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经龙:关于当今青年学子渴望“成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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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给予我们的信息错综复杂,需要相当的思考能力来甄别、取舍。学校和家庭告诉、告诫我们的则相对简单,在缺乏分辨和反省的情况下,我们总是被这样那样的观点、教育充塞着——某些观念在接受的初期便被很快剔除了,甚至起来反抗它,比如说,某些学校规定在校学生不能喝酒,往往有时候,学生则会呼朋引伴去饭馆、酒吧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豪饮上几杯,尽管他们不一定喜欢喝酒,而这条规定在他们身上确实已经失去效力了。另外一些教育使人深信不疑——站在一个学生的立场,他们觉得这些道理正是眼中世界的准则与自己的追求所在。事实上,更多的、对行为和思想起主导作用的只是一种对陌生的现实以及对幻想的呼应与呐喊。

有人总在轻易的幻想自己将来的成功与荣耀——站在当今时代“现实的胜利者”的角度,拥有现在自己能想到的金钱、权势与爱情。对于名利的渴望的来源包括各种教育——家庭的、学校的、社会的、国家的。四种教育在尚未成熟的思维中相互呼应与倾轧。大多时候他们忽略了倾轧的存在,毕竟这个过程并不轻松。生产、创造的能力决定着经济基础,而这个基础同样决定着如何去建筑思维。当把教育中的相互呼应总结成某些共通之处与着眼点后,他们发觉自己找到了目标,有了渴望,理想已经近在眼前。首先,作为一名无产者,现在尽力所能掌握的资源的匮乏和那些“上层人物们”——官僚对于政治权利的垄断、资产者对于一切生产资料的垄断以及相关而来的二者对于物质甚至精神的绝对掌控——产生了强烈的对比,而同时生活中的一些不便和被欺压、欺骗的感受,这一对认识世界的认识过程使他们产生了急于摆脱现在、奔往成功的欲望,期待着成为名利之臣或者是那一样的上层人物。

有这样想法的青年学生中,大致已经分为两类人物。一类是急功近利的,想要跃入资产者的心情强烈到激奋的程度,在一些教条、经验主义的学说的影响下,他们绞尽了脑汁,尝试着各种使自身得以具备某些成功特质的方式来试炼和创业。市场——在此时或许仅仅是无知无识的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仿佛是一个永远张着嘴向自己吐钱的巨大储蓄罐。他们或无意更多是有意的、接触最多的学说是成功学——“用催眠师来代替演说家,用暗示来代替雄辩,用宣传来代替议会讲演艺术。不再需要去说服民众,而只要用戏剧的方式去激发他们采取行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斯塔夫·勒庞)。化用宗教内核来叙述某些颠簸不破的道理(可以说这是一种不断提醒和规矩自我的的方式,比如让你每天站在镜前高喊:“我一定可以成功!我一定可以更加细致!我一定可以做的更好!”),通过鲜明形象甚至是简单粗暴的形式——一个商业人物的伟大胜利或者说某些传奇人物的失败事例的高度浓缩和加工,伴随着不同寻常的、又类似断言的分析——来刺激听众、读者的想象力,产生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效果。另外不断的重复和渲染也是必要的,渐渐使他们忘记起初是谁在头脑里植入的这种主张,作者已经无足轻重,因为他们认为这正是自己一直忽略或者缺憾的地方,正是成功必然具备的素质——对此已经毫不怀疑。《乌合之众》提及到广告同样具备这样的效果,并举例说:“如果我们有成百上千次读到,Y牌药粉治好了身患顽症的最知名的人士,一旦我们患上了类似的疾病,我们终究会忍不住也去试用一下。如果我们总是在同一家报纸上读到张三是个臭名昭著的流氓,李四是最诚实的老实人,我们最终会相信事实就是如此,除非我们再去读一家观点相反、把他们的品质完全颠倒过来的报纸。”成功学的受众如此之广,在于它已然成了一种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人人渴望名利,生活压力巨大,物质、金钱似乎已经在衡量一切。看见别人在专注于成功之道,业已采取实质性的举动了——对于任何一个有进取心的人来说,这无异于一种强力的刺激,并迫使自己接受这样的意见和模式。未能实现足够强大的生产力所影响下的所有制的改变、集体体制向个体自由的转变,个体的物质上的诉求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无限制放大,最终形成一种狂热的传染病。另外一种学生比较特殊,他们内心存在着向资产阶级上升的愿望,同时对下层阶级——在他看来属于劳苦大众的人群怀有极大的同情心——并声称自己成功后将以莫大的回报来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处境。这种感情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生长环境带给他们的感触颇深,自己或许就是成长在一些贫苦的无产者之中;二是外界给予的教育因素和引导,在头脑还没有完全被利己主义打算所充斥的情况下,通过某种人性教育并使其影响在他的情感里面持续占据一项重要位置;第三个则是一种抽象的道德层面的原因,这在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女中容易出现,他们的家庭条件不算太差,周围有知识分子,接受到了较高水平的道德启蒙教育,同时会感受到父辈的经济地位的不稳定和社会地位随之产生的动荡——他们能享受到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带给他的物质上的优越,也能见识到贫困的、受压迫的无产阶级生活,其中觉悟较高者,能从中体会到现实生活中阶级对立的残酷性,因此激发出内心的道德特质,愿意在某种程度上、某些特定时刻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来弥补无产阶级受剥削损失的利益。事实上,以上三种原因都是片面、不确定的,而他们的这种“同情的心态”则是动摇、狭隘的,具有一种阶段性。他们给自己的定位是企业家,然后是慈善家。殊不知自己的企业家身份能不能实现首先是一个问题,另外作为一个企业家,他们在掠夺他人的血汗、积累自己的财富的同时对他所“同情”的人群造成了多大伤害也是没有考虑的——这种矛盾体现的是这种“回报”精神的虚伪性质,这种成功理想最终也是建立在利己主义的打算之上的。

在资产阶级占有统治地位的中国当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中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列宁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前景。”因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理论辩护者和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集中体现而存在着的,同时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思想工具。它对当下的青年学生看待事物的方法、对社会现象的理解以及自身道德观念有深刻的影响。而他们这种在物质、利益上强烈的的成功欲望不过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具体体现罢了,而其自身也难免因此被异化成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一样工具。资产阶级正是通过意识形态来指挥这样的工具为它自己的发展廓清道路,如此既保证了其生产关系既所有制的持续存在,巩固和发展了经济基础,反过来又促进作为其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意识形态的壮大、发展,并对其他种类的意识形态产生影响。

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怀揣推动历史进步、孜孜于谋求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并完成他们最终的解放事业的理想而不懈奋斗的时候,看见身边众多同学和广大的青年学子渐渐被异化、被愚弄,并最终沦为永久的资本的奴隶,变成一个彻底的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者,心情不由沉重起来——然而当我向他们揭露资本主义的丑陋性质与“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的现象时,我得到的是误解和一种针对失败者和蠢材的指责与漠视。马克思17岁时说:“我们的使命决不是求得一个最足以炫耀的职业,因为它不是那种使我们长期从事而始终不会情绪低落的职业,相反,我们很快就会觉得,我们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我们理想没有实现,我们就将怨天尤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幸耶?悲耶?

2010-11-22 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