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星火:国际共运遭遇挫折的三个根本原因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004

转自:《国际·先锋》

前言

十月革命的炮声使1917年成为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共产主义在全世界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取得胜利:苏联成为了可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共产党人在14个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与资本主义的相对峙的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中屡次落败,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已显败势。短短半个世纪共产主义就取得了资本主义用了两百年才获得的胜利,人类最崇高的理想这时离我们是如此之近。但是,就在人类这个伟大的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一场始料未及的历史悲剧发生了:1989年秋冬,东欧8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在这些国家里无产阶级政党一个个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之后不到两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发生剧变,蒙古的社会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样,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从14个减少为4个,社会主义失去了251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4.22亿人口。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后又骤然遭遇了空前的挫折。人类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失败:拥有强大实力的集权统治在外无入侵,内无内战的情况下,没有进行有效的暴力抵抗就安安静静的失去了权力。

在这之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甚至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理想,遭到了围攻和谩骂。右派言论甚嚣尘上,甚至有人声称“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这是对国际共运辉煌历史的无视,对人类历史的歪曲,是知识份子良知的泯灭,更是对人类最崇高理想的践踏。

苏东剧变发生之后,我们应该冷静认真的思考其中的原因,并且应该将1917年以来的这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以往的制度变革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相对比,来分辨是制度本身的失败还是客观因素的作用。

本文概括出了三个非制度性的根本原因,以说明苏东剧变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失败,而且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本文第一部分首先论述了制度发展的不平衡性对制度变革的影响,提出了制度变革的交替性和地理边缘性,然后通过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对比,说明科技进步打破了地理边缘性造成社会主义革命遭受了旧制度发达国家的最有效的干涉;第二部分通过对共产国际解散和中苏关系恶化的分析,论述了民族利益和共产主义的矛盾所导致的不团结;第三部分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为例,批判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和实用主义倾向。最后一个部分论述了以上三个失败因素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和如何共同作用导致失败的。

一、制度变革的交替性和地理边缘性

十月革命在俄国这个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爆发绝不是偶然的。那种认为“俄国的经济条件和生产力发展还没有达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1017]的观点是错误的。虽然列宁在十月革命的论战中区分了“革命的客观前提是否具备与革命时机是否已经到来”[1018],但这还不够,恰恰相反俄国作为一个制度经济文化都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才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和前提。虽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社会主义要经由发达的资本主义,但这只是说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条件,而在革命实践中何时发动革命,何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则是另外一回事。

本文提出“制度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制度变革的交替性”或者简单说“新制度首先在旧制度不发达的地方取得胜利”。一种社会制度作为世界上通行的或主流的社会制度,由于各种原因(包括自然环境和历史人为因素)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制度健全完善,生产力发达经济文化先进,成为世界的中心;而有些地方制度弊端明显,生产力和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处于边缘地位。新的社会制度的统治阶级将在旧制度落后的地方战胜旧制度的统治阶级,获得政权来建设新的社会,再通过新制度的优越性发展生产力在科技和经济上追赶和超越发达地区,最后向旧制度的中心地区挑战摧毁全世界范围内的旧制度,使新制度成为通行的或主流的社会制度。这样旧制度落后的边缘就成了新制度发达的中心,这就是制度变革的交替性。

新制度之所以要在旧制度落后而不是发达的地区获得胜利是因为:一、与发达地区相比,由于它的旧制度存在先天缺陷,坚持旧制度很难摆脱落后地位,所以穷则思变,社会制度有其变革的内在动力,而完善的旧制度给制度变革增加了惰性;二、经济落后的地区人民生活相对困苦,阶级矛盾容易激化,政权的易主往往是借助人民的力量,而吃饱穿暖的老百姓是不会为新制度去冒险的;三、发达地区作为旧制度既得利益者的统治阶级力量强大,对革命运动可以进行有效镇压,革命难度较大。

在现实中,制度变革的交替性也得到了证明。资本主义也是在封建制度落后的西欧首先获得胜利,然后利用先进的制度在经济和科技上超越了封建制度发达的东方,通过暴力和战争打破了这些地区的封建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本主义化的。与中国相比,西欧的封建社会明显处于封建社会的边缘,而中国则处于中心地位,有着发达的经济和完善的封建制度。中世纪的西欧在经济和生产力上一直落后于中国。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清朝初年。在制度上,中国的封建制度更是臻于致治,而“西欧盛行的是一种比较落后的和低效率的封建主义”。[1019]中国的完善的中央集权保证了国家的统一,而西欧的封建割据则导致了诸侯间的争斗;中国的科举制度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吸收了知识分子,而西欧的世袭制则造成了官僚层的无能和知识分子的叛逆;中国通过纳贡制度维持了与邻国的和睦关系,而西欧则陷于三十年战争和英法百年大战的厮杀中。而恰恰是封建主义的失败为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制造了条件,相反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反而造成了它在十九、二十世纪的落后和屈辱。当西欧因封建制度的衰落,穷则思变,进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时,中国发达封建制度带来的繁荣稳定也就变成了阻碍制度变革的惰性,成了“可咒诅的东西”。[1020]另外中国的统治者有着运转高效的国家机器和强大的专业化军队,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式的革命看起来十分幼稚可笑,像法国大革命那种巴黎市民暴动就可以推翻一个封建王朝的事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清朝嘉庆年间北京曾有一次起义攻进紫禁城但被迅速镇压,嘉庆皇帝为此作诗曰;“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这种方式和规模的起义在中国只有先秦时期的“国人暴动”取得过成果。由此可见西方和中国封建统治者统治能力的差距。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兴起、发展以至胜利而不是在中国就可以看作是历史的必然了。

在从理论和实证上论述了“制度变革的交替性”后,本文着重要提出的是:新制度在一个地区的胜利需要这个地区不但具备制度的边缘性,还要具备地理的边缘性。也就是说这个地区不但要有落后的旧制度,还要远离旧制度发达强大的地区。只有这样才能使新制度在萌芽阶段免遭被扼杀的厄运。毕竟一个落后的国家利用新制度的优越性赶超发达国家需要时间,巨人降生时也是弱小的。而那些发达国家往往能够意识到这种新制度迟早有一天会来挑战自己或者鼓动起本国的革命威胁自己的利益,所以要加以干涉。地理距离是削弱这种干涉的最传统和最有效的因素,其次是历史机遇,如发达国家自身出现危机、内战或卷入世界大战。

西欧在元朝灭亡后就与强大的中国隔绝了。无论是郑和下西洋还是地理大发现,对于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来说,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不可能对西欧和美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干涉。而在西欧,最先取得胜利的影响较大的英国革命进一步说明了地理边缘性不仅在全球范围而且在一定区域内仍然发挥作用。英国远离欧洲大陆,偏居一岛,处于欧洲西端边缘,所以革命中受欧洲大陆封建势力干涉很小。相比之下,位于欧洲大陆的法国就很不幸了,处于西班牙、奥地利等封建国家的包围中,这使法国大革命成为资产阶级革命中最艰苦和最为残酷的革命。而美国则是地理边缘性的最大受益者,它远离亚欧大陆,远离世界大战的战场,才得以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所以如何削弱和抵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干涉就成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能否取得胜利的最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发展的时机,制度的优越性也无法发挥作用,超越和战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全世界共产主义更无从谈起。

在这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半段,即二战结束前,充分利用了地理边缘性和历史机遇两个因素。俄国处于欧洲的东端,而中国则处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同时布尔什维克和其它国家的共产党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在帝国主义的混战中得到政权的。

但是在二战以后,科技的飞速进步对传统的地理意义提出了挑战。在军事上,航空母舰、洲际导弹、战略轰炸机以及军事侦察卫星的使用,打破了地理边缘性,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跨洲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打击更为便利和频繁。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是证明。在经济上,科技进步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经济制裁、封锁或经济渗透。而美国更是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在欧洲组织“北约”与苏联为首的“华约”构成了对峙局面,又在太平洋西岸构造了对中国的包围。这样社会主义国家的地理边缘性被彻底打破了,他们不得不直接面对世界上最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干涉。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所根本没有遇到过的问题,试想一下,如果明朝的百万禁军可以像今天的美国一样,跨过大洋去镇压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不是只能坐以待毙,连两大阵营的对峙都不可能形成吗?

地理边缘性被打破的直接后果就是,使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直接面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尽管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胜利挫败了美国的军事侵略,但战争干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军备竞赛拖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星球大战计划使苏联在80年代经济陷入衰退,而中国和朝鲜也由于巨大的军事科技投入导致了经济困难和大饥荒。有人指责朝鲜的饥荒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造成的,这是很荒谬的。朝鲜能够与美国支持的南朝鲜对峙几十年而且研制出了可以打到美国西海岸的导弹,其制度优越性所带来的创造性和生产力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它的制度是不先进的,它根本无法维持这么久。朝鲜的饥荒是西方经济制裁和为了对抗美国军事威胁所造成的。这一切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而是因为它的新制度不能容于旧制度的资本主义世界。

地理边缘性被打破的间接后果更为严重。长期的军事对峙,使社会主义政权始终处于内忧外患中。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政权要生存下去,就只有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或者稍微缓和一些的集权领导,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不可能实现。而这种状况给了反共分子诬蔑社会主义的口实,说社会主义无自由,无民主,无人权,无法治。特别是极端情况下,如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严重丑化。而实际上在外来军事压力强大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是难于避免的,这与社会主义制度毫无关系。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同样由于巨大的外部军事威胁。出现了雅各宾的恐怖专政甚至拿破仑独裁统治。因为在对抗强大的外敌时,专制统治要比民主政治有力得多。新制度、新政权只有在彻底战胜旧制度后才能实现民主政治。

所以地理边缘性的打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胜利的最根本障碍,它使“制度变革的交替性”作用发生了紊乱,使社会主义制度面临被扼杀或畸形发展的危险。而这一障碍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无关,是科技进步的一个后果。

二、民族利益与共产主义的矛盾

早在1848年,马克思就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共产主义运动无论从它世界大同的理想还是从它面对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看,它都是具有先天的国际意义的。严格地说没有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者的团结统一,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甚至在一国内都难以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但是各国共产党又代表着本国的民族利益,无产阶级革命往往与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体的。这就使共产党人不能真正的抛弃民族主义,统一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

各国共产党的真正团结统一应该从共产国际算起。因为第一国际实际上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组织,而只是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国际组织。而第二国际则只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联合组织,它所作出的决议对各国政党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需要强调的是共产主义事业需要的是真正的统一,而不是形式上的团结。第二国际的“独立自主”原则虽然动听,但不能有效地统一领导各国共产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更无力协调各国工人阶级由于民族冲突所引发的矛盾最终破产。在第二国际的组织形式问题上,那种“和稀泥”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列宁和斯大林对第二国际的组织形式作出过明确的否定评价,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后,又出现了对其的肯定评价。这实际是为迎合各社会主义国家脱离苏联的政治需要。本文明确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最终需要一个统一的世界共产党。

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则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原则的世界共产党,党与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存在着领导党和被领导党之分。根据《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是一个“统一的世界性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各国党是它的支部,第三国际要求严格地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必须服从第三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对不执行决议或违反第三国际章程的党和成员,第三国际将可以绳之以纪律,直至开除出第三国际;各支部的中央领导成员的任免必须征得第三国际执委会的同意方能生效,各支部的纲领由第三国际执委会批准;执委会有权指定自己的特派代表参加支部的一切会议。总之,第三国际执委会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由于当时苏联共产党是唯一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又是一个大党,列宁、斯大林又是公认的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因此,苏联共产党在第三国际中处于实际领导地位、支配地位,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执委会的全部工作,其他共产党则处于不平等的从属地位。[1021]与对第二国际组织形式的“平反”一样,第三国际的集中领导和苏共的领导地位在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后,特别是中苏关系恶化后,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共产党人在东欧8国和中国的胜利以及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无可争辩的证明了共产国际的存在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胜利的意义。

有观点认为:在帝国主义还未走到绝境时,在它还有相当大的自我调节能力时,大多东欧国家夺取革命胜利的条件尚不具备,想依靠一个高度集中领导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来实现世界革命和建立“国际苏维埃”是不切实际的。[1022]但共产国际解散的背景却证明,共产国际不能存在的原因不是各国不具备革命胜利的条件,而恰恰相反,是1943年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转折,东欧和中国的共产党得到了壮大,有望获得政权或参与领导政权,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执政党,这与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地位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实际上各国共产党越强大,离革命胜利越近,离国家政权越近,其民族性的一面就越强,也就越难统一到一起。

民族利益是导致共产国际解散的唯一原因和各国共产党统一的唯一障碍。其它一切理由都只是粉饰或攻击之辞。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拟定的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中是这样解释解散共产国际的理由的。“既然各个国家的内部情况和国际形式已经变得更其复杂。那么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个个别国的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1023]可是像苏联、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国内各地区的情况也不相同,甚至比东欧几个国家的差距还大,可仍然在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为什么共产国际就不可以一面坚持集中领导,一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置宜呢?实际上《提议书》中的理由是在回避真正的本质的矛盾,在避免承认各国共产党因各自代表的民族利益而产生的“各自为政”情绪。同时那种通过指责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造成了一些国家革命遭到挫折来论证共产国际应该解散的论调更是荒谬的攻击。领导水平和组织形式是两回事,中共中央在1931年后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做出过错误的指示,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可为什么没有人因此认为中共中央应该解散呢?应该代之以更能适应地方特点的相互独立的各地区党组织呢?可见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斯大林在就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答路透社记者问时的讲话中明确的指出了共产国际解散的真正原因:“(1)它揭破了希特勒匪徒的谎言,这谎言就是所谓‘莫斯科’意欲干涉其他国家的生活,并将他们‘布尔什维克化’。(2)它揭破了劳工运动中共产主义敌人的诽谤,这种诽谤就是所谓的共产党的行动不是为了他们人民的利益,而是为奉外来的命令。(3)它便利于诸爱好自由国家中爱国者,把各国进步力量(不管其党派及宗教信仰如何),联合在一个单一的民族解放阵营中,把反法西斯主义斗争开展起来。它便利于一切国家爱国者把所有爱好自由人民联合在一个单一的国际阵营中的工作,以便对希特勒主义统治世界的威胁作斗争,从而为将来组织基于平等的各国亲善联合扫清了道路。”其实这都是在说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各国共产党首先代表本国的民族利益,他们不能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牺牲民族利益,不能出让主权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毛泽东最为一针见血的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1024]

共产国际的解散由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各支部都未提出异议的,甚至处于领导地位的苏共也支持这一决定,所以没有造成什么直接的不良后果,也没有破坏各国共产党的团结。但是随着东欧8国和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相继建立,民族利益与共产主义事业以及国家主权与国际共运领导权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而且国际形势越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利,这种矛盾也就表现的越尖锐,越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促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这一报告无论从自由、民主、法治价值上如何值得歌颂,但是,由于它引爆了各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的积怨,破坏了各国共产党间的团结,都是不可饶恕的。首先,这一报告在否定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客观上也否定了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造成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各行其是,群龙无首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它导致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混乱,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以意识形态为借口,互相攻击指责,使社会主义国家分崩离析。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致命的一击就是中苏关系破裂。60年代末和整个70年代,美苏争霸的局面越来越有利于苏联,可以预见如果此时中苏关系能如50年代一样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胜利就指日可待了。但是60年代后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甚至在美苏争霸较为关键的70年代末,中国出于自身民族利益的考虑,把自己这枚砝码加在了美国一边。中美关系的改善,使美国得以集中力量对付苏联,本已向苏联倾斜的天秤,又回到了平衡状态,这样苏联永远的失去了胜利的机会,在以后的平衡中耗尽了自己的力量。

从理论上讲,共产主义与民族利益的矛盾,是其自身必然存在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三个因素,加剧了这一矛盾。第一,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有着贫穷落后,倍受欺凌,丧权辱国,灾难深重的历史,所以民族意识过于敏感。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史自不必言,以最具反苏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和波兰为例,前者曾长期被奥地利吞并,后者多次遭遇被瓜分亡国的命运。在这些国家里,人民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远比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敏感得多。无论为了什么目的,出让民族利益的行为都不可能被人民接受,甚至遭万人唾骂,即便毛泽东这样具有极高威望的伟人也不敢冒如此天下之大不韪。事实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使反共分子获得了指责共产党“卖国”的口实。第二,共产党人在发动人民的宣传过程中,过分地利用超阶级的道德标准来论证自己的正义性,结果使共产主义运动背上了完全不必要的道义负担,束缚了自己的手脚。须知道,政治无道德,是不择手段的。资产阶级所谓的为了自由民主的革命,实际上充斥着殖民扩张、奴隶贸易、肮脏的原始积累,以及对外镇压、对外侵略、相互勾结。无产阶级革命也是阶级推翻阶级的暴力行动,要想取得胜利就不可能按照超阶级的道德和正义行事。它必然需要暴力革命、红色恐怖、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以及对内镇压反革命分子,对外打击反共势力。无产阶级革命是暴力血腥的而不是浪漫和粉红的。共产党的党际关系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也一样,并不可能也不应该是那种理想化的“同志加兄弟”“完全平等”“互不干涉”的,更不可能“群而不党”。苏联对威胁自身安全和背弃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强硬态度甚至军事行动,从共产主义事业的立场上看,是完全正当的。实际上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改变了苏联一贯的“家长作风”才导致了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第三,苏联、中国两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存在。对共产主义运动来讲,这本来应该是好事,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但是另一方面在世界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由此出现了“一山二虎”的局面。中国即便不能挑战苏联的领导地位,但至少有实力“另起炉灶”。再加上两国绵延2000哩长的边境线和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愈发刺激了两国的对抗。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指责各社会主义国家维护主权和民族利益的行为,因为共产主义与民族利益的取舍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坚持民族利益会破坏各国共产党的统一导致共产主义的失败,但另一方面放弃民族利益,各国共产党将失去人民的支持,同样会导致共产主义的失败。本文是在强调共产主义运动对各国共产党超越民族国家统一起来的要求和民族利益对此的阻碍作用。这一矛盾是国际共运的“瓶劲”,就像一根一头钉死在地面上的绳子一样拴住了共产主义运动,它越向前迈进,距离胜利越近,这条绳子也就绷得越紧。

三、资产阶级价值观与实用主义倾向的存在

在我们认识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遇到的巨大阻力和它与民族利益的纠葛后,我们应该想想作为这一运动领导者的共产党本身是否具有某些可能导致失败的因素。

首先我们从中国共产党谈起。一提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不能不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一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不得不提到“民主”“科学”这两大口号。

“民主”“科学”作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位“先生”启蒙了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号召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去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确实有功于中国。但后来同样推崇过两位“先生”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分化,马克思主义者的出现使中国最终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二十世纪出现的其它思想一样,都是两位“先生”带来的,但又并非两位“先生”的初衷。这就使“民主”、“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发生了复杂的关系,它们的作用已不完全是积极的了,而且从这场革命的前途看,它们在促成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出现的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在孕育过程中就具有了先天的缺陷。

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而是在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在“民主”、“科学”精神的激励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一方面认识到平等与民主的关系,相信没有阶级剥削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带来更大的民主,另一方面看到了资本主义已经暴露出来的弊病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本着“科学”的精神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更为科学的救国道路,于是信仰了马克思主义。

而这一思想转变的过程就决定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信仰方面很不彻底,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包括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因素。这些因素进而影响了以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以及由它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些因素概括起来就是“民主”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科学”导致的实用主义倾向。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还是为了追求“民主”,他们虽然认识到了平等与民主的联系,但没有真正意识到民主的阶级性,因而他们向住的平等仍带有资本主义的博爱观念,他们还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仍认为专制制度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认为民主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而没有认识到清政府衰败、帝国主义入侵条件下,人民利益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利益的深刻对立是中国灾难的根源。而民主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他们仍然把“民主”当作目的而不是阶级统治的手段和衡量社会是否完善的标准,还没有把无产阶级利益当作价值追求。

与资本阶级价值观未被完全去除相对应,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被完全视为一种信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抱着一定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把它视为科学的或仅是有用的,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救国方法。当时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等人敏锐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一本质缺陷,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同样以实用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著名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在这一论战中站在了胡适一边,足见实用主义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影响之大。

“资产阶级价值观”和“实用主义倾向”的存在是无产阶级政党致命的先天缺陷,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隐患,前者根本上与马克思主义本质相冲突,造成马克思主义者思想混乱,信仰不纯;后者进一步使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产生动摇和怀疑。二者相互作用就可以使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蜕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使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退化为社会民主党或者崩溃。

更为严重的是这两大缺陷不是只存在于中国共产党,而是各国共产党普遍具有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以外,都是在二战接近尾声时,按照苏联的或者说是斯大林的意志,依靠苏联红军的军事控制建立起来的,是雅尔塔体系的一部分。这些国家的左派力量和共产党人与中国共产党相比缺乏无产阶级革命的洗礼,而且更具有社会民主党传统。社会主义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也必须接受的、符合自己利益的、有帮助的工具。所以在这些政党中“实用主义倾向”非常严重,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依赖于苏联的实力和影响力。当苏联陷入危机时,社会主义者成为了“无用的”、“过时的”了。另外在这些国家和政党内,纯粹的共产主义也没有获得绝对优势,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非常强烈,甚至共产党人必须迎合这些偏好。例如:斯大林在被问起“波兰的宪法”是否将是“共产主义的宪法”时明确表示:“当然不是。波兰必须有民主的宪法,私人所有制和自由的经济生活必须保留。”[1025]在捷克斯洛伐克,直到1945年10月捷共尚不愿意超出“国家民主”纲领的范围或者“伤害中产阶级政党的感情”。[1026]而德国更不用说,这是一个具有悠久社会民主党和议会革命传统的国家。

那么,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又怎么样呢?俄国由于与中国有某些相似的历史背景,所以苏共同样存在着上述两点缺陷。而且苏联的解体从思想信仰角度说就是这两大缺陷相继发难的结束。戈尔巴乔夫本人就有着强烈的民主价值观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态度。前者以“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提出为表现,后者以推行私有化、放弃苏共的领导地位为表现,二者最终使其背叛苏共和马克思主义,苏联也由于上层的背叛最终解体。

四、三个根本原因的联系

本文通过前面的论述已经指出了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遭遇重挫折的三个根本原因,即:由于科技进步打破地理边缘性所导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干涉,由于民族利益与共产主义的矛盾所造成的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分裂以及共产党本身存在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倾向。

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是三个原因相继发生作用的结果。首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结束后,对当时如火如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有效的遏制,把社会主义国家拖入了对峙和“冷战”,干扰了他们的和平发展和经济建设。但即便如此,苏联和中国还是依靠制度的优越性发展了起来,在70年代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战略优势,胜利近在咫尺,可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断送了大好局面,也使社会主义在“和平竞赛”中取胜无望。相反,当资本主义取得优势的时候,共产党自身的缺陷又使其内部出现了思想混乱和对马克思主义怀疑放弃,在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攻势下,最终背叛社会主义,转而试图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国家。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原因并不是孤立的,三者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首先,资本主义强国的干涉是最主要的原因。它的存在是后两者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如果社会主义国家能像二百年前资本主义的萌芽远离东方一样远离西方,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了。另外资本主义的“一边打一边拉”也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南斯拉夫为了得到西方的援助曾经谴责过北朝鲜侵略南朝鲜。而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抵制干涉长期无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无法满足那些对自由民主的偏好,引起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和对西方民主自由的渴望。

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瓶劲”,而且国际形势越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间出于自身利益的矛盾越尖锐。社会主义国家往往把利益冲突转化为意识形态的论战,相互攻击对方背离马克思主义,而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样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维护和争取民族利益的可能随心所欲的工具。这使得对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倾向在党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鼓励。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倾向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隐患。它具有强烈的两面性,对共产主义运动可以锦上添花,也可以釜底抽薪。在社会主义蒸蒸日上时,这两点缺陷不但不产生危害,反而有利于共产党获得更广泛的基础,赢得民族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以及广大知识分子的支持。但是当社会主义面临危机时,它们就成为了压垮社会主义的“最后一根稻草”。实用主义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救国之道,当作民族主义的工具,这就导致在共产主义事业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利益发生矛盾时,出现民族利益至上,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局面。

结束语

本文在指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的三个根本原因的同时,也得出了下面两个结论:第一、由于这三个原因的存在,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以往的制度变革所没有遇到过的巨大困难,这不但导致了上个世纪末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还将继续困扰幸存下来的四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这三个根本原因都是非制度性的,本文实际上驳斥了以苏东剧变为论据的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攻击,从反面论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遇的只是暂时的挫折。苏东剧变并不能改变共产主义的本质,也不能阻止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胜利。共产主义事业仍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崇高最壮丽的事业,并且只要有人力图用合理的、公正的社会组织代替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只要无产阶级不甘于永远处于不平等的受剥削的地位,共产主义事业就将继续进行下去。

参考书目:

1. 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2. 许俊基、周尚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长编》第三卷、第四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 姜琦、张月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际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 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5.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6.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1017]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1993年版,第27页。

[1018]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1993年版,第28页。

[1019] 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1997年版,第412页。

[1020]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1992年版,第75页。

[1021] 姜琦、张月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际关系史》1991年版,第7页。

[1022] 姜琦、张月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际关系史》1991年版,第69页。

[1023] 许俊基、周尚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长编》1987年版,第三卷,第382页。

[1024] 许俊基、周尚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长编》1987年版,第三卷,第383页。

[1025] 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1998年版,第6页。

[1026] 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1998年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