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健康:马克思主义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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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在和小资产阶级的假社会主义作不懈的斗争。

无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还是夺取政权之后的相当的时期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小生产占人口多数的国家中都有着很强大的势力和影响。它不但包括资产阶级中最激进的部分,以及广大的城乡小生产者,跟着它走的还有无产阶级中受它影响的一部分人。代表着无产阶级当前和长远利益的马克思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斗争,关系到无产阶级能否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不再被它们所利用,不再成为它们的附庸和尾巴,因而能在认清自己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政党,取得和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重大问题。这一斗争的实质,是关系到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要不要一步步地创造条件彻底消灭私有制的根本问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巩固的工农联盟是其社会制度和政治统治的阶级基础,也是联合起来的社会生产力得以发展的最强大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国家在那里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农民群众是跟着工人阶级一齐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被资产阶级所利用,将小生产的自发势力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同盟军和后备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分裂工农联盟的主要武器。无产阶级若不能在坚持反对资产阶级的长期斗争的同时,取得对小资产阶级改造的不断进步和胜利,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最后争得自己的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坚持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社会主义,被人无端地诬蔑为“固守僵化的教条”、“死抱陈旧的观念”、“坚持歪曲了的原则”,是必须坚决反对的“左” 的“主要错误倾向”;与此同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陈词滥调却被这些人从历史垃圾堆中翻腾出来,精心地打扮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鲜花。因此,重温历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搞清楚近一个半世纪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基本原则上的根本对立,无疑是有它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本文将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论述这个问题: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观;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商品拜物教意识;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的法学幻想;五、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同时表现为小农经济的殉难史。

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

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一般政治要求,首先在十九世纪小生产占人口大多数的法国流行起来。马克思把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称为“小资产者社会主义的法典”(《马恩选集》第2卷第145页)。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中,“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失去了革命的锋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的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纯政治的形式而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马恩选集》第1卷第631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提出过形形色色的社会改良方案,给自己抹上了光怪陆离的革命油彩,但其实质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希望有资产阶级的生存基础和生活条件,又没有这一制度必然造成的悲惨后果。他们总是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掩盖阶级斗争的现实,用超阶级的一般“民主 ”国家取代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国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同上,第631页)“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下,企图挽救资本家的统治,实际上是要在比现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来重新巩固资本家的统治。”(《马恩全集》第35卷第193页)因此,列宁有时又把它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

小资产阶级永远在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摇摆:一方面希望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行列,一方面惧怕堕入无产者的境地;一方面希望参加一份对公共事物的领导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唯恐不合时宜的对抗行为会触怒政府。小资产阶级内部从经济地位看,有上、中、下三个阶层,其对待革命的态度也相应地取右、中、左三种立场。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曾对这个阶级的内部状况作过极其生动的描述。在小生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中,这个阶级是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争夺的主要对象。这个阶级的向背往往成为革命斗争成功或失败的决定性力量。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实际上更集中地反应了这个阶级内部上层和中间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城乡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在这个阶级内部造成的分化,特别是半无产阶级化和无产阶级化的趋势,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开展和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虽然小资产阶级的一般要求最终是由这个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但是它往往把保证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看成也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看成是“ 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马恩选集》第1卷第632页),以为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过来的世界对于一切人都是最好的世界。制造这种自欺欺人的幻想,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最显著的特点。

这种真正乌托邦式的空论的社会主义,只有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历史运动以前,才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表现。在这以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总是站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之外,“希望用可以说是虚假的小恩小惠来收买工人,用暂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方法来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马恩选集》第1卷第385页),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找支持,鼓吹劳资合作的福音,化解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解体的因素。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的那个时代,无产阶级宁愿把一般的“社会主义”这个名称让给小资产阶级,而把自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旗帜下。

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可能与小业主或小店主相隔天壤。但是,“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同上)

马克思曾经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蒲鲁东先生描绘了一幅维妙维肖的画像:他“极其无聊地胡扯‘科学’和错误地以‘科学’自夸”,“甚至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他的所有著作都“暴露出矛盾的、双重的性质”(马克思:《论蒲鲁东》,《马恩选集》第2卷第145、141、147页)。蒲鲁东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好的方面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幻想。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辩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他希望成为一个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和的错误。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恩选集》第1卷第122页)“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象历史学家劳麦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马恩选集》第2卷第147页)

1887年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的第二版序言中写道:“我深深感到国际工人运动在最近十四年来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在此之前的二十年中,罗曼语各国的工人除了蒲鲁东的著作外,就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再加上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也把蒲鲁东称为“我们共同的导师”;而现在连罗曼语各国的工人运动也把蒲鲁东彻底抛弃了。但是,“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至今“仍然保持着历史的意义”。蒲鲁东主义不但在罗曼语各国仍然代表着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欲望;在象德国这样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国家中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日益“存在某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它在那里采取的表现形式是;虽然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变一切生产资料为公共财产的要求是正确的,但是认为实现这点只有在遥远的、实际上无限渺茫的未来才有可能。因此,现在只须从事单纯的社会补缀工作,甚至可以根据情况而同情那些极反动的所谓‘提高劳动阶级’的意图。 ”(恩格斯这里指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关于“把一切雇佣工人同时变成资产者”的反动欺骗,见下文和《马恩选集》第2卷第493-4页--笔者注)“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多明确的轮廓--这是必然的,甚至是合乎愿望的--那末它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那时,蒲鲁东大概是少不了的。”(以上见《马恩选集》第2卷第460-3页)

恩格斯的这些深邃的预见,不但为后来完全投入资产阶级怀抱中的西欧与日本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所证实,为近年来东欧和原苏联政治舞台上的剧变所证实,而且为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所证实。毛泽东不但领导我们党克服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错误,而且在他的晚年曾反复告诫全党,一定要和党内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作长期不懈的斗争。

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观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从这个阶级自身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地位出发,把市场经济幻想成一个充满美妙的人间四部曲的天堂:诚实的劳动--十足的占有--公平的交易--满意的消费。他们实际上把市场经济看作仅仅是小生产者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交换,以为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作为“永恒的规律”,将在这个基础上获得充分的实现。由此产生的明确的商品所有权和公平的自由竞争,将保证小私有者对自己的劳动获得“十足的收入”并换取“十足的价值”补偿。他们“把小生产颂扬为‘ 社会的支柱’”,“把商品生产看作人类自由和个人发展的顶峰”;“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上见《马恩选集》第2卷第530页,并参见第478-9页;《资本论》第1卷第84页注<24>;《马恩选集》第1卷第118页)按照这套发展生意经的逻辑,市场经济会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刺激起一架又一架无限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发展的永动机,其结果是,一方面将促进生产力和财富持续的增长,另一方面将把“一切社会成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 ”(《马恩选集》第2卷第530页),社会就能自然而然地避免两极分化的弊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就这样把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描绘成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理想画图。在法权领域中体现了小资产阶级意志的关于永恒公平的幻想,成了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高原则。他们将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

资本主义愈是发展,价值规律愈是充分展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愈是发现他们头脑中关于市场经济的幻觉与现实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尖锐矛盾。他们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主义时指出的,是要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社会基本制度和基本社会关系的前提下,把现代社会“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并用个别学究头脑中先验的活动代替整个社会现实的基本矛盾运动,虚构出二者相互平衡的综合公式,建立整套或半套的体系,保留其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马恩选集》第1卷第111页)。

所谓好的方面,就是上述他们理解的市场经济所体现的永恒公平的原则。所谓坏的方面,就是集中起来的大资本主要以债权人身份在不公平的垄断性竞争中对这个阶级的迫害和扼杀。于是,就有各种各样社会改良方案的问世出台。其中包括:限制官僚制度以缩减国家开支;设立国家信贷机构给小生产者优惠贷款,颁布取缔高利贷的法令;把封建地产交给农民,以便在农村建立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和造成一个小资产阶级;建立由国家维持的合作社;实行累进税,限制继承权;发展国家资本经营的企业以限制私人资本的增长和集中;以及部分地用国家保证工作的办法,部分地用各种慈善救济的办法,使工人有较高的工资和较有保障的生活;等等(见马克思;《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马恩选集》第1卷第384-5、38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反复讲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纲领中那些“ 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与《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主义宣言》中提出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立即实施的初步措施的一部分,是相似的或一致的(见《马恩选集》第1卷第225、386、391页)。但是他们只希望通过和平的民主发展,取得议会中的多数,从而利用现有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虽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口头上说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他们的利益,但是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工人“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还应当照旧做雇佣工人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马恩选集》第1卷第384、385页)。因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是把他们希望实现的《宣言》和《原理》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当作引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实际上他们的“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以与其他阶段相对抗”,把变一切生产资料为公有财产的要求推到“遥远的、实际上无限渺茫的未来”(《马恩选集》第1卷第225、385、479页,第2卷第463页)。马克思正是在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中,提出了关于“三个消灭一个改变”的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恩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因此,“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马恩选集》第1卷第385页)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往往成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附庸和应声虫。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不断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伸出援手,特别是在鼓吹“劳资合作”的现代骗局上。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曾援引一篇出色的分析来说明这个问题。“统治阶级最老练的领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以便为自己建立一支反对无产阶级的军队。”--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把贵族和教会的大地产打碎成为许多零星的小块土地,因而造就了一个小土地所有者阶级;到拿破仑第三发行小额国家公债券企图在城市中也造成这样一个阶级;到现在提出按逐年付款的条件由工厂主把小住宅卖给自己的工人,使背起沉重的抵押债务的工人真正变成了自己主人的奴隶,束缚在自己的房屋上不能离开,只好同意他们提出的任何劳动条件。--他们都力图利用小资产阶级的因素“磨灭工人的一切革命精神”(《马恩选集》第2卷第484页及注<1>)。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一方面说,资产阶级经济学旨在保证市场经济“最佳经济效益”的“铁的规律”,即依靠饥饿纪律保证资本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基本条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另一方面又安抚工人,等待着将由他们为其找出一些手段和办法,诸如说服富人兴办慈善事业,大家努力把GNP的蛋糕做大点以产生“涓流滴下”的效应,以及由国家出面用工人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建立一套临时救济工人的社会保险制度,等等,来把无产阶级的物质和文化福利“ 提高到有产者的水平”,“使一切雇佣工人都变成资本家而又不失其为雇佣工人”。这些杯水车薪、纯粹演说式的辞令,就象发誓要把拿破仑的“带着元帅杖的全体士兵都变成元帅,而又不失其为普通士兵”,“使德意志帝国的四千臣民都变成德国皇帝”那样荒谬可笑。(以上见《马恩选集》第2卷第493-4页)“他们愿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资本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的实质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博爱论者认为,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其实,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象资产者。”(《马恩选集》第1卷第121页)“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马恩选集》第1卷第280页)在劳动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普遍沦为劳动力商品、成为资本的雇佣工人的历史条件下,制造和贩卖诸如此类的有产者先富、无产者后富、最终人人成为资产者的社会幻觉和精神鸦片,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本功能。因为“抹煞无产阶级的存在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所造成的同时又是这些生产关系继续存在的条件这一事实,是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马恩选集》第2卷第49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对蒲鲁东主义唯心史观及其错误理论的批判,以及在这个批判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阐述,今天尤其值得人们温故而知新。

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商品拜物教意识

以蒲鲁东主义为典型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把具有特定社会阶级内容的生产关系混同于反映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转换的生产力范畴,把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当成社会生产的自然规律;把财产关系的法律规定混同于这种规定所反映的现实经济形态,把表现为国家和长官意志的法律和法令以及个别人物头脑中先验的公式,当作决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东西。因而,用生产力范畴和法权关系取代和取消了作为社会结构之基础和本质的生产关系的历史规定。蒲鲁东先生的唯心史观“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联系,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马恩选集》第4卷第325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认为,在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的基础上,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将为所有的人提供自由发展的机会,驱使每个人都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地谋求发财致富,这不仅是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取之不尽的根本动力,而且会由于个人之间、企业之间自发的盲目的相互制约和反馈调节,使稀缺的资源得到最合理的分配,从而使整个社会达到最大的利益。关于市场经济的这种渗透着阶级偏见的意识形态,仅仅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和中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和狭隘眼界,而由其御用文人们以系统化的学究方式编织起来的似是而非的表面文章,是“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宣布为永恒的真理(《资本论》第一卷第98页注<32>)。

市场经济在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在广大下层小生产者眼里,则是一幅完全不同和更加真实的血泪斑斑的图景:自由竞争吗?这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者对被他们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无产者继续进行放任的剥削和掠夺。效率优先吗?这是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和最优化。资源的合理配置吗?这是按照资本的垄断程度分配剩余价值所必然导致的生产过剩和大众贫困的持续对立。社会的最大利益吗?这是让丧失了劳动权利、丧失了享有自己劳动果实权利的无产阶级,俯首贴耳地去养活一小撮穷奢极欲的寄生的资产者阶级。

蓄意抹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的基本规律,极力掩盖这一社会由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和与无产阶级的对抗构成的本质关系,这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首要任务。他们的基本做法是,把市场经济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历史的暂时的社会特殊形式,说成是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自然本性,以至美化为人类进步最深厚的泉源、最合理的法规,是社会发展不可愈越的普遍原则。正如马克思在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中所指出的:“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马恩选集》第1卷第118页)资产阶级经济学虽然反映了市场经济表象之间的多种现实联系,但是由于它们歪曲了在更深的层次上最终规定表象的本质关系,所以这些描述只有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基本生存条件的局部经验的范围内,才有其客观存在的实际意义。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入发展,这些互相矛盾的局部经验,正如历史所表明的,总是象走马灯式地被交替使用和交替抛弃,无论何者都终究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其两难的困境。

由于小资产者从他们自身的经济地位出发,“把商品生产看作人类自由和个人发展的顶峰”(《资本论》第一卷第84注<24>页),因此他们的代表人物不但不可能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实质性的批判,而且必然成为它们的间接维护者。如果说在无产阶级尚未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的资本主义成长的初期阶段,随着产业革命的展开,面临巨大冲击的小生产还能产生出象西斯蒙第那样的人物,既作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法国的最后代表、又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经济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及其歪曲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过难得的尖锐批判,那么随着小生产无可挽回的衰落及其完全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统治,“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马恩选集》第1卷第276页)。也许在效率与公平孰先孰后的问题上,它们之间还会有局部或表面的争执。但是,商品拜物教的意识,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共同的出发点。这是阻止它们从局部经验产生的幻觉中走出来的致命障碍。

马克思用毕生的精力揭示了商品拜物教性质虚幻形式背后掩盖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科学地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学说,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大厦奠定了基石。在马克思看来,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归根到底是一个如何认识商品经济的问题:“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者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视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视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资本论》第1卷第98页注<32>)

这个学说告诉我们,商品形式是劳动的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的社会关系,不是人与自然之间表现为具体劳动的形态变化及其产品的物理性质的物质转换关系;它是生产的社会化发展在历史上所采取的一定社会形式,不是社会化生产自身的自然属性;它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不属于生产力的范畴。价值规律作为商品生产的规律,是社会生产在私人劳动的条件下,依照由所有制关系决定的社会需要的构成,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量的一定社会历史形式,不是社会总劳动量按比例分配自身的自然的永恒规律。

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规定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属性,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 ”(《资本论》第一卷第89页)商品形式这种表现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社会联系,本来是历史上一定的特殊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但它现在却反转过来,荒谬地成了再生产过程中支配生产当事人的独立的东西。这就是所谓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即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和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生产关系。实际上,“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同上,第89页)把物化了的商品形式的表象关系所采取的虚幻形式,当成就是社会劳动产品物理性质的天然属性,当成就是社会化生产永恒的自然规律,这是直观地反映商品拜物教性质的商品拜物教意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的“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同上,第93页)。因为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了永恒的制度。

本来,马克思已经把颠倒的理论颠倒过来了。他所确立的科学的价值理论已经为历史的实践所证实。但是现在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者和历史虚无主义者,既拿不出稍微象样一点的理论证明、又不对历史过程及其经济思想史进行任何严肃的系统分析,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凭着随机的灵感,就想把颠倒过来的理论重新再颠倒回去。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在下面大段地引述马克思当年对庸俗经济学家的批判。

马克思说:“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马恩选集》第4卷第368页)“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象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资本论》第一卷第98页)“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夸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做最终的东西。这样,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但是,在这里事情还有另外的背景。内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那些造谣中伤的空谈家不凭这一点,又凭什么取得报酬呢?他们除了不允许人们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科学的王牌了。”(《马恩选集》第4卷第369-370页)

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自古代以来就曾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缝隙中存在着。这种即使是偶然的或非日常性的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存在,也会伴随着商品以或大或小的规模、定期地集中进行交换的场所即市场的发展,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的存在,与市场经济构成了整个社会生产方式再生产过程调节机制的基础,完全是两回事。后者要求一切生产要素和劳动产品必须主要经由市场的流通,才能进入社会再生产的其他各个环节,因而生产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交换价值的目的而生产的。这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能成为现实的经济形态。在此之前,“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资本论》第一卷第96页)不但供直接消费的社会必要劳动占据了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生产过程的大部分时间,因而可供交换的剩余产品是十分有限的;而且,生产资料占有者阶级从劳动者阶级手中攫取剩余劳动的方式,是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的。在社会分工很不发达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无论占有者阶级还是劳动者阶级,在他们消费的生活资料中,在这种生活资料的生产过程中,由于受到上述生产力的最终限制和所有制关系的直接限制,商品生产与交换虽然存在,但都不但可能成为它们中的主要社会生产形式,都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从事小商品生产的城市小手工业者之间,之所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没有形成严重的两极分化而得以世代延续下来,除了生产力发展程度的限制外,是手工业行会组织内部在生产资料的占有、管理和经营方面,为限制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实行了极严格的行政管理和法律措施的结果。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制关系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限制,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所有制关系在生产和交换的经营管理中的实现方式来具体实施和体现的。当着这种限制作用与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发生严重的冲突时,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时代到来了。直至产业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市场经济包括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和它们的世界市场,才得以确立起来。总之,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缝隙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为通常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矛盾运动在历史上发展到一定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小商品生产者对生产资料完全的所有制,包括享有合一的所有权、支配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是他们之间进行等价交换的必要条件。这在“只靠自己劳动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是个人发展的基础。它也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资本论》第一卷第644页,第三卷第909页,并见第一卷第830页)小商品生产方式对生产力发展的这种促进作用,大量地和短暂地发生在封建社会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形成、农业尚未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统治的社会转型期内。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小农经济生产的主要目的仍然是直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现在只是把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个体经济所有制的确立,而增加的剩余产品更多地拿到市场上去交换扩大了的消费所需要的其他使用价值。这时,直接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还未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普遍的生产方式,价值规律也还不可能成为调节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基本规律。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关于市场经济可以使人人都发财致富的幻想,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高度不稳定、势必为后来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竞争所扼杀的、临时性的过渡经济和无法持久的初期繁荣上的。

市场经济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普遍形式,市场调节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和法律规定为转移,必然地把剥夺劳动者阶级的生产资料、使劳动力普遍成为商品作为自己的基本历史前提。马克思指出:“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个产品才开始就为了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资本论》第一卷第644页)这是因为:只有当劳动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劳动力普遍成为商品并通过它的买卖与生产资料重新结合时,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才能强迫他们超过必要劳动的工作时间,无偿地为自己生产剩余价值,生产资料才因此转化为资本。资本的使用权因为有了榨取剩余价值的功能,才进而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才有资本市场的出现。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被迫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同时,也把原来由劳动者自己通过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生产的生活资料游离出来,为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农业和轻工业的建立提供了大规模的消费品市场。市场经济的这些基本要素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社会分工。随着产业革命的深入,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生产资料的部门及其市场。

从整个生产关系及其市场构成的总和看,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中其他一切市场的基础;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社会结构,是市场经济社会形式中最本质的关系。所谓市场经济对合理配置稀缺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到处都是以资产者的利润最大化或最优化为唯一价值取向的;到处都是以这个寄生的有闲者阶级的社会需要为最终目的的;到处都是以把劳动者阶级这个社会生产的主体和首要因素,变成供占有者阶级任意处置的活人机器,在肉体和精神上放肆地进行折磨与摧残为根本任务的;到处都是以这个阶级不得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被过度劳动所摧毁,被抛入资本的劳动后备军、断绝生计为代价的;到处都是以周期性地破坏生产力的生产过剩危机,作为资本存量盲目调节的实质性手段的;到处都是以滥用土地自然力,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作为其短期掠夺的长期外部效应的。市场经济,无论在多大程度上以资产阶级国家的宏观调控为补充,都是而且只能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实现形式。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价值规律才能得到全面的展开和充分的表现。这样全面展开和充分表现的价值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剩余价值规律。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得出的基本结论。几百年来,无论哪个阶级都把市场经济这种生产力发展在历史上独特的社会形式及其社会性质,叫做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仅仅在词汇学中进行花样翻新,将不会对当代世界这样一个其历史内容已经充分展开和完全确定的现实社会经济形态,有一丝一毫的触动和伤害。

不错,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国家宏观调控。但这是一种具有什么样社会性质和社会形式的计划性呢?这是为了确保少数剥削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垄断资本占有大多数生产者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由国家出面进行的对社会化生产的宏观管理。国家宏观调控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内容,在根本上都是由总供给和总需求中现已存在的阶级结构决定的,它们是历史上一定的生产资料的分配方式及相应的产品分配与交换的产物和实现形式。在原则上,资产阶级经济学把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及其购买力都看成是既定的东西,具有铁一般的刚性,他们的储蓄率也可视为零,这些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国家可调控的对象。换句话说,国家绝对无意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基本关系。要调控的主要是有产者阶级公司的和个人的收入及其用于消费、储蓄和投资的比例,包括它们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中,可供用于公共消费和国家投资的部分,可供国家直接用于雇佣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支出的限度,以及这种再分配造成的对雇佣劳动者就业和收入的边际影响的范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以反周期为主要目标的宏观调节,是建立在市场机制盲目的自发作用基础上的,是以保证少数有产者阶级的社会总资本最大限度的增殖和他们的社会需求最大限度的满足为根本目的。既然这种企图稳定地扩大其占有方式的社会再生产基础的计划性,是以维护经济结构内部的阶级对抗关系为前提,其实施的可靠性必然是表面的、局部的、自相矛盾的和有限的。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这种对劳动者阶级来说非实质性的计划形式,与建立在社会化生产的公有制基础上,劳动者阶级自己掌握了生产资料因而对自己的社会需求,包括社会消费、社会投资和社会保险等,通过国家所进行的直接宏观调节的计划性混为一谈呢?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不是停留在法权领域的独立关系,它全面渗透到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的宏观管理中,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实现形式之一。资本主义生产的经营管理方式在组织、协调社会化生产和剥削剩余价值方面的两重性,既不是机械的组合,也不能机械地被分开。前者是通过后者普照的光,迂回地折射出来的。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者是思想上的懒汉,他们总是不加分析地把现象当成本质。然而,否认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就被釜底抽薪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就会轰然倒塌。只晓得共产主义的ABC,自己不读也反对别人研读和弄通《资本论》的人,是没有资格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马克思的旗帜下的。

蒲鲁东主义社会改良的基本目标,是要竭力提倡以个人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起家的小私有者的占有规律,把它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人们效仿的先进范例,企图使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小私有者和小资产者。他们还自以为这样做是在反对资本主义。他们从商品拜物教性质的意识出发,不可能了解私人劳动条件下的价值关系,即表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抽象劳动的社会规定,是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东西;因此也不可能懂得,随着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逐步展开,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必然会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马克思说:“蒲鲁东把永恒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同资本主义所有制对立起来,想以此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他的这种机智不能不感到惊讶!”(《资本论》第一卷第644页注<24>)

在西方历经数百年之久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各类政体的重商主义国家,从君主专制、开明专制、君主立宪到波拿巴式的权威主义政府,都曾直接使用有组织的暴力并扶持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大规模地或渐进地剥夺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使他们成为“自由”的无产者和游民,成为在小块地旁苟延残喘的半无产者,同时把生产资料和货币集中到少数占有者手中,为新社会的诞生起了助产婆的作用。这是一部用血与火写成的转型社会的编年史。但是,即使没有国家使社会转型大大加速的干预,单纯由于小生产之间特别是他们与大生产之间在不同的生产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所形成的商品的不同生产成本,以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起家的小私有者的商品生产所有权,经过市场经济重复亿万次的商品自发的自由竞争,也会缓慢地和自然地转变为资本占有权,形成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马克思认为,从洪水期前的小私有者的商品生产所有权到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转变,是市场经济发展、价值规律日益在深度和广度上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他指出:“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其间,“尽管每一个单纯考察的交换行为仍遵循交换规律,但占有方式却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而这丝毫不触犯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所有权。同一所有权,在产品归生产者所有,生产者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只能靠自己劳动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在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成为那些能不断地重新占有别人无酬劳动的人的财产的资本主义时期,也是有效的”。(以上见《资本论》第一卷第640,643-4页)

几个世纪以来,商品生产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的历史和实践,都证实了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它们清晰地显示了以下的长期相关趋势: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转型社会中,生产力的增长同阶级的对抗一起发展,规模经济的增长同资本对小生产的排挤齐头并进,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劳动力的破坏与闲置同时推进。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愈是严重,生产愈是相对过剩;市场竞争愈是激烈,资本愈是趋于集中。小生产愈是为大资本所割断命脉、成为它们的附庸,落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农业基础愈是遭到严重的破坏,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关于人人都将成为小私有者和资产者的弥天大谎就愈是迅速地破灭。本世纪在俄国、中国等不发达国家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这一类矛盾在世界范围内作用的产物。

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的法学幻想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完全颠倒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们把财产关系的法律规定、表现为国家法令的长官意志和个别人物头脑中虚构的先验公式,当作决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东西。

马克思指出:“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马恩选集》第1卷第144页)。它们是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组成的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一切现实经济形态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动态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的占有过程和扩大再生产过程。但是,蒲鲁东主义把资本主义所有制看成是独立于这些关系之外和之上的、作为国家意志的法律对财产关系的规定。这样,他们表面上自以为是在谈论所有制和生产关系问题,实际上他们早就离开了现实形态的生产关系领域,转入了上层建筑中的法权领域,并用法律规定的内容及其变化与否来判断、解释和规定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和基本性质,因而陷入了马克思一再指出的在所有制问题上“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同上)。

在法学家的幻想中,社会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是由法律创造的,是可以由滥用国家权力的个人通过随心所欲地发布各种直至完全相反的法令而恣意改变的。今天认为需要的生产关系可由颁布相应的法令来创立,明天发现试错了的生产关系亦可凭一纸命令来改变。实际上,法律是以社会为基础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反映为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旧的法律和法令对于已经改变了的社会生产关系,新的法律和法令对于尚未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都是无能为力的一纸空文。因此,“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马恩选集》第2卷第284页)

“蒲鲁东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律空话的这种救命的跳跃上的。每当勇敢的蒲鲁东看不出各种现象间的经济联系时--这是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要遇到的情况,--他就跳到法权领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马恩选集》第2卷第475页)说到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呢?这恰恰是被马克思所推翻了的“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发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恰恰是和马克思“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的唯物史观根本对立的唯心史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

不仅如此,在蒲鲁东主义看来,构成长官意志自上而下地改革社会的根本依据,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教科书中那些被说成是反映了市场经济的“铁的规律”的经济范畴。这些范畴当初是那些经济学家们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表象中概括出来的,并被他们说成是抽象的非历史的永恒的东西,现在则成了蒲鲁东思维加工唯一的原材料。他在谈论这些经济范畴时,从未想到要去研究它们从表象上所反映的那个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历史的实在过程,“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 ”,更没有在这个基础上提供充分的理论证明。“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是“人类没有人身的理性”在他自己头脑中的最高发展和实现。他在脱离和不了解历史和社会发展过程的情况下,单凭经验感觉和臆想推测,开动起“自己头脑中辩证的旋转”,对这些范畴好的和坏的方面进行主观随意的甄别,按照“正、反、合”的秩序把它们“安置、对置、结合”起来,平衡出一个没有二律背反的综合公式,自诩为“科学”的体系。其结果必然是“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他看不到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现在它们达到的平衡的公式是唯一可能的公式”;而解决这一对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所以,蒲鲁东先生必然是一个空论家。对现代世界进行变革的历史运动,对他来说不过是要发现两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的平衡、综合的问题。”“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个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总之,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们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以上均见马克思:《致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恩选集》第4卷第319-331页)

在资本主义所有制问题上,蒲鲁东之所以“把生息资本看做资本的主要形式,并且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和利息的表面上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马恩选集》第2卷第146页),从而陷入了法学的幻想,是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它的所有制关系,于相当大的范围内发生了在所有权、支配权、经营管理权方面的分割或分离密切相关的。由于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这类分割,是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限度内所进行的局部性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自我扬弃。前面已经提到,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土地、货币和生产资料的资本化,使它们成为一种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商品: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的消费具有榨取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功能。资本拜物教的神秘性质,集中地表现在生息资本这个最无实体、最虚幻的形式上。它们象普通耐用商品那样,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分期零售自己的使用价值。地租、利息和股息,就是生息资本所有权分期零售的市场价格。生息资本的所有者在他的商品被分期让渡出去的时期内,主要凭借法律上确认、规定和保证的所有权(如租赁合同、存单、股证、地契等法律凭证),定期获得让渡生产资料经营管理权在上述价格形式上的补偿即收入。同一个资本不会二重存在,既在它的法律上的所有者手中,又在它的从事生产的经营和管理的实际支配者或占有者手中。资本在哪里?当然在后者手里。生息资本家作为虚拟资本的所有者,只是名义或法律上的资本所有者。他们之间在虚拟资本所有权上的买卖,哪怕倒手了成千上万次,也是与现实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转移毫无直接关系的。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马恩选集》第2卷第142页)但是蒲鲁东主义却把这些经济关系的总和同财产的一般法律概念纠缠在一起,把后者作为判断所有制关系性质的唯一独立的存在形式。于是,他们一方面把生息资本当成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主要社会形式,另一方面则把资本在生产中的经营管理看成是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完全分离和无关的、可以由国家任意选择和改变的中性的东西。

从资本的名义或法定所有制出发,不可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而且还必然歪曲它们的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说明,发生在资本名义所有者之间以及他们和资本的实际占有者或经营管理者之间的上述关系,是一种最普遍的商品交易,是一种发生在有钱人之间而并非发生在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商品买卖。这是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之间分割剩余价值总量的收入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无论如何不会改变他们共同占有的剩余价值总量。这种再分配要成为可能,剩余价值总量必须已经生产出来。我们知道,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并于此过程中以利润的初次分配方式首先占有剩余价值,这是从事生产资料即资本的经营和管理的职能资本的功能。剩余价值扩大再生产的过程,首先而且主要是职能资本的利润扩大再生产的过程。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相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是在职能资本的运动中实现的。只有职能资本才是二者结合的现实存在形式。虽然土地和货币从一开始就把寻租和生息这类自我增殖的性质,颠倒地表现为它们天然的社会属性,然而,资本名义上或法律上的所有权带来的收入,只是让渡出去的土地和货币,在转化为生产资料经营时才实际发生的那种雇佣劳动关系的结果。地租和利息都来自经营和管理生产过程的企业主的利润。职能资本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按市场价格支付了它向生息资本分阶段购买的使用价值,它现在是资本法定的实际支配者。在现代垄断性的股份公司中,大股东、董事会、公司主管往往是相互兼职、相互渗透、相互控制的同一批人。通过小股东委托投票制,现代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越来越集中在公司主管手中。资本名义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完全分离,只是对于中小普通生息资本才是真实的。后者经由资本市场的分离,正是为了确保前者以相对有限的资本在所有权、支配权和经营管理权的相对结合和高度集中中,对广大的中小生息资本实行垄断性的控制。因此,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从事生产资料的经营和管理、实际支配资本运动的职能资本,才是真正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有制本质的社会关系。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犯了本末倒置、舍本求末的错误,起了为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辩护的作用。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主义的错误理论时就曾指出:“土地资本的代表不是土地所有者而是土地经营者,作为资本的土地带来的收入不是地租而是利息和经营利润。 ”“地租是实行土地经营时那种社会关系的结果。”(《哲学的贫困》,《马恩选集》第1卷第153页)他还说:“很清楚,土地所有者自己为了购买土地而投入的资本,对他来说,虽然也是生息的投资,但与投在农业本身上的资本毫无关系。它既不是在农业上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的一部分,也不是在农业上执行职能的流动资本的一部分;它不过为买者提供索取年租的权利,但是和这个地租的生产绝对无关。”“正如某人在证券交易所中投入的用来购买股票或国债券的资本,对这个人来说,代表一种投资,但并不是‘投’在任何生产部门。”(《资本论》第三卷第911页及同页注<47>)“因此,借贷资本的出发点和复归点,它的放出和收回,都表现为任意的、以法律上的交易为媒介的运动,它们发生在资本现实运动的前面和后面,同这个现实运动本身无关。”(同上,第389页)由于“这种转移通常在一定的法律形式和条件下进行”,因而马克思把借贷资本的放出和收回分别称为“第一个”和“第二个”“法律上的交易”,后者是前者的补充(同上,第381、389页)。这里,“它不过转手而已,它只是在B手中[即职能资本手中--引者注]才实际转化为资本”(同上,390页)。恩格斯在住宅问题上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坚持了马克思的基本论点,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租赁合同是一种最普遍的商品交易”,“这种交易是按照调节一般商品买卖以及‘ 土地占有权’这一商品买卖的经济规律进行的。”“这点同样适用于生息资本和出租的耕地”。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价值总量的增加,即“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所引起的那种特殊后果,在这里是完全没有的。”“因此,企图把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的关系与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等同起来,就是完全歪曲这种关系。”(《马恩选集》第2卷第473-4,532-4页)蒲鲁东主义一方面竭力掩饰现实生产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实质性关系,另一方面又企图诉诸于“革命的法权观念”一类的空话来改造现代社会,而不了解世界上一切法权理由“只可能是经济条件引起的结果(这种经济条件可能在法权理由下获得社会的承认)”(同上,第475页),这才是真正十足的空想。

总之,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是构成历史上一定类型的社会结构之本质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有制关系的性质是由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的特殊社会形式决定的,是生产资料占有者阶级凭借对生产条件的分配而占有劳动者阶级生产的剩余劳动的特殊社会方式。这一结合的特殊社会形式首先是在生产的社会劳动组织及其经营管理中实现和体现的;这一占有的特殊社会方式是由生产资料的实际支配者在现实经济形态的生产、交换和初次分配过程中首先实现的。在以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中,支配生产资料的占有者阶级与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阶级不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同一个主体。在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上没有发生内部分割的条件下,这个阶级直接占有可供支配的全部剩余劳动。这一占有的正常的特殊社会形式本身,直接构成了历史上一定的所有制关系的本质。生产资料所有权、支配权和经营管理权在生产资料占有者阶级内部的分割,会导致社会剩余劳动总量在国民收入上的再分配。对于历史上一定的所有制关系的基本特性来说,只要这种分割和再分配的特殊方式及其变动,在还没有引起生产劳动组织的经营管理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从而剩余劳动的生产和占有方式发生新的质变的的限度内,总是派生的、处于次要地位的附属形式。

生产力是社会生产方式中最活跃的因素: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革新和改造、科学技术知识的发现和发展、以及二者日益自觉的结合,都会引起劳动分工和协作在组织方式上的变化。生产力发展这种潜在的对劳动组织变化的客观要求,首先是在既定的所有制关系所能容纳的限度内,通过生产的经营管理方式的相应改革,而展开、实现和表现出来的。但是,当着生产力的进步及其对劳动组织变动的要求,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超出了现有所有制关系所能容许的范围时,就会在阶级社会中引起代表生产力发展的劳动者阶级与代表现有所有制关系的占有者阶级之间剧烈的阶级对抗和社会冲突。尽管经历了许多曲折和暂时的倒退,斗争的最终结果,总是代表生产力发展的劳动者阶级打破了原来的占有者阶级所有制关系的限制,在新建立或经过调整的所有制关系所具有的更大容纳程度的范围内,使其社会劳动组织及经营管理方式能够更多地适应和实现由生产力发展引起的对劳动组织方式变化的技术要求。这样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动力。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劳动组织及其经营管理方式的二重性问题。一方面,它作为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业已产生的既定所有制形式的实质性关系和实现形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作为在生产过程中对生产力新的发展所提出的技术要求的直接的随机的反映,生产的劳动组织及其经营管理方式又具有易变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这样集中地在生产劳动组织的经营管理方式上反映出来。例如,原始社会从自然分工和财产继承等经济关系来看的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演进;封建社会中,土地的经营管理方式从劳役地租到实物地租再到货币地租的转变;资本主义社会中,在私人独资公司、合伙公司、无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之间资本的经营管理方式的变化,等等;都是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所有制关系限度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突出表现。其间,所有制关系的部分质变,往往是由生产中劳动组织及其经营管理方式的累积变化引起的,也是由这种变化来实现的。而且,只有在这种变化已经稳定或巩固下来的时候,体现在相应的所有权上的法律规定才显得成熟起来并有了充分贯彻的切实保证。

不仅如此,当新的生产关系在旧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出现和生长起来的时候,首先发生变化的往往也是生产的劳动组织及其经营管理方式;而且又是这种劳动组织及其经营管理方式变化的不断积累,造成了既定所有制关系无法再容纳的部分质变,形成了基于不同占有关系的物质利益的明显对立,对整个旧的生产关系形成了日益重大的压力和冲击。这就引起了原有的占有者阶级全面的阶级警觉和动员。但同时新的社会阶级力量也在不知不觉的劳动组织及其经营管理方式的累积变化中,静悄悄地诞生和逐渐凝聚起来了。于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反复冲突的最终结果,总是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稳固确立扫清了道路。例如,在原始社会的解体过程中,从经济关系来看的世袭的酋长特权制度的出现,对偶制及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形成,从杀戮战俘向使用奴隶的转变;奴隶社会瓦解过程中,罗马帝国后期与分封制相结合的土地租佃制的出现;封建社会瓦解过程中,货币地租的形成及小农从自然经济向小商品生产的转变,土地经营分成制的出现,控制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包买商制度及其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变,等等。再如,我国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到农业初级社的转变;以及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对私人工商业的各种渐进的改造形式,包括从“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到“四马分肥”的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再到实行定息制度的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所有这些从原有的生产方式中演变出来的社会劳动组织及其经营管理方式的中间变化形式,都对新的占有方式的形成起了巨大的过渡作用。

总之,社会现实形态的劳动组织方式的经营和管理,即经济体制或经济管理体制,是既联系生产力又联系生产关系的最重要的中间环节,是既具有生产力性质又具有生产关系性质的唯一的中介要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对立统一的矛盾汇集点。生产资料发展水平的进步从而生产技术方式的变革,必然要求生产的劳动组织方式(社会劳动的分工与协作方式)的相应变动。生产力物质内容这种内在的或潜在的基本发展要求,究竟通过什么样的现实的社会的劳动组织分工协作及其经营管理方式去实现,直接取决于业已存在的所有制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民族国家经济特征所能容纳或适应的程度。当然,生产关系不是仅仅被动或消极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及其自我调整的弹性,都可能通过社会劳动组织及其经营管理方式相对独立的变动,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反过来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能动地组织和推动技术方式的进步和社会生产的发展。不待赘言,上述一定时期历史上业已存在的所有制关系的合理性,最终同样是因为它们曾经在历史上适应了以前生产力的技术性质和发展水平的缘故。现实经济形态的社会劳动组织及其经营管理方式,既是这样两类不同层次并处于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的因素相互作用、复合连动的产物,又是这些因素相互媒介的枢纽和中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内部由生产力因素和生产关系因素的对立统一构成的矛盾运动的一般特征。在阶级社会中,劳动组织的经营管理方式的特殊社会性质,分别是奴隶与奴隶主、农民与地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在各自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对立的集中表现。在《资本论》这部光辉巨著所留下的大写逻辑中,马克思关于劳动组织、劳动过程及其经营管理方式的二重性在媒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的关键地位和枢纽作用,是他的一个至关重要并贯彻始终的基本思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即是沿着这样一条红线被展开来叙述的。他指出:“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决定的。”(《资本论》第一卷第368页)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二重性是由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所具有的二重性决定的:“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然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却把从共同的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因而从对抗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同上,第369页)

如果在分析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过程中,把社会劳动组织方式与经营管理方式看成是与所有制性质完全不相干的中性的东西,那就不可能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的统一体中,动态地跟踪研究它们客观的真实的矛盾运动,社会生产方式就失去了它们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就成了两张完全脱节、任人随意舞弄的理论标签。历史唯物主义就被肢解和窒息了。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而且就是要全盘照搬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及其“现代企业制度”的经营管理方式,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在基本设计的指导思想上所犯的致命错误。所谓“西化”问题,例如在宏观调节上采用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政策,在所有制的法权关系上搞私有化,这一类东西是比较容易识别的。真正构成危险的,是把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和基本观点原封不动地拿过来,偷梁换柱地用它们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此作为理论思维想当然的基本前提或公理;然后在生产的社会劳动组织与经营管理中全面地改变所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性内容,同时在所有制的法权关系上暂时保留一个自欺欺人的虚假外壳。这就是现代特洛伊木马计最深藏的奥秘所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情地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空想的反动性:“这种社会主义按其积极的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马恩选集》第1卷第276页)就象每一代人都把前一代人获得的生产力成果作为自己开始新的生产进步的起点和原料一样,人们也不能凭自己的臆想和意志,任意选择所有制生产关系。无论法定所有权,还是在生产的经营管理中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支配权,最终都是由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本性决定的。劳动分工的广泛发展,机器的发明和使用,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到处都是以一定规模的集合劳动为前提的。离开了具有一定规模经济的社会化生产,就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生产力的存在和发展。如果一面强调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一面又分解规模经济、瓦解集体劳动,把单干、分散经营和市场机制对社会化生产的盲目调节当作发展生产的主要手段和方法,这显然是自相矛盾、南辕北辙的政策和做法。恩格斯指出,当着许多人共同劳动以及应用机器和科学在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中都成为社会通例的时候,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却“逆着社会一百年来所顺从的潮流”,主张把“这个社会倒退到以单独生产者因循守旧的手工劳动为常规的状态去”,要劳动者阶级重温“享用‘家园’所有权”的旧梦。这种倒行逆施的作法,是要把“世界历史的时钟倒拨一百年”,使我们“丧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产力,整个人类会陷于极可怕的劳动奴隶状态,饥饿就要成为一种常规”。(《马恩选集》第2卷第483、480页)

五、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同时表现为小农经济的殉难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以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当时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为典型,论述了农业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怎样必然地同时表现为小生产者的殉难史。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英国为典型,分析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来龙去脉,那是以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用暴力大规模剥夺农民土地为基础的。而似乎鲜为人知的是,在法德等国农业的资本主义化,除了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半封建土地经营方式向资本主义市场经营方式的缓慢转变外,主要是那里的小生产在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下两极分化的结果。这段长程历史虽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小农经济的状况有所不同,但是它们所揭示的关于市场经济作用的普遍性,却仍然是值得引起我们今天严重关注的。

小农经济,包括同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只有在资本主义经营的大农业尚未加入竞争、城市工业的发展还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的时期,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才是保证劳动者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农村的发展和产业革命的胜利,这种情况很快就改变了。法德等国曾经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起源和盛行的地方。在市场经济的统治下,历史的长期发展趋势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自那时以来,这些国家的小农经济遭受了长达一个多世纪不断败落和日益贫困的悲惨命运。造成这种历史趋势的基本原因和主要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

小块土地所有制本身,是以生产资料、资金和生产者无止境的分散为条件的。它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而且按其本性来说,根本“就排斥社会劳动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资本论》第三卷第910页)。仅小农经济自身的这种性质,就造成了其耕种土地的不断贫脊和枯竭。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土地买卖盛行起来。它迫使小农为了占有和保持一小块土地,不得不从少得可怜的农业资本中拿出一大笔钱来购买土地。随着小农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资金周转日益成为再生产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农业不是建立在人工控制的工艺流程基础上大批量标准化生产的物质转换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由变化无常的气候条件规定的自然生产力,从而农产品的人工生产和自然生长过程的非直接同一性,是农业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商品和资金周转的这种长期性和不规范性,给分散和微弱的小农经济在市场条件下的再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在经常遭遇的青黄不接的农业季节,资金的短缺使他们不得不以土地和尚未收获的农产品为抵押,长期遭受高利贷的盘剥。大土地所有者的介入,霸占了他们原先用于饲养牲畜和发展林业的公有地。大工业的建立则破坏了曾经作为他们正常补充物的家庭手工业。国家沉重的赋税和摊派对他们更是雪上加霜。他们以简单再生产为主的经济基础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大片的可耕地不断被豪华别墅、围猎场、高尔夫球场和风景林区所霸占。

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商业和金融业的媒介下,大工业还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资本主义大农业携起手来,和面向世界市场的种植园经济一齐加入了农业的竞争,给小农经济以致命的打击。农产品价格大幅度地下跌,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慢性的世界农业生产过剩危机。为了使农业的生产成本保持在低于价格的水平上,现在要求有较大的投资、一定的规模经济和更多的物质生产条件。由竞争规定的社会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农业预付资本额大大提高了。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者都出于对“市场价格的依赖”,对土地进行掠夺性经营。前者是由于滥用了“社会劳动生产力和科学”;后者则是由于完全缺乏这种手段(《资本论》第三卷第916页)。前者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情况下仍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后者则陷入极大的困难或破产。小农被迫超常规地增大劳动强度,早出晚归直至精疲力竭,最后还得以大大低于自己生产成本的市场价格出售农产品。“这种较低的价格是生产者贫困的结果,而决不是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的结果”--他们“把剩余劳动的一部分白白地送给了社会 ”(《资本论》第三卷第909页)。分散的小农经济无法在一个充分展开的市场经济中与集中经营的大资本进行竞争。生产愈是社会化,资本,特别是农、工、商、银行相互紧密联系或一体化的垄断性资本,就愈容易在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全面割断小生产的命脉,使他们成为自己为所欲为的附庸和牺牲品。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工业品经常保持着垄断性的高价。由于大资本日益控制了农业劳动的产前、产后服务和加工部门,包括良种培育、饲料配制、谷仓冷贮、加工制作、交通运输和市场销售等等,在农产品的零售价格中,小农自己所得的份额不断下降。在工农业商品比价剪刀差的重压下,他们只能匍匐在自己的小块地上苟延残喘。马克思指出:“生产条件日益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于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资本论》第三卷第910页)

在市场经济连绵不断的打击和摧残下,小农大量地破产,租地农户的数目不断增多,土地日益集中在以资本主义方式使用雇农从事规模经营的地主和富农手中。小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半无产阶级化和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仍然痴情地迷恋着他那一小块土地和他对这块土地的纯粹有名无实的所有制” 的小农,现在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一部分,以赋税的形式交给国家,以利息的形式交给高利贷者,以利润的形式交给农业、工业和商业资本或它们的联合经营,而他们分散经营的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同时又破坏了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反抗的力量,从而“陷入了同产业工人相对立的极其不幸的境地”(《马恩选集》第2卷第453页)。法国小农经济一个多世纪的悲惨命运,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实际上,小农上述不堪忍受的重负,已经由于他在种植业、饲养业、林业和传统家庭手工业所面临的全面困境,而不可能再由土地的收益来支付和补偿了。小农家庭必须从农业以外的收入中,为这种渐进的剥夺寻找新的支付和补偿的来源。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必然带来小生产的没落和破产。但是,“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象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它只是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周期性波动创造出潜在的和停滞的相对过剩人口,为资本积累“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资本论》第一卷第704-5页)。流动于城乡之间、经常准备着在城镇找到打工机会的农村过剩人口,作为产业后备军的潜在形式,是以农村大量停滞的相对过剩人口为基础的,因而是长流不息的。由此造成的劳动力长期的买方市场,使“这种劳动力的生活状况降到了工人阶级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使大量来自农村的民工“成为资本的特殊剥削部门的广泛基础”,“它的特点是劳动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资本论》第一卷第705页)。

作为城乡之间的游民,潜在的相对过剩人口半失业状态漂流困苦的生活,必然影响到农村更为贫困的停滞的相对过剩人口的走向,“把备受高利贷者盘剥的小农强迫地赶到现代家庭工业中”,使他们不得不以更加沉重的代价,通过分包合同等方式为工业资本、包买商们从事现代家庭工业劳动(《马恩选集》第2卷第467页)。他们和外出打工的民工们一样,同时是一小块土地、菜园和小房子的所有者或长期稳定的占有者,因而在资本家支出的雇佣劳动工资中同样拒付其供养家庭成员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甚至也不完全付给家庭雇佣工人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全部价值。但是,家庭工业工人“不能不接受这种工资,否则就必须另找工作,而他要这样做就只有变成无产者,也就是说要抛弃自己的--不论是自己所有的或者租来的--小房子、菜园和一小块土地。只有在万不得以的情况下,他才会走这一步。”(《马恩选集》第2卷第465页)“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比较早的历史阶段上曾经是工人较好生活的基础的东西--农业与工业的结合,占有房屋、菜园和土地,稳定的住宅--现在在大工业的统治下,不仅成了工人最沉重的枷锁,而且成了整个工人阶级最大的不幸,成了工资无比地低于正常水平的基础,并且不仅个别部门和个别地区是这样,全国各地也是这样。无怪乎靠这样不正常地扣除工资过活和发财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总是醉心于农村工业,醉心于工人占有住宅,认为推行新的家庭工业是救治一切农业灾难的唯一单方!”(同上,第467页)“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所有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马恩选集》第1卷第696页)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资本论》第一卷第705页)当时仍遭受容克地主沉重的封建残余和资本主义双重剥削的德国小农经济,正是农村现代家庭工业的典型。

当俾斯麦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为德国工业的迅速发展扫除了政治上最严重的封建割据的障碍之后,它发现:(1)“世界市场大部分已经被占据了”;(2)现在是“在生产过剩条件下进行竞争”(《马恩选集》第2卷第465、466页)。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为了在与英法等先进国家工业发展初期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争得世界市场上的一席地位,与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成了“德国出口贸易以及全部大工业的广大基础”(同上,第467页)。即“构成我国大宗出口的是大量的小商品,大工业至多只为小商品供应必需的半成品,而小商品本身则大部分由农村家庭工业来供应”(同上,第466页)。这是德国小农经济的地位和命运不同于其他西欧发达国家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于是,自己的小屋子和小块土地的占有给予现代工人的‘恩惠’,就十分辉煌地表现出来了。任何地方--甚至爱尔兰的家庭工业也不见得要除外--的工资都不象德国家庭工业中的工资那样低到了可耻的地步。”(同上)它象“铅秤锤一样也压低了城市工人甚至大城市工人的工资,使它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之下”(同上,第466-7页)。“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德国才具有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一系列小商品的竞争能力。资本的全部利润都用扣除正常工资的方法榨取出来,而全部剩余价值则可以白送给买主。这就是大部分德国出口商品价格低廉得令人吃惊的秘密。”(同上,第466页)沿着这样的历史道路发展,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化,“就意味着千百万农村生产者的生计被断绝,几乎一半德国小农被剥夺”,“也就是意味着一场牺牲农民而有利于资本和大地产的工业和农业的革命”(同上,第468页)。

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种“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历史”,“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资本论》第一卷第552页)。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小生产的衰亡和城市产业工人的联合与反抗,组成了几个世纪中动荡起伏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历史凯旋曲主旋律中响亮的三重奏。

小农经济日益贫困和破落衰亡的历史命运,就是这样地被市场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必然规律决定了。至于一个国家具体的小农经济形式,究竟是采取法定的小土地所有制,还是通过租赁方式实际上长期占有小块土地,这个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不会从实质上改变上述他们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小生产历史发展长期趋势的基本分析。

资本主义只是发展到了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资本主义大农业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奠定了发达的现代农业生产力的基础上,才通过国家的强烈干预,使小农经济作为一个整体,随着农业长期落后和停滞状况的根本改变,避免了在风雨飘摇中彻底毁灭的命运。这个时期的国家,已经发展到能够依靠庞大的赤字财政预算和保护关税,自上而下地建立各种致密的机构设施网络,在农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对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诸多自发作用实行严格的限制,不惜花费大量的国家补贴用以规划、组织和保护小农经济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工业和服务业的大规模发展又不断从农村吸纳过剩的劳动力。在生产力发展新的高度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些局部调整,扩大了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基础,使他们与小资产阶级长期脆弱的联盟得以稳定下来。然而,小生产者的分化仍旧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间天堂的梦想,始终没有实现。

口口声声把西方的现代市场经济模式当作中国经济改革的理想目标的人们,只讲它静态的即时结果,不讲它的对抗性矛盾及由此引起的发展趋势,更不讲造成这种结果的历史过程和历史条件。他们把市场经济奉若神明,一次又一次地顶礼膜拜。他们忘记了或有意掩盖,西方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转变,暂且不说它们对世界落后国家的殖民侵略和掠夺,其社会自身亦历经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剧烈动荡。这对于象德国这样后起的、具有二元社会结构特征、农业长期落后、重工业急速发展的国家,尤其是灾难性的。内部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断裂,外部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造成了容克地主阶级、垄断资本、中小资产者、无产阶级和小生产者之间连绵不断的社会冲突和阶级对抗。植根于深厚土壤中的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长期活跃在德国的政治舞台上。从“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到伯恩斯坦主义,社会庸医的灵丹妙药裹胁着俾斯麦反社会主义法的大棒一度甚嚣尘上。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和帮助下,德国革命工人运动的独立发展也曾使它成为当时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正如昙花一现的魏玛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命运所表明的,在当时的德国,不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阶级联盟无法建立起来,就是表面独立于社会之上、象水蛇般在各个冲突的社会力量之间来回游动,以不断寻求权力平衡点的波拿巴式的权威主义政权的长期统治,及其对社会生产和发展过程的强烈国家干预,也无法解决这个国家资本主义跳跃式发展所带来的巨大不平衡问题。为了摆脱无法缓和的国内矛盾,德国竟贸然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最后不得不在“国家社会主义”的伪装下,求助于希特勒血腥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今天津津乐道地谈论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甚至不加批判地把它们统统称之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的人们,不应当忘记在世界市场已被占领并处于生产过剩的历史条件下,德、意、日这类后起的跳跃式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为了取得这一套东西,是怎样残无人道地牺牲了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无数的生命和财富。这才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世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真实发展的历史。而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一个多世纪中一直是它无可奈何的悲愤的受害者。

结束语

巴黎公社起义的失败,宣告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各种超国家的阶级调和理论的破产。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胜利,同时使得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不得不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在共产党内。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续与这股后来演变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党内右倾思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当如何对待农民问题,一直是党内马克思主义与以修正主义面目出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斗争的焦点之一。这在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尤其突出。

正是鉴于法德等国小农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必然遭受的悲惨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历史过渡时期的一定阶段不得不保留对立的所有制关系和商品经济的情况下,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它的社会主义纲领“所许的诺言使农民哪怕有一点借口设想我们是要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也是最坏不过的帮倒忙。这就简直是把农民解放的道路封闭起来并把党降到招摇过市的反犹太主义的水平。”(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恩选集》第4卷第312页)“工人政党当然应该首先维护雇佣工人,即维护男女长工和短工的利益;仅仅由于这一点,工人政党就不能向农民做出任何包括有让工人雇佣奴隶制继续存在的诺言。但是只要还存在真正的大农和中农,他们就非用雇佣工人不可。如果我们支持小块土地农民想长期作为小块土地农民存在的希望是荒谬的话,那末向大农和中农做这样的许诺就几乎是背叛了。”(同上,第313页)党内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斗争,不但反映在他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过渡时期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的原则争论上,而且也必然反映在这一时期党的组织路线上。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阶级的个别人物,但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要求我们永久保存其小块土地的农民或永久保存其师傅地位的小手工业者,“我们是不需要他来做党员的”(同上,第305,309页)。如果在党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中竟反映和支持这些利益集团的要求,并在组织上把他们吸收到党内来,那是“根本违反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同上,第305页)。

列宁和毛泽东之所以被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公认为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主要是因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俄国与中国这类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落后国家的革命实践成功地结合起来,开辟了一条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跨越羽毛丰满的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过渡到不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道路,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列宁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包括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斗争,以及他的新经济政策所引起的争论,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加以论述。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特别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在中国有着十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影响。在改革开放中,解散人民公社,分田承包搞单干的做法,就是这种思潮的集中表现。他们最初幻想主要依靠农村小商品生产的发展,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就能在不发生两极分化、不为资本主义农、工、商业控制的情况下,顺利迈入小康社会,一举解决中国农业长期落后的老大难问题。农村改革的实践已经并将继续充分地证明:中国的个体农民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重新回到毛主席指引的农业集体化的康庄大道上来,和工人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坚持反对资本主义的长期斗争,才能使自己获得真正的解放。中国农业长期落后的问题,只有依靠集体农民当家作主、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要在现代生产力的基础上,把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和集体农民的社会劳动重新结合起来。一旦组织起来的集体农民在联合劳动中自己支配了他们创造的剩余劳动,而不再将它们白白地送给贪婪的外来资本和城乡新兴的资产阶级,就能避免人力、物力、财力和地力的巨大浪费和破坏,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机构的指导和帮助下,自主地创造性地为自己的解放谋利益。正如南街村等一批坚持和壮大集体经济的先进典型经验所告诉人们的:他们能够利用商品生产,发展真正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和开展其他多种经营活动,在集体经济内部自觉地限制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打破下属各单个企业之间完全独立的自负盈亏的狭隘界限,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农工商一体化的联合经营,通过“以工补农,以工养农”的内部转换,把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转变为现实形态的农业投入,从现在起,就昂首阔步地走上大农业集约化合理经营和共同富裕的阳关大道,建立起一个又一个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自主发展的新型小城镇社区。认清了自己的根本利益,掌握了自己的发展命运,在新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毛主席当年关于建设人民公社的宏伟蓝图,正在他们手中开花结果。各地的情况和条件有所不同,发展也不平衡。但这确实是已经基本上走完了或即将走完其短暂的初期自由发展,今天日益成为市场经济牺牲品和国民经济瓶颈的小农经济,以及因此而加剧的中国社会的二元经济结构,最终得以解脱的根本出路。这是中国亿万农民阳光灿烂的无限光明前程的真正希望所在。离开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集体劳动组织的重建和发展,好的政策、科技和国家资金的投入就失去了其运行的主体和载体,就必然会为他人做嫁衣裳。

如果真的想去掉十几年来市场经济改革中巨大的盲目性,接受其中沉痛的经验教训,就应当老老实实地正视人类社会(包括中国自己)自进入近代和现代史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发达和不发达的各类国家和地区中不平衡发展的真实历史过程,真心实意地坚持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已为它们的基本实践所证实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中国现在搞的市场经济,不是某个神明从天外携来并吊在半空中的神秘东西,它是在这个世俗的世界历史时空中生长和发展出来的东西。要承认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现今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与当代世界的基本特征之间必然存在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在理论上系统地拿出实事求是的、经过充分论证的、经得起历史考验、有说服力的具体分析来,反对散布极为有害的和愚拙的形而上学与法学的幻想。不管人们现在的主观愿望如何,价值规律作为剩余价值规律在中国这个断裂性的二元经济结构社会中的充分展开及其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将促使越来越多真正关心祖国命运和前途的人们,朝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辟的道路和方向去思索。也许,上述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批判的回顾,能帮助我们找到一个打破关于市场经济的迷信与神话、认真进行反思的恰当的切入点。

(原稿于199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