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释转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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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关心的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经济学家关心的是转基因技术的专利所有权问题;而在转基因研究者眼中,这两者早已不是问题。

《财经》特约作者 孙滔

2010年3月1日,名为“就要求立即停止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商业化生产问题致全国人大”的一封公开信,将有关“转基因”的论战再次推向白热化境地。

反转基因的另一面,则是中国政府对转基因的大力推动。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在3月10日明确表示,推进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应用是大势所趋。但中国相当多的民众依然没有买账。3月21日深圳卫视《22度观察》栏目播出转基因论战节目,站在赞同发展转基因作物一方的现场观众寥寥无几。

一系列争论的核心最终归结为两个问题:第一,转基因作物是否真的安全;第二,中国在转基因技术专利方面多大程度受制于西方国家。

欧美两种态度

与中国和欧洲的反转基因浪潮不同,美国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是宽容的。美国负责管制食品的FDA明确宣布,对来源于转基因作物的食品与来源于传统作物食品的管理完全相同——也就是说,转基因食品并不需要如同在中国一样被贴上标签。美国采取的是备案制,即在经过评价后,被视为安全的转基因产品就不再受监控了。

从这一表现可以看出,美国对于转基因态度已经很明确,转基因是没有问题的——美国种植的玉米(这是美国的第一主粮),80%以上是转基因品种,另外他们还批准了6种转基因水稻的种植。“那些声称美国人自己不吃转基因食品、生产出来的转基因食品只用于做动物饲料和出口国外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曾在美国生活多年的生物学博士方舟子说。

方舟子将今天美国人不再对转基因技术恐慌的原因归结为:美国民众相信科学家的证据,即只要遵循国家卫生院制定的规则,重组DNA技术就是安全的。

但其它国家并非都如美国一样相信转基因的美好前景和安全性。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向《财经》记者表示,欧美对待转基因态度是显著不同的。欧盟国家在转基因问题上被称为保守派。与“目前无法证明转基因不安全”的态度不同,欧洲人惯以“目前不能证明转基因安全”的态度应对。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迁曾研究欧盟面对转基因态度背后的逻辑:科学是存在局限的,对科学评估转基因食品所需的完整数据要等到许多年后才能获得;无论研究方法多么严格,结论总会具有某些不确定性,而政府不能等到最坏的结果发生后才采取行动。

转基因比杂交更安全

粗粗一看,欧盟这种态度似乎更有道理,因为这能防患于未然——大多数公众也很容易这样想。

“然而,依据这个道理,任何食品,包括我们一直吃的常规作物、杂交作物,也都可能存在未知的风险。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哪一种食品相对更安全。事实上,转基因食品并不比传统食品具有更多的潜在风险。”方舟子说。

公众对“杂交”早已习以为常,对“转基因”却心存芥蒂。“但从本质上来说,转基因技术和杂交技术是一样的,”黄大昉跟《财经》记者解释说,之所以说本质上一样,指的是两种技术都是将某一基因转移到一个物种,都是遗传的改造;差别在于,利用基因工程(转基因)技术,所“转”的基因片段的结构和功能更加明确和精准,而杂交技术则是不那么准确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通过转基因技术培养出来的作物,实际上比杂交技术培养出来的安全性要高。” 黄大昉说。如果把农药残留等问题考虑进去,则更有理由认为抗虫害转基因作物比传统作物安全。

事实上,利用杂交技术或者诱变育种技术培养作物,确实是可能培养出有毒或者有害品种的。方舟子介绍说,1967年美国科学家利用杂交技术培养一种含水量较少的土豆时,就得到了含有更多有毒生物碱的品种(1969年被发现,1970年下架),这导致后来对任何一种土豆新品种,科学家都要做毒素含量测试;后来用杂交技术培养一种抗虫害西洋芹时,得到了一种生物毒素浓度过高以至于对人类健康有害的品种。“而采用转基因技术,出现这类意外的概率就要低得多;即使出现问题,也更容易被控制。”

至于一些人所担心的,吃转基因食品是不是会因为遗传问题而影响后代?方舟子用一句话给出了回答:“放心,转基因不是要‘转’你的基因!”黄大昉对此做解释:只有影响到生殖系统和生殖细胞,改变了一个人生殖细胞中的遗传物质,才会影响后代;而“转基因作物是用来吃的,吃进去的东西不可能影响生殖细胞中的遗传物质”。

在这样的前提下,美国主张遵循“可靠科学原则”,即:科学是管制体制的基石,管制不能建立在无端的猜测和消费者担忧的基础上,而必须有可靠的科学证据证明存在风险时,政府才能采取管制措施。

中国的把关

即使是在理论上已经证明了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各国对一个新品种依然要做严格的测试。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胡瑞法告诉《财经》记者,中国的转基因安全评价参考了欧盟和美国的评价规则,“中国比美国要严格”。

根据胡瑞法的介绍,农业部为2009年的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颁发安全证书,经过了约10年的安全性评估和审查。《财经》记者看到自2006年10月1日起实施的《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食用安全性评价导则》,详细规定了其安全标准,转基因植物及其产品的食用安全性评价应与传统对照物比较,其安全性可接受水平应与传统对照物一致。

这与转基因水稻项目参与者之一、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林拥军关于安全性评价的描述一致:“1999年,开始进行转基因生物安全性评价和申报工作,并于2003年完成生产性试验。我们先后进行了转基因稻谷小鼠、大鼠毒理试验、抗营养因子试验、蛋白酶消化试验等各种食用和饲用安全性的评价,没有发现任何安全问题。”

“在全世界范围内,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从事现代生物学(以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学科)研究的科学家,站出来反对发展转基因技术,”方舟子说,“生物学家总体上支持转基因技术,并非因为商业利益或者行业利益(绝大多数生物科学家跟转基因产业毫无瓜葛),而是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更了解转基因技术,更了解其应用前景,不觉得它有什么可怕。” 方舟子说,即使是在欧洲,科学界也是支持转基因的。

因为专利,更要发展

3月份,一篇关于转基因玉米的报道被网络媒体渲染为:转基因玉米惹争议,专家称99%专利被国外控制。经核实,此事件是网络曲解了纸媒报道。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一直参与转基因植酸酶玉米研究的陈茹梅博士告诉《财经》记者,这样的网络行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误导了民众。

陈茹梅说,从生物育种的技术链条讲,中国拥有转基因植酸酶饲用玉米的自主知识产权,既有植酸酶基因的专利,又有转基因植酸酶玉米的专利,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是这两项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

中国科学院植物学研究所刘夙在其博客中详细介绍了这两份专利的情况。中国用的植酸酶基因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姚斌、范云六等人从黑曲霉中克隆出来的,其序列和之前国外克隆出来的基因序列有较大的差异,所以姚斌、范云六等人在1997年为它申请了中国专利:植酸酶基因的克隆和表达(专利号:ZL97121731.9);2006年,范云六、陈茹梅等人又为其转基因方法申请了中国专利:一种表达植酸酶的转基因植物制备方法(专利号ZL2006101376525)。

转基因水稻的专利问题受到的指责更甚。此前,绿色和平和第三世界网络组织在研究报告《谁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中曾指责,中国正研发的8个转基因水稻品系涉及多项国外专利,而华中农大研发的Bt转基因水稻至少涉及11-12项国外专利。

但转基因水稻项目参与者林拥军的回应很坚定:“我们研制的抗虫转基因品系若在中国种植推广,不侵犯任何外国公司或个人的专利。” 一般说来,专利具有时间性和地域性。林拥军介绍说,没有在中国申报的专利不可能在中国获得专利权属,且即使在中国申报并授权,若过期也就没有了专利申请的权利。各国专利保护的有效期一般在一二十年,“转基因的基础技术大多是在上世纪90年代及更早以前产生,现在都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目前最主要的专利权是在发现目标基因方面。”方舟子说。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周应恒介绍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商业种植转基因生物(抗病毒转基因烟草)的国家,但后来由于自缚手脚,在转基因技术领域吃了亏,转基因大豆就是一个典型的负面案例。

今天全球大豆种植面积的77%为转基因品种。出于“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要保护自然资源”的考虑,中国一直未引进转基因大豆产业化种植,也未进行转基因大豆研发。这造成了今天中国大豆产业的窘境。2009年,中国进口大豆比2008年净增500万吨,增加量正好相当于2009年积压的国产大豆数量——我们选择进口转基因大豆,而让自己的传统大豆留在库房里,其原因是自美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出油率高达20%,而国产大豆只有16%。

黄大昉认为,该困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大豆转基因技术自主研发实力的不足。但直到今天,还有学者在呼吁“设立中国天然大豆原产地保护区,禁止转基因大豆产品进入该区”。目前中国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主要集中于转基因抗虫棉上——这是中国转基因产业发展的一个正面案例。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出现了强抗药棉铃虫,棉农们束手无策;孟山都公司此时“乘虚而入”,成功在棉农中推广了自己的抗棉铃虫转基因品种。到2004年之前,孟山都的转基因抗虫棉占据了中国市场90%以上。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见机较早,先后开发出数种抗虫棉转基因技术,逐步取代了孟山都。1997年中国抗虫棉产品在国内市场上仅占7%,而到了今天,中国自己的转基因抗虫棉已覆盖国内95%以上的市场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