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飞岸: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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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乌有之乡

[内容提要] 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本是截然相对的两个概念,但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二者却形影相伴,官僚主义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无法解决的难题。本文意在讨论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及屡禁不止的原因,并试图给出解决办法,以望为各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自人类社会出现劳动分工以来,官僚机构与官僚组织就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发展。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化进一步推动了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理性”的发展,因而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一个主要倾向是把官僚化看作现代世界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认为官僚化及其伴生物官僚主义是复杂的社会经济运行所必然带来的弊端。

与现代西方多数学者认为现代的、理性的官僚政治具有某些长处不同,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却是坚决反对官僚政治的。他认为任何官僚政治都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国家是社会矛盾的产物,官僚机构是国家最典型的组织形式。国家和官僚机构是人被异化了的“史前”和篡夺了人类社会权力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异化权力的反映。而社会主义必然要废除国家和官僚机构,正如社会主义必须消灭国家和官僚机构得以产生的阶级社会一样。他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公社是国家政权、集中化行政权力的对立物。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

然而,现实是对马克思的一个历史讽刺。凡是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革命非但没有缩小官僚权力,反而使新的官僚机构以更大的规模,更强有力的职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于是,反对官僚主义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们毕生关心的问题。

早在俄国革命后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列宁就在思索,为什么新的苏维埃体系这样快就变得如此官僚化和专制化。在临终前,他十分悲观地得出结论:他已经目睹了旧沙皇官僚机构的复活,布尔什维克只不过给这种官僚披上了苏维埃的外衣。

作为列宁革命事业继承者的毛泽东更是为反对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滋生蔓延倾注了其毕生的精力。从整风运动到四清,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一次次的理论探索,一轮轮的群众运动,把其本人和中国人民搞得筋疲力尽,也未能解决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中国迅速扩展的问题。文革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损失,更使经历了大混乱后的人民产生了政治上的幻灭感和愤世嫉俗的冷漠,官僚复原、再生、腐烂。然而手段的错误并不能掩盖目的的合理性,结果的惨烈也不能作为肆无忌惮的歪曲动机的理由,毛泽东晚年思想光辉是很难被人为掩盖的。

时至今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因为官僚主义肆无忌惮的横行被它的人民所抛弃,而社会主义中国也因为官僚腐败得不到有效根治而面临极大的困境。然而究竟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会存在如此严重的官僚腐败现象呢?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在这里,笔者想对这一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希望能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复兴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

在笔者看来,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

1、没有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官僚统治者阶层进行准确的定性,因而忽视了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必然性和严重性。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当阶级统治的这一种形式被破坏后,行政权、国家政府机器就变成了革命所要打击的最大的、唯一的对象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每个人都可以给出自己的答案。而笔者认为马克思的意思是在消灭了资产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与代表劳动者行使国家权力的官僚统治者的矛盾。这种矛盾不是阶级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其中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们要对矛盾的次要方面国家机构的官僚统治者进行完全的、全面的监督,以时刻防止“社会公仆变社会主人”现象的发生。

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消灭了资产阶级,因而也就不存在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无产阶级,更不能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所有,但由于劳动者众多,因而无法使生产资料掌握在每一个劳动者手中,必须要通过全体劳动者民主选举出公共机构的负责人,并由这些公共机构的负责人代替劳动者行使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占有权是分离的,从而为政治权力的行使者以权谋私创造了机会,如果这些政治权力行使者的权力得不到监督,必然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特权阶级,这个阶级不是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是通过占有超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来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从而成为新的剥削阶级。

基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与代表劳动者行使国家权力的官僚统治者的矛盾,马克思指出要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改造旧的资产阶级的政权组织形式,要“彻底清除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共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他们所得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1]群众监督使官僚的行为处于透明状态,从而抑制了官僚主义的产生;而低薪养廉则使追求个人私利的机会主义者主动远离政府机构,从而保证生产资料占有权能真正掌握在社会公仆手中。

由于人们未能明确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与代表劳动者行使国家权力的官僚统治者的矛盾,因而未能把反对官僚主义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也未能采用正确的抑制官僚特权的方法,从而使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无限膨胀,以至最终发展为官僚特权阶级,使马克思“社会公仆变社会主人”的担忧成为现实。

2、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立了集权官僚制的社会主义制度,集权制使权力集中掌握在少数官僚手中,官僚制又在社会主义国家复活了等级制,从而加深了人民与官僚的矛盾,失去了群众监督的权力为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登峰造极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苏联模式的集权官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由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封建社会刚刚解体、政治混乱、经济落后的国家,因而统一国家、发展经济就成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任务。在一个饱受政治分裂和贫穷之苦的国家里,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在政治上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以加速完成国家现代化的任务。于是,急于发展经济又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的领导人就忽视了官僚化这一社会主义的大敌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危害性,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发展经济的附属任务来对待,为加速经济发展而放任甚至人为强化社会主义的集权官僚制度。

这样,斯大林为主开创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就完全背离了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原则,中央集权代替了群众监督,等级工资代替了低薪养廉。失去了群众监督的国家权力即使完成了快速发展经济的现实任务,却无法解决群众深恶痛绝的官僚腐败、脱离群众等一系列官僚主义的问题;而惟上是从的等级制度则使国家权力掌握在溜须拍马唯利是图的机会主义者手中,劳动者的权力被官僚窃取,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官僚特权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

被国家窃取的权力并没有像马克思所言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而归还给社会,而是相反,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强化了官僚的特权,人民失去了监督国家官员的权利。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限制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使官僚腐败肆意横行,因而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从而使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了历史的最低潮。尤其可悲的是,由于这次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它极大的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它与以往任何一次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使人们普遍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它所得到的仅仅是失败后的人民在政治上的幻灭感及接踵而至的群众愤世嫉俗的情绪和玩世不恭的冷漠。

以上笔者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官僚主义产生和屡禁不止的原因以及官僚主义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致命伤害。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就同时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由于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占有权是分离的,因而必须保证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官僚有绝对的监督权,使官僚一切行为都处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为达到群众监督官僚的目的,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国家彻底的恢复巴黎公社原则,并使这些原则获得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从制度上确立人民完全的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从制度上保证人民选举、监督、罢免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权利,在法律上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保证生产资料所有权真正掌握在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手中,保证把被国家窃取的社会权力归还给社会,归还给人民。

由于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探讨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的关系,分析在社会主义国家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因而对于解决官僚主义的办法只给出一些原则,至于具体的制度建设则需要这方面的专家研究解决。

最后需要声明的是,笔者坚决反对为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占有权分离的问题而恢复生产资料私有制,恢复资本主义。至于资本主义的弊端,古往今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已经分析的鞭辟入里,在这里就不再赘述。

二零零三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