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评《阿凡达》:土著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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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三月四日 New Statesman

占士金马伦的《阿凡达》,诉说一个伤残的前海军的故事:他被派往一个遥远的、住着蓝色皮肤原住民的星球,他的任务是渗透该族群,以及游说他们让其主顾开发该星球上的天然资源。经过一连串复杂的生物控制技术,主人公终于操控得到一个年轻的原住民躯壳,即其“avatar”。

这班原住民极具灵性,并与大自然和睦共处(他们能把一条由自己身体长出来的尾巴装东西,插进马儿或大树里,与它们沟通)。可以想象,男主人公当然会与某位漂亮的原住民公主相爱,然后拯救该星球,协助他们把人类侵略者扫出家门。电影的结局,主人公甚至将其灵魂由他残缺的躯壳,转移到原住民的躯壳,破釜沉舟地成为原住民的一份子。

电影的3-D效果,加上其结合真实演员及数码动画处理等,应令《阿凡达》与《Who Framed Roger Rabbit》(1988)及《The Matrix》(1999)等相提并论。上述电影,主人公都被卡于日常的现实及一个想象的领域——即《Rogerr Rabbit》的卡通世界,及《The Matrix》的数码现实——还有《阿凡达》的星球里被数码处理过的日常现实。不能不察的是,《阿凡达》的叙事虽然表面上是在同一个“真实”的现实里发生,但我们需处理的——在根本的符号经济的层次上——究竟是两层现实:一层是见怪不怪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世界,另一层是住满原住民,在大自然过着近亲相奸的生活的幻想世界。(千万别将这层现实与真实地被剥削的人民的悲惨现实混淆)由此观之,电影的结局就是主人公彻底地由现实移民到幻想世界,如在《The Matrix》里,Neo决定重新沉浸回到母体里。

然而,这不表示我们应该更“真诚”地接受现实世界,从而否定《阿凡达》。事关如果我们从现实中减除幻觉,现实将失去基本的一致性,结果会是瓦解。我们并不是要从“要么接受现实,要么选择幻觉”里二选一:如果希望改变或逃出社会现实,我们首先是要改变幻觉,因幻觉把我们妥妥贴贴地装嵌在现实里。正因为《阿凡达》的主人公并没有达成这改变,所以他的主体位置,不过是拉康就萨德所言的“被其幻觉所骗”(le dupe de son fantasme)。

因此,不难想象,若《阿凡达》有续集的话,大概会是几年(或…几个月)的幸福过后,主人公开始感到某种奇异的不满,甚至开始想念那个腐败的人类世界。不满的产生,不仅因为再完美的世界迟早也会令我们失望。完美的幻觉,正正就是因为其完美,才令我们失望:完美意味着我们——带着这幻觉的主体——在其中根本没有位置。

[补译]《阿凡达》所设想的乌托邦延循了好莱坞的情侣生产配方——一个顺从的白人英雄不得不走入野蛮人当中寻找一位合适的性伴侣(请回忆”与狼共舞”)。在一部典型的好莱坞产品中,任何事情,从圆桌骑士的命运到小行星撞地球,都变调成一种俄底浦斯式叙事。这一荒谬的顶点体现在把重大历史事件设置为撮合一对情侣的背景。比如华伦比蒂的电影《REDS》(1981),在这部电影里,好莱坞成功地改造了”十月革命”,这个被论证为20世纪最具创伤性的历史事件。在REDS里,由John Reed 和Louise Bryant所饰演的情侣正面临一场重大的情感危机;当Louise望着John发表一篇充满激情的革命演说时,他们的爱火被再次点燃了。

[补译]接下来是这对情侣的做爱场面,床戏与典型革命场面交叉剪辑,其中一些革命场面非常明显地带有性意味。比如,当John穿透Louise时,画面跳接至一条挤满了乌压压示威群众的街道,群众包围并拦截了一辆具有穿透性的“有阴茎象征意味”的有轨电车——这一切都以“国际歌”的歌声为背景发生。当情侣到达高潮时,列宁的画面出现了,他在一个挤满了代表的大厅发表讲话。他更像是一位睿智的老师,监督着这对爱侣的爱情新生,而非一位冷冰冰的革命领袖。按照好莱坞的做法,即使是”十月革命”也OK,只要它能服务于重新撮合一对情侣。

金马伦的前作《Titanic》,真是一套邮轮撞向冰山的灾难片吗?要留意的是灾难的一刻:撞船发生的一刻,正是在两人确认其感情关系并回到甲板之后。更要命的是,在甲板上,当女主人公告诉其爱郎,当船到纽约后,她便会选择随他远走高飞,情愿与她的真命天子过咸鱼白菜的生活,也不要虚伪、腐朽的上流社会生活。

正正在这一刻,船便撞向冰山了,仿佛要防止其实竟无疑问将会发生的真正灾难。真正的灾难是甚么:当然是到达纽约后两小口的生活。我们当可大胆假设,日常生活同住之难,会将他们之间的爱摧毁。换言之,撞船的发生,不过是为了拯救他们之间的爱,维持某种幻觉(即如果撞船不发生,他们便会永远快快乐乐在一起)不致破灭。在最后一刻,男主人公难道不是提供了更进一步的暗示吗?当他冻得快要呜呼时,女主人公竟然是抱着浮木安然无恙。女主人公知道她快要失去爱郎时,一边说“我不会放弃你的!”说时迟那时快,她一手便把男主人公推开了。

为何如此?因为男主人公功成,便身退了。最表面的爱故事之下,《Titanic》其实还有另一个故事要说:一个被宠坏的富家女的身份危机。她感到迷茫,不知如何是好;迪卡比奥因而不只是她的爱郎,他的真正身份是一个“消失的中界”(vanishing mediator),其功能是复原她对其身份的自觉,与及人生目标。他冻死于北大西洋前的说话,并不是与爱人临别的话语,而是一个传道人的讯息,忠告她要对自己诚实。

我们不应轻易被金马伦膏浅的“荷理活马克思主义”(即他粗陋地标榜草根阶层,以及卡通化处理富人的残暴和贪念)骗倒。他对穷人的同情下其实还有一层反动的迷思,这迷思最早于Rudyard Kipling的Captains Courageous已完整地展开。故事指一个面对危机的年轻富人,经过一段短时间的实牙实齿贫困生活后,终于回复其生命力。换言之,潜藏在他们对穷人的慈悲里的,其实不过是吸血鬼式的剥削。

今时今日,好莱坞看来已逐渐抛弃这种生产情侣的方程式。丹•布朗的《天使与魔鬼》无疑就是首部改编流行小说时却把小说里原有的男女主人公的性爱场面在电影版本里删掉的电影。好莱坞原有的传统恰恰相反:小说原本没有的性爱场面,电影版本都会加插进去。

[补译]性爱的缺席并没有什么解放性可言;我们所应对的是更多的这类由哲学家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在他的《爱之颂》(Éloge de l’amour)里所描述过的现象的证据—-今天,在我们实用主义兼自恋的时代,堕入爱河这一概念,即对一位性伴侣热烈的爱慕,被认为是过时且危险的。

《阿凡达》白人娶了原住民公主而成为大王的故事,其忠诚地追随传统的生产情侣方程式,其对爱的幻觉的深信不疑,令之成为一个意识型态上保守、守旧的电影。而其高超的电脑特技将这根本的保守性深深的埋藏。然而,不难发现的是,埋藏在这政治正确的主题(老实的白人支持环保的原住民,抵御“军事-工业”复合的帝国主义侵略者)下的残暴种族主义母题:一个下身残废而被地球抛弃的人,有能力转个头便便羸得美丽的原住民公主欢心,并协助一班土著保卫其星球。电影告诉我们,原住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被人类拯救,要么被人类消灭。换言之,他们若不选择成为帝国主义现实的受害者,便得乖乖饰演白人幻想中早已分配好的角色。

正当《阿凡达》横扫全球票房时(不足三星期已大收十亿美元),一件与《阿凡达》剧本何其相似的事情却在发生。印度的住着东加里亚空达(Dongria Kondh)人的奥利沙邦(State of Orissa)北边的山区,被卖了给矿业公司,并计划大肆开采当地丰富的铝氧石(该矿床估计价值四万亿美元)。拒绝坐以待毙,一场毛派(纳萨尔派分子 Naxalite)的武装叛乱因而爆发。

Arundhati Roy于《印度现况》杂志里,如此描述这帮毛派的游击队:

“……几乎全部由穷得绝望的的部落人民组成,他们活于长期饥饿的状态——那是比得上非洲撒哈啦沙漠南部地区程度的饥荒。他们在印度所谓独立六十年后,仍然未能获得任何教育、医疗和法律补偿。几十年来他们不断被无情地剥削,小商人持续地欺骗他们,警察及林业部门的人员像攞正牌地强暴他们的妇女。一直以来,因为一批毛派的同志与他们一同生活、工作及并肩作战,他们才能走上一条夺回他们尊严的道路上。部落人民今天拿起他们的武器,也是因为政府一直以来除了给他们带来暴力与忽略之外,甚么都没贡献过,今天甚至还要夺走他们唯一的财产——土地。……他们相信若今天再不为土地而战,便无异于被歼灭。这班衣衫褴褛、营养不良的部队,当中好一部份士兵连火车、巴士和小镇都没见过,现在正为生存而战。

印度总理把这叛乱形容为“单一最大型的国内安全威胁”;商业媒体把他们描述为极端地反对发展,媒体也不再报导“伊斯兰恐怖主义”了,取而代之的是铺天盖地的“赤色恐怖主义”。无怪乎印度政府以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府印度中部森林里的“毛派大本营”。在这场战争中,两方的确都诉诸大型武力,而毛派的“人民公义”也不是省油的灯。然而,对于我等自由派的品味,无论这里的暴力是多么惹人讨厌,但我们却无任何资格谴责之。为甚么?他们的状况,正正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乌合之众:印度纳萨尔派的反叛分子是童叟无欺的饥民,他们连生命最低限度的尊严都被剥夺。”

此情此景,金马伦的电影有甚么位置?没位置:奥利沙没有矜贵的公主等待白人英雄来诱惑她及帮助其部落人民,只有一班声名狼藉的毛派在组织饥民。电影让我们能操作一种典型的意识型态区别:同情被理想化了的原住民,同时否定人民真实的斗争。欣赏《阿凡达》及仰慕原住民反叛的观众,有所有理由在恐惧中否定纳萨尔派份子,把他们打成杀人成性的恐怖主义者。真正的na‘vi族人躯壳其实就是《阿凡达》本身——电影已经替代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