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回来了吗?——访美国约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利奥·帕尼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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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葛晶晶,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硕士

编者按:在金融危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重新复苏。这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近一次复归。不过,这个问题本身的难点在于:为什么我们要回到马克思,而且是再一次的?这一举动,向我们表明了时下局势的什么特征?最重要的是,先前的那几次回到马克思,向我们展现了怎样一个资本主义,谁在自觉地与之斗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必须怎样转变?

当前美国左派的重建中,最积极的是以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左派思想家穆伊什·普斯通带头于2006年6月所组建的一支名为“鸭嘴兽”的队伍。“鸭嘴兽”在2007年4月的《目的声明》中称自己是“通过自我批判、自我教育,最终达到对马克思主义左派的现实重建”的思想者的集合体。于2006年12月成立“鸭嘴兽支部”,组织了马克思主义阅读班,举办公共讲坛,开辟公共讨论空间。2007年11月,创办《鸭嘴兽评论》杂志,成为宣传“鸭嘴兽”左派理念的重要阵地。

《鸭嘴兽评论》(The Platypus Review )五月号中刊印了鸭嘴兽支部(The Platypus Affiliated Society)的伊恩·莫里森(Ian Morrison)与约克大学政治学系的创始人利奥·帕尼奇(Leo Panitch)教授关于上述问题和其他主题的谈话。

▲(采访者伊恩·莫里森简称▲,下同):人们经常把1968年和1973年作为比较的标准,前者是政治的,后者是经济的。回顾过去,这些时刻之间所具有的相似性,让人不禁觉得疑惑:1968年对许多人来说似乎是爆发了浪漫主义的革命,然而到1973年,左派政治却日益受到改良主义的影响。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将这两个年代相结合的意义呢?

●(被采访者利奥·帕尼奇简称●,下同):1968年的代表性事件不仅有世界各地反对越南战争大动员和巴黎五月风暴,还有布拉格事件。所有这些表明,作为一种认识,民主改良主义在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官僚机构的缺陷中已经迅速成长起来了,而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进步力量在这时已经成为历史。一些人或许早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而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共和国这件事使人更加清醒,人们认识到这种特殊的“共产主义”和特殊的“社会民主主义”都已经过了历史保质期。这些认识政治地定义了我这一代人,定义了新左派。我们中的有些人匆忙加入了托派政党,其他人则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党,希望可以产生一个新的非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所有这些努力都未能成功地建立起政治组织,但在我看来,我们在组织上比文化和智力方面的失败更多。

▲:如果以1973年为转折点,为什么政治改革会受挫?美国和国外的许多政治观点只是用铺天盖地的“反抗”一词来应付改良政治所提出来的困境问题,对于少许激进的观点更是如此。你认为这种困境的起源是什么?为什么即使是改良主义也在倒退呢?

●:人们一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和很天真的想法,认为可以在资本主义内部通过改革获得胜利,等待着突然有一天,就超越了资本主义。但是1975-1976年的经济危机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不能超越改良政治,就会失去已经赢得的改革。仅仅提供失业保险是不够的;你必须消除失业,取代劳动力市场,建立民主的经济规划,等等。这在凯恩斯主义危机即1970年代因充分就业而产生的巨大的通货膨胀、庞大的政府财政危机期间,就已经变得很清楚了。

这场危机有许多原因,包括工会并不愿意提到的、左翼人士至今仍然不愿承认的退却。1972年,我从英国回到加拿大时,护士们正在要求加25%-40%的工资,为什么不呢?他们刚开始组织工会,并注意到他们和医生之间的工资差距,同时也注意到,甚至连工业工人当时的收入也比他们多。而工资增长40%是一个革命性的要求。为满足这个要求,通货膨胀不可避免,而且因为自从战后到1960年代首次达到了充分就业,年轻的工人在公共和私营部门都提出了这个要求。在我这一代,你去工作时会意识到,26岁是你作为个体能够奋斗到的最高峰。从那时起,不管你得到的是什么,都将是以你的工厂或办公室为一个集体的工资或薪金的增加。

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人们就不会怕集体要求大幅度增加工资。劳动后备军的主要问题是会引发不安全感及对失业的恐慌。对于1960年代的工人来说,如果因他们的要求太高而被辞职,他们可以找到别的工作。如果老板严格要求他们努力工作,年轻工人经常会让老板“滚开”,因为他们知道可以很容易找到另一份工作。

广大劳动人民曾经预测,1940年代和1950年代凯恩斯主义会促成充分就业,但这实际上发生在1960年代。非马克思主义者琼·罗宾逊和马克思主义者米哈尔·卡莱茨基这些人曾表示,充分就业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矛盾,1960年代这一观点得到了证实,因为工人要求的增加和拒绝努力工作,影响了通货膨胀,并最终压缩了利润。这一矛盾在1970年代的危机中自己解决了。这是一个工人主导型的危机,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即使在老板们不能随意提高价格这样一种劳动条件不利于资本家的情况下,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竞争力。

1970年代的危机表明,你不可能通过积累改革成果来超越资本主义。你可以使资本主义一团糟,你可以使它的功能不好,但仅此而已。我们不能使这些激进的工人转变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意味着到1970年代末,他们的勇气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败和失业率的上升一并消失了。他们很害怕,工会也接二连三地受挫。人们的幻想——即使没有意识形态和党的领导等因素,只要拥有战斗力,工人阶级必然成为革命家——破灭了。当关系到性别问题、生态危机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时,左派和自由派都转向工人阶级,这开始日益被视为反对改革,反动,而不是左倾。

▲:谈到性别问题,环保问题,你是如何看待这方面的新社会运动的?在左派所遇到的困境面前,他们的成功和局限各是什么?

●:很明显,这是20世纪失误的遗产。在1930年代做一个武装的工人,参加一个失业工人的游行,和把他们标榜为苏联式的,都太容易了。对于考验,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只是看见充分就业,看见苏联积极地配合西班牙内战的斗争。你可以把这样一个人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到1970年代,这就非常困难了。一方面,有冷战的宣传,尽管在1920、1930年代也很多。但是,要通过现存的共产主义的积极方面来引导激进分子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变得越来越困难,其根源在于苏联模式自身的客观缺陷和失误。

1989年,当那些政权最终承认共产主义已经不合时宜时,我并不认为我们失去了很多。这并不是说我不羡慕那些在1968年加入共产党的人。他们知道加入后将会更难找到工作;他们的家庭会躲避他们;这需要巨大的牺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抱着可以使这些政党更加民主化的希望而入党。我钦佩他们的勇气,但不认为他们可以成功。

虽然我认为没有苏联模式的时候会更好,但我对反全球化运动也感到很沮丧:人们转而制造出新的偶像——阿雷格里港、委内瑞拉或萨帕塔。不是这些斗争不值得支持和鼓励,问题在于那些观察到这些行动却逃避问题的人。这就像1935年,当英国工党费边主义者西德尼(Sidney)和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从苏联回来时说的:“我已经看到了未来,它运转良好。”当我参加阿雷格里港的世界社会论坛时,有人同样天真地参加一个参与性的预算会议,听取由工人党官僚机构给他们描绘的特征,回来后表示:“我已经看到了未来,它运转良好。”没有人提出本该提出的参与性预算存在缺陷等尖锐问题。虽然没有受到正规教育的黑人妇女现在可以决定,是否将下水道或马路建在他们的贫民区——这是一个显著的成就,但在那些会议中,还应该讨论工人党的大政方针,例如在阿雷格里港采取阶级斗争。贫民区每次建下水道时,这块土地原先的主人(第一位占有者,先前土地由于太受压制,利用率不高)就会说,“现在这片土地值钱了”,并开始要求市政或者补偿他或者将被占领的土地归还给他。在阿雷格里港,曾经有过此类阶级斗争,但这些问题在预算会议上被忽略了,阻挠着政治发展。

在萨帕塔你可以指出类似问题,主要是武装组织的问题。虽然萨帕塔斗争令人印象很深刻,天真的左派因而也弥漫着一种认为他们代表了完美的民主形式的情绪。总的来说,我们需要摆脱将这个或那个运动作为模型的思维方式。团结的最好形式是尝试去斗争,在他们发生的地方,在潜在的革命运动或政党建立的地方,向他们提问,“你们所面临的障碍是什么?哪些事情证明是最困难的?你觉得你什么事情没有能力去克服?”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这些有问题的模型一直是我们在建立新组织时的沉重负担。幸运的是,它的影响似乎在慢慢消失。当有人听到你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者,或者社会主义者时,他很少会想象你是一个被投进监狱的人,一个被关进集中营的持不同政见者,或者想到服从党的工会。

▲:由于这次经济危机促成马克思的回归,美国政界的许多人开始要求“新的新政”,一个要求福利国家、充分就业以及其他在今天看来是困难的改革新需要。但是,新左派将批评福利国家作为自己的前提。对于1960年代末左派对强有力的政府和国家干预的这股怀旧之情的觉醒,您有什么想法吗?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进步:在凯恩斯主义危机和工联主义的失败面前,那些一直在激进地批判改良主义的人发生了巨大转变。例如,以著述研究福利国家怎样遣散和合并穷人而著称的弗朗西斯·福克斯·派文(Frances Fox Piven)和她的丈夫理查德·克洛沃德(Richard Cloward),揭示了人们怎样被迫不再激进,服从为男性辩解的政府机构,因为美国的福利政策倾向于单身母亲。在1980年代初面对里根主义时,派文和克洛沃德对前沿斗争的工作和奉献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一个典范,然而在《新阶级斗争》(弗朗西斯·福克斯·派文和理查德·A.克洛沃德:《新阶级斗争:里根对福利国家的攻击及其后果》,纽约:Pantheon出版社,1982年)中却令人生厌地支持福利国家。自上而下存在新的阶级斗争是事实,但我认为,左派需要集中更多精力关注的是那些需要福利国家的人,他们被福利国家疏远了,害怕它,感到它不受自己控制。这是助长迎合里根和撒切尔反中央集权的首要原因。同样,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蒂斯(Herbert Gintis)也强烈批判用教育来进行社会控制,但在1980年代却转而为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进行辩护。他们试图保留已经赢得的改革,但却将其消极方面也一并囊括进来,防御也仅是片面的。

这就是当今的主要政治。同1960年代社会运动的动员政治相反,当时是如此的有分量,今天的左派政治大部分是社会民主改良主义的版本。无论他们是不是如托马斯·奈洛尔(Thomas Naylor)对新民主党所描述的那样“匆忙的自由主义者”,在过去整整20、30年间,左派政治一直处在十分被动的防守位置。左派政治仍旧致力于在政府中获得一席,促进一项政策的实施,或赢得一项改革。诚然,改革是必要的,但这种做法存在许多我们不应该忽视的问题。这种改革所能取得的成绩已经越来越少了,而且越来越与新自由主义相妥协。他们不是建立在超越资本主义矛盾的基础上。即使有一定的收益,他们也不会有动力迈向更高层次的改革。改革远远成不了“垫脚石”——即使只是成为有更多政治变革的垫脚石——过去30多年的政治改革有的只是负动员、制止的作用。

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即不能为人们提供即时的回报,你就不可能通过变革的政治赢得人民。工人需要更多失业保险,学生需要降低学费。赢得这种现实性需求是必要的。但把这些要求与长期战略联系到一起,并明白这些改良的缺陷是极为困难的。1995年我在萨尔瓦多,当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和平进程达成协议之后,这个长期从事萨尔瓦多内战的革命组织,从它在内战期间所在的占主导地位的军事组织中脱离,改组成为一个政党。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马解阵线领导人,他一直是一位重要的游击队司令。他说:“你知道这个党以及在里面的每个人什么地方出错了吗?他们认为长期目标就是下届总统选举。”那将在4年以后(1999年)举行。“那只是短期的目标而已”,他说道。“我们要有希望,到1999年,我们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并有积极基础的党。中期目标是到2010年,我们党要担负起代表在这个国家所有进步的政治势力的责任。远期目标是2020年,到那时,我们要融入政府,进行激进变革。”那个带着我到处走走的主持教育部门的女同志看着他,热泪盈眶,“如果那样的话,我会退党,我没有办法告诉经历十年之久内战的人民,我们必须等到2020年情况才会有好转。”这段对话描述了这种两难困境。

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我相信可以建立这样一个政治组织,它可以赢得改革,并且在说服人们相信这些改革是有限的,有约束的和不稳定的同时,足够强大,让人们了解必须赢得革命的、结构性的改革。这种专门的组织将致力于与改良主义大相径庭的事务,寻求通过银行国有化、允许民主等规划,达到结构性的变革。这样,我们可以选择不让汽车厂倒闭,并保留所有涉及工具和模具制造的技能和设备,指导他们进行生态的可持续利用。如果直接关闭一个配件厂,就像所有当前在安大略省、俄亥俄和密歇根州所发生一样,你失去的将不仅仅是工资,还有整个技能和能力的集体遗产。你将无法保存它们,除非能够使金融系统中的资本重组。最终得使金融体系成为一项有民主规划的公共事业。我认为,虽然人们的需求也许远远不能得到满足,虽然改革可能会受到限制和约束,但人们最终会理解这一点,即这是作为结构性、革命性变革的必要步骤。而且你还需要有一个甘愿奉献的组织和愿意在这方面付出努力的干部队伍。

▲:即使在工会问题上,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劳工运动中,也出现许多工会寻求重返阶级政治的现象。但金融危机并不一定就是组织工会的最佳时机,工会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一直都在萎缩。左翼应如何将自己导向有组织的工人呢?我的意思是,这仅仅是一个缺乏人民基础的问题呢?还是一个历史的失败的问题?或者它还有左翼所未能解决的更深的结构性问题吗?

●:劳工政治的衰弱有许多因素,包括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其中有些是人口统计学上的问题,有的涉及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和最近劳动过程和劳动市场的变革,有些得联系工会制度本身的变化,有的则是个人或一代人的缺陷不足。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从Wobblies(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的劳工运动,又称为产业工人的世界)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甚至是社会民主党——工会领导人打算拿工人给他们的声誉来冒险,工人阶级曾十分信任作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革命者的工会。他们在争取工人阶级支持的做法上超越了一般的激进政治。正是基于这一承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会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的学校。这并不是因为工会本身是从事革命行动的必要条件,而是因为它们可能是劳工运动的干部的基础。正是从这个角度,列宁写成了《怎么办?》,它以俄罗斯在1890年代工会革命斗争的经验为背景,在那里,工会运动的干部形成了先进的明确的革命政治观。

更为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是,旧型产业组织的衰落、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的产生、服务业的巨大发展,所有这一切变化使人们更难以组织工会。结果,会员数目发生了巨大变化,单位体积越来越小。连一些工人阶级组织内部也产生了官僚主义的倾向,工会最严重,政党也很严重。罗伯特·米歇尔(Robert Michels)在他一战期间出版的著作《政党》(Political Parties)(罗伯特米歇尔斯:《政党:一份反寡头倾向和现代民主的社会学研究》。伊甸保罗和雪松保罗译,纽约:多佛出版社,1959年)中称这种趋势是“寡头政治的铁律”。他认为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人们让有演讲天分和愿意承担风险的那类有组织能力的人,最终离开办公室或车间,成为全职工作人员。这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资本家有一套强大的难以置信的机置,这是你所应该努力争取的,而且有大量物质基础,所以需要人专职致力于这个事情,因此人们就用工会会费来支付给担任全职的组织者。当下一次会议还没有举行时,不管组织用什么形式交流,这一小部分全职雇员就控制着工会经费。这不可避免地出现结构性的缺陷,虽然不是无法克服,却造成了困难:全职工会组织者往往利用工会资源来回避重回车间,他们也不希望回到矿山。他们日常交往的都是记者和老板。他们发现,老板没有把婴儿当早餐,老板并不是邪恶透顶的,而且他们也受到了竞争的结构性限制。这些想法可以改变他们这些人。同时,那些当初选出工会工作人员的人开始区别对待他们,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最终会有一个站出来代表工人说话的人。普通成员的这种倾向给他们的领导人很大的信任。

这就是劳工组织的一个巨大的机构性障碍——劳工组织自己和极少数马克思主义者所承认的问题。《历史和阶级意识的终结》这本书,其目的论的世界观让我觉得很有问题,但在这本书的结尾,乔治·卢卡奇(Georg Lukács)说,工人阶级运动的最大的问题是组织问题,而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几乎没有表述过。他是对的。罗伯特·米歇尔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他最后在意大利沦落成为支持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不过,他试图将工人阶级组织理论化的功绩是不可忽略的。在布尔什维克运动中,布哈林同样认为组织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其余人则对这一问题视而不见,不管不问。所以,当提到结构性问题时,不能只看资本主义的劳动市场,而且还必须对付工人阶级组织和组织内部的结构性问题。这是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优秀的组织者必须时刻牢记于心,并不断提醒自己的一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