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这边独好:简评秦晖教授借比较中印经济抹黑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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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著名教授秦晖先生长期以来以反对共和国特别是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为己任。从他发表的大量言论可以看出,秦先生对毛泽东怀有深深地仇恨。为什么是仇恨,而不是误解呢?因为如果仅仅是误解,那么秦先生就没有必要处心积虑的构造一篇又一篇充满谎言,反抗常识的文章。在秦晖所著的大量抹黑毛泽东时代的文章中,《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对比》一文算是独辟蹊径,他企图用印度做标尺来丈量百年中国的三个时代,用极其婉转曲折的方式来论证他一直宣扬的观点:毛泽东时代是中国最坏的时代。如果让秦先生充分表达感情的话,他会说“毛泽东时代是地狱”。但事实是怎样的呢?毛泽东时代当然不是所有人的天堂,跟中国之前的所有时代一样,发生过饥荒,跟中国之前之后(至今)所有的时代一样,发生过不公正甚至草菅人命的事件,但是不能因此就否认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成就,把毛泽东时代说的一无是处,甚至以大无畏的勇气,歪曲铁板钉钉的事实,把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反面典型——印度——当做论证毛泽东时代是“地狱”的证据。去过印度的朋友也许直接从感性经验就能得出结论,喜欢看新闻的朋友也能通过现代科技对印度的现状有大致地了解,但许多未出国门,同时又不喜欢看新闻的朋友,却可能受到秦晖之流的欺骗。在这篇文章,以及与之类似的其他文章中,秦晖非得要把中国普通群众的生存权发展权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一笔勾销,为了反对毛泽东,随意歪曲事实,可以看出这些自我标榜为“站在弱势群体一方”的自由派学者是何等虚伪!所以,我们特意刊载网路上的一篇旧文,对秦晖那篇流毒甚广的文章,此文的批驳有理有据,数据皆有出处,基本上已经将秦晖的反动观点驳倒。顺便让大家看看秦晖这种宣扬自己客观公正的所谓“学者”在如何看待毛泽东时代的问题上,是如何地不客观,不公正。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人文杂志》2005年第5期撰文,题为《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对比》[769]。文章很长,我注意到了文中提出的两个观点:

―― 观点A:“民国时代中国经济曾经领先于、至少不亚于印度。”

―― 观点B:“改革前中国经济是否领先于印度,是大可怀疑的。”

把这两个观点合在一起,自然引伸出秦先生一心想说的观点,这就是

―― 观点C:新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搞得不如民国。

这篇文章,从篇幅、数字、用词和手法上看,是下了一番功夫专心致志写成的。文中对新中国尤其对于毛泽东时代怀有深深的敌意。秦先生对于中国是否领先印度本无多大关心,如此浓墨重彩不过是以印度为中介(拐个弯),让读者接受他对于新中国尤其毛泽东时代的扭曲评价,以及他对民不聊生的民国时代的昧心赞扬。

我对观点A即民国时期的中、印比较方面没有兴趣。以下第一节反驳观点C,第二节批驳秦晖的饥荒史观,最后一节反驳观点B。本文所谓反驳,侧重点不在反驳他所使用的数据及数据的可靠性,而是质疑他的手法,并对一些混淆了的史实提出必要的辨正。

一. 教授不会用指标

秦先生从农业、工业和购买力GDP等方面来论述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时期的中印比较。限于篇幅,我们侧重于农业绩效方面,且主要是针对民国时期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秦先生的所谓考察,是立足于拿民国时期最好的年份来跟毛时代的一般年份做对比。比较什么呢?劳动生产率,包括粮食亩产,人均占有粮食,和劳均产粮等指标。不过,秦先生在使用这些指标时是比较随意的,属于东一榔头西一棒那种手法。

秦先生指出,民国时期:1936年的人均占有标准粮529斤,劳均产粮1725斤,1934-1938年间粮食平均亩产213斤。

秦先生又指出:“1949年以后到改革前的命令经济时代,中国农业生产的总量虽有一定的增长,但在最能反映经济进步本质的劳动生产率方面表现很差:……1966年时,中国农业劳均产粮仅1162.8斤,远比1936年低;时至1975年,劳均产粮也只有1931.5斤,比1936年高不了多少。”

关于新中国时期的粮食亩产和人均占有粮食的绝对数值,秦先生则未有提及。很清楚,这些数值全都否定他的观点,不提是可以理解的。毛泽东时代“表现很差”是秦先生的断言,快人快语,斩钉截铁。这也没什么不可理解的:屁股决定脑袋。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秦先生欺骗读者,否定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意在问鼎其合法性),都使用了哪些招术。

招术之一,时间基准点上做手脚

统计学上对于取样方法的基本原则,是样本须在测度意义上反映出母集团的性质。比方说一个时代作为一个观察时段,那么样本平均就可以一种测度,当然它是最弱的一个测度。秦晖先生为什么选择“1936年前后”这个子时段呢?因为这个子时段代表了民国的最好水平。秦先生拿这个来与毛时代的一般年份做对比,难为他想得出。正如所熟知的,与古代战争不同,近代战争对于农业收成的影响可说是微乎其微。事实上一个时代,如果兵荒马乱到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就只能说明这是一个特糟糕的时代。母集团是咋样就咋样,来不得半点的遮掩、虚伪和骄傲。但是秦文让我们看到的,恰恰就是遮掩、虚伪和骄傲。民国政府之不能保境安民,战乱频仍造成生灵涂炭,反倒成了秦先生占据年份制高地来炫耀“亮点”的理由,这真是匪夷所思;而新中国拯救民族于倒悬之中,从经济谷底开始艰难的回升,在废墟上站立起来收拾民国政府的烂摊子,倒惹得秦教授万分不高兴,直斥“表现很差”。这位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知道分子是如此的仇视新中国仇视毛泽东时代,活脱脱地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就是刻薄和忘恩背义。

秦先生猛拽民国“亮点”年份并回避破烂年份,这是严重违反统计学基本原则的。此外在中印比较方面,于时间基准点的选择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秦先生说:

“改革前的20多年间,中国农业对印度的优势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牺牲了劳动生产率。而印度这期间城市化比中国快……并且靠绿色革命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总产量的增长也快于中国。1952-1981年间,中国粮食总产增长1.04倍,年均增长2.5%,而印度增长1.19倍,年均增长2.75%。1952-1978年间,中国年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5.2%,年均递增0.55%;而印度年人均增长23.7%,年均递增0.8%。”

首先,1952年而非1949年算作起点是否恰当?一般而言,如果是制度比较,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文章谈的是国际比较以及时代比较,而印度于1948年独立此后一年中国也迎来解放,因此取1949年作为比较的起点,对各比较对象来说都公平。

事实上1949-1951年间,新中国实行土地改革带来了农业的复苏,农业增长很快,这个发展实绩就可以弃而不谈吗?这不是盘踞于东南、西南或西北的蒋帮余孽们的功劳,而是新中国政府的功劳。从1949年起算,则1949-1981年间,粮食总产的增长就不是1.04倍而是1.87倍,年均增长就不是2.5%而是3.35%(1949-81期 = 3.48%,1949-90 = 3.40%)。将近1%的差值对于农业这样的行业来说,绝不是小数目。印度同期:粮食总产增长不到3%,是低于中国,而非秦晖说的高于中国[770]

其次,秦晖所谓“年人均粮食产量年增长”,大概是指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年均增长。以1949年为起点,则是由208.9公斤增长到1981年的325公斤,年均递增1.4%,这超过了印度的1%弱,也大大高于秦先生给出的1952年起算的0.55%。

好,最后说一下印度的绿色革命。绿色革命几乎完全是在外援状况下进行的:“接受的外援数量之大、范围之广、历史之长及形式之多,在第三世界各国中都是名列前茅的。……外援主要是由世界银行及其附属机构国际开发协会,以及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联邦德国、苏联等13国提供”[771]。然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则差不多全靠自力更生来完成。在后面我们还将提供有关中、印两国农业方面的比较数据,所有的数据都充分说明,毛时代的农业比较优势远高于印度,至于秦晖赞不绝口的那个民国,是提也不要提的。总之,秦先生是在胡说,是在克斤扣两,不然,他何以证明共产党的“表现很差”呢?

招术之二,无视边际条件

秦先生认为“最能反映经济进步本质”是“劳动生产率方面”。正确。秦先生把劳动生产率规定为人均占有粮食(指标准粮,下同)和劳均产粮,也可以。严格说来,这两个在一定条件下并非独立指标。通常,耕地总面积是一定的,劳动力结构也很少大变动,这样一来人均占有粮食与劳均产粮呈现正比例关系,于是下面讨论劳均产粮一个就可以了。

劳均产粮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约束,即农业边际效益的递减规则的约束和劳动力人口数量的约束。这两个约束条件,如果换个场合,比方事谈论“三农问题”、种田没效益或人口问题之类,秦先生肯定大提而特提。在这里秦先生却闭口不谈了,何故?因为这两个约束在民国时期并不突出,而到了新中国时期则凸显了出来严重了起来。所以,提这些必然会冲淡秦先生刻意贬低新中国尤其毛时代的本意,他当然不愿意自己的努力变成徒劳。

所谓边际效益可理解为生产潜力,与劳动力多少无关。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则指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发生的饱和现象,数学上可以用分段对数曲线来描述。毋须赘言,新中国的农业与民国不同,是严重受到了边际效益递减规则和人口激增因素的制约的,短短几年或十数年间,让劳均产粮指标腾蛟起凤谈何容易!

秦先生不是说了“放眼量”吗?其实他的眼量充其量也就放到上世纪民国30年代,这即他所谓的“长时段”。何不再放长些,比方说放到2000千年之外?根据吴慧[772]的研究,我国在战国中晚期每个劳力的产粮就已经达到了3318斤,唐代是历史最高水平,劳均产粮4524斤(估计这就是“小生产”的极限或边界);唐代以降劳均产粮不断下降:明代4027斤,清代2262斤;而到了1949年就只剩下1150斤的水平,仅为历史最高水平的1/4!记得秦先生曾经手舞足蹈地提起他的民国1936年,劳均产粮达到1725斤,好好厉害哟。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尽管比起历史数据来显得非常之低,至少比起新中国成立那年即1949年还是高出不少嘛。秦先生没有提到1949年劳均产粮只有1150斤,因为这会使他觉得挺挺难情的。

大历史地看,由于人口的膨胀,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由盛唐时期的17.8亩下降到1949年只剩下2.7亩,下降达7倍之多。同时劳均产粮伴指标也随着人口增长并遵循着边际效益递减规则,一路下跌。1949年更是跌到了谷底。接下来的,是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下降宣告结束,上升开始了。

可见,拿劳均产粮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毋宁说明的,实质是一个人口问题加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否则岂不等于说中国的农民越来越不会种田?――你看,搞了那么多年却越搞越少,搞到1949年竟只剩下最高水平的1/4了。

也可以这样来反证,改革开放的年代劳均产粮如何。就说秦文发表的上一年,2004年,该年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口(15-64岁)约5亿,粮食总产9.39亿斤,算出劳均产粮1,878斤。大家还记得被秦先生斥之“表现太差”的1975年吧,劳均产粮是1931.5斤。显然1975年高于2004年,那么按秦先生所说劳均产粮“最能反映经济进步本质的劳动生产率方面”,是否意味着改革开放搞糟了,倒退到30年前不如了,表现“太太差”了?再看2003年,劳 = 5.6亿,粮 = 8.61亿斤,劳均产粮 = 1538斤:倒退到了民国1936年的水平1725斤之下!秦先生是否要说,改革开放的劳动生产率“表现太太太差”了呢?可见秦先生是在弄巧成拙。

秦先生这是在公然抹黑改革开放,同时也等于认可,新中国粮食生产的最高成就是在毛泽东时代取得的。不是吗?如不是秦先生又当如何自圆其说呢?但是可爱的秦先生却不管这些,他坚持说:“中国经济如今的确赶上并超过(确切地说是再次超过)了印度,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改革时代,而不是在改革前达到的成绩。”

在人口总量方面:民国30几年间增加很少,还不到1亿;而新中国前30年就增加了4.5亿,是民国净增人口的4-5倍(农村可能超出,毕竟大量的净增人口出生在农村)。在人均寿命方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人文指标,民国仅35岁;而新中国把它提高了近一倍,达到68岁,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人口剧增加上寿命延长导致的老龄化,消极的一面是使得新增产的粮食随即被吞食干净,造成1962年以前中国无粮食储备。人口基数是计算所有人均指标的分母,这个分母民国时期既小且少变动,而在新中国时期则既大且增长迅速,加上边际递减,使得用劳均产粮这个指标来进行比较失去意义。

现代化农业,劳动生产率已不再依靠以劳动力为单位的指标,而是依赖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的成果主要反映在单位产量上。所以,毛泽东才始终提出关键在提高单产,提出发展纲要和农业八字宪法,提出中国农业必须经由农业集体化、到水利化、机械化和电力化这样一个发展进程。中国人民在这条道路上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奋斗30年,取得的农业发展速度和现代化总体水平获得举世公认。然而某些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知道分子如秦晖先生就是看不顺眼,就是要污蔑,否则,他何以证明共产党的“表现很差”呢?

招术之三,对不利数据秘而不宣

能够正确反映粮食生产绩效的指标不是劳均产粮,而是粮食亩产,是粮食产量增长的速度与人口增加的速度之间的比例。

秦先生给出了民国1934-1938年间粮食亩产213斤的数字,但对新中国的相应数字却秘而不宣。宣一宣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我们来看中国的粮食亩产:在战国中晚期就已达到216斤,唐时334斤;清代中叶367斤,此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的300年间,一路下跌,到1949年前后到达了谷底,216斤,这是战国中晚期的水平。1949年新中国成立,崭新的社会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得粮食亩产止跌回升,一路上扬:1978年提高到500斤,近10年来则稳定在700-900斤间,升幅之快,为民国时期以及当今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所望尘莫及。

至于秦先生忒钟情的那个民国1936年亩产213斤是多还是少?放到大历史语境一看便知,提也不待提得。然而秦先生就是神气活现,就是沾沾自喜。显见又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粮食增速与人口增速方面:1978年相对于1949年,粮食总产量由1.1312亿吨增加到3.0477亿吨,增长169%,同期总人口增长78%,粮食增长快于人口增长1.17倍,从而保证了人民由极度贫困逐步地走向温饱。民国时期,分作1912-1936和1937-1949两个子段:前段粮食增长快于人口增长,后段相反,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据学者估计,民国时期由于粮食短缺,曾经有超过2亿的民众被饥荒和瘟累夺去了生命。

新中国经过毛泽东时代20多年的基础建设,我国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获得了根本性的改善。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有计划、大规模地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包括农村水利建设(以大江大河的治理和农村水利灌溉建设等为主要内容)、土壤改良、优良品种培育、机械化和电力化的高速推进以及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逐步建立等。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之显著,是旧中国历届政府望尘莫及的。[773]

表 1. 1952-1978年我国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774]

年份 农机总动力 机耕面积 灌溉面积 化肥用量 农村用电量
  (万马力) (万顷) (万顷) (万吨) (亿度)
1952 25 13.6 1995.9 7.8 0.5
1978 15975 4067.0 4496.5 884.0 253.1

[774] 同上


中国的农业也为推进工业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农业的发展不仅为工业现代化发积累了大量资金,在我国工业化起步阶段,在同期农民的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农业为国家工业化积累的数额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农业劳动力人均奉献占其收入的比例之高,在中外历史上都不多见。中国农业自身,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走向现代化(水利化,机械化,电力化)。遗憾的是,这一进程后来被中断,但其成果为改革开放所利用,至今仍在发挥着明显的经济效益。经过毛时代短短20多年的努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不仅已明显高于印度、巴西等原先与中国处于同一水平的发展中大国,而且在某些指标上已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

表 2. 1952-1978年我国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775]

  中国 印度 巴西 日本 美国 法国
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 45.2 23.8 3.4 75.7 10.9 6.3
每公顷化肥用量(公斤) 127 31.68 372 112 301  
每公顷用电量(千瓦时) 323 247.1 199 83    
每公顷拖拉机(台) 26.4 2.6 6.2 255.3 5.4 87.3
每公顷联合收割机(台) 0.27 0.003 0.6 205.8 3.6 8.3

[775] 同上


二. 历史学家不懂饥荒历史

在秦晖眼里,民不聊生、暗无天日的民国简直是天堂,而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却成了地狱。秦晖堂而皇之讲起什么“人道”,他说:“在农业方面,甚至不仅关乎农业而且实际上涉及基本人道的方面,改革前中国与印度之比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阿马蒂亚·森提到的那个著名的事实:改革前中国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和平时期大饥荒,而历史上饥荒比中国更频繁的印度,独立后尽管农业产量仍然低于中国,却在宪政民主体制下成功地消除了饥荒现象。”

另一位右派文人名叫党国英党专家的如出一辙。这位连印度独立的年份都搞不清楚的“专家”却在印度问题的国际场合发表公开讲演[776],称:“我们在1949年以后,有两、三年的历史难以见人”, 而印度“独立之后没有发生饥荒。这个情况让人非常感动……使我很尊敬印度人民。”

印度果真在独立之后就“成功地消除了饥荒现象”吗?事实是[777],印度在上世纪40年代末独立至今,据不完全统计在1965-66年和1972年曾(至少)发生过两次大饥荒[778][779]。虽然国际援助不断,虽然印度有相对健全和普及的农协,但研究饥荒史的著名学者阿马蒂亚·森(就是秦晖提到的那位)仍指出[780]:“印度每八年因为营养不良或其他与贫困相关的疾病而导致的高人口死亡率所造成的死亡人口,与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所死亡的人口数目相当。”在最近,2004年印度最繁荣的城市孟买就饿死了近万名儿童。这一年印度有3.5亿人没有足够的食物,每天晚上饿着肚子上床睡觉,一半印度儿童营养不良。

秦教授党专家给人们的感觉,资深印度专家似的,却对这些“惨绝人寰的和平时期” 的饥荒现象(秦晖语)一无所知。一个历史学教授对于近、当代的饥荒史无知到这种程度,让人难以置信。这不是欺骗公众又是什么?秦党二人这种胡编乱造和肉麻吹捧的双簧堪称绝配。这种自轻自贱,极不负责任的发情,让人再次领教了中国文人秦教授党专家们的悲哀。

中国自1962年起告别饥荒,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个事实,不仅与印度至今仍在频发饥荒形成鲜明的对照,且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穷国、发展中国家、农业底子极薄的国家或是人口大国,是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抗灾能力来告别饥荒,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给予世界的典范意义。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年代,尤其在民国,大饥荒可谓家常便饭,无日无之。1940年代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就曾说过,在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人均寿命才35岁。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短短30年间人均寿命就提高了30多岁,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新中国的经济在短短50年间跨越了发达国家200年达到的水平,这同样显示出了新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所具有的典范意义。

毋须讳言,“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确实发生过饥荒,这完全是旧式农业的惯性使然,是旧中国动辄发生数百万数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的惯性使然,没什么见不得人。相反,站在唯物主义的角度上,这,很见得了人。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从来都是相互关联和藕断丝连着的。印度独立至今近60年了,还在饥荒不断,何况中国人口更多,在近代史上更是被称做“饥荒之邦”[781]的国度。在这个有着悠久和频发的大饥荒历史的国家,谁有这个本事,能在新政权刚刚诞生就将饥荒一脚滚开,使之嘎然而止呢?没有这样本事的人。历史有其惯性,农业生产条件和抗灾能力需积以时日、逐步地得到提高。令人感佩和感到不解的是,尽管各种势力在拼命炒作,上世纪50年代末发生在中国的饥荒不仅丝毫没有动摇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反而使之强化;并且,在当时和在此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似乎从未听说出现过任何类似于史上伴随大饥荒常常出现的那些激烈反应(例如暴动,匪患,瘟疫等) 。这些真实的感受使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去相信秦晖们的危言耸听。那些危言耸听,不过是些恶意的夸大和攻击罢了,人性往往有夸大悲剧的倾向,更何况是从执政党的敌对势力或民国的余孽那里发出来的呢。秦文其它部分也是捉襟见肘,不忍再批下去了。下面说一说中印比较问题。

三. 中国和印度:人类发展指数的比较

秦先生怒斥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表现很差”。真的很差吗?当然不是,秦先生完全是在颠倒黑白。

秦文中没有提到“人类发展指数”(HDI)这个时下频繁提起的指标。当然了,秦先生不选HDI,不知道或是手头缺乏数据,这些都是他的自由。我们引入HDI,也只是加入一个参照系,但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很能说明问题的参照系。HDI集人均期望寿命、成人识字率和综合毛入学率以及人均GDP等宏观指标于一体,因此,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经济加福利”的指标,它比其它任何指标更能反映出实体(国家或地域)的人文经济发展概貌。HDI取值0、1之间:按联合国的指定,HDI高于0.80为高等人类发展水平,在0.50-0.79之间为中等人类发展水平,低于0.50则为低等人类发展水平。

以下内容摘译自Meghnad Desai的论文《印度和中国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刍议》[782]

Nicholas Crafts估算了中国和印度在1950年、1973年和1992年的HDI。在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HDR])里可以找到1960年之后若干趋势年份的数据,综合起来有下面这张表格:

表 3. 中、印人类发展指数:1950-2000

年份 1950 1960 1973 1980a 1980b 1992 2000
中国 0.163 0.248 0.407 0.475 0.554 0.594 0.726
印度 0.160 0.206 0.289 0.296 0.434 0.439 0.577
来源:1950,1973, 1992来自Crafts(1997);1960, 1980a来自HDR 1997,1980b和2000来自HDR 2002

我们看到了什么?1950年,中印两国的起点大致等同。到了1973年,中国已迅速把印度甩在了后面。整整50年中,虽然HDI各数值不一定有严格的可比性,但可以看出:中国的HDI增长了4.5倍,而印度的HDI只增加了3.5倍。观察1950、1980b和2000这几个年度,我们看到中国的HDI在前30年(毛泽东时代)的进步非常快,1980年提高到了起步时的3.5倍;但是后20年只增长了1/3强。印度在1950-1980年的30年间提高到了起步时的2.7倍,此后20年的发展与中国相同,即增长1/3。一些学者在探究为何中国HDI在后20年上升减缓的原因,指出或许这与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全民医疗保健体系方面的退步有关[ Dreze和Sen (1984)]。不过需要看到,一个国家在HDI上升到接近1时,每前进一步都将是困难的。总之,不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数字,中国在人类发展方面比印度做得好,是无庸置疑的。

去年12月16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撰写的主题为“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的《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完成并在北京正式发布。根据这一报告,1950年中国HDI为0.159,与Crafts的结果相同,属极低人类发展水平;1980年为0.557,与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给出的数值0.554相同,表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进入中等人类发展水平;2003年达到0.755,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的0.694和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值0.718要高,但仍处于0.79之下,属中等人类发展水平。[783]也就是说:

1. 秦先生所竭力吹捧的民国是一个极低人类发展水平;

2. 秦先生所竭力攻击的新中国毛泽东时代,1970年代步入中等人类发展水平,1980年HDI提升为1949年的3.5倍,速度之快令人侧目;

3. 改革开放新中国继续进步: 20多年来的HDI增长了1/3强,仍处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海外学者在探究上升减缓的原因,一些人认为在于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全民医疗保健体系的退步;

4. 印度步入了中等人类发展水平,但1950年至今中国在所有时段(尤其在毛泽东时代) 上的人类发展水平都强过印度,则是无庸置疑的。

根据上述,秦晖教授的观点B和观点C都是不值一驳的。看看秦先生怎么说:

“中国经济如今的确赶上并超过(确切地说是再次超过)了印度,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改革时代,而不是在改革前达到的成绩。换句话说,民国时代中国经济曾经领先于、至少不亚于印度。而改革前中国经济是否领先于印度,是大可怀疑的。”

读到这里,您是大可怀疑改革前的中国是否领先于印度呢、还是大可怀疑秦晖教授的水平?

鈴蘭臺 2006/4/16



[769] 秦晖《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对比》 http://www.qglt.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342689&typeid=17

[770] AllRefer.com, “India, Argriculture” http://reference.allrefer.com/country-guide-study/india/india129.html

[771] 印度农业机械化政策,2005年3月18日 http://www.sysagri.gov.cn/lhagri/list.asp?news_id=1553

[772]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

[773] 董金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及现实启示——兼驳茅于轼研究员的观点 http://economy.guoxue.com/print.php/7240

[776] 6

[777] Lantai《“难以启齿”与“难以见人” ―― 简评党国英专家日前的海南演讲》 http://www.qglt.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1336584&typeid=17

[778] 日本经济企画厅《1973年年次世界経済報告》中写道:“65~66年の印度の大飢饉の際,65/66年の1年間に小麦のみで約7百万トンをアメリカはインドに輸出した。” wp.cao.go.jp/zenbun/sekai/wp-we73/wp-we73-00302.html

[779] 《歴史に刻まれた日本とインドの絆》中写道:“昭和四十年から四十一年にかけて、印度では大飢饉におそわれ、おおくの国民が食糧難で困っていた。” www.nipponkaigi.org/Indian%20Booklet2.htm

[780] Jean Dreze & Amartya Sen, Hunger and Pubic Action www.chinaaffairs.org/gb/detail.asp?id=22713

[781] 1920年代初到中国救灾多年的Walter H. Mallory在1926年著书《China: Land of Famine》(《中国︰饥荒之邦》)

[782] MEGHNAD DESAI 《印度和中国 : 比较政治经济学刍议》 IMF印度/中国讨论年会论文,德里,2003年11月

[783] 新华网《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出台记:关注公平及城乡差距》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2/30/content_399023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