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伍德: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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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反对资本主义》序言

那种认为苏东共产主义的解体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最终危机的假说多少让人感到有些奇怪。有人或许认为,除了别的以外,资本主义必胜论盛行时期还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工程 ——批判资本主义的研究提供了比以往更为广阔的空间。

然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过时了。右翼资本主义必胜论反映到左翼便是对社会主义激情的消退。左翼知识分子如果不接受“资本主义是世界发展所有可能性中最好的”这样一种观点,那么也只时寄希望于那些发生在资本主义缝隙间大多为局部和特殊的反抗。正当最需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认识的时候,相当多的左翼知识分子不是去发展、丰富和提炼所需要的概念上的分析工具,相反却把他们完全抛弃了。“后马克思主义”已经让位于对后现代主义的崇拜,让位于对所有整体性、系统、结构、过程和“宏大叙事”的敌意。但是,如果把这种敌意扩展到把这作为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就无法阻止这些思潮把“市场”作为一种普遍而必然的自然法则。他们否认思维的系统统一性,坚持“总体化”认识的不可能性,从而荒诞地封闭了通往整体性认识事物的批判性路径。在此,后现代主义的破裂性和偶然性与最终的“宏大叙事”——“历史的终结”,结成了一个奇异的联盟。

这样,左翼知识分子一直在试图界定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新方式。典型的模式最多是寻找资本主义的裂痕,在它内部为另外可供选择的“话语”、“活动”、“身份”开创空间。人们已经总结出了许多发达资本主义的片段特征——不论这种特征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还是后福特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且,这被视为扩大了左翼文化的活动空间。所有这些事情中最基础的,看来就是确信资本主义将继续存在,至少在可预见的历史前景中是如此。

在资本主义内部寻找空间,而不是对它直接进行挑战和论战,由此出现的左翼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再形成,有助于解释左翼的主要转变:从传统的话语如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转向近来更为时尚的话语、文本以及所谓“身份”文化的研究。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从正面即从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对它进行批判,那么,(以后现代方式构思的)“文化研究”和其他为后左翼所偏好的事业则可以界定为政治活动的场所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内部,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各个片段的缝隙之间,尤其是存在于话语和身份可以不受物质条件限制地被解构和扩散的学术研究领域。

在一个由“分散的主体”构成的世界中,不可能也不需要获得整体性的认识,除了自由主义的多元论表现为某种分散的、推理的激进化,还能有什么其他类型的政治呢?在理论上,拒绝了对世界的整体性认识,面对资本主义这个世界上最整体化的体系,逃避与资本主义直接对抗的最好出路在哪里呢?在实践上,如果不把资本主义全球性的整体化权力解读成分散的破裂的主体,如果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要超越大多为局部性的、特殊细节的反抗,它所遭遇的更大障碍又是什么呢?如果要屈从于资本主义不可抗拒的强力,除了宣称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势力没有系统性的起源,没有统一的逻辑,没有可确认的社会根基,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借口吗?

与这种占支配地位的思潮相反,我打算从下述前提出发来发出论述,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迫切需要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为建设批判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关键成分 资本主义提供一个更好的基础——哪怕是稍微好一点的基础。我们至少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自称要超过它的经济和社会理论相比具有不可估量的优势,它不仅提供了对资本主义自身的批判性考察,而且提供了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的范畴。而其他理论仍然把自己封闭在历史上资本主义特定经验推衍出来的观念范畴的局限中,封闭在有关人性、合理性、系统的“运动法则”及历史过程的资本主义假定中。

在马克思看来,不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运行阐释了多少,它从来没有洞察资本主义的表象,即便是“真实表象”背后的东西,因为它自己的概念框架已经把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视为当然。甚至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顶峰时,其研究框架也渗透着对资本主义非批判性的假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了“意识形态”,即便当它不是在直接为资本主义做“粗略辩护”的时候也是如此。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批判资本主义,以便认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和制度上的特殊性,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假定重新做出阐释。

20世纪末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应该遵循同样的方向;它不仅要考虑资本主义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还要考虑这些变化的新理论体系的演变。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就比古典政治经济学更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也更受那种将资本主义的逻辑视为理所当然的概念框架的限制。然而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许多马克思主义流派也以自己的发展方式把资本主义的逻辑普遍化了,这甚至成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主流,其中的典型便是技术决定论(它将资本主义推导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普遍化了)。还有/或是对传统经济学内编排程序的全盘接受。把资本主义的“运动法则”看成是历史普遍规律的流派,不但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搁置在一边,甚至连历史唯物主义的洞察力也一同弃而不顾,尤其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每种生产方式都有其特定的系统逻辑这一首要前提完全抛开了。

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要根据它在体系上的每一次变化做出调整,而且要经常更新对这种变化的分析工具。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以来,还从没有任何历史时期像现在这样迫切需要展开这一工作,因为在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中,由越来越多的学科都吸取了资本主义自认有效的假定,或者至少吸取了失败论者提出的关于“其他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的”论定。

几乎从一开始,在马克思主义中就存在两种关于历史的主要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植根于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研究成果中达到高峰;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存的还有一种相反的倾向,它汲取那些在马克思主义之外、最能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兼容的东西,并压制那些最具有创新性和批判性的观点。具体地说,一直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这并不是没有受到马克思本人的鼓励,尤其是来自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鼓励),他们宁愿忘掉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必然承担的各项任务,而偏好技术决定论和生产方式机械代替的单线发展论。在这种理论下,按照某种普遍的自然规律,生产力较低的生产方式总是不可避免地会被生产力更高的生产方式来代替。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难将自己与传统的社会进化论和进不论区别开来,或者很难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联的“静态”历史观区别开来,后者视历史为“存在方式”的连续演替。

在这种古典的进化观念中,“存在方式”的历史演进在当今“商业社会”的最高阶段上升到了顶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业社会像它之前的早期阶段那样,只是另一种特殊的、过渡的历史现象。相反,达到顶点的“商业社会”具有普遍的、超越历史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它代表了进步的最终目的,而且是因为从更基本的意义上讲,历史自身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由商业社会的自然法则(包括根植于人类“交往、实物交易和交换”的自然倾向中的竞争、劳动分工和生产率提高规律)支配的。

无疑,马克思接受了许多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也接受了那种认为历史已进入“商业社会”的传统进步观念。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是坚持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否认其法则是历史的普遍规律。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的特殊运动法则是为何以及如何作为规律运行的——例如,找出技术决定论的关键以及市场法则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规律的关键,而不是将他们视为人性固有之物或历史普遍适用的规律。这种对资本主义特殊性的集中关注,是把资本主义看作具有起源和终结的历史过程,并且具有其特殊的系统逻辑。它激励了一种真正的历史观,而这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传统的进步观念所缺乏的,这一真正的历史观同时也对研究其他生产方式具有潜在的、富有成效的含义。

另一支非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不承认自己与马克思所做的下列任何事情有关,包括马克思对前人所持的形而上学的、非历史主义的唯物论的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及其提高生产力之动力的特殊性的坚持,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认为他们不是把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看作特定社会关系的历史产物,而是视为超历史的自然规律。这种马克思主义有几个显著特点:

首先是在非社会性的、技术术语的条件下使用经济“基础”的概念,这样的概念与任何事情都不相符,时“基础/上层建筑”这种暗语最为机械的运用。

第二,是机械的、事先规定的、单线的生产方式更替的历史观,它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文明”的发展阶段论有需要共同点。

第三,是关于历史过渡尤其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非历史观,它把需要解释的东西当作假设前提,将资本主义的原则和运动规律倒用在它之前的所有历史阶段。例如,按照这种观点,资本主义存在于封建主义的裂痕中,因此必须在实际上假定它总是已经存在了的,然后依据某种超历史的必然性,一旦突破封建主义的外壳,业已存在了的资本主义不知何故就占据了支配地位,从而履行了自己的天命。

这种非历史的观点肯定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出现过,尤其是在那些以格言式短语风格写的临时性的论战性文章中。但与此并存的是这样一种唯物主义,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这样认为的,它不认可事先规定的单线发展的历史序列,相反,它认为资本主义的起源——或任何其他生产方式的起源——正是需要加以解释的历史现象,而不是预先假定的逻辑前提,而且这种解释不是从某些超历史的自然规律中去寻找结论,而在于对历史上特殊的社会关系、矛盾与斗争进行具体分析。

这样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延伸的“马克思主义”总是与作为批判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并存,但只是在斯大林主义的正统派学说出现后,批判的理论才遭遇衰落的威胁。由于苏联所面对的特殊环境以及迅速发展经济的紧迫性,生产力的发展采取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模式,而且需要应对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压力(更不用说地缘政治和军事的压力),由于这些原因,才导致技术决定论压倒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学的研究也被普遍规律所代替。同时,这种决定论的观点很容易滑入极端的唯意志论自相矛盾的困境中,正如跨越发展阶段的推动力产生出脱离物质条件限制的倾向。

尽管在斯大林主义的阴影下,批判的传统仍然在继续发展——特别是在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中——但斯大林主义的结束并没有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重新兴盛起来。首先,自1920年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对哲学和文化的关注作为当务之急,而将太多的唯物的、历史的研究领域遗弃给了斯大林主义。对许多人来说,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本身;而另一种选择反倒成了对这种自我界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远离,前者在某种情况下,完全拒绝了唯物主义的优先地位,尤其是拒绝对政治经济学的集中关注。这种趋势又经常被这样一种信念所加强,即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的“人民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已经被占据了永久支配地位的“消费资本主义”的魅力所深深吸引。至少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尤其是随着苏共二十大与斯大林主义的决裂,西方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经常富有成果地将马克思主义转向了新的“人道主义”或文化领域,而它们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唯物主义模棱两可的暧昧关系仍然没有解决。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概念也因此而含糊不清。尽管他们写出了许多一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拙作,而且非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决定论也遭到了人道主义的批判,但技术决定论从未明确地被作为另一种选择的全面理论所取代——以至于对某些人来说,唯一的出路似乎就是求助于纯粹的历史偶然性。

这就是具有持久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路易斯·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加入争辩的背景。阿尔都塞声称自己是对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的思想解放中马克思主义所经历的“人道主义”膨胀倾向做出了回应。他声称,要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反对回归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唯心主义,这种回归来自当时流行的对马克思黑格尔式的解读,来自侵入社会主义理论的经验主义和唯意志论,之所以出现这种侵入,是因为结构决定论已经被对人类行为的优先关注所取代。

但是,它他并不准备放弃后斯大林主义解放的所有收获,而是寻求以其他方式保留意识形态解放带来的非简化论、非决定主义和非经济主义的冲击。在这方面,他最显著的贡献时提出了“多元决定”(法文surdetemination,英文overdetermination,这个术语的翻译在中国有分歧:多元决定 或 过度决定或 决定性的反作用,不同的翻译也反映了不同的解读——录入者注)的概念,这个范畴强调社会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又保留了经济“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然而更为根本的是,他的非简化论效果是通过在理论和历史之间建立僵硬的二元论而形成的(这一点将在第二章中更多地加以论述);而且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因为在坚持理论和科学知识的独立自主性时——理论的和科学的知识相对于自主性时——理论的和科学的知识相对于经验主义、唯意志论、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独立自主性——阿尔都塞又将结构决定论完全排除于历史之外,以此作为其理论的完成。结构决定论可能是这一自主理论最适当的客体,但真实的历史世界却不可简化地仍然充斥着偶然性。阿尔都塞的二元论允许其支持者一方面放弃“粗略的经济主义”,另一方面,又在理论层面上,坚持相当粗略的决定主义;而且,在斯大林主义的接卸决定论被极端的唯意志论的成分所侵扰的地方,阿尔都塞主义者却能将这两种矛盾的成分不稳定地综合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将他们并列起来。

这种理论上的并列是暂时的。尽管并不是所有的阿尔都塞主义者都采取了同样的思路,但确实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思潮,他们抓住“多元决定”、“相对自主性”等概念,并将其作为有效拒绝所有因果关系的理由,甚至严厉批评阿尔都塞拒绝放弃经济“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而固守“经济主义”的最后残余。最后,当“新社会运动”的呼声成为某些人在政治上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动力时,阿尔都塞主义就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转变并超越它的主要理论轨道。

后来就出现了苏东共产主义的解体。今天“新的世界秩序”与苏东共产主义解体前的世界秩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左派当前面临的条件也与1981年的条件截然不同,那时我发表了作为本书基础的一系列论文的第一篇。除了最顽固的右翼评论家外,几乎没有人会冒险取否定这种由历史剧变而改造了的左翼的知识文化,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像这种状态的“重新思考”和精神追寻能持续并在一个阶段而存在,是史无前例的。

虽然这些历史性事件对西方社会主义者思维的影响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我仍然对左翼主流知识文化从剧变前转台到当前状态的基本连续性而感到震惊。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赞同右翼批评家欢喜说的那种含义,即面对所有的证据,仍然由太多的左翼人士拒绝面对现实,仍然抱着不足信的旧思想不放。相反,我指的是这样一股政治和理论的思潮,它在苏东共产主义解体前,当“资本主义的胜利”在新保守主义者眼里还只是一丝希望的时候,就迅速地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转向用后现代主义的破碎性和偶然性对整体观念进行肢解。“新世界秩序”连同资本主义经济的重构无疑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当前的左翼知识分子在许多方面只是详细叙述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理论和政治形势,而没有开始面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的问题。

在这种后现代时期,马克思主义中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传统取得了某种胜利。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变种,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近来最流行的观点与以前的技术决定论有很深的渊源(同时它也包含了传统经济学的程序和许多前提);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继承者既然已经把自己与非批判性的的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那么,就只能在经济决定论和后现代的偶然性之间作简单的选择,而无法选择从事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更艰巨的任务。

对许多人来说,从决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可直通向看来是相反的另一极端,中间或曾或不曾在阿尔都塞主义处做过停留,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令人吃惊。历史必然地总是使决定论失望。尤其是持技术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在目的论的影响下,确信生产力的自动发展会机械地产生一个革命的工人阶级,而当现实生活中的工人阶级不是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预言做出反应,而是对历史的紧急事件做出反应时,他们必然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过“后马克思主义”的短暂时期,到当前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贯穿于理论思想史转变中的,大部分是决定论令人失望的经历。

现在再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已深受“工人阶级缺乏革命意识”以及随之产生的“知识分子的实践和任何政治运动脱节”的影响,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这似乎鼓励了人们不仅寻求不依赖工人阶级的政治纲领,而且寻求不收历史限制和没有历史失望的社会改造理论。因此就出现了形形色色非历史的理论,从各种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抽象主义,到毛泽东主义在西方的改写。例如,西方的毛泽东主义者尤其被它的这些观点所吸引:唯意志论已经关于只要有了彻底的政治意志就能实现革命而不用考虑物质和历史条件限制的暗示。正如阿尔都塞阐释的,这种吸引与理论上的决定论不是不相符的。而且,赋予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革命”的自主独立性无疑对知识分子有更为特殊的吸引力,因为这正好将革命置于他们的手中。现在,随着这些非历史的革命愿望的下降,任何强调文化以及最终“话语”具有独立自主性的理论都仍然与它们有一定的关联。

这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后继者的这种特色不只来源于他们脱离工人阶级政治的这一消极的事实,而且来源于他们想用知识分子活动取代阶级斗争以填补这一种真空的倾向。在理论界,一直存在着把知识分子作为世界历史动力的自我推销;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自我赞美已经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但它所有的表现都只是加剧了自己与历史的脱节。现在,社会可能永远不会有革命的重建,但总会有对文本的无情解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最优秀的著作,或像葛兰西这样的理论家,曾对人类实践经验中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维度,给予健康的富有成果的关注,从而成为这方面的范例,但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个限度走得相当远了。这就是对先驱主义的报复。

这本书试图将左翼的争论以及社会主义与其批评者的争论,从占据理论领域太久的霍布斯选择,转向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关注。本书不是一本关于技术经济学的著作。它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也不是要介入在劳动价值论和利润下降趋势方面长期存在的争论。相反,它的目的是界定从社会关系体系与政治领域来考察的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并重新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基础。就其寻求在概念和理论上突破那些试图模糊资本主义特殊性的习惯来说,它是一种“批判”。

这里涉及的问题即是历史的,也是理论的。涉及的主要历史问题是这样一种广泛流行且普遍存在于非马克思主义者中、并未某些马克思主义的变种所分享的倾向:他们在解释资本主义的原则和运动法则则解读成历史的普遍规律,他们在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时,把那些需要作出解释的对象当作设定的前提。要纠正这种本质上位目的论的设计,只能以历史论取代目的论。涉及的主要理论问题首先是两种理论概念的差别,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提及的,“一种关于理论的概念认为,理论认识(即对结构的认识)涉及的只是‘概念上静态的陈述’,而运动与变迁(历史学)属于另一个不同的、经验的认知领域;另一种关于理论的概念认为,理论认识认为,不可将结构与历史对立起来,理论是可以容纳历史范畴的,‘概念经得起过程的考查’”。

具体地说,有大量的问题必须由对某些理论范畴的历史性的认识来回来。再具体地说,本书将对流行的关于“政治”和“经济”的观念进行批判性的复查和探究。这两个概念的分离是专门用于勾画资本主义特征的轮廓的,只对资本主义有效,不能将对他的勾画和分离看成是历来如此的。政治和经济这一概念的分离,虽然反映了资本主义特定的现实,但这不仅不能用来充分了解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而且还掩盖了资本主创造的权力和统治的新形式。

总之,上述的批判工程要求把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关系的体系看待,这意味着重新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概念,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基础和上层建筑等业已采取的某些思维方式。这是我书中的第一部分的主题。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启动,如果没有另一种选择存在的可能性的确信就不可能展开,这一确信来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取得优势地位的社会主义。这不仅批判资本主义或政治经济学,而且也要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的反对力量进行批判,而这意味着对社会主义传统本身进行批判性的检查。这一批判的主要目的是将社会主义思想从一种非历史性的渴望,转变成一种以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为基础的政治纲领。我自己的立场仍然是社会主义,但今天资本主义的反抗力量是某种与社会主义不同的东西,需要对他们自身也进行“批判”。如果说有什么单一的基调能把各种分散的资本主义反抗力量联合起来,那么它就是对民主的渴望。因此,本书的第二部分探究作为对资本主义进行挑战的民主概念,这样的探究也必须是批判性的,即它首先必须具有历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