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冬妩:巨大的城市太小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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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读书》2010年第5期

我把张绍民书写留守孩子的诗歌称为“后乡土诗歌”,这个概念虽然由传统的“乡土诗歌”沿袭而来,但最重要的参照物却是当下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诗歌。作为优秀的“打工诗人”,张绍民不是城市诗人,也不是乡土诗人,他的诗歌属于命运交叉的城乡。在张绍民的诗歌里,乡村和都市的生活不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构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乡村和城市的冲突,一直是二十世纪中国国家现代化和文学现代性的重要主题。传统的乡土是中国主体的社会形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无视城市而自足地存在;对乡土的想象和表达也如此,有鲜明和强大的自足性。但在今天,社会转型造成的城乡差别日益显著,尽管乡土依然辽阔,在量上占主体,但从功能和影响来看,它是生活在城市的阴影里的。城市远远地跑在前头,代表着整个中国的方向,此时的乡土是“向城市而生”,它的路标指向繁华、富足、现代的城市。在此情况下,当下的乡土是无法自足的,它面前矗立的是一尊巨大的城市雕像。它需要这个“他者”才能真实地言说出自己。这就是说,“后乡土诗歌”的河对岸站着的是城市的想象和表达。“后乡土诗歌”在当下,需要想象和表达的也是以城市为“他者”的一个乡土。它要表达在城市化进程中,以城市化为发展方向、被城市所诱惑和挤压的乡土现状。正因为当下的乡土书写与城市有着如此复杂暧昧的关系,因此,要想真实、客观地表述乡土,我以为,在扎根乡土事实和细节的前提下,需要有一定的城市眼光来介入,这样才可能有效地反思和表达,说出乡土的焦虑、困惑和前途,找出它的可能与不可能,发掘出它的如何和为什么。我理解中的“后乡土诗歌”,是扎根乡土,同时走在通往城市的半路上的,面对着斑驳复杂的乡土和城市的中间地带。张绍民的诗歌就是这样的“后乡土诗歌”。他写留守孩子,一定要写他们的父母“带着城市奔跑在饭碗漩涡里”: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居然成为/今天亲人之间的距离/打工父母一脚踢开村庄/踢得距离好痛/留守孩子留下父母的心留下泪水长大/打工游子带着城市奔跑在饭碗漩涡里/年迈父母放在故乡一放几年/儿女与父母不见面的距离用千里计算/也用远方来称呼/儿女居然成为父母的遥远/一家人之间的距离可能等于火车/也可能等于两座城市/还可能等于日月/过年能缩短亲人之间的远/但岁月的力气太小/拉不近亲人之间的近/钞票把人孤立/穷人的家常常一盘散沙/每一粒沙子都硬了泪——《亲人之间的远》

工业化、城市化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它可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富足,但是,却并不能等同于人性的完善和人类的进步。一种意识形态特别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霸权就建立在这上面,使一切人为的剥夺合理化,于是,作为弱势者,无论群体或个体,独立和自由的丧失便变得无可抵御:“穷人的家常常一盘散沙/每一粒沙子都硬了泪”。毋庸置疑,我们的城市与农村并不是截然不同的存在,恰恰相反,在很多现实问题面前,它们是紧密相连,互为表里的。对于文学而言,任何随意割裂它们的做法都是极不明智的。“留守儿童”问题也是如此,“因”在城市,“果”在乡村:“她恐惧什么呢/少女在整个故乡已无亲人/家人都被城市借钱一样接走/留下的爷爷奶奶能被风吹倒晚年/只能靠自己/她害怕什么呢/她害怕影子那么黑/跟着她缠她/她把影子踢都踢不走/当影子瘦成一条黑蛇/她有被彻底咬一口的危险”(《留守的恐惧》)。正是现代性的都市动荡,使得乡村那些固定的东西——固定的价值观、固定的生活方式、固定的时空安排、固定的心理和经验、固定的社会关系——都烟消云散了。

他们的父亲可能叫广州/也可能叫上海/他们的妈妈可能叫深圳/也可能叫北京/留下来的孩子/变得像老人一样又慢又静/童年唯一的玩具叫做孤独/父母把孤独扔给孩子/孤独被迫静静长大——《留守儿童》

妈妈被东莞的工厂借走/已借走四年/爸爸被深圳的工地借走/也借走了三四年/一借就不还/哪里有这样借东西的呀/何况借的我父母呢/懂事的琳琳/十二岁的光明/照亮爷爷奶奶/批发给爷爷奶奶微笑/用微笑暖和他们的晚年/书包里背着老师黑板上的阳光——《懂事》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资本增殖欲望借助商品的流通迅速向乡村蔓延,使得乡村呈现出空前的躁动。城乡二元体制的松动、城市的扩张、户籍制度的改革、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主流意识形态对“三农”问题的关注等更使乡下人看到了摆脱贫困的曙光,他们对财富的欲望被空前地激活,原有的乡村伦理和道德理念再也无法平抑乡土的躁动,植根于乡土文明的乡下人的主体性分崩离析。自身的贫困和以城市文明为表征的现代性的诱惑促使“爸爸妈妈”进城打工,向城求生。“他们离开了村庄/身体缺席/在村庄成了没有身体的人/在城市/他们的身体/也不属于自己/属于房租/属于汗水/属于老板/属于被别人使用例如包养/他们的身体属于城市使用的机器”(张绍民:《没有身体的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男耕女织、繁衍子孙是乡下人身体的超稳定功能。身体是乡下人最为原始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超稳定的时空结构中,乡下人身体具有封闭性和自足性。在乡土中国跨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身体的这种自然属性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其标志是身体的资本化、商品化、市场化。随之而来的是乡下人对身体交换价值的认识,进而促成了乡下人的流动。但乡下人身体的前现代性并没有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发生质变,走向“现代”。乡下人的身体成为失重的身体。离开村庄的身体没有获得平等交换的权利。作为交换价值的身体是乡下人进城的全部资本。作为现代化进程中人力资本的初级形式,身体的附加值低下,在交换中处于劣势。“身体即房子,底层把身体都无偿租给了时代/租房的人生活在自己身上,房屋不属于他们/当他们的人体成了造汗机器/造出的汗水积累成大海/大海也换不回一个房子……/巨大的城市从一个个出租者身体上抽税一样抽走/大量梦,泪,汗,命/……身体也就成了废墟”(张绍民:《租房》)。一个巨大的城市太小太小,那些没有身体的人,他们只有把孩子送回老家:

孩子,爸爸把你送回老家/送给你一个村庄/送给你山清水秀/送给你大地/你不是喜欢宠物吗/就把大地送给你当宠物/你把它抱在怀里/它就养大你/孩子,一个巨大的城市太小太小/爸爸在这城里奋斗多年/还只有几十平米/童年不能受几十平米限制/童年何其辽阔应该有大自然那么大/童年几十平米太小——《把孩子送回乡下长大》

在巨大的城市背后是一个社会强势的政治和经济脉络,它裹挟了我们每一个人,而在这个强大力量的背后是沦陷的中国腹地的广袤乡村。把孩子送回乡下长大的经历和命运本身是内在于中国的现代性的。“后乡土中国”是最深刻地被现代性所改变和摧毁的荒原。乡村的凋敝和城市的繁华是这个社会以断裂的方式建立的联系,因此它就不是一个外部的经历,它内在于城市之中,内在于我们的心灵,是我们自己的真实经历。从城市到乡村,在自我认同的追寻过程中,需要跨越的正是这样巨大的社会断裂,这样的认同危机不仅是留守孩子的,也是这个社会的。这个历史性的断裂像无法愈合的伤口,无论是对于留守孩子,还是对于打工父母,以及置身于社会的我们来说,都是如此。

父母难得回一次村庄/四岁的孩子/已有两年独自一人/守着一个庞大的村庄/守着一两千多亩大地/没有呆上几天/父母又要回城市工厂/仿佛工厂才能扎根/孩子急得把自己塞进一个大牛仔包/父母要背起行李偷偷离开村庄/怕让孩子知道又要离开/让童年的泪哭出大水/听不到孩子的哭/多么安静/年轻父母心中反而不安/刚背起的行囊/一下子就明白亲骨肉就在里面/孩子真想再一次躲进母亲肚子里/能随时与父母在一起/父母啊此时比孩子心中更难过——《打工父母留守孩子》

这样的诗歌道出了一个工业文明背景下的“打工者”及其子女的晕眩、孤独、迷茫及无助。在“中国现代性”转向的背景中,中国乡村在国内的结构性位置,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历史的巨大改变,使对乡村的想象和文学表达也发生变化——从这一意义上说,乡村作为不能发声的客体,只有孩子在“守着一个庞大的村庄,守着一两千多亩大地”,乡村事实上已经沦为中国的“第三世界”。在这样的土地的黄昏和暗夜,我们该如何来肯定自己的生命?真正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怎么去预见我们自己?“没有呆上几天/父母又要回城市工厂/仿佛工厂才能扎根”。“仿佛”一词看似轻描淡写,却着眼于反讽的力度,它从反向强调了个体生命在城市扎根是多么的恍惚。失去土地和家园的人们在他者的空间里流浪和被放逐,他们成为没有主体身份的客体存在,主体身份的虚无意味着其背后政治和经济力量的空缺,失去身份的人也失去了语言,所以“父母啊此时比孩子心中更难过”:

孩子,妈妈深夜十二点,还在陪机器/机器不睡,妈妈就不能睡/娘偶尔分神,想到你,想到娘的心/现在可睡得好/踢掉的被子如果有娘在身边就会给你盖上温暖/爷爷奶奶老了,力气像气球一样轻/不可能时时关照你呀,他们也需要人照顾/孩子,又梦到了妈妈吧/爷爷说你睡觉时眼角有露珠/他给你盖被子,毕竟手脚不能草书/腿脚只能用正楷那么慢/那一次爷爷提一桶水就摔倒一大把年纪/孩子,妈妈摸着冰冷的机器/不能像摸着你的额头那样温暖我的心/妈妈的手刚一分神想你,就被机器咬出了血/娘用红墨水批改着夜的黑暗——《加班》

当我们读到这样的诗句时,怎能不潸然泪下。当人们普遍陷于工业化和科技理性的官能欣快症,当一些貌似真诚的批判者在浅尝辄止中喷出各种哈气时,真正能够穿透生存的迷雾发现“黑暗”的疼痛的诗人肯定是弥足珍贵的。诗是人类的伦理学。换句话说,诗,不是我们用于掩饰我们自身的面具,而是我们的真实的面目。诗歌展示了这样的审美意志:面对生活的喧嚣,面对命运的无常与残酷,诗人渴望运用诗的力量来确定生活的含义。对社会共同体而言,生活的意义是重要的,因为那意味着必须为我们的行动能力制定出一种文化基础。而对个体生活而言,确定生活的含义则显得更重要,同时,也显得极其迫切。从生活的意义到生活的含义,作为一种充满自主意识的人文实践,诗,确乎是一种强有力的审美活动。“孩子,妈妈摸着冰冷的机器/不能像摸着你的额头那样温暖我的心”。这种感受,牵连到“妈妈”的现实经历,它既是一份复杂的辛酸,同时,也是一种深邃的悲悯。这里,诗人显示了他对生活细节的伦理的逼近。

比起乡村,城市的伦理学更复杂而紊乱,各种生命感觉交织在一起,很难辨别力量的向度。城市为张绍民诗中的戏剧化提供了舞台,或者说,张绍民诗的戏剧化因素是因城市迷宫般的价值而产生的。他能戏剧化处理日常生活细节,使诗歌具有强烈的击打力:

妈妈从没有学过理发/却在城里开发廊/好不容易到了暑假/村庄把孩子扔进城/见到妈妈脸上堆积如山的笑/全都给了进进出出的陌生男人/比给自己的微笑要多/儿子成长的微笑/彻底变成废品——《妈妈开发廊》

“村庄把孩子扔进城”,诗人通过孩子的视角,实际上也就是通过村庄的视角,让我们从反方向看清了城市里真实的场景:林立的楼群、闪烁的红绿灯、斑马线、广告牌、发廊、陌生男人、欲望和自私之兽、人性被扭曲之后的种种丑陋。发展,建设,整个时代都处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物欲膨胀。“妈妈从没有学过理发/却在城里开发廊”。本雅明曾为这种加速度和平庸的现实忧心忡忡,敬文东在《让城市减缓速度》一文中断然地说:“速度在追杀一切,从肉体到灵魂,已是不争的事实了。”日常工作的单纯节奏、金钱的抽象和力量、笔直而突兀的建筑轮廓、快餐式的娱乐和消费,早已湮没了曾经与远山、炊烟和畜群产生和谐共振的心灵。城市追求如同为了实现一盘没有心灵只有才智的棋局。每个人都希望住到棋盘中心。辉煌与拥挤、向上和向四周的疯狂扩张早已成为真实的城市内在节奏。“妈妈脸上堆积如山的笑/全都给了进进出出的陌生男人”,妈妈活在城市巨大的吞噬中。这种冲突实质是精神与物、拒绝异化与接受异化的冲突,是当事者的挣扎。在这样的境域中,诗歌再也难以回到优雅而缓慢的抒情位置上了,这也正是诗人和孩子忧虑、怀疑的理由。

跟随父母在城里混/睡在一间小小地下室/根一样弯曲活着/弯腰进来弯腰出去/睡在大地心窝里/还有地方睡/比睡在大街上的流浪童年幸福——《地下童年》

“地下”,是张绍民的立场,他不可能离开生存的地面另寻捷径,这在某种程度也就决定了张绍民诗歌的大致方向。他的诗歌既有定格瞬间的“抓拍”效果,又有秩序井然的“摆拍”功能,“地下童年”便可如愿以偿地诗化了。他的诗学就是对俗世的生活进行镜像式描述,他所刻意捕捉的很可能是被主流的、高端的取景器所遮蔽、舍弃的那一部分。如果那些底层的、被损害者的经验完全缺席了,就是一种生活对另一种生活的殖民。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样,都是城乡之间的漫游者,他们与城市的关系是既投入又游离的:他们不能没有城市,但同时被它边缘化着。漫游既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对城市寓言的抗议。然而,这些打工人群徒有漫游的姿态,却不具漫游者的高度,他们甚至是处于城市地表之下,向城市表层艰难掘进。他们的体验既非乡村,又非城市,而在两者夹缝之中。作为异乡人,诗人的本质是处于“在”与“不在”的游离之间,他与城市并未订立心灵之约,他在时刻自问“我是谁”。城市和乡村的关联,在张绍民的诗中,不仅作为一种对比关系反复出现,它也影射了一种真实的人生旅程。乡村的空寂,显示了人生的出发点,而城市的繁华则意味着人生的自我完成。不过,从诗的角度看,对于这样的自我完成,张绍民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在原型意义上,我们的命运是和那些留守儿童联系在一起的。张绍民激起的感受呼应着我们的宏大的历史,也对应于我们的卑微的处境。现代化的突飞猛进,对始终站在原地的孩子们来说,构成了一种暧昧的意味深长的遗弃。不过,这种遗弃逐渐渗透到生命的潜意识中,并且,也加深了诗人对后乡土中国命运的辨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