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邪:告别革命,就走向了永恒吗?

——读《另一种叙事:告别革命之后的“瓦解”与“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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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对革命的解构是当下的流行话语,然而,其本身是一种个人审美的想象。个人从来不是抽象的——近代哲学原子式的个人,而是现实的——社会的历史的统一。自从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之后,原来那种基于小生产者的梦呓就可以终止了。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只能是宏大叙事。资产阶级这种反动的非理性的个人主义,是因为只要谈宏大叙事,取代现存秩序的革命就是正常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同时这也符合资本主义时代的糟糕现实,所以他们会搬出一切来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不过,这终归是徒劳。

今天本来是要把忧国忧民的心放下,突出自私自利的个人–看看电影、打打游戏、看看足球的,结果,看到一篇文章《另一种叙事:告别革命之后的”瓦解”与”构建”–读米兰昆德拉的〈笑忘录〉》,于是,又不甘于自私自利,要继续忧国忧民。昆德拉的书,老邪我读的不多,仅仅读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本不该对这篇看似《笑忘书》书评的文章说些什么,然而,萧伯纳说:一切文学都是宣传。老邪我以为,一切对文学的解释与阐发,也是宣传。所以,就把这篇文章当某种思潮的宣传材料来看了,现在又要当宣传材料来品评,因此,看没看过《笑忘书》其实不很重要。另外,在这个网络谩骂流行的时代,还得申明一下,老邪我只针对《另》一文透出的思想问题,而不是这篇文章的作者——真是无奈的申明。 文章的标题很长,文章也很长,其基本意思就是四个字——”告别革命”。 其实,”告别革命”的论调并不新鲜,任何一种声音的发出,都不是从天而降或横空出世的,都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中国在80年代就有过”告别革命”的声音,今天又有,同为”告别革命”,其真实内容却是不同的:80年代的”告别革命论”是为肃清毛时代的革命理念对改革的干扰而发,目的是为改革扫清障碍;今天的”告别革命论”的现实基础,是有人要革命,所以,就必然有人要反革命,而”反革命”这个词,太过刺激,因此换了一种说法,叫做:告别革命。

告别革命论”的论点虽然都是一样的,但是,论证也有所不同:比如,以革命本身的混乱与残酷为依据,来证明革命是要不得的;比如,以革命之后产生许多负面情况为依据,来证明革命是要不得的;再比如–就是《另》这篇文章的论调:以日常生活叙事来消解、解构革命,因此是”另一种叙事”,就是以一种与革命叙事相对立的叙事方式来”瓦解”革命,从而”构建”起”生命存在的”"永恒”。然而,这样真的就可以解构革命吗?

”告别革命论”兴起之时,革命被说成是少数阴谋家搞的,或者少数革命家搞的。可是,必须要问:人民大众在革命中是什么地位?难道人民大众只是被煽动起来的革命家们的工具吗?我认为不是。革命不是一两个人搞的,革命也不是一两个人可以煽动起来的,不是哪一些少数人要革命,而是人民要革命。人民为什么要革命呢?”告别革命论”者,包括《另》文的作者说:”‘乌托邦’式的革命理想在这叙事里闪耀着神谕般的光辉,照亮了个体贫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世俗生活的场域在造神运动的过程中被逐渐压缩,私人表达被道德说教式的空洞叙述所压制。”然而,这并不是为什么要革命的答案,这不过是革命的后果。为什么要革命呢?恰恰是因为千千万万的个体,物质生活贫乏或是根本匮乏,活不下去了,才要起来革命,他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得不到保障,世俗生活对他们来说是痛苦与异己的,正是因为这样,人民才要革命,千千万万的个体才要革命,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到底是谁想革命–不是那些资本家、不是那些达官贵人、不是那些大学教授、不是那些社会精英……而是,人民要革命,革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家们不过是顺应人民要求,同人民站在一起而已,他们本身并不是革命的真正主体。

《另》文的作者引了一句话,”丹尼尔贝尔曾经指出:’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人们将发现道德理想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资欲望和特权的遗传。人们将发现革命的社会本身日趋官僚化,或被不断革命的动乱搅得一塌糊涂’。”革命的问题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这只是说革命所带来的负面的后果,然而,这就可以以成为告别革命的理由吗?显然不能,对于”第一天”吃不饱饭、被放逐在社会生活边缘、毫无社会地位可言的人来说,革命有百分之百的合理性,不革命则毫无出路,革命”第二天”的问题决不构成否定革命”第一天”的理由,雅各宾党人的革命恐怖主义并不构成否定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的理由;阿Q的革命是要杀人、抢东西、找女人,但这并不能证明阿Q们的革命愿望本身是错的……《另》文的基本态度就是说:革命之后的极权政治以革命之名的宏大叙事,淹没了个人,淹没了旧的道德,淹没了旧的伦理。可是,这也不构成否定革命的理由,这恰恰证明革命尚未成功,革命出现了反复与挫折。革命者们起来革命的时候,冲锋陷阵,抛头颅、洒热血并不是为了革命之后得到极权统治的权力,而是为了改变今天生活的悲惨命运与现状,争取做人的权利,革命本身是崇高的、是神圣的,是有其人性基础的。今天的”告别革命论”,今天的庸俗的人道主义似乎告诉人们,为了革命理想进行自我牺牲是反人性的,只有自私自利才是人性的,然而,这种想法本身似乎有其合理性,因为人都是有其自然性一面的,因为人有这样那样的欲望的等等,可是,革命的前提正是这些低级的个人的欲望都得不到满足,因此,人民才要革命。谁不愿意过一种小资产阶级式的生活呢–衣食无忧,又可以谈论些文学艺术,可这种生活并不是直接可以获得的,而是要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争取来的,革命不是让人死,革命是让人活;革命不是让人活的不舒服,革命是让人活的自由自在。

《另》文作者最后说:”当这一切通过富有力度和深度的语言被诗意地反复呈现的时候,告别革命之后的叙事重建被完成了–曾经被全面压抑的个人生活在这里以主体的姿态重新被发现被讲述。历史、革命不再是强势的叙事主宰,一个充满大事年表的时光空间被彻底打破。人与世界的对立被彻底终结:世界成为了人的一部分,世界是人的状态,就像蜗牛和它的壳。再也没有了’舞台背景和演员’式的关系模式,那些既是主要人物也是主要听众的’布拉格的天使们’,在聚合离散间、在迷失和再现间真正地告别了革命短暂的春天、走向了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永恒。”

那么,老邪我又要问:”告别革命,就走向永恒了吗?”《另》文作者也许不服气,会反驳说:”告别革命之后还有重新的构建,有了这种构建的完成,才能走向永恒。”可是,这里面忽视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告别革命到底是什么?如果告别革命是指革命胜利了,人民安居乐业,人民不想革命了,因此告别革命,那么,这种意义的告别革命,我是同意的,因为,这里的告别革命是把革命充分实现,并且纳入告别革命自身的一种否定;而如果告别革命是指否定革命的意义、否定革命的价值、否定革命的合理性、否定革命的历史,那么,这种意义的告别革命我是反对的。告别革命之前是有革命的,反思革命之前是有革命的,不能因为反思革命或是遭遇了革命之后的强权就彻底的否定革命。今天,”革命”一词几乎带有贬义的色彩,这恰恰是用一种简单粗暴的反革命意识形态来代替革命意识形态的结果。然而,有对”革命”的反思,必当有对”告别革命”的反思,今天的”反思革命-告别革命”,在将来的或已经发生的”反思反思革命”那里是不是有失公允的呢?我的回答的肯定的。

附:另一种叙事:告别革命之后的”瓦解”与”构建”——读米兰昆德拉的《笑忘录》

在火红而喧嚣的六十年代,”革命”对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在特属于那个年代记忆的宏大叙事里,”革命”充满了蛊惑人心且激情昂扬的美学意义。它意味着青春躁动不安的荷尔蒙气息,意味着在一代人意气风发的理想中穿梭的来自远方的风,意味着玫瑰色的疮疤和苦难,以及带着所谓神圣感和仪式感的民间狂欢。这是幅血色浪漫的画卷,足以让人忽视画卷背后极权主义的阴影。 事实上,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领域有一整套话语系统与”革命”的图景相对应。这套系统精于模式化、类型化的叙事加工并且覆盖了大部分的个体记忆。”乌托邦”式的革命理想在这叙事里闪耀着神谕般的光辉,照亮了个体贫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世俗生活的场域在造神运动的过程中被逐渐压缩,私人表达被道德说教式的空洞叙述所压制。 然而,带着绝对道德洁癖的理想主义浪潮终将退去,将千千万万个体献祭给非理性的神坛并且摧毁了大部分私人生活的所谓革命也终在历史的长河里被涤荡出强权的本色。于是,无可避免的幻灭感和无序感席卷而来,”并没有什么是可靠的了。一切都变得成问题、可疑,成为分析和怀疑的对象:进步和革命。青春。母亲。甚至人类。还有诗歌。一个价值崩溃的世界呈现在我眼前”(米兰昆德拉)。丹尼尔贝尔曾经指出:”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人们将发现道德理想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资欲望和特权的遗传。人们将发现革命的社会本身日趋官僚化,或被不断革命的动乱搅得一塌糊涂”。这时,经历了革命和革命的覆灭的文学再次变得尴尬起来–如何通过叙事面对或者再现革命以及告别革命之后的世态人心? 来自捷克的米兰昆德拉用他的《笑忘录》让那些属于布拉格的人生重新构建了足以”照亮被遗忘的存在”的另一种叙事,带着瓦解了极权冠冕堂皇的意义的幽默,带着私人性质的知识分子批判,以及穿过了幽暗岁月直抵死亡的情欲和背叛、追问和寻找。在笑和遗忘的变奏中,和”革命”有关的一切最终在告别革命之后成为了生命的具体组成部分并且有力地揭示了存在的荒谬本质。 在他的叙事中,革命和告别革命不再只是抽象而强大的概念。它们直接构成了米雷克、塔米娜、卡莱尔、米迦勒、”我”们的内心世界和外在境遇。它们和性爱有关,和戏剧课有关,和背叛有关,和梦境有关,和记忆有关–它们是大大小小的生存片断,以碎片的形态折射出了一个荒诞时代的终结。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对捷克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来自苏联的坦克和枪炮直接导致了捷克改革道路的终结和多达十万余人的难民潮。捷克关于”布拉格之春”的国家记忆是屈辱的,也是悲伤的–大批精英知识分子的外逃,八十余名本国公民的死亡,最高领导人的任意改换,建立在强权基础上的高压恐怖式的绝对控制。然而,在米兰昆德拉的笔下,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从来都是得到”最大限度的简约处理”,就像”一位美工用情节上必不可少的几件物件来布置一个抽象的舞台”。历史在他的小说里是能显示出人物存在背景的处境,是为人物创造出的新的存在处境,或者说,历史本身就是作为存在的处境而现在他的小说里。在《笑忘录》中,”布拉格之春”不是以它的政治、历史、社会范畴,而是作为根本的存在处境之一被叙述;它所包含的革命、反抗、镇压、流亡、极权被简化成了布拉格的小人物们微妙的生存境遇,并在他们形形色色的生活情节中得到内在的体现。大历史和小人物的对立不复存在,在这里,历史本身就是人物无法摆脱的命运和记忆。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叙事从《笑忘录》的一开始就被一个带着嘲讽意味的历史细节消解了”崇高”的传奇意义–因为被判”叛国罪”,原本出现在共产党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发表广场演说的照片上的克莱门蒂斯被宣传部门人为地抹去了,只留下了他关怀备至地给哥特瓦尔德戴上的帽子。接下来,传统意义上的全知叙述视角被一种无主题变奏式的共时性叙述策略所取代–作者似乎是在叙事,但实际上却给读者以一种”写作的存在感和现场感”,写作者和人物的界限模糊不清,历史背景和人物自身的存在处境同样模糊不清。原本崇尚真实感和道德感的革命叙事在叙述策略层面的变革中被颠覆成为一种寓言化的叙事。在这种带着反讽意味的”虚拟的真实”之外,正是对革命深刻的反思和对存在的诗意叩问。 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失落的信”中,通过信和日记所记载的记忆来和强权压迫下的刻意遗忘做斗争的米雷克是小说中正式出场的第一个小人物。他小心翼翼地在极权的阴影下对扭曲的时代做着记录,然而他也有自己的苦恼–他和他的旧情人兹德娜的那段包含着性爱、战斗岁月、革命激情的恋情是他的心病,他要向那个看起来对政权忠心耿耿并劝他入党的女人讨回过往的书信。小说的第一部分在米雷克以及他的儿子、朋友被秘密警察逮捕并判刑入狱之后戛然而止。然而,昆德拉的叙述从来就不仅限于如此单纯的以第三人称对一个小人物命运进行简洁再现,他在第一部分的第五小节和第十小节又以第一人称插入了对于冷战时期苏联以所谓”社会主义”铁幕笼罩东欧国家这段历史的讽刺性议论–仿佛他突然从故事讲述者这一身份中抽离出来,又扮演起了历史目击者和见证者的角色,制造出了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作者的写作进程同步进行或者交错呈现的叙述效果。 同样,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天使们”中,作者在叙述加百列和米迦勒这两个女生和拉斐尔夫人带着象征意味的”笑”之后,意味深长地插入了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我”的故事–”布拉格之春”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被剥夺了工作的”我”曾经得到朋友R的帮助给她所工作的杂志写星座专栏。同时,他还插入了诗人保尔艾吕雅在身为他朋友的超现实主义诗人扎维斯卡兰德拉以及其他知识分子被判处绞刑后继续为极权统治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可耻行径–昆德拉将对此事件的讽刺同加百列、米迦勒、拉斐尔夫人在分析戏剧《犀牛》的课堂上的荒诞的大笑乃至成为所谓”天使”这一故事联系起来,以他向来不动声色的幽默进行了叙述和议论。在他的叙述和议论的表象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极权主义最可怕之处不仅在于暴力镇压一切反对者,而且在于对大多数人精神和道德领域的辖制。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都被粗暴地演化成为一种对国家机器的依附感,私人生活中的欲望以及个性化表达被无所不能的国家机器完全压抑–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革命,它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让极权国家开始成为一个弥漫着谎言的虚伪国度。这些国度流行着几个截然不同的”话语场”,官方的、民间的,集体的,个人的。大家心知肚明却又装模作样,即便是掌握着一定话语权的精英知识分子也不由自主地开始扮演起被体制豢养的金丝雀角色并且越来越假戏真做地欢唱着美妙的谎言。也正因为如此,在这里,魔鬼反而比宣传机器塑造出来的所谓天使更符合真实的人性。最终的结局,可能就像作者所讽刺的那样:大家在欢乐的集体”圆圈舞”中带着官方所宣传的幸福笑容成为了奔向了所谓天堂的天使们。 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热奈特曾将叙述视角比作光学上的”聚焦”并将其分为”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其中,”内聚焦”又有三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固定、不定和多重内聚焦视角。显然,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中通过采用不定和多重内聚焦视角,将人物的故事和写作的现场连接,在一种共时性的叙述和议论中瓦解了传统的革命叙事策略和叙事主旨,在带给读者以参与感的同时也带来了深沉的审视和观照。

前苏联著名的文论家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指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他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这段话如果用来评价有着良好音乐素养并且将之融入小说创作的昆德拉的小说结构也十分恰当。在萨尔蒙和昆德拉关于小说结构艺术的对话中,昆德拉常常以音乐上的”复调”、”对位法”等名词阐释自己的小说结构。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同样不只是作者所描写的客体或对象,也并非作者思想观念的直接表现者,而是表现自我意识的主体。同样,他的小说中也不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作者的统一意识并且不按照这种统一意识展开情节和人物命运。最重要的是,复调小说展现了有相同价值的不同意识的世界,由互不相容的各种独立意识、各具完整价值的多重声音组成。 在《笑忘录》中,昆德拉一如既往地体现了鲜明的复调小说的特色–共时性和”多声部”。每一部分都像是相对平等且独立的变奏乐章,在叙述上并行不悖、齐头并进,然而却都由一个统一的内在主题相联系,具有整体的不可分性。这种整体上的联系还体现在每一部分之中,以第六部分”天使们”为例:它由如下元素组成,分别是关于塔米娜之死的梦幻式叙述,关于作者父亲之死的自传性叙述,关于音乐的思考,关于腐蚀着布拉格的遗忘的思考。这些元素缺一不可,相互阐释,审视的是同一个主题。 昆德拉曾经这样说:”小说的复调更多是诗性,而非技巧”。如果仅仅停留在一种叙事结构层面的革新,《笑忘录》无法做到在”告别革命”这一看似显性的主题下深刻彰显出真正的主题–关于强权之下生命存在本身的悖谬和荒诞不羁,关于浩荡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记忆对于强权的另一种对抗以及对存在感的苦苦追寻。 在复调的结构之外,昆德拉音乐性的叙述语言和叙述节奏同结构层面的构建相得益彰,真正赋予了作品以光彩夺目的生命力。在小说的第六部分,”旅行”"死亡”"记忆”等在类似于词汇注解的断章中被反复凸显,将塔米娜的坚持以至于后来的绝望在解构中得到另一种源于日常生活却又超脱于日常生活的展现。在第七部分”边界”中,多个和主要人物扬有关的带着象征意味的场景(尤其是性爱场景和童年回忆的追溯)一一出现,暗示了扬成年后种种纠缠于”边界”的行为的本质原因。在这两个部分里,梦境般的场景在作者节制的叙述中成为了透视人物内心乃至命运的的镜子。当这一切通过富有力度和深度的语言被诗意地反复呈现的时候,告别革命之后的叙事重建被完成了–曾经被全面压抑的个人生活在这里以主体的姿态重新被发现被讲述。历史、革命不再是强势的叙事主宰,一个充满大事年表的时光空间被彻底打破。人与世界的对立被彻底终结:世界成为了人的一部分,世界是人的状态,就像蜗牛和它的壳。再也没有了”舞台背景和演员”式的关系模式,那些既是主要人物也是主要听众的”布拉格的天使们”,在聚合离散间、在迷失和再现间真正地告别了革命短暂的春天、走向了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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