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前卒: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第三次是CCTV的狗血连续剧

——近年左派和民族主义,乌有之乡和张宏良的变化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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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数日前,本站在一篇转载文章的按语中严肃且明确地表明了对民族主义的立场——对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社会主义如果想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思想流派,就必须坚决批判改良主义和以本民族利益至上的狭隘民族主义。左派只有把自己阵营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及资产阶级分子彻底清理,才能一步步走向成熟;其过程可能会伴随诸多痛苦,但这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本文作为反民族主义系列文章第二篇,对当代左派中的民族主义及其影响做了深入剖析。为了彻底揭示左派民族主义的反动内核,作者不惜用大量笔墨在文章前半部分加以大量铺叙,并从历史角度分别阐述了“落魄贵族”的历史特征,中国现当代史的几个要点,左派运动的形势及历史任务等。文章略长,但我们希望所有追求真理的同志都能认真读完全文,尤其是文章的后半部分。

上来先引用一段《共产党宣言》关于“封建社会主义”的文字。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尊拾取金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这是163年前的文字。在马克思写这段话的时候,包括英国在内,全世界没有一艘铁甲舰,世界海军的主力还是一大票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相差无几的木头船。陆地上,骑兵挥着马刀冲锋还是最重要的突击方式。中国的GDP,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是世界第一。总之,那是一个遥远的不得了的时代,遥远到大部分事情都和我们这个时代不一样。但是这段对“封建社会主义”的描述。让我这个已经适应了21世纪的家伙格外亲切。

1848年的时候,第一次工业革命刚刚结束,资本主义和工业正式结合,在欧洲的西北角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力量中心。别看农业社会的GDP还很高,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战斗力强大、增长迅速,正在不断地吞噬农业社会的人力、土地和财富。1840年,蒸汽船拖着英国的战列舰截断了大运河漕运,清朝政府投降。1855年,法国的铁甲舰轰平了俄国的要塞,俄国认栽,割地赔款。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农业国家,俄国是军力最强的农业国家,这两个国家都被工业国的远征军打服了,工业社会在旧体制面前证明了自己无可争辩的霸权。

从长期来看,工业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但是从短期来看,大部分财富都被资本家拿走了,留给无产阶级的只有勉强糊口的工资。要是工人想不干——随便,被摧毁的农业社会随时提供无穷无尽的劳动力供给,所以工资咋也涨不上去,更不要说政府军拿到了工厂生产的武器,镇压能力比以前强得多。巴黎本来是个三天两头筑街垒的城市,自从法国完成工业化以后,市民的街垒从来没成功地挡住过政府军。1863年林肯征兵,让富人掏钱免役,直接用军队到穷人里抓壮丁,导致贫民暴动占领纽约,结果林肯直接派巡洋舰和炮兵轰击,三下五除二就平息了暴动。工人们左边有新劳动力竞争,右边对着政府军和警察的枪炮,唯一能做的就是认命干活。

当然了,资本家要保证能不断地从农业社会里抽取劳动力,就不能让工人的货币收入低于农民。从这个角度说,工业社会的平民并不比农业社会的平民更穷。但是,工人们从农村来到城市贫民区,放弃的不仅仅是当佃农那点收入,还有农村社会原来的组织结构。

在19世纪的时候,农业社会已经持续了好几千年,比几十岁的工业社会要成熟的多。贵族、官僚和教会在拿走农民大部分剩余财富,让农民仅能糊口的同时,知道在某些要紧的地方要施点小恩小惠,免得矛盾在最激烈的地方变成反抗。比如说,许多寺庙在占有大批地产的同时,也会赈济饥民、提供象征性地免费医药、设置义冢等等。类似的,中世纪西欧领主也要为失去劳动能力的农奴提供基本衣食,允许贫苦妇孺到收割过的土地上拾麦穗、放牧。再加上稳定的社区提供的宗教、家族文化,即便农民和工人拿到同样价值的收入,一般来说感觉是要比工人好一点的。

这样的农民,等到资本家圈了地,或是农村手工业被大工业摧毁,或者仅仅是自家土地被霸占之后进城,虽然也能卖力气换个糊口,但也因此丧失了农村的基本福利和精神安慰,甚至丧失了正常持家的能力。比如说,一个青年农民,本来在农村努力耕作,在长辈和邻居的影响下,把每年的少量盈余攒下来养老,或是应付翻盖房子这种大事。到了城市里,他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生活环境,还没有形成一种能让他从长计议的文化环境。所以往往是年轻时生活尚过得去,老了就听天由命。老舍的《骆驼祥子》开头就描写了这样的生活环境:

“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年轻力壮,腿脚灵利的,讲究赁漂亮的车,拉“整天儿”,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拉出车来,在固定的“车口”或宅门一放,专等坐快车的主儿;弄好了,也许一下子弄个一块两块的;碰巧了,也许白耗一天,连“车份儿”也没着落,但也不在乎。这一派哥儿们的希望大概有两个:或是拉包车;或是自己买上辆车,有了自己的车,再去拉包月或散座就没大关系了,反正车是自己的。

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或因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差点劲的,或因家庭的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大概就多数的拉八成新的车;人与车都有相当的漂亮,所以在要价儿的时候也还能保持住相当的尊严。这派的车夫,也许拉“整天”,也许拉“半天”。在后者的情形下,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拉晚儿”②。夜间,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事;钱自然也多挣一些。

年纪在四十以上,二十以下的,恐怕就不易在前两派里有个地位了。他们的车破,又不敢“拉晚儿”,所以只能早早的出车,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拉出“车份儿”和自己的嚼谷。他们的车破,跑得慢,所以得多走路,少要钱。到瓜市,果市,菜市,去拉货物,都是他们;钱少,可是无须快跑呢。

在这里,二十岁以下的——有的从十一二岁就干这行儿——很少能到二十岁以后改变成漂亮的车夫的,因为在幼年受了伤,很难健壮起来。他们也许拉一辈子洋车,而一辈子连拉车也没出过风头。那四十以上的人,有的是已拉了十年八年的车,筋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后,他们渐渐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他们的拉车姿式,讲价时的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可是这点光荣丝毫不能减少将来的黑暗,他们自己也因此在擦着汗的时节常常微叹。不过,以他们比较另一些四十上下岁的车夫,他们还似乎没有苦到了家。这一些是以前决没想到自己能与洋车发生关系,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才抄起车把来的。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钱吃光的小贩,或是失业的工匠,到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咬着牙,含着泪,上了这条到死亡之路。这些人,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没有力气,没有经验,没有朋友,就是在同行的当中也得不到好气儿。他们拉最破的车,皮带不定一天泄多少次气;一边拉着人还得一边儿央求人家原谅,虽然十五个大铜子儿已经算是甜买卖。”

这样的生活,和没有被战乱波及的农民相比,的确是要悲剧一些。而这些工人的子女,由于自幼就缺乏传统社区的生活环境和父母照应,往往自幼健康就被童工制度损害,长大后生活的恶劣情况比父辈更甚。几代人恶性循环下来,城里的工人住宅区就和原来还过得去的农业村落形成了明显差距,但工人们已经丧失了退回农村的可能,只能一代代地沉淀在这种社区里,成为知识分子们眼中的地狱。

客观的说,农业社会的农村也不是什么天堂。无子的老汉经常是一个人默默地病死;养不活的孩子经常出生就被扔到开水桶里;为了佃到一块能糊口的土地,农民经常要把妻女送到地主家里去讨地主的欢心。解放前的少林寺和尚就公开地对自己的佃户宣布:“有好媳妇的种好地,没好媳妇的种赖地,没媳妇的别种地”。但是,这些苦难是分散在广大农村的,脚上不愿意沾泥巴的贵族知识分子一般看不到。而且农村的贫富差距再大,也大不过工业革命之后的城市。当时的地主,不管是几十亩还是几百亩的家产,只要土地还没有用“顷”来衡量,一般也做不到自家人四季吃细粮,小妾穿绸缎。而城市里,完全可能一边资本家新贵一掷万金,从几千里外请乐队开音乐会祝贺生日;另一边女工和童工每天工作16小时,婴儿躺在机器边的草堆上,哭的时候就用鸦片膏安抚一下。极端的奢华和相对而言极端的绝望放在一起,可以让任何不急着赚钱的知识分子为之动容。所以,在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看来,农村生活颇有一种田园诗一般的朦胧美感,可以拿来批判工业社会的苦难。

之所以知识分子批判工业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根本不属于这个社会。工业社会的历史只有几十年,统治集团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组成帮闲队伍,所以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沿袭了农业时代统治集团的思维。而农业时代的统治集团,比如封建贵族,比如乡下的大地主,儒家官僚,本来就是工业时代要清理的对象。一部分农业时代的精英比较识时务,主动把土地为主的资产换成工业资本,但大多数还转不过这个弯来,只能一面看着自己的财产相对缩水,一面抱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所谓的“封建社会主义”就是这么产生的。这些人主张社会改良,要求提高工人待遇,抱怨资产阶级不会管理国家,管来管去造就了一个对社会不满的无产阶级。早晚有一天,这些无产阶级会造反,无差别地把旧贵族和新暴发户一起挂在路灯上。

按说这些抱怨本身也不算错,但问题在于,你既然是个政治派别,就不能光抱怨不提解决方案。封建的社会主义提出的方案无非就是两种——专制和复古,把“有良心”的贵族和官僚请回来,替换那些见利忘义的暴发户。把农业社会的君臣父子、仁义道德都拿回来。历史没有给这群废物提供实践机会,所以他们的徒子徒孙到今天还喋喋不休,抱怨这个堕落了200年的世界。

类似的事情不止在欧洲出现过。在毫无封建贵族基础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也有类似的争论。北方的资本家渴求自由劳动力和原料,而南方的黑奴不仅要为奴隶主劳动,在人身自由上也依附于奴隶主。这让北方的统治集团非常不爽,宁可发动内战也要消灭这种制度。南方的奴隶主除了组织军队对抗林肯之外,在道德上也振振有词,说你们的劳工用了就可以不管,我们的劳工是属于个人的宝贵财产,绝对不会像资本家那么过度使用——用坏了都是自己的损失。人身依附也没什么啊,我们几代人都是黑奴带大的,不少奴隶还是我们自己在女奴身上下的种,奴隶和我们都有亲情的,总比你们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好。

话说这通反驳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北方的确有不少贫民区里的体力工人过的还不如南方一些黑奴。至于刚下船的新移民,还没闹明白美国的南北方有什么不同,就被绑去当了壮丁,所以才有前面所说的纽约征兵暴动事件,是911之前纽约死伤最惨重的一次骚乱。等到南北战争北方打赢了,还真有不少黑奴发现打工比原来当奴隶过的还惨,起码当奴隶不会负资产,打工却可能越干欠钱越多。直到今天,还是有不少人在渲染南方奴隶制的美好,比如说《乱世佳人》的原著《飘》,就是这种思潮的文化表现。

中国的工业化要比欧美晚的多,直到新中国建立,中国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工业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个稀罕物。但中国的传统农业文明要比西方强大的多,指望复古救国的人相当不少。所以这一波复古思潮中国也没落下。康有为就写过儒家和社会主义结合的《大同书》,杨度可以劝进袁世凯,玩够了帝王术之后当共产党。甚至还有人不光写文章,还下手搞了实践。比如说那个著名的梁漱溟,年轻的时候搞革命,后来在国民政府司法部当秘书。忽而一日,他大彻大悟,发觉一切的问题来自西方的冲击:“(我)悟得了什么?并不曾悟得了多少新鲜的,只是扫除了怀疑的云翳 ,突出了坦达的自信:于一向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他了!于一向之有所见而未敢遽然自信者,现在断然地相信了!否认了什么?否认了一切西洋的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更不虚怯!”。他宣布,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伦理本位丧失,固有的良好传统尽遭破坏,中国人变得“以自己为重,以伦理关系为轻,以权利为重,义务为轻。以个人为本位,社会为本位皆不成功,陷入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

他这一番思想的确说动了不少人,包括一些军阀。他最终在山东邹平开了一个乡村自治试验区,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几年下来的确有些成效,在教育卫生和经济发展上比周边地区强了一截。不过,大部分赞颂他的文章都有意地回避了一个事实,即邹平县在搞实验期间是不向上级交税的,本级政府反而要靠上级补贴运行。政府的权威来自于军阀的支持,但又幸运地远离了军阀混战。在这种优越条件下,他要是还不能让试验区的老百姓过的比中国平均水平好一些,那就太笨了。

等到解放之后,梁漱溟坚持他的观点,即乡村自治,靠农民自己把经济搞起来,即全国都要像他的邹平县。共产党则粗暴地拒绝了他的建议,坚持认为只有在政府主导下优先发展工业,用化肥、电泵和水利设施改造农业才能给中国农村带来希望。在参考了历史之后,共产党政府认识到,在一个农业国搞工业,让农民和工人同收入,实际上是不能吸引最优秀的人加入工业建设的。所以必须适当提高工业人口的收入,才能从长远来看提高农业的实际产出。于是就有了梁漱溟和毛泽东著名的那次吵架。事后梁漱溟靠边站了,闲居到1988年。事实证明,几十年间中国粮食产量的提高,几乎全部的动力都是因为工业发展推动了农业技术变革。不知道梁漱溟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总之,中国也没有给这批复古派在全国充分实践的机会,没有让他们演示一下怎么把中国搞砸。所以直到今天,还有不少搞人文的学术混子打出“儒家社会主义”的旗号,当新东西骗研究经费。

客观上说,不管是马克思那个时代封建社会主义的鼓吹者,还是中国的梁漱溟,甚至拉丁美洲一些支持人身依附制度的教士。我对他们还是抱有三分敬意的。最起码他们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化作出了正确的批判。至于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虽然很荒谬,但也大多数是出于真诚。因为他们在野蛮的资本主义与貌似温柔一点的旧秩序之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他们的失败不在于理论不精妙,也不在于旧秩序不能运行。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他们本来可以作一个很出色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但在一个崭新的工业时代,他们所提倡的制度没法激发工业的活力,所以必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成碎片。他们和投湖的王国维一样,是旧制度的殉道者,算是一场还算严肃的悲喜剧的主演。所以我说这次历史逆流还算得上正剧。

新时代需要工业。但怎么搞工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旧中国的民族资本家觉得这个任务交给他们干最合适,政府只要保证农村不发生叛乱就好,当然他们干了几十年了,也没见得有什么好效果。而共产党干部认为中国必须由政府主导来搞工业,整个50年代都在批判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感情上倾向于他们的一部分技术干部。到了60年代中期,很明显共产党的工业建设已经初步显现了成果,中国开出了足以自给的石油,在苏联援助下建起了体系完整的制造业,为工业升级服务的科研、教育也走上了正轨。但是,党的干部官僚化、特权化、权力封闭化,甚至世袭化的苗头也在出现。虽然远不能和今天相比,但的确是一个难以阻挡的趋势。

对此问题,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方案是四清,即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发动干部去整资产阶级分子,从各处机关抽调干部去整基层干部。用刘少奇的原话说,是:“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讲,还是这样讲,就是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即刘少奇认为,问题出在地主富农等坏人身上,他们还拉了一批基层干部下水,这应该是斗争的主要对象。为了验证自己的看法,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以钦差的身份下去抓典型,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即组织一个庞大的工作队,下去揪基层干部的问题。

毛泽东则激烈反对刘少奇的意见,毛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也好,农村的地主富农也好,被整了这么多年,早就没啥活力了。现在的问题是掌握工业化力量的干部自上而下的堕落,变成新的“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早晚会在这批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走向资本主义——当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喜欢的那种殖民地盛行的自由资本主义,而是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他们头上,他们不好混,穷得要死。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去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希望……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几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最后,中央推出的解决方案还是刘少奇的四清方案,毛泽东掏出宪法来,要求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反对。对于已经实践的四清经验,毛泽东的评论是:“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二十几岁的大学生,光是学文件怎么学得进去?有成绩没有?那个文件,一天就读完了。第二天议,议一个星期就下去。到农村里去学嘛,向贫下中农去学嘛。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去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之所以在四清运动的问题上扯了这么久。我的意思是,毛泽东自己对这种以干部为主导,针对基层“坏分子”下手,兼顾整一下基层干部的运动方式极不感冒。认为党蜕变成特权集团,发展成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主要问题在党的上层。必须发动群众来整党,而不是靠党的上层来净化整个社会。毛泽东的想法对不对并不是本文的重点,我不想过多论述。我只是说,不管是四清、文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八荣八耻,还是唱红打黑。这些运动到底符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以是否捧着毛泽东的牌位为标准,是否喊着共产主义口号也无所谓,关键是要看运动的主导方向:是群众整党?还是党的高干教谕天下? 这个选择决定了运动的性质。

四清之后不久就是文革。完全可以把文革视为对四清以及此前十七年共产党主导工业化路线的一个清算。毛泽东号召群众起来搞大民主,踢开党委闹革命,再从这种大民主的动荡中重组革命的政权。试图在西方那种财团资金+私营媒体的选举游戏和苏式集权政体之外,寻找一条适合工业化社会的新路。文革到底好不好,文革到底成功了没有,这都是很大的题目,但和本文无关,暂不讨论。我这里想要说的是文革初期的一个插曲,即高干子弟造反。

文革刚一发动,官僚们本能地,也是故意地把运动继续解释为整旧社会余孽,也就是那些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子弟。以此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由于此时的中国已经初步完成了工业化建设,即便没有那些出身不好的技术干部帮忙,干部也有信心控制社会甚至继续发展,所以这次他们打算整的格外狠。

文革一开始,运动从学校发起,刘少奇立刻向学校派了工作组,打算继续指导运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子女也都在学校里当钦差,带着支持者整那些出身不好,平时喜欢提意见的“资产阶级分子”。其他干部子弟见状也立刻出头,在赤裸裸的“血统论”支持下建立红卫兵组织。 “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其他地方还有沈阳的“红后代”、武汉的“三字兵”、 西安 “红色恐怖队”等干部子弟的组织。统称老红卫兵。这些组织有父母撑腰,有运动助威,到处进行毫无意义的暴力破坏,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杀人放火。尤其是那些旧社会统治阶级子弟,现在虽然主要以技术干部面貌出现,但也客观上挡了新官僚的提升路,在这场袭击前尤其倒霉。短短几周内,全国有数千人死于他们的暴力。薄一波等高官的儿女,当年都是其中的骨干。

除了打人杀人,这批毛孩子能做的事情不多,只有大搞形式主义,以证明自己暴力的合法性,证明自己够“红”,进而证明自己继承父辈权力的合法性。现在流传下来文革期间的荒唐事,比如烧文物,比如红绿灯倒置,借抄家之名抢古董,大多来自这个短暂的时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表面上表面自己够革命,自己和旧时代割断了联系。才能掩盖实质上的倒退。

这种现象当然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于是,一方面毛泽东以自己的权威,强行宣布这些老部下的子弟都是反革命,认定“联动”是反革命组织,成员要逮捕。另一方面,刘邓派出的工作组都被撤回,鼓励群众自发搞组织去整党。各地的保守派组织立刻发现自己有了真正的竞争对手——新红卫兵和造反派。许多高干子弟很识时务,在台上声泪俱下地声讨自己被打倒的父母,甚至不惜动手殴打,以保全自己的政治生命。从表面上看,他们被压服了。

不过,一直到文革结束,这批由高干子弟发起,支持各地原有官僚和政府的保守派组织都没有消失,往往还因为各级干部潜在的支持拥有更强大的暴力机关。当然了,不管实质上是不是保守派,这些组织都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甚至有地方部队掩护保守派组织,喊着毛泽东的口号直接冲击毛泽东本人的情况出现。(武汉百万雄师事件)。在广西、四川,造反派组织被地方军区公开组织的准军事化部队集体屠杀。到了1976年,四五运动完全是一场高干子弟串联,老干部居中指挥的政治表态。文革后,官僚集团取得全胜,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基本稳定,这些高干子弟也得到了自己的奖赏。不管过去十年干过什么事情,都有从政从商的优越机会,最终构成了今日中国精英阶层的一部分。

明明是复古,偏说是进步;明明要维护特权集团,偏说是毛泽东思想。搞封建世袭,却振振有词的说“革命的孩子接革命的班”。发动自上而下的暴力活动,最后硬说是文化大革命。这和当年以改良和革命的名义,向农业时代倒退的行为颇为相似。不过,当年搞封建社会主义的精英们多少还带着为旧时代殉道的真诚,1966年满街横行的高干子弟们只是为了继承权力而撒蛮。在他们长辈的指教下,这些看似荒诞的行为,背后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性。正如泼妇在亲戚面前又哭又闹,时而寻死觅活,时而要和别人一决雌雄,时而倒地打滚,为的无非是分家时多拿几份财产。一旦财产到手,泼妇也就正常了。这次历史重演,应该算是红色贵族们一场耗资巨大的闹剧。

又过了几十年,20世纪90年代到了。92年以后的共产党终于摆脱了理想主义的束缚,堂堂正正地成为一个只为自己考虑的利益集团,打天下、坐天下,还要给子女传天下。但是,此时他们拿到的这份家产看起来却颇为不妙。

80年代的改革是狂欢,农民们不用再被公社动员起来大修水利,只要往分到手的小块土地上施加越来越普及的化肥就能增产。工人们不用再搞政治学习,子弟不用下乡,企业不技改也要给工人发奖金发福利。老官僚被打倒的一律平反,补发工资还允许子弟去官倒。唯有知识分子不高兴,科学的春天原来只持续到华主席下台。于是自由主义的精英思想逐步蔓延。

这种日子过了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终于过不下去了。国企设备老化,运行成本高昂,税负沉重,一个个倒闭,上千万的工人下岗,东北小姐开始在全国闻名。没了工业,地方政府只能向农业收税,养活扩张了数倍的官僚。正所谓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结果不断地激起民变。90年代我父亲去一个山村,亲眼见过老汉在山头放哨,监视乡政府的工作队。矛盾激化的地方,烧个乡政府那是家常便饭。

国际上,苏联没了,美国步步紧逼,到后来直接掏出导弹轰了大使馆。国内那些不得志而亲美的知识分子还大肆宣扬美国是误炸,我们要体谅。台湾趁机要独立,大家一致回头看军队——军队20年没更新装备,倒是做了20年生意,人心涣散。唯一看起来有希望的消费品出口还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台海危机大受影响。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有大批的失业人口在闲逛。老年人提前退休去养老,可是医疗产业化了,看不起病单位也不再报销;青年人唯一的希望在于读书,但教育也在市场化,工农子弟根本没法获得平等的起跑线。1998年我去上海读大学,那一年上海重点大学的平均学费是3400/年,比其他地区的学校大概高上1000多块。作为这1000多块钱的结果,我同班30多人,只有一个人来自农村——他的志愿表是老师代填的。

内外交困,底层平民开始回想当年毛泽东留下的革命口号,小资产阶级开始怀念历史上的汉唐雄风——当然他们只怀念汉唐王朝的荣耀,不会想到荣耀背后的百姓负担。于是民族主义和泛左翼的共运开始联姻,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反对派。俺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从自由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

民族主义和泛左翼之所以能够以共同体的形式出现,一个重要的原掌舵的官僚集团信了自由主义的忽悠。按说这个官僚集团过去搞共产主义,现在搞国家资本主义,本来不该听什么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忽悠。但是呢,官僚集团缺乏创新能力,眼看苏联倒了,美国在冷战中大获全胜。本来就容易下意识地往西方的体制上靠。再加上这些年的知识分子都是听美国之音长大的,捏着几本萨缪尔森和哈耶克的扫盲读本,给官僚们画了一个美好而光荣的自由资本主义洋天堂,官僚集团自然就信了。于是能卖的国企都被卖光,外资得到了超国民待遇,一起起民变被解释为“改革阵痛”。甚至美国的步步进逼,在大使馆被轰掉之前也被解释为先进国家的提携。全盘的市场化之下,大连市委书记微笑着对记者表态:“在人脑子里,一提起国有资产,也首先想到国有企业,并往往把国资和国企等同起来。为了发展经济,过去很多城市都是一个路子,即争项目,找贷款,办工厂,通过兴办企业,出产品,上产值,拿利润,增税收,这样政府就有钱了……应该放手让企业家去做,市长首先应集中精力把城市本身的事情做好,把市民安顿好,把软硬环境搞好,城市才能走上良性发展之路……我的体会是:一靠良好的环境,二靠吸引外资。环境加外资,就能发生化合反应,城市就能增值。”

这种政府受到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抨击。那个时候网上的政治帖子,不是从底层的苦难说到政府丧权辱国,就是从军备不振扯到民生凋敝。总之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是分不开的。政府被视为买办,军队被视为溃疡,毛泽东作为反对派的最大牌位,兼顾了列宁和俾斯麦的角色,既是平民的革命领袖,也是小资们眼中能振作国势的铁血元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文革被重新审视,从一个被唾骂了20年的疯狂时代重新成为值得思考甚至效仿的对象。面对振振有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听着他们声称要为美国入侵带路,为教育、医疗产业化辩护的言论。不管是左翼共运还是右翼民族主义都恨的牙根痒痒。一边怀念文革,一面暗暗的琢磨:“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自我记事以来,那是政府声望的最低点。

那时互联网刚起来,政府还没有主动控制的意识。翻翻各个bbs,那时的老帖子里找不到一个现在意义上的“五毛党”,只见到泛左翼和民族主义联盟,与激进的自由主义吵架——吵架的双方都在政府的对立面。那时几乎每个省都有地域性的左翼网站,比如上海红旗、湖南红旗之类,左翼的声势非今天可比。像铁血网这样的低级民族主义网站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

不过,中国的运气不错。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也是转机到来的时刻。苏联解体之前,美国人的既定国策已经从工业立国转向金融立国,这样美国就能动员大半个世界的资源来和苏联一国死磕。等到冷战胜利,美国已经陷于发债印钱的金融毒品中不可自拔,甚至整个西方都在转移产业,印钱买东西的狂欢中迷失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更何况中国信仰混乱,统治集团那么好忽悠,转移点工业过去有啥大不了的?不知不觉,按照购买力体现的实际汇率折算,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大国。虽然这个工业国的大部分红利都被西方用金融陷阱剥削走了,但形成的生产能力是实实在在的。

中国的另一个运气是拥有苏联这个老朋友。苏联在1991年挂掉,让中国减少了北方沉重的军事压力,还给中国卖了一大批白菜价的军事技术。不过,死掉的苏联最宝贵的援助是休克疗法。苏联所谓的500天向市场经济过渡,在原教旨市场经济学说的指导下,变成了一场寡头官僚们的抢劫盛宴。中国的官僚倒不是不羡慕这种抢劫,毕竟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划到自己名下的才算好东西。但是,再仔细一看苏联,抢劫之后,制造业已经完全垮了,剩下的只有资源产业和军工产业。中国要是这个抢法,以中国的军工和人均资源水平来看,抢劫犯们手里剩不下什么东西,只有十亿饥饿的民众。俗话说贼不走空,抢劫犯再有作案的欲望,也不会干这种亏本买卖。再一看俄罗斯国势日衰的惨样,哪个大国的统治集团也不想过那种日子。所以,尽管官僚们迷茫无知,尽管自由派的学者鼓噪游说,中国终究没有拆散自己最核心的工业,同时保持着对西方产业转移的来者不拒。

这就催生了一个怪现象,一方面中国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这个工业体系缺乏资本和升级的技术——西方正好在拼命地把这些东西塞给中国,不要都不行,好像唯恐中国不强大一样。如此看来,当年那句著名的口号“帝国主义正在一天天烂下去” 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判断。西方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冷战中彻底沉溺于金融游戏这个毒品,瘾头越来越大,所以自欺欺人地认为中国早晚会和俄罗斯一样乖,假装看不到中国潜在的实力,为了眼前的利润和廉价消费品,眼睁睁看着中国变成世界第一工业国。中国自己也是半梦半醒,看着苏联的榜样,觉得的确不能自己拆自己的核心产业;但眼下还的确是那些外资和民企主导的加工业赚钱。犹豫不决之下,两边都得到了发展空间。这种态度更是让西方国家转移产业、开放市场玩的更放心。

所以,尽管中国自己发展思路不清,但熬过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客观上中国的经济和统治集团的自信心是已经到底了。2001年-2002年左右,中国已经触底反弹,就业、技术积累都明显开始好转,老企业那些缺医保的下岗工人该死的也死差不多了,不再给政府添麻烦。帝国主义的配合和苏联的自我牺牲精神给了中国一个神奇的机会。

谷底的时候,可以说是希望最大的时候,但也可以说是最危险的时候。美国毕竟还是有一批老谋深算的家伙,觉得中国变成第一工业国可能会导致不可控的后果。所以想趁这个谷底扼杀这种趋势。宁可少用点廉价消费品,也要打击一下中国。1999年大使馆被炸,2001年南海撞飞机,都是美国一步步紧逼,拉架势要动手的表现。那时的中国,第一批歼11(国产su27)服役才几个月,国产神盾舰还要两年才能下水,解放军的主力装甲部队以59坦克为主,导弹核潜艇还是80年代初下水的老货色。最要命的是军队涣散了20年,还没从开妓院、走私柴油的美梦中缓过来。要是美国那时候就全面进逼的话,后果还真的很难说。至少中国会丧失接下来10年的黄金发展机遇。

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另一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911事件。阿拉伯恐怖分子从侧面杀出来,一家伙撞了美国的世贸大楼。其实呢,世贸大楼被撞,美国的实际损失不算大,要是考虑到上千金融蛀虫提前见上帝,美国人实际上可能还省了不少钱。但从心理角度来说,这让安定了几十年,还沉浸在冷战胜利中的美国中产阶级人人自危。曼哈顿岛上的滚滚浓烟让美国人弄错了战略方向,本来已经伸向中国的拳头拐了个弯,去中东了。美国人先打阿富汗,再打伊拉克,对着伊朗挥舞一阵拳头后发现阿富汗还没有搞定,这一折腾就花了10年时间,上万亿美元。打仗要花钱,要养兵,美国人就自然更需要从中国购买工业品,更需要中国产品来支持摇摇欲坠的美元。于是中国工业继续指数化膨胀,甚至还有了资源重新搞产业升级。美国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趁着中东用兵,抬高原油价格。至于当年美国提携的印度、巴西、俄罗斯,这三个国家和中国并称“金砖四国”。原因是中国工业大跃进,让另外三个国家出口资源发了点财,其他的一切照旧。等到美国人打了10年,意识到自己的的拳头打到了空气上,真正的对手已经成长成超级大国,在反卫星,反导弹,试飞自己的四代机了。

当然,你可以不认同俺为中国经济奇迹而总结的原因,这也不影响俺接下来想说的。前面这一堆文字,就是说明一个观点,即不管因为什么原因,2002年的中国算是一个发展谷底,已经用最残酷的方式在底层甩掉了包袱,挖到了吊命的资源,之后进入了快速上行道。到了2005年,甚至连内地中小城市都从90年代的暮气中开始露出亮色。取消农业税、提高转移支付的举措则安抚了农村。只有一些后知后觉的人还在描述前一个时代的失误——他们描述的没有错,只是实际上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比如那本抨击买办的《刷盘子还是读书》,指出的问题其实已经正在解决,只是因为一些社会现象滞后于经济发展才有了些销路。

这种局面给左派和民族主义的联盟出了个大难题。本来这个联盟存在的基础就是90年代底层的苦难和国势的相对衰落。现在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在这场肮脏的比烂游戏中,胜利者居然是掌握中国政权的这个国家资本主义集团,这个技术官僚和红色贵族的杂交体。底层的矛盾已经从最激化的时期开始缓和,国力开始相对上升。倒是一直被描绘成超级恶霸,强大无比,处心积虑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西方帝国主义,这10年却是王小二过年,越过越凄惶。所以,为了保持自己的存在感,为了同时兼顾思想中的左翼倾向和民族主义,这个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表示拒绝接受这种现实。根本不承认中国的相对崛起和西方的相对衰落,不承认中国底层的矛盾在相对缓和,甚至连一些工业化的进步也完全指认为恶魔的工具。比如转基因。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但至少能维持这个群体的政治自信心,等待外部环境的改变。

这个时期也是官僚集团重建软力量的尝试时期。在官僚集团看来,不管是赌来的家产还是自己卖力赚来的家产,都是自己的。反正干活的不是自己,赌博赌来的,还显得自己有天命在身呢。所以自信心逐渐增强,自由派的忽悠逐渐也就听不入耳了。但客观来说,官僚集团还说不清楚自己到底该用什么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共产主义?貌似这事儿不好说太细。议会民主?这个转弯有点大,更何况还没有准备好相应的宣传机构和政治献金方式。所以,最靠谱的精神号召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不问政体,不问统治集团凭什么统治。只要这个统治集团能在国际竞争中占上风,在给小资产阶级带来越来越多的准白领岗位之余,还能给他们一个虚幻的人上人的优越感,民族主义者就会拥护政府。支持政府的每一个举措——不管是对反对派开枪还是吹嘘红色贵族固化阶层的合理性。于是,收编那个泛左翼和民族主义的反对派联盟就成了一件很合理的事情。

当然了,泛左翼之所以是左翼,和其他政治派别最大的区别是强调阶级斗争。而在90年代对文革重新认识的思潮影响下,这个泛左翼带上了许多文革的色彩。文革除了头几十天的闹剧外,最重要的主线是批判官僚资产阶级,预言他们将来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这个文革预言中的官僚集团(或者说它的后代)要收编这个带着文革色彩的集团,最重要的是要克服这个貌似不可调和的矛盾。

有个成语叫:“吴越同舟”,吴国和越国人是世仇,但在一条船上,遇到风浪的时候也必须同舟共济。即最好的团结方式是寻找共同的敌人。只要能把外敌的威胁放到无穷大,那么再大的分歧也可以抹杀甚至歪曲。正好,泛左翼因为90年代的政府无能,认定西方帝国主义是重要敌人,自由主义是他们强大的代理人。要是能把这两个敌人无限制地夸大,再用资金支持和政治秀来表示善意,打着文革旗帜的泛左翼也未必不能和红色贵族站在同一战线上。

客观来说,自由主义在今天的中国虽然声势大,但无论如何谈不上对中国政治有什么主导作用。的确,官僚中有许多人还热衷于自由主义的面子,经常谈谈天赋人权和民主政治。但这不过是潜意识里对贵族寡头政体的一种不自信而已。我认识许多这样的官僚,酒桌上大谈自由主义的好处,在实践中他们都是斯大林铁血作风的崇拜者,经常因为某个新来的上级“没魄力”(比如拆迁时不肯派出武警方阵)而抱怨。从高层来看,赵紫阳固然一度大谈自由主义,但一旦自由主义的游行队伍打出横幅,反腐败、反官倒,把赵紫阳那个倒彩电的公子赵大军也列入批判行列,赵紫阳的反应绝不是“我爱儿子,更爱自由民主”,然后大义灭亲。而是悄悄谈判,让自由主义从官倒名单里拿掉赵大军,然后才出来搞政治秀。俄国的叶利钦,苏联没解体的时候和自由主义一起欢呼,跳到坦克上演讲。轮到别人对他玩议会政治的时候,叶利钦立刻叫了忠于自己的装甲部队,炮轰议会大楼。所以说,官僚的自由主义倾向,也就是个玩票的水平。有苏联解体的先例在前,千万别指望他们能真诚地玩一把自由主义理想。

在政府之外,我得说自由主义还是很有市场的。一批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工业化大潮中相对失落的文史科知识分子保住了80年代的自由主义传承。但在扩招之后迅速增加的知识分子大潮中,他们的声音还是相对越来越微弱了。而且,为了解决理论神圣性的问题,他们往往要在宗教(默认为基督教)中寻找终极价值来源。这基本上判了他们的政治死刑。这样的自由主义,谁要说能在中国建立一个买办政权,我第一个不信。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老百姓中也有大量的自由主义思想。这和80年代末的时候正好相反。当时的知识分子和职员干部喜欢谈自由民主,普通城市居民则只是简单的抱怨腐败。现在,大学毕业生这个群体越来越多地转向民族主义,老百姓的抱怨却包含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语言。最简单的例子,我坐出租车,健谈的司机最喜欢谈的话题之一的就是中国不民主,不自由,不如西方国家。听工厂门口无聊的保安对话,往往会把社会问题归结到缺乏选举上。这可能是目前的左翼最担心的一种倾向。但实际上,普通人之所以用自由主义的方式抱怨,并不是他们真需要自由主义,而仅仅是他们没有其他的政治语言体系来描述自己的不满。80年代以来,普通人看着官僚一天天堕落,看到基层政权口是心非地重复空洞的口号,已经本能地对贴有共产主义符号的那些政治语言体系有本能的不信任和反感。所以,80年代的老百姓看到社会丑恶现象和基层官僚的腐败,会说:“中央知道这事不?”;到了21世纪,新一代年轻人只会说:“真tmd烂透了,不民主就是这个结果!”。这种趋势,扫一眼网易、新浪的新闻评论就能看得到。

此外,虽然普通人对中国的官僚集团和西方帝国主义同样没什么好感,但很明显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这个官僚集团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对他们的切身利益影响更大。所以,他们更愿意描述一个圆圆的外国月亮,用来表达对眼前那个月牙的不满。至于外国的月亮是不是更圆,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从帝国主义那一面来说,要说看着中国崛起而不着急,那当然是扯谈。他们绝不会对中国人民有什么善意。但是,西方帝国主义不是一个处心积虑要和你作对的怨妇,而是一个要首先保证自己生存的利益集团。现在的英法,打个利比亚尚且筋疲力尽,造个空壳航母都得中国机械上。显然不具备搞中国的能力。日本折腾自己的老龄化和核电站自顾不暇。德国的装甲部队只剩下几个营。数来数去只剩下一个美国——万万离不开中国廉价商品的国家,仗着冷战遗产还是很威风。但刚刚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本集团就算因为美国的印钞权而出让了一部分利润,依然有能力不断扩张。过去的10年,他们已经错过了压制中国帝国主义的最佳机会,局部战争和和平演变是没法压制蒸蒸日上的世界第一工业国的。倒是他们自己,在金融毒药的压力下日趋空心化。除非发动同归于尽的战争,否则西方帝国主义基本上没有什么阻挡中国这个国家资本主义集团崛起的好办法。

当然,西方帝国主义相对衰落了,中国正在大步地往工业霸主的位置上迈进。这并不是说世界从此就太平无事,相反,中国这个超级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本身就是问题。对世界的资源、市场、后发国家的前途,乃至中国人民的长久幸福都作出了巨大的威胁。帝国主义的崛起,从来是要对内压迫,对外扩张并行。引用一个网友的话来说:“每个人都可以说我的祖国,但只有帝国的统治者才能说我的帝国”。泛左翼如果承认共产主义是长远的目标,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世界人民的普世价值,觉得自己有必要为中国人民的权利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而做点事,就应该正视中国国家资本主义集团崛起的现实。在这个基础上设定自己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策略。但事实正好相反。

近年来左派第一个变化是仪式化。

10年前的左派,无论网上讨论还是网下聚会,大部分言论都是讨论具体问题的。至于讨论模式,倒不必太拘泥。现在有了网聊软件,聚会更方便了,我也经常参与一些左派网上聚会。内容暂且不论,我最受不了的是那种类似基督教会唱诗班的气氛。大部分聚会本身只有一个主题——赞颂毛泽东,花样翻新的赞颂,唱红歌、念诗篇、讲故事。好不容易抽点时间讨论现实问题,结果大家只需要两种表态——咒骂和赞颂,从来不需要辩证的思考,也没人去给出解决方案。我这个人死脑筋,总喜欢问具体问题,建议大家讨论一下刚刚咒骂过的那个问题到底该咋办,得到的答案往往是:“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基督教有个话叫“因信称义”,即你要当“义人”,充分和必要条件都是信上帝。信了你就不用考虑别的细节了,唱赞美诗就行。现在的左派也喜欢这样。

必须承认,仪式化的东西好操作。中国古代总强调“以德治国”,实际下来都是“以礼治国”。就是因为“德”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必须搞一套既能让人有参与感,实际上又足够简单的东西来保证一个底线规则。但是呢,现在是21世纪,你谈政治,谈的是这个复杂的现实社会,总唱赞美诗算什么政治讨论?毛泽东的路线或许不错,但是具体操作方式呢?政治如果永远停留在原则性讨论,不涉及具体问题的处理方式。这样的政治讨论永远是空头政治,不可能。空头政治当然也有好处,比如说很容易就让参与者获得激情的刺激,也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毫无威胁。如果那些自称的共产主义者觉得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我也只好说,随便吧,采取什么样的娱乐方式是他们的自由。但不要告诉别人这就是共产主义运动。

第二个变化是民族主义化。

当然,90年代末的时候,民族主义和左翼运动几乎完全不可区分。但现在的左翼运动,除了挂一个马列毛主义的壳,把文革和阶级二字习惯性地放在文章标题里之外,实质内容几乎全都是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最明显的例子,目前的左翼运动如果要攻击一个人,首先挂上的称号是“汉奸”,而不是“阶级敌人”。而左翼活动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声讨这些汉奸,以及背后的帝国主义老板。只要你骂汉奸——骂一个你都不知道存在不存在的人当然很容易,也没有心理负担——你就算是参与革命活动了。

一般来说,这个汉奸、买办主要指那些私营老板和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再加上一些“潜伏”在政府内部的“资产阶级官僚”。除去这些人,剩下的就都是伟大的群众、可敬的领导核心。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社会集团,即不打算当西方代理人的那些官僚,那些占有最多的中国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力的集团,就这样被悄悄地划为了同志,至少也是同盟。

在许多左翼网站和左翼活动中,你可以看到大量的宣扬中国人相对外国人优越性的文章,即否认中国人和外国人是一种生物,拥有同样的权利。再进一步,宣扬汉民族主义的文章也能堂而皇之地在左翼内部得到一致叫好。这样一群人宣称自己在“推进共产主义”,实在很难让人理解极端民族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必要性。

第三个变化是最重要的:去理论化。

左翼阵营从来是一个理论争吵不断的地方。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左翼一般来说会宣布自己受马克思主义指导,要把建设一个新社会作为大目标。既然要建设新社会,一切方案在没有落实之前,充分的讨论、辩论和争论都是必要的。天底下没有不需要修正的方案。但是,现在的左翼主流中,这种争论正在渐渐减少。因为大家渐渐的不去谈如何建设新社会了,剩下的只有怀旧与一致的攻击——对自由派。甚至有人开始怀疑马克思列宁理论的正确性——这其实是个好现象,不唯权威只唯真理,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理由非常不可理喻——马克思和列宁是外国人,所以理论的可靠性不如本土的领袖。毛泽东的神性光环可以结束一切争论,同时也把一个政治运动变成一个安抚人的宗教。

去理论化不仅仅限于基本的政治思想和社会观点。在涉及到具体问题的时候,泛左翼的的思路也是一团糟。比如说现在左派阵营中最风行的“反转”,即对转基因的批判,大部分人根本不去讨论技术问题,直接声讨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我曾经认真地向几位左派同志请教,问他们到底转基因的害处如何详细论证。他们不是为我认真解答,而是立刻翻脸:“你问这是什么意思?你处于什么目的问这个问题?”也有几位同志要热情一些,会让我去读某某人的书,但当我问他自己读没读过,关键点在何处,是否对书里的数据有自己归纳的的时候,人家还是拂袖而去,到别的QQ群里说刚刚碰到一个居心叵测的家伙。

总之,现在的左翼运动认为立场比事实和逻辑更重要。反转基因可以煽动反美的狂热性,在国内又没有真正树敌,所以只要指出转基因的技术来自美国,就足以证明这东西的邪恶性。因为方舟子支持转基因,所以方舟子就成了敌人。而方舟子的敌人就是盟友——肖传国也值得为之辩护。话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盟友。主动捉头猪来当同盟,这种事还真少见。

当然了,去理论化背后颇有深意。左翼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要求社会改革,矛头直指资产阶级的社会运动。所以任何深入的理论探讨,哪怕仅仅是对“共产主义”字面意思的探讨,也可能把运动的方向指向当政的官僚集团。所以,理论必须简化再简化,简化到像一根棍子那样,只有两头。足够简单的逻辑,可以把肖传国和一些中医骗子拉到自己一边,同样也可以把美国(西方)之外的社会集团描绘成同一个阵营。所以说,逻辑简单倒不一定意味着没有聪明人,或许有人聪明过头了。

第四个变化是体制化,完全可以说这其实是前三个变化的目的,同时也是原因。

迄今为止,左翼天生站在批判社会的一面。因为少数人占据社会大部分稀缺资源,少数人统治社会是几千年来的社会通例。左翼自称站在人民一边,自称要为大多数人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自然有必要批判已有的一切社会制度。尤其是当前最主流的剥削制度。现在,全世界的工业国都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转向国家资本主义。按说左翼的批判矛头应该及时修正才是。但实际上,中国左翼现在还是集中火力批判自由资本主义,也就是那些“买办+代理人”。同时,在现政权越来越国家资本主义化的同时,左翼却开始逐渐对现政权产生认同,声称这是一个能带领共产主义者反对内外敌人(重点是“外”,内部的敌人都被解释为外部的代理),走向共产主义的先进集团。这不仅仅是认识不清的问题,完全是一种倒退。

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时候,随着文革被重新审视,以及苏联解体提供的教训,本来左翼内部已经逐渐对国家资本主义有了充分的认识,对中国官僚集团的行事方式和阶级地位有了明确的界定。但随着时间推移,左翼越活越回去了,开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国进民退”而欢呼,说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胜利。当年的左翼已经认识到现在的中共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今天却越来越多地看见左翼给这个统治集团写血书、诚心诚意地进谏。要求“党内健康力量”,带领我们走向共产主义。全国7000万党员,如果真有百分之一的“健康力量”,全国2000多个县区,每个县区也应该分到几百。我不知道那些逐渐转向拥护体制的左派到底见过几个党员兼共产主义者,以至于对这个党如此有信心。反正我是没见过。但无论如何,对现有执政集团的全面批判已经开始在左翼内部边缘化,甚至被指责为“偏执”、“妄想”。不过,要是连这一点偏执都没有,左翼还有什么脸面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公平的说,现在的主流左翼,并不是对整个官僚集团一味赞美的。对于党内一部分缺乏红色贵族背景的技术官僚,他们敢于大胆地影射、讽刺,甚至指名道姓地攻击。罪名则毫无例外地是:“买办”“汉奸”“走狗”。同时忘不了对另一派官僚集团的称颂。尤其是对“红二代”执政的赞美,用肉麻来形容已经有点不够了。这种夸一派骂一派的做法,本质上是政治投机。即认定中国的统治集团将越来越民族主义化、贵族化,希望使用西方化政治外壳的官僚将日趋衰微。因此,提前选择赢面大的一方下注会有较大利益。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个政治投机本身连“投机”都算不上,完全就是当局宣传部门的一个外包项目。到此,官僚集团应该很满意,因为90年代在城市中下层人口中很有影响力的泛左翼阵营,大部分已经成为了政权的维稳工具。最近,重庆公布了36首红歌的名单,第一首是《走向复兴》。号称要鼓舞共产主义理想的歌曲中,没有《国际歌》。这正是今天主流左翼的写照。

我上面说的这些事情,熟悉这个圈子的人可能会说我造谣,不熟悉这个圈子的人觉得我说的太空泛。好在有一个网站为我这些叙述提供了足够的注解——乌有之乡。这个网站是十年来会员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左翼网站。另外,这个网站没有附带的bbs,所有文章都必须通过编辑审核后才能上传,因此倾向性特别明显,可以直接认为这里的文章反映了乌有之乡的政治态度。下面我分类列了几篇文章的网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直接看看

1. 关于左翼运动仪式化的

关于力促红色文艺占领春晚舞台的倡议

徐州人民永远铭记毛主席的恩情——关于在徐州市中心城区建造毛主席塑像致全市人民的倡议书

倡议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确定为中国人民的圣诞节日

2. 民族主义化的例子

危险的左派——兼论民族主义是不能突破的底线

民族主义的幽灵

当前中华民族存亡面临的抗争揭密

3. 去理论化的例子

吕永岩:方舟子团伙已显露出邪教真面目

切莫被假象欺骗——为什么要警惕方舟子

蒙冤必昭雪:祝贺肖传国教授恢复自由

方氏个人媒体集团对付肖传国的三步曲

“依法治国”政策为何维护不了裘法祖的人格与肖传国的权益?

4. 体制化的例子

黄尔文:极左思潮是修正主义的帮凶

警惕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所谓“革命派”

七律·宰相风范

张宏良重庆演讲:学习主席党建思想,正确看待当前斗争

提拔红二代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

一支失落了军魂的军队如何能支撑得起一个民族?

红二代和官二代

更多的文章,读者可以自己到相关的网站搜索。如果读者有心的话,还可以搜索一下过去几年的文章风格和现在的文章风格,看看变化趋势也很有趣。比如说,看看过去的五六年,谈阶级的文字,占同期文章的比例有什么变化,谈民族主义的又增加了多少。针对红二代的文章多了多少,对国际共运和国内工运的报导数量有什么增减,和红歌会的消息哪个多?近十年来泛左翼和乌有之乡的变化,在这些对比上有明确的体现。看了之后,不由得让人感慨现代社会的节奏真快,短短几年时间一个以理想主义为号召的群体就能发生如此之大的蜕变。

这个群体的变化,不仅我感受到了,那些“正牌”的民族主义者,或者说从一开始就不谈什么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也感受到了。我的朋友里就颇有不少这样的人,眼里从来只有中华民族(汉族)帝国的伟大与光荣,从来不在乎这个帝国是什么样的统治方式,只要能让中国在世界上称王称霸,照搬美国制度也好,纳粹也罢,都无所谓。在政治光谱上,这显然是极右派。前几年,这批人谈起乌有之乡的时候,满嘴都是不屑,说那里都是一群喜欢造谣的疯子。但在那些民族主义者朋友看来,乌有之乡这几年是越来越“进步”了。评价从“满是疯话”变成了“脑袋开始清楚起来”。其实,客观来说,不论是前几年还是现在,乌有之乡的确都有喜欢耸人听闻的毛病,对文章的可靠度审查不严。但是呢,这个毛病最近几年是愈演愈烈的。前几年最多是传点花边新闻,近几年就干脆赤裸裸的使用谣言。这样一个网站之所以被极右翼认为“疯话”少了,少的显然不是真正的不靠谱文章,而是少了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理想这些“疯”话。

在乌有之乡常开讲座的,还有杨帆这一类纯粹的技术流民族主义,他们和我的那几个民族主义朋友差不多,也是只说国家不说阶级,只说民族主义不提共产主义的。前几年,他们常在乌有之乡演讲,被冠以“左派”的名头。对于这个名头,这个群体不约而同地表示了拒绝,杨帆曾经公开表态:“我不是左派”。原因是当时的泛左翼和请他们开讲座的乌有之乡还经常谈阶级斗争,谈革命。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决不能挂上这个名头。

最近几年,我再次听到“我不是左派!”这句话。不过发言者不再是那些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些坚持和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政权保持距离的人。他们觉得“左派”这个词在中国变了味道,从共产主义者的代名词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文化打手,所以宁愿把这个头衔留给民族主义者。

说到近年的乌有之乡,绕不过一个人——张宏良。我在左翼圈子里朋友很多,不过,2005年之前网上从未听说有这样一个人。他据说是中央民院的一位教授兼研究所主任,不过这个身份并不重要,他在最近五六年之所以名声大噪,完全是因为一系列网文和演讲,其中至少有一半依托于乌有之乡这个平台发出。他很善于在演讲时调动听众气氛,善用惊人的数据,但缺点是激情压倒逻辑。听他的演讲几个小时,往往出门时忘了他都说过什么。上网翻翻他的文章,长短凑到一起几百篇,文风浮夸,形容词比一般文章要多一个数量级。抛开这些修饰的东西,他的观点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总结如下:

1. 转基因是美国的基因武器,中国人即将失去生育能力

“美国孟山都等种子公司为了让农民年年购买转基因种子,向种子里面转入了绝育基因,世界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都发现,这种含有绝育基因的粮食,用做饲料会造成动物的断子绝孙……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民族劫难,将成天谴。30多年来,中国对科学与民主亵渎得太过严重,所有罪恶都打着科学与民主的旗号泛滥于世,甚至把数百万妇女逼良为娼,都歌颂为是科学与民主的文明进步。所以,上苍便借助科学和民主这两把利剑来惩罚中国,让科学家和民主派联手把转基因主粮强加于中国人头上,让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把眼睛盯在中国人身上,等待和观察中国人做出何种反应以后,再决定被称为生物学世纪的21世纪人类的发展方向。”

2. 中国现在濒临亡国

“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民又像20世纪初那样肩负起了民族救亡任务。20世纪的民族救亡运动的最终完成,我们依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现在21世纪的民族救亡运动,我们仍然只能依靠毛泽东思想。”

3. 中国最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其他的都可以放一放

“当前中国人民的阶级利益融于民族利益之中,首先是民族利益,其次才是阶级利益,覆巢之下没有完卵,只有保住民族利益,才能谈得上阶级利益和人民利益。所以现在重要的任务是重建中国的爱国统一战线,把进步力量都调动起来,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个逻辑链倒很完整,即美国对中国有阴谋,中国要亡国,所以我们必须放下内部矛盾,团结起来对付美国。

团结到谁的周围呢?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薄熙来的“千日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姓就欢呼“共产党又回来了”,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共产党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共产党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重庆的民生政策正在全部展开,建设“五大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的战略已经进入实施阶段,重庆把全市最好的地段拿出来建设廉租房,开始着手解决住房、医疗、教育等老百姓背负的“新三座大山”。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重庆还在下一盘事关国家经济安全,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未来大棋。重庆趁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将外资企业大规模引进重庆,仅惠普一家就带给重庆8千万台电脑的生产能力,美元将会如潮水般涌入重庆;为了避免外汇占款导致通货膨胀,避免用资源和商品换取美元废纸的财富流失,薄熙来指示每年至少要花掉外汇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百分之八十的外汇怎么花,花在哪里?重庆把目光盯在了保护中国老百姓的餐桌上,盯在了保护中国老百姓的健康上,盯在了保护中华民族的种族安全上,盯在了避免转基因主粮的危害上。由于种植转基因主粮是国务院的决定,重庆作为一个地方政府根本无力改变,只能采取“曲线救国”的办法,到国外去买地,到国外去种植非转基因农作物,到国外去生产非转基因食用油,然后再返销国内,因为外国不需要执行国务院政策。在此,薄熙来让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当初岳飞、邓世昌等诸般爱国将领的悲壮,更加理解了重庆人民为什么那么爱戴他们的薄书记。

在此,我们也想到了乌有之乡。从2009年底国务院农业部决定全国种植转基因主粮开始,为捍卫中华民族的种族安全,为捍卫13亿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为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乌有之乡就以十分微弱的单薄之力,与当今最强大的美国生物资本和国内沉船派共同组成的转基因主粮大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殊死抗争。当时除了新华社《瞭望》周刊之外,包括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全国媒体,几乎全都站在了美国生物资本一边,那些著名的基因专家在利益推动下,更是齐刷刷地站到了美国生物资本的立场上,双方在沉船派统一指挥下,把转基因主粮美化到了极端,同时也把转基因主粮的反对者妖魔化到了极端。在如此强大力量面前进行殊死抗争的乌有之乡,甚至比大战风车的唐?吉可德还要更加悲壮,那些年轻人只有一个信念:宁可网站被关,也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转基因主粮危害的真相!正是乌有之乡坚持不懈的殊死抗争,才使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到了转基因主粮。可以说,目前薄熙来对转基因食品的战略布局,应该说是对乌有之乡杜鹃啼血般呼吁的最好回报。

只是一个重庆太小了,根本阻挡不了转基因主粮覆盖全国的汹涌大潮,况且重庆也没有阻挡,只是希望通过在国外买地种植非转基因食品的方法,来减少转基因主粮危害的人群,是一种能救多少算多少的无奈之举。重庆在转基因主粮问题上的被动突围,证明了单独一个省市地区难以单独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如同当初马克思认为单独一个国家难以建成社会主义一样。重庆难以单独复兴社会主义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同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所言:“因为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政治上的驾驭权在谁手里?在普世价值派手里,在沉船派手里;如何夺回这个政治驾驭权?只有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如何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重庆的唱红打黑、改善民生就是第一步。同时也是走向党群一体化的第一步,人民群众唱红,共产党打黑;群众唱红从心里唱,共产党打黑往死里打,于是重庆人民才会齐声欢呼:“共产党又回来了”,又回到了人民群众之中,又和人民群众融为了一体。

即按照他和乌有之乡的号召,向重庆的薄书记致敬。这就是张宏良的答案。

张宏良是推崇毛泽东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在泛左翼里获得了广泛认同。同时期也有秋石客等自称左翼的知识分子,同样推崇红二代的红色新政,但风头都被张宏良盖过去了。但是,张宏良到底对对毛泽东了解多少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一段发言:

“所以,我的大会发言题目就是《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它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只要想回头,就完全能够回头!”“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不同之处,也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根本不同之处。因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吐故纳新的新生能力,而国民党则没有这种能力,苏联东欧共产党也没有这种能力。这就是重庆模式引起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高度关注和激烈交锋的主要原因。”

这段话和前面毛泽东评四清的话放在一起看。张宏良和他推崇的重庆模式到底离毛泽东有多远,也就不言自明了。

张宏良还喜谈文革。按他的说法,文革是中国历史的伟大创举。这也为他获取左翼的认同大大加分。不过说到张宏良和文革,我倒有一段故事要说来听听。

2007年的时候,在龙的天空这个网站,有人发帖讨论文革问题。有人说到张春桥在文革结束后的审判中一言不发,我饶有兴味地回了个贴,说如果张春桥当时知道审判的确在向全国直播,估计还是会说几句的。于是我就动手在回帖里写了个“张春桥演讲”,内容如下:

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则,我早就想好了有这么一天。

我的发言并不是打算在一个即将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权机器前为自己辩护。但既然今天你们还打算维系一个伪善的辩护程序,我不介意在这里和你们安排的旁听者聊几句。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纯洁无暇的圣人。这个社会有100条或更多的理由指控我有罪,但正如我预料的,你们指控我的罪名在这100条之外,而且制造的罪名非常不专业。比如说与林彪集团合作。那些为我炮制罪状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次曾和林彪集团一起密谋杀光所谓的“文人集团”,也就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或许几十年以后,你们会给自己曾经的同谋翻案,同时继续称我为罪人——我会很高兴你们这样做,因为我耻于让另一个懦弱的反革命集团分享我被走资派打击的光荣…………你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毛主席。你们试图继承他的权威,你们试图继续尊他为领袖,你们试图宣称自己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脉相承,你们知道甚至不能和逝去的伟人对抗……但你们绝对不同意毛主席建国以来的革命路线,本能地要保护自己官僚机构的特权……因此我们被推上这个审判台来为毛主席的“错误”负责,我对此既感到光荣,又感到惶恐……我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执行者之一,断然不敢独占这一理论成果的发明权;但我很乐意看到,我因为这一路线而被审判,这是一个光荣的职责!

我知道,我们其中有人会认罪,会痛哭流涕地忏悔,会声泪俱下地揭发自己和林彪集团的合作……这同样在意料之内……历史总会在恰当的时候甩下一些人,因为他们本来就不配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更加当不起这份光荣。当然,你们不会因此饶恕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能力限于污辱自己……就在我被审判、被指责的时候。人民公社正在被解散,独立的工业体系正在瓦解,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以各种罪名被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庭判罪、私刑处死。那些联动分子正在迅速的被提升,千百万重新获得权力的大小官僚正快活地让子女联姻,为利益集团补充新的血液……这绝不意外。而且由于你们窃取了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工业财富,你们有能力在短期内收买人心……让被蒙蔽的人民一起声讨我们革命派的罪行……这种小伎俩混得了一时,能混一世吗?慎重的说,或许能吧;如果这“一世”指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话。

我还不老,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你们的灭亡,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堕落,看到你们的子孙走向疯狂!看到你们镇压群众,看到你们在群众中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火种!

然后呢?然后那个帖子讨论了几个回复就结束了,我忘了这事。

过了两年,我忽然在张宏良的博客里发现了这段话,他老人家还郑重其事地给我随手写的这段文字加了一个按语:“最初看到张春桥这个讲话感到十分疑惑,因为30年来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张春桥在法庭上始终一言未发,不过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的确很像张春桥的讲话。张春桥讲话的历史基点和凝练风格是很难模仿的。或许有人会说,邓小平的讲话更加简练。对!邓小平讲话是简练,张春桥讲话是凝练,简练的讲话容易模仿,凝练的讲话很难模仿。从这个讲话题目和内容看,张春桥事先已经预料到了政敌的胜利和自己的悲剧结局,他却没有像邓小平那样见风转舵,及时投靠对方,而是坐等灭亡的最后降临。在此张春桥的“弱智”和邓小平的“睿智”形成了强烈反差。附件中是邓小平分别给毛主席和华国锋的两封信,给毛主席的那封信导致了邓小平1975年复出,并且不是一般复出,而是党政军大权在握;给华国锋的那封信不仅导致了邓小平再次复出,而且最终还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特别是邓小平给华国锋的那封信,如同致幻剂般让华国锋迅速迷失了自我,洋洋自得地对陈永贵等人说:“我给了邓小平第二次政治生命,邓小平肯定会感激我一辈子”。张春桥一直被指责为是老谋深算的“军师”,既然是老谋深算的军师,就不可能不懂得诸如“屋檐低头”“蝼蚁贪生”这类连低等动物都知道的活命哲学,导致张春桥明知是地狱而仍然前行的,其实是所有历史变革者都难以克服的手段和目的之间二律背反的内在悖论。正是这个历史悖论推动耶稣走上了十字架,推动释迦牟尼苦苦冥想于菩提树下,推动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推动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如果有人感觉政治话语太复杂,不好理解,就看一下自己身边的日常生活吧,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学者还是市民,那些竞争的胜出者凭借的是什么?是更有道德更有才能?还是更加阴险更加卑鄙?懂得了日常生活中这个现象,也就懂得了历史变革者总是悲剧命运的深刻道理。下面是张春桥的讲话和邓小平的信”

然后,由于张宏良先生的广泛影响,我的这段无心伪作就在网上传开了。不止一个人推荐我去读这段“张春桥讲话”。我自己辟谣也毫无用处。现在用这段话的第一句当关键词一搜,还是无数的人以为这是真实的历史文件。我想,不管张宏良先生是故意弄错还是无意弄错,这个例子都可以用来说明张宏良对文革、对历史的看法,说明他的学术水平和可信度。目前的左翼主流群体由张宏良这样的人当旗手,一方面打着毛泽东和文革的旗号,一方面为红二代贵族的统治论证合法性,主动地为毛泽东文革要打倒的那个官僚集团的的长治久安而鼓吹。这种怪异的现象如果搁到10年之前,怕是最有想象力的社会学家也想象不出来。

当然,历史从来比小说要出人意料。因为小说的作者要让读者觉得情节有合理性,就不能太放纵自己的想象力。历史没有编剧,反而无所顾忌,可以把各种貌似毫无逻辑关系的政治符号在现实中捏到一起。前面说过的封建社会主义和文革初期的高干子弟造反的闹剧,都是在最保守的政治逆流上贴了最激进,最时髦的政治标签,这种矛盾的结合体居然也风行一时。可见历史总能给我们惊喜。

马克思曾说,历史经常重演,只不过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就是闹剧。第三次呢?马克思没说,看来马克思的想象力也有限,没料到已经被证明是闹剧的东西还会被人重演一次。最近这几年,中国泛左翼的转变明显地超越了马克思的想象力。在反思文革、寻求新社会主义的标签底下,是红色贵族的合法性论证,是抹杀阶级斗争的和谐颂歌,是极右翼民族主义呼唤法西斯专政的政治宣言。当年文革时为官僚资产阶级而战的“红二代”,在文革后的复辟中步步高升,现在居然再一次被贴上了共产主义领路人的标签,被左翼视为文革精神的传承。这算什么剧?

当年的封建社会主义和乡村建设运动,这是正剧。传统知识分子对工业社会缺乏了解,所以只能用复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可笑,但不乏严肃和真诚。

1966年,高干子弟以革命的名义捍卫特权,提出“血统论”,这是闹剧。缺乏真诚和严肃,唯有狂热的仪式、野蛮的手段和瞬间变脸的无耻。

不管是正剧还是闹剧,演员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封建社会主义的捍卫者在为农业社会送葬,“血统论”的捍卫者要为自己和家族夺权。今天的“左翼”在做什么呢?一群被统治阶级的成员,一群下层小资和底层的劳动者,在几个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鼓动下,以革命的名义为红色贵族欢呼。这如果是一部戏剧的话,台词显然和角色的身份极端不符。在正常的舞台上找不到这种荒诞剧,一定要找的话,只有今天CCTV上的神奇电视剧能与之一比:

CCTV的古装剧里,奴隶和主子同呼吸共命运,为了主子的一笑不惜搭上自己的生命;

CCTV的感情剧里,丫鬟小厮们来来往往,拿自己的一生来给才子佳人做陪衬,临死还要说活的值;

CCTV的现代剧里,领导们满口是人民和正义,就算偶尔遇到阻力也必然有更大的领导来解围。

CCTV的史诗剧里,革命者穿着笔挺的军装,在鲜花美女簇拥下潇洒地开枪,意气昂扬地演讲,然后革命就胜利了。红一代和红二代获得了合法性,这个合法性里没有人民的喜怒哀乐。

这些奇妙的电视剧拼命宣扬激情和热血,我却觉得这种热血说来就来,廉价到不像人的血,倒像狗血。在刚刚过去的10年,泛左翼充满矛盾的转变,在历史中已是同一个情节演到第三场,在任何剧院拿不出手,唯有到CCTV和狗血剧为伍,或许还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后记

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开始习惯说自由主义的名词。这在民族主义看来是一种威胁,我却觉得这是社会进步的机遇。随着教育和媒体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不满足于简单的政治牢骚,已经在“后革命时代”重新意识到谈论政治、推动政治变革是自己的权利,也是解决大部分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案,这本是大时代的先声。面对这种机遇,左翼主流不是积极应对,向人民普及正确的政治思考方式,反而回头抱住红色贵族的大腿,为最保守、最反动的权力世袭制度奔走鼓吹。用一句很古老的话:“自绝于人民”来形容再合适不过。

这年头是个“后革命时代”,共产主义者早就不时髦了,中国谈共产主义的也不止我一个。但是,谈共产主义,必然要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至少要知道贵族集团、官僚专政和共产主义绝不相容。很多人看着共产主义是个笑话,我不怕被人笑,但我们搞共产主义,绝不能被共产主义的敌人利用了还笑我们傻逼。这是我个人划定的一条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