草地就越不如梯田。

对于10年一遇的洪水(频率10%),梯田的平均减洪率是林地的1.82倍,是草地的3.51倍;对于20年一遇的洪水(频率5%),梯田的平均减洪率是林地的2.16倍,是草地的3.77倍。通过对比发现,梯田在水土保持、水源形成、抗击洪涝、保证粮食安全方面的优越性都是森林所不及的。

发展灌溉、精耕细作、八字宪法、大寨道路,在这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推动下,中国农业由“中耕保水”的自然农业演进为“开源保源”的“灌溉保水农业”。一条清晰可鉴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展现在中国面前。

四、“保水农业”的终结和“大水荒”的降临

(一)建国以来的田亩制度

继20世纪70年代中国发生人类历史上最为恢弘的农业灌溉革命后,在80年代,中国农业再次发生了令史家瞠目结舌的巨大变故:中国农业实行了“土地家庭承包制”——“包产到户”。农田被分割为人类农耕史中从未出现过的“极度细碎化”。其细碎程度甚至影响到了汉语的语汇系统——连描述土地的不定量词都由“块”变成了“条”。

在此30年之前,中国也曾经发生过一次“农田细碎化”运动。那就是新中国成立之际的“土地革命”——地主、庄园主的连片土地被夺取了政权的农民切割为适合家庭耕种的块块,地主的“四驾马车”被农民瓜分为“单驾车”。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这或许应算是某种意义的“生产力倒退”,原本就不多的“庄园式”规模生产因素被迫终止。但是,局部的、有限的倒退却换来了“耕者有其田”的巨大社会进步和劳动力解放,百年动荡的历史终告一段落。掌握了土地的农民焕发出从未有过的生产热情,中国的粮食产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然而毛泽东主席很快意识到,不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手段,仅靠“人体劳动力”的“热情”、“勤劳”、“积极性”不可能带来持久的、稳固的农业发展与社会进步。继而,毛主席推动了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在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基础上,中国农民仅用短短20年时间就先后完成了2次人类历史上空前宏大的农业革命:一次是60年代完成的以治理洪涝、积水、盐碱为内容的“农业生态革命”,一次就是70年代完成的“农业灌溉革命”。[516]

农业集体化是既能超越低级的“庄园模式”,同时又不引发新一轮土地垄断的唯一途径。没有集体化,土地革命只是一次简单的“劳动力解放”和“生产资料”再分配过程;有了集体化,土地革命成果才能转化为推动农业工程技术革命的巨大动力。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适应原理来看,农业集体化是土地革命的合理延续和必然结果。

80年代的“农田细碎化”和50年代土地革命时的条件相比却颇为不妙,因为此时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灌溉革命”,土地与水源的关系已经非常复杂。土地可以分割,灌溉工程却不可分割;土地可以 “包产到户”,水源却不能界定在固定位置。强行把集体化大生产产生的灌溉革命成果应用于众多分散的小农经营,就如同把一件为“大个子”量身定做的衣服拿过来给几个“小个子”合穿,难免会出现有的把脚蹬进袖子里、有的把头套进裤裆里的后果,衣服最终被撑破也不是不可想见的。

(二)“包产到户”——保水农业的终结

中国农业的“个体经营”可追溯到奴隶社会末期,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正是连续2000多年的农业“家庭经营”,塑造了中国古典农业的“保水耕作”。分散的小农不具有灌溉工程能力,再不保水,靠什么吃饭?而到20世纪80年代,小农虽说回归了他们祖辈的本来面目,也不再具有工程能力,但却可以坐享“灌溉革命”的成果。作为“利益经营者”,小农们会不会停止“高成本”的“耕作保水”?单靠“低成本”的灌溉来解决吃饭问题?这个问题至关重大,它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水源安全!

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耕地18亿亩,合120万平方公里,刚好占国土面积的1/8。假如还没有发生“灌溉革命”,大不了就“豁出去”这1/8头顶的降水,任小农们“爱保不保”。而现在可大不一样了,这片土地上已经有“灌溉革命”留下的8.6万座水库、几百万座塘坝、300多万公里引水河渠、百万座提灌站、220万眼动力机井。农业已可以“千里引动黄河浪、百米汲取地下水”,全部960万平方公里头顶的降水和脚下的地下水都难逃农田的摄取。此时, “灌溉能力”已成为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掌握在数以10亿计小农的手中,挥舞在“众水源们”的头上,万一他们不肯为整个社会的水源安全而“保水”,那可真要命!

很不幸,这种担心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了现实。

自“包产到户”后,小农们纷纷扔掉手中的“劳什子”锄头,撇开祖辈们干了两千多年的“松土保墒”。从“精耕细作”、“保水耕作”蜕变为只管种、浇、收的“懒汉耕作”。

至70年代末,中国耕地约有一半已被“革命”成了“灌溉农田”,还有一半仍停留在“雨养”阶段。但是在全国范围内,“灌溉农田”的粮食产出已占到总产量的2/3以上;在华北、西北、“黄淮”地区,“灌溉农田”的平均亩产是“雨养农田”的2.75倍。[517]特别是在“黄淮海”平原,粮食产量的近9成(88.7%,以灌溉密度74%计)生产于“灌溉农田”。仅凭“灌溉农田”小农已可保障吃饭,剩几垄“雨养农田”再怎么也“鼓捣”不出“先富”来。

(三)大“水荒”的降临

从“精耕细作”、“保水耕作”到只管种、浇、收的“懒汉耕作”,会损失多少水源?笔者进行了田间实验。实验结果为:放弃“松土保墒”可加大“1/2 的棵间土壤蒸发”,或者“1/4的田间总腾发”。该结果证实了民间“锄三省一”的说法:锄三遍可少浇一水,也验证了娄成后院士关于“在耘锄不力的大田中蒸发与蒸腾保持平衡(即蒸发与蒸腾各占50%)”的论断。[518]

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不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北方——“黄淮海流域”现有耕地面积7.0亿亩。[519]7亿亩农田包括降水和灌溉用水在内的总“受水”为3556亿立方米。因放弃“松土保墒”加大的田间蒸发总量每年为:3556亿立方米×1/4=890亿立方米。

这一数目接近于1条黄河再加2条海河的天然水量,相当于10条“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890亿立方米的数字,揭示了中国北方发生“大水荒”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

这个数字不仅印证了本文第一部分关于“黄河流域20多年来水源总量减少6000多亿立方米”的计算结果,也注解了为什么“大旱荒”起始于80年代后期——80年代初,“包产到户”对“耕作体制”的瓦解在经过“潜伏期”后表现出征状来了。之所以有3-5年的“潜伏期”,是因为水源储量有巨大的缓冲能力,同时,耕作习惯的渐渐“退潮”也需要一个过程。

(四)“保水农业”瓦解的经济、政治、社会基础

我们无意将责任推给素有勤劳传统的中国农民,但我们有义务探讨什么因素导致了“保水耕作”的终结?我们还有没有办法改变这些因素,重新恢复“保水农业”?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包产到户”。

1.“包产到户”后,农业转变为“经营”

既然是“经营”,农民就有权利考虑“利润”和“成本”。

人工锄1亩地大约需要2个劳动日。在80年代初一个农业劳动日的平均价格为1.20元,锄4亩地是8个劳动日,工资成本为9.60元。锄4亩地减少的水分蒸发为50立方米(相当于浇1亩地使用的水)。50立方米水用机井灌溉用工1.5小时、工资0.23元,用电6度、电费0.72元(“农用电”单价为0.12元/度),总成本0.95元。也就是说,“锄”与“浇”的“成本比”为10倍。

有人问,农民不会使用中耕机械吗?“包产到户”后集体保留的机械没人维护、管理。农机员也是人,他也要“打麻将”,也要“投机倒把”,结果就是机械瘫痪、生锈、最后被孩子们偷拆部件卖废铁换香烟。就是它不瘫痪,一台机器让谁用不让谁用在包产到户的情况下也难以决定。为此争执打架还影响社会和谐。

《石家庄地区志》载:“机引镇压器——1955-1979年(使用期间),平原多数社队使用于耕后镇压、碎土、保墒、镇压地表。1980年后多数地方停用”。[520]

2.“包产到户”破坏了“保水农业”的生产组织结构

中耕虽然是劳动强度不怎么大的工作,却非常枯燥、单调。既没有播种的踌躇满志,也没有收获的喜悦。面对满眼的绿色、浩瀚的庄稼地、无尽头的活计,一种难以排遣的孤单、寂寞、渺小、绝望会时时袭上心头。找不到感觉的读者去读一读《老人与海》吧!

劳动者的安全也是一个问题。村语“麦梢黄,卧下狼”是说当庄稼超过2尺深具有“隐蔽性”时,里面就充满了凶险。解放前,时常有人在地里被土匪绑票、仇家伤害、中暑暴倒……直到50年代,都还有农民在地里被狼吃掉的事。

80年代以来,狼的事倒没有,但在青纱帐里被强奸、在村外路上被抢劫、在田头被偷了自行车、少男少女被引诱学坏……这些事还少吗?

人作为社会动物,不可以像老虎一样在一个山头“独处”几年,直到繁殖需要。笔者1976年初中毕业,14岁就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后来联合了好几个村子的初中毕业生自己动手建起了“民办高中”方才复学)。因年龄小,多被安排一些“特殊”的活计。比如,大人们锄地,我在家烧开水,按“赤脚医生”给的方子,仁丹、薄荷、绿豆、生地、清凉合剂什么的摆弄一番。约莫快工间休息了,就平车拉上大茶筒、茶碗筐送往地头。车上还有一件“宝贝”——“学习箱”。

里面除了十来本到大队图书室来回调换的连环画、故事书,还有象棋、军棋、“建设牌”(扑克)。东西虽然简陋,却也能给劳作的人们带来不少欢乐。

“包产到户”却瓦解了“人性化”集体劳动的社会组织单元。

3. 农田“细碎化”加大地表面积,也促使“保水耕作”终结

“土改”是按“块”分地,“包产到户”则是按“垄”分地。华北通常的情况是:1个生产队有150人、25户,250亩地分为10块,每块平均25 亩。假如25亩的“大块”地呈“黄金分布”,是约为100米×166米的矩形,假设每户人口相等,每户在10“大块”的每块中分得1亩“4米×166米” 的“条”地。

为什么要这样划分?首先,10“ 大块”的形成是一个村子划分为多个生产队的结果。土地是按距村子远近、道路交通状况、肥力、土壤、水利条件、平整度、坟头密集度、所接壤村子的民风等多种标准划分为不同等级的。每个生产队可在各等级中分得一块。同样,“包产到户”也必须遵循这个原则。“丑媳妇近地家中宝”,你不能把村边的一“大块”好地分给两户,而让其他户去分远、差的。只能在每“大块”中给每户各分一“份”,而这一“份”还必须是“条”,因为只有“条”才能让每“份”都“就接”到横贯地头的道路和水渠。没听说过么?当时一“条”鞭子都是要剁成25“节”分的,一“口”水缸也是要砸成25“片”分的。

地还是那么大,为什么“细碎”就加大蒸发呢?因为“边界长度”发生了改变。集体“大块”地除去两头的道路渠道和两边接壤方共用2条“产权边界”,自己均摊1条,边界长度就是地块长度166米。“包产到户”后“产权边界”总长扩大为4150米。有“边界”就有“界埂”,“界埂”比一般的“耕作埂”要高大许多,就扩大了地表面积。

那一年春节回老家,酒桌上有人“诉”笔者的远房堂兄,说他“不浇水不施肥”。笔者说,那他就“不打粮食不吃饭”。

“诉者”一笑说:“不打?人家不比谁打的少,人家是’活墒’,很先进。不过和他相邻的倒霉,要多浇两水”。

笔者恍然大悟。原来,水分在土壤中是可以“侧向补给”的。地只有4米宽,只要相邻的地施肥浇水后,水肥就渗透到他的地里,一边2米,4米宽就很容易 “渗灌”了,还带着化肥。如同花卉爱好者经常把花盆“坐”在浅水里,靠盆底的洞渗水,获得“活墒”。在失水过程中不板结、不开裂。

这个故事捎带出一个问题:既然水分可以在土壤中“侧向补给”,“松土保墒”又叫“暄土覆盖”,你“盖”他不“盖”,他那里的水分蒸发了,你这里辛辛苦苦“盖 ”住的水分就补给他,他再蒸发,你再补给……这里“盖”住那里“漏”,这岂不是“筛子当锅盖”,等于就没“盖”吗?从此,也就没人再“盖”了。

4.“保水农业”的全方位终结

情况还不只停留在耕作体制的荒废上,下面几则资料展现了中国“保水农业”全面终结的几个景点。

为提高土壤长远肥力,增加有机质含量,《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不惜在粮食还相对紧缺的建国初期,就将“绿肥”纳入“复种指数”。“有机质”可以抑制水分蒸发。可80年代后,绿肥已踪影不见。残存的水生绿肥“水葫芦”等,因无人管理利用,反成为环境灾害。

安徽滁州《定远县志》载:“绿肥……70年代中后期,全县绿肥面积发展到20万亩以上,1976年突破40万亩;70年代末,由于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和扩大了麦油面积,大量施用化肥,绿肥面积急剧下降,到80年代几乎无人种植绿肥。”[521]

沼气作为有机肥源和新农村建设综合项目,曾经在7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到80年代却也和绿肥命运相同。1978年全国农村拥有沼气池750万口,1984年减少为400万口,几乎减半。[522]

土壤有机质含量的下降,使得耕地全面板结,从白山黑水到南海之滨,莫不如此。

图表8反映了吉林省舒兰市1980-1996土壤有机质下降的情况。另据《南方农村报》报道:2002-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调查结果表明,与第二次土壤普查(1979-1986)相比,5个市土壤有机质下降了15%-20%。[523]

表 11. 舒兰市土壤有机质含量变化[524]

土壤类型 有机质(g/kg) 增减率
  1980年 1996年  
暗棕壤 36.0 27.4 -23.9
白浆土 28.2 25.1 -11.0
黑土 23.6 17.8 -24.6
草甸土 37.1 24.5 -34.0
水稻土 33.8 32.0 -5.30

[524] 参见冯君、侯亚南:《舒兰市耕地土壤退化与防治的研究》,《吉林农业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


5. 画饼充饥的“免耕法”

“免耕法”是一种新兴的“保水耕作”方法,以“最小耕作—腐殖覆盖”构成体系。“最小耕作”是说要尽可能减少耕作,以免扰动土壤,造成水分暴露、蒸发。“腐殖覆盖”是说通过“免耕”将作物残茬、秸杆保留在地表,任其腐烂,经多年累积后形成一个“腐殖层”,覆盖地表。

可以看到,虽然在“耕”的问题上完全对立,但在“覆盖保水”方面“免耕法”和“精耕细作”又是完全一致的。

“松土保墒”靠“暄土”覆盖,“免耕法”靠“腐殖层”覆盖。离开“覆盖”,就没有“保水”。

作为“保水耕作”终结的先导,1979年中国开始“高调”宣传免耕法。如能对“免耕法”积极改进方法,创造条件推广,它仍不失为一种选择。然而,在“精耕细作”被终结后,我们丝毫没有看到要建立“免耕法”体制的迹象。

“免耕”对“腐殖质”的依赖要远远大于“精耕细作”。

“免耕”之所以敢“免”,就是全凭有“腐殖层”覆盖!然而,80年代后,野蛮疯狂的“秸秆焚烧”席卷全国。燃烧使植物遗体释放了一生“光合作用”积累的能量,失去了全部有机成分,仅剩下一点点矿物质无机盐——灰烬,没了有机物,土壤去哪里获得“腐殖质”?更别提“腐殖层”了。

80年代后,每当夏、秋收时节,从北京到武汉,到济南,到太原,到西安……广大的北方因秸秆焚烧而“狼烟滚滚”。

一开始没人管,后来烟雾造成高速公路封闭、影响到城市空气质量,政府才开始干涉。特别是2000年以后为了申办奥运会,政府更加大了“禁烧”力度。国家为此专门动用了“卫星遥感监测”。各级政府也纷纷出台法规法令禁止,但收效甚微。每到夏、秋收,市、县、乡各级地方政府都要组织“禁烧工作队”。工作队白天驻守在地头有效果,但夜里“偷烧”却禁止不住。“逼”得政府连臭命昭著的“连保制”都使了出来—— 大标语赫然写到:“一处冒烟,全村受罚!”

这是农民“逼”政府吗?集体农业时期,秸秆全身都是“宝贝”,连秸根都要集中到地头用大功率切草机切碎沤制,等来年再还田做底肥。这还不够,还要按比例轮流一定面积专门种植“绿肥”——不长粮食、专长“秸秆”的作物,用来翻耕掩埋以提高土壤长远肥力。集体解散后,个体农民既没有切草机,也没有沤肥池,政府硬要求“禁烧还田”,怎么“还”?“掩埋”则需要大型翻耕机,“埋深”才不至于影响播种,才能不因秸秆腐化产热将禾苗“烧”死。没有物质力量支撑,农民们除了“偷烧”还有啥出路!

2007年9月27日,济南因为“秸秆焚烧”关闭了高速公路,普通公路上的车辆也不得不开启雾灯缓行。《齐鲁晚报》报道说,“晚上10点多,一位农民大声喊:‘现在没人啦,赶快再烧一堆吧!’”。[525]

最近2、3年来,随着玉米收割机的使用,结束“秸秆禁烧”看到了一点希望。但现在的处理方法是“粉碎掩埋”,和“免耕法”要求的保留在地表没有任何关系。

根据“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提供的资料,截止2005年,中国已推广“免耕法”面积1500万亩。[526]也就是说从1979年开始宣传“免耕法”以来,中国平均每年推广57.7万亩。这个速度不慢,再过3120年,中国的18亿亩耕地就全部实行“免耕法”啦!

把前人制订的“耕作保水”体制破坏掉,自己宣扬的“免耕保水”又全无踪影,中国农业一下子就倒退到“原始无体制耕作”阶段。

经过以上的全面分析后,可得出中国北方大规模、持续、恶性水源危机的成因链:

“包产到户”→保水农业瓦解→农田土壤蒸发加大890亿立方米→恶性水源危机。

五、沉重的反思

人民公社解体后,分散的小农已不再是承载国家战略的元素。农业“田间管理”是整合闲散劳动力而进行的“软性”生产劳动,个体劳动成果不具有明确的 “可计量性 ”和直接经济效益。国家可以“出钱”,但谁来“接钱”、谁来组织、如何实施、如何管理、如何计量、如何报酬?单是“机制建设”都不知要比调水工程大多少倍!“市场体制”对这种不规范的大规模“零散劳动”,不能象调水工程一样靠“招标”解决。

如此想来,当初解散人民公社,何止只是消解掉了一个“经济实体”,何尝不是直接砍断了国家的一条“臂膀”,使国家失去了农业社会的综合调动能力?2008年初的雪灾,整个南中国陷入瘫痪。试想如果人民公社还存在,别的不敢说,道路肯定是堵不住的——沿途数千万农村民兵能在一夜之间把国家主干道的积冰全部砸开。现在呢?“动手前先谈‘钱’,谈不好‘钱’咱去玩”。面对2亿户分散小农,“谈钱”都不知道该和谁“谈”。离开了“人民公社”这个载体,农村民兵只不过是“名义存在”而已。

既然“发动群众、耕作保水”不可操作,工程调水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但外流域的水源也不是无限可调的。根据世界银行的评估,“南水北调”近期工程只能解决华北45%的水短缺。[527]在其余短缺中,30%靠“节水灌溉”,9%靠“污水处理”,16%靠“提高水价”解决。其中,提高水价只能产生“惜水” 效应,本身不产生任何水源;污水处理也只能改变水源的质量,并不能“无中生有”产生新水源。而且“9%靠污水处理”建立在把海河现有入海污水全部处理回收,不让一滴水入海的预案上。这二者和“水源盈亏”都没有本质关系。

“小农经营”和“市场体制”环境下,看不到解决水源危机的途径。路在何方?到了我们应该反思的时候了。

No.2009-01

日期:2009年1月31日



[500] 姚治君等:《黄河水资源统一管理效果与综合管理对策》,《资源科学》,2006年02期。

[501] 作物需水量公式:E=α E0(式中E为农田需水量,E0为水面蒸发量,α为经验系数),参见另区域(或流域)总蒸发量的奥里杰科普公式。

[5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504] 新华网国土资源部消息:《中国十分之一以上耕地遭到污染》,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4/22/content_6011983.htm。

[505] 数据参见”绿博会专刊”,《人民日报》2005年9月26日;国家林业局”中国对全球生态建设与森林保护的贡献新闻发布会”,《经济日报》2007年6月6日。

[506] 国家统计数据库:”有效灌溉面积”,http://219.235.129.54/cx/indicator/indicator_sc3.jsp

[507] 转引自董恺忱:《从世界看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508] 傅作义:《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五号,第64~65 页。

[509] 美国目前灌溉密度仅为13%,参见水利部灌溉实验总站冯广志、白晓君:《节水灌溉赴美培训情况综述》,http://www.syzz.org.cn/zhuanjiashidian/22.htm

[510] 有关数据参见水利部计划司:《四十年水利建设成就-水利统计资料》;水利部农村水利司原司长张岳:《我国节水农业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http://www.hwcc.com.cn/nsbd/NewsDisplay.asp?Id=127422

[511] 林耀明、任鸿遵、于静洁、姚治君:《华北平原的水土资源平衡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http://www.ce65.com/paper/detail_Paper_297.html。

[512] 董恺忱:《东亚与西欧农法比较研究》,”代前言”,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版。

[513]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6 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 版。

[514] 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泽东》,《名人传记》2007年6月。

[515] 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张丽、李敏:《水土保持在黄河水资源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http://www.yellowriver.org/0308pages-1/lunwen/shuibaolunwen/12gjshb01.htm。

[516] 《孟凡贵(苏拉密):万流归海见桑田–从华夏5000年农耕文明的大视野仰望毛泽东》,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710/25660.html。

[517] 水利部农水司原司长张岳:《我国节水农业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http://www.hwcc.com.cn/nsbd/NewsDisplay.asp?Id=127422。

[518] 娄成后:《覆盖耕作》,http://www.cqan.com.cn/content/detail.php?cid=10&id=58。

[519] 张国良:《南水北调工程工程概况》,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专家委员会 http://d.biaoshu.com/water/6/319.pdf。

[520] 《石家庄地区志·农业》,http://www.sjz.gov.cn/art/2006/10/21/art_17333_13。

[521] 定远县70年代后期拥有耕地156万亩,40万亩绿肥占耕地总面积的26%–笔者注。

[522] 《全国农村沼气工程建设规划(2006-2010年)》,http://www.agri.gov.cn/xztz /P020070418570346665578.doc,比对文本提供的”1980年723万口”数字,目测曲线值1978年约为750万口;比对文本提供的”1986年453万口”的数字,目测曲线值1984年约为400万口。

[523] 《”十一五”将改造中低产田15万亩》,《南方农村报》,南方报业网,2005年11月8日,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tszk/nfncb/jjxw/200511080610.asp。

[525] 《农民焚烧秸秆浓烟笼罩济南城 高速公路也被封》,《齐鲁晚报》,2007年9月27日http://news.qq.com/a/20070927/002564.htm。

[526]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农业及消费者保护部,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http://www.fao.org/ag/zh/magazine/0110sp.htm。

[527] Jeremy Berkoff 著,石秋池等译:《中国南水北调项目的可行性探讨》,《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