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巴迪乌:一分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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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肖辉、陶长安(南京财经大学外语系)

转自《国外理论动态》 2008年第11期

法国政治理论家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从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出发,探讨了民主与专政、矛盾的对立统一等20世纪的重要问题,认为真正的政治理论始终是跟一定的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对当前政治领域中屈从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各种偏向进行了批评。本文选自巴迪乌的新作《世纪》[215]第6章,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今天,列宁的政治著作再次被置于民主和专政这一经典的对立框架中重新加以思考,事实是争论早就开始了。因为自1918年以来,以卡尔·考茨基为首的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就试图用民主概念来诬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历史进程,甚至诬蔑列宁的政治思想。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列宁对这种攻击的理论回应。考茨基于1918年在维也纳出版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当时列宁写了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作为回应。

考茨基热衷议会政治,把选举权问题置于首要地位。列宁认为这是考茨基“叛变”的本质。列宁并不是认为坚持选举权是个理论错误。相反,列宁认为参与选举很有用,也很必要。在《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的小册子中,他重申了这一观点,反对完全否定议会选举。列宁对考茨基的批判更具体、更有趣。假如考茨基说:“我反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们不让反对派和剥削阶级拥有选举权的决定。”他就站到了列宁所说的俄国问题的特殊立场上了,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问题的立场上了,他的小册子就应该叫作《反对布尔什维克》。从政治上讲,事情本来是很清楚的,然而考茨基没有做到这一点。考茨基宣称将介入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问题和民主的一般问题。出于策略上的决定和俄罗斯的特殊性而这样行事实质上是变节。其实质总是从策略上的争辩开始,最终是为了否定原则;从次要矛盾着手,在政治概念上形成一种修正主义判断,这种政治概念界定了原则问题。

让我们更详细地了解一下列宁对考茨基进行的批判,列宁认为:“考茨基一谈到选举权,便原形毕露,表明他是一个根本不顾理论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论战家。因为理论,即关于民主和专政的一般的(而不是某一个民族特殊的)阶级基础的论断,应该谈的不是选举权这样的专门问题,而是一般问题:在推翻剥削者、用被剥削者的国家代替剥削者的国家的历史时期,能不能保留对富人的民主,保留对剥削者的民主呢?理论家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提出问题。”[216]

应该说,在提出问题的时候,理论和思想是结合在一起的。民主问题不会局限于局部的或策略性的决定,诸如限制富人或剥削者的选举权的决定,一个和俄国革命的特殊性联系起来的决定。民主受胜利的一般原则的限制:列宁说我们处在革命胜利的时刻,处在真正推翻剥削者的时刻,我们再也不是处在巴黎公社那英勇而血腥的失败时刻。理论家应该善于从一个特定的时刻来捕捉诸如民主等问题。叛徒不会考虑特定的时刻,只会把自己的政治怨恨投射到特定的场景中。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是开创了一个新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他把革命政治中现实的胜利变成了构建理论的内部条件。就这样,至少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列宁确立了那个世纪主要的政治主体性的构成。

因此,上世纪从1917年到70年代末的那段时间,绝对不是今天的自由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是意识形态的世纪、想像的世纪、乌托邦的世纪。它的主观决定是列宁式的,它处处追求真实和可行性。

上个世纪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那不是个充满希望的世纪,而是现实主义的世纪,是个行动的世纪、注重实效的世纪、绝对考虑眼下的世纪,而不是无力的、把希望寄托于将来的世纪。在经历几千年的尝试和失败后,上个世纪是充满胜利的世纪。20世纪宣称:我们不会再有失败,胜利的时刻到来了!这种胜利的主观性超过了所有的失败经历,因为它不是经验主义的,而是有组织的胜利,是能控制失败的超验的主题的胜利。革命是这个主题的名称之一。1917年的十月革命,以及后来的中国和古巴革命、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的民族解放的胜利,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证明。

对列宁来说,胜利的方法是对决定性对立、全面决战的理论和实践的阐述。只有全面战争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在这一点上20世纪是战争的世纪。这个命题中有几种观念交织在一起,所有的这些观念都围绕两大相互对立的阵营展开。20世纪宣称其规则就是两大阵营对立,从这个意思上讲,冷战(美帝国主义对阵社会主义阵营)的结束标志着这个世纪的结束。然而,两大阵营可以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存在。

1 存在一种主要的对立,两个主体在全球层面上组织起来进行生死较量。20世纪是这种斗争的舞台。

2 同样也存在看待这种对立的两种思维方式,它们之间也是完全对立的。这也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互对立的实质。在共产主义者看来,这种全球对立归根结蒂是阶级对立;而对极端的法西斯主义者来说,这种对立是民族和种族的对立。在这里,二又分成了四。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对立主题的纠缠,另一方面是对这种对立的对立性思考。后者或许比前者更重要。总之,反法西斯主义者要远远多于共产主义者,“二战”的特征就是根据这种衍生性的对立、而不是根据一种统一的对立概念而战,后者只能引起冷战(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3 这个世纪被称作是通过战争取得了完全统一的世纪。对立面被克服了,因为一个阵营战胜了另外一个阵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两极世界由于人们渴望统一的强烈愿望而变得更富有生气。人们把借助暴力使对抗性的两极变成一极的行为称为胜利,认为它体现了真理。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是在讲辩证法。没有什么能让我们预见一种由矛盾内部的相互克服而形成的综合。相反,任何事物都指向了这些术语中所抑制的方面。这个世纪是两大阵营共存又非辩证对立的结果,它是二,又是一。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个世纪对辩证思想是如何评价的。从最后的这种胜利来看,它是对立本身的动力,还是合二为一的渴望呢?这是列宁主义的主要哲学问题之一。它围绕着人们应该如何通过对立统一去理解辩证思想展开。无疑,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最刻苦研究的问题。

中国大约在1965年开始了被当地媒体称为哲学领域的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的运动。它在对立的两方中展开,一方认为辩证法的本质是矛盾的综合,这体现在一分为二这个术语中;另一方也认为辩证法的本质是矛盾的综合,但正确的公式是合二为一。这表面上是学术论争,实质上是关于真理的探讨。因为这实际上是识别革命主体及其基本愿望的问题。是希望分裂、战争还是希望融合、统一与和平?在那个时候的中国,那些坚持一分为二观点的人被认为是左派,而提倡合二为一观点的则被认为是右派。为什么会这样呢?

如果把合二为一当作综合的主观公式,追求统一,那么这就是右派思想。因为在中国的革命者看来,这完全是不成熟的。这一公式的主体试图完全把二变成最终的一,它仍然不懂得什么是固有的胜利的阶级斗争。也就是说,人们所渴望的一仍然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在综合的外套下,人们所渴望的仍是旧式的一。这种对辩证法的阐释暗含了保守主义。为了不成为一个保守派,为了成为当时一个活跃的革命者,相反,人们必须渴望分裂。这一新问题立刻转变成在单一的形势中制造分裂的问题。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在1966年到1967年,在辩证法的这两个不同版本的支持者之间造成了对立,当时的人们既非常气愤又非常困惑。当时党内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支持毛泽东,这些支持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成为监控性的对民众政治进行监管的工具,相反,在迈向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它应该成为政治风暴的促进因素。而那些支持刘少奇特别是邓小平的人则认为,经济管理是主要的任务,大规模的群众动员与其说是必要的,不如说是危险的。受教育的年轻人成了毛泽东路线的先锋,党的干部和许多知识分子将或多或少地采取公开对立的立场,农民小心地等待着自己的机会,作为决定性力量的工人也分裂成对立的两派,结果1967—1968年国家差点被政治浪潮弄得失去控制,军队不得不介入。随后出现了长期的激烈而又复杂的官僚机构中的对立,并不时伴随着民众运动,直到毛泽东去世,邓小平复出。

政治风暴,当它出现时是全然一新的,但同时也是很难被看清的。尽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为法国1967—1975年的毛主义——1968年5月风暴后惟一一个独具创造性的重要的政治思潮——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灵感,但它无疑还包含了许多未来的解放政治可以汲取的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无疑标志着以党为核心目标和以无产阶级为主要政治概念的历史时代的结束。

今天,在那些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奴颜婢膝的人中间,流行的观点是把这个史无前例的历史事件看作是血腥的、野蛮的权力斗争,其中,政治局中的少数派毛泽东试图用各种手段重返权力顶峰。针对这样的观点,首先,我们的回答是,用权力斗争来界定这样的政治事件是非常可笑的,它关上了另一扇更广阔的大门。文化大革命中的好斗分子从来没有停止过引用列宁的话(不是最好的部分,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权力是最终的问题。毛泽东的地位受到威胁是冲突不言而喻的理由,正如他本人公开承认的。我们的汉学家的研究成果是,发生在1965—1976年的中国的这场准内战既有内在的也有公开的原因,它的革命性(从存在一种新的政治思想这个意义上来说)只出现在开始阶段(1965—1968年)。此外,我们的政治哲学家们什么时候开始把受到威胁的领导人试图重新获得权力看作是一种恐怖呢?难道这不是他们整天在讨论的构成议会政治的令人愉快的民主的实质吗?我们不妨说,这里所说的权力斗争的意义和重要性是按照它所涉及的利益来判断的。在这样的斗争中,尤其是当武器掌握在革命阶级手中时,这就是毛泽东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年轻人被史无前例地动员起来、闻所未闻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工厂和学校各个地方举行的政治集会、无情的系统的辩论、公开批斗、频发的无政府式的暴力,包括武装斗争,等等。今天还有谁会说,邓小平,这个文革中所谓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而事实上不是在走一条和毛的创造性的集体道路不同的发展和社会建设之路呢?在所有这些问题中,尤其是在至关重要的城乡关系、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以及党群关系等问题中,存在的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不同发展道路之间的斗争。

历史上,争取自由政治的实践总是伴随着暴力,推翻一种永恒的秩序——它使社会屈从于财富和富人,屈从于权力和当权者,屈从于科学和科学家,屈从于资本和它的仆人——的激进行为不可能是甜蜜的、渐进的与和平的。当你不能再容忍无视群众的想法,无视劳动者的集体智慧,无视任何一种不同于利益驱动的秩序的想法的社会时,一种伟大的、充满活力的暴力思想就已经出现了。当前,被以彻底忠于现实的热情实践着的彻底解放的主题,总是超越善恶的,因为在行动中,惟一已知的善其实是现实为自己树立的美名。极端的暴力因此和极端的热情是相通的,因为,用尼采的话来说,它实际上对所有的价值观进行了重估。列宁主义的对于真理的热情,也是一种对思想的热情,是超越道德的。正像尼采所说的,道德的地位仅仅在于它的谱系性,它是旧世界的残余。因此,对于一个列宁主义者来说,从我们当前陈旧的、妥协的现实来说,人们容忍最糟糕情况的限度是非常高的,不管他属于哪一个阵营。显然这也是导致今天的一些人把这个世纪称为野蛮的世纪的原因。然而,把追求真理的热情的这一维度孤立起来看也是完全不合适的。即使是迫害知识分子的问题,这一问题无论从表面还是后果来看都是灾难性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明白,使这一问题得以出现的是,知识特权不是引导政治趋向现实的途径。就像法国大革命期间,在宣判现代化学的创始人拉瓦锡死刑时,富基埃·坦维尔所说的: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这句话非常野蛮,非常极端,丧失理性,但是它们应该在字面之外、在更简短的意义上来理解,那就是,共和国不需要。知识特权不是从需求、利益或关系,而是从集体智慧所产生的事件,并且仅仅是从这些事件中,取得它们的政治地位的,这种政治地位是跟现实的某个部分相关的。也就是说,政治原则扎根现实,此外不需要任何东西。

但是,今天,可能任何一种使思想服从现实、服从政治或服从其他事物的努力都被认为是野蛮的。对现实的热情被冷却了,退缩了,让位于对现实的妥协。

当然,对真理的热情也伴随着其他东西。对一个革命者来说,世界是旧世界,充满了邪恶和腐败,总是应该不断地重新对现实进行剥离、净化。

值得强调的是,净化现实就意味着由表及里地从现实中抽取精华部分,因此对表面和透明具有了强烈的爱好。这个世纪人们开始反对深度,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提倡直接可以感觉的、表面的东西。作为尼采的后继者,人们提出抛弃所有的彼岸世界,认为真理与表象是同一的。正因为思想受现实而不是理念的推动,它必须通过表象来抓住表象,必须把真理当成是真理自身的表象的纯粹事件来掌握它。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它必须摧毁各种深度、各种对实体性的宣言、各种对现实的断言。正是现实阻碍了人们通过表象对真理的认识。这里就出现了和表象做斗争的问题。但是由于真理的表象附着于真理,毁灭表象也往往伴随着对真理的纯净和单一性的毁灭。作为净化的结果,完全缺失了现实的真理也就什么也不是了。这一条由这一个世纪的无数先辈们探索的政治、艺术和科学的道路是恐怖主义的虚无主义的道路。由于它的主观动机是对真理的追求,它不是全面妥协,而是一种创造,人们应该可以从中找到积极的虚无主义的痕迹。

我们讨论到哪里了?积极的虚无主义现在已经被认为完全过时了,任何理性活动都是受限制的,也就是受制于现实的负担。那么,我们所能采取的最佳举动就是远离恶,为了做到这一点,最简捷的方法就是避免接触任何现实。而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人们站出来反抗这种虚无,反抗这种万物皆不实的观点,从这个意思上来说,人们仍然停留在虚无主义中。但是既然恐怖主义的因素、净化现实的愿望已经被压抑了,虚无主义就是没有生命力的。它已经变成了消极的、反射性的虚无主义,也就是说,敌视任何行动,也敌视每一种思想。

这个世纪给我们勾勒的另一条道路是试图保持对真理的热情,我把它叫作减法道路,即去展示最小限度的差异,而不是去毁灭现实。净化现实,不是为了从表象中消灭它,而是在表面的统一中提取它,从而发现细微的差异及其正在消失的组成部分。很少发生的事不同于在那里发生的事。正是这种“很少”发生的事影响到了其他事。

在这两条道路中,关键问题都是创新问题。什么是新?这个问题与这个世纪一直纠缠不清,因为这个世纪一开始就是以全新的姿态出现的,首先是以新人的姿态出现的。

新人这一概念,更多地是斯大林主义的而不是列宁主义的,它有两层相反的含义。

1 对一些思想家,尤其是法西斯主义思想家,也包括海德格尔来说,新人主要是对旧人的复兴,后者已经被消灭、自行消失或堕落了。净化是一个回到已经消失的起源的、或多或少有些剧烈的过程。新人是本真性的产物。在分析的最后,这个世纪的任务就是通过毁灭非本真回到本原。

2 对另外一些思想家,尤其是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新人是一种真正的创造。这种创造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它是在消灭了历史性的对立后产生的。共产主义的新人超越了阶级,超越了国家。

新人因此要么是被复兴的,要么是被创造的。

在第一种观念中,对新人的界定根植于种族、国家、地球、血液和土壤等神秘的整体。

相反的,在第二种观念中,新人被认为反对所有的外在性的限制,尤其是反对家庭、财产和民族国家。恩格斯的著名作品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已经着重指出,无产阶级的普遍个性就是没有属性,没有财产,尤其是没有祖国。这种新人的观念贯穿了整个世纪。此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家庭的敌视,把它看成是自我主义、特殊性、传统的根源。纪德的呐喊“家庭,我恨你”,就体现了这种对新人的辩护。

在这个世纪末,令人惊讶的是家庭再次成为一种共识,代表了一种不容置疑的价值。年轻人热爱他们的家庭,愿意在家里呆得更久。被视为反对党的德国绿党(在政府内其实任何一派都是相互关联的),一度自称为家庭党。即使是本世纪的受害者,同性恋群体,今天也在家庭、传统和公民权框架中要求得到自己应有的权利。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走了有多远。新人,在这个世纪的现实中必须首先站起来,如果我们想追求进步,逃离家庭、财产和国家的话。在今天,我们的导师所说的现代化,似乎只是为了成为一个好爸爸,一个好妈妈,一个好儿子,成为一个好工人,尽可能多地挣钱,成为一名合格的公民。这是新的箴言:钱、家庭、选举,即使钱是网络经济中的,家庭是由两个同性恋组成的,选举是一场民主的盛宴。我不能看到任何真正的政治进步。

这个世纪在不可能的主体创新和反复的安慰的主题中结束。这种主题有一个名称:迷恋。这个世纪结束于对安全的迷恋中,用一句可怜的话来说就是,你呆的地方并不太坏,其他地方更糟糕。在弗洛伊德、列宁之后,近百年来存活下来的东西在破坏性的歇斯底里中、在它的行动主义和不妥协的武力中给自己找到了新的位置。

用列宁的著作为依靠,我们的职责是,在政治中重新激活思想问题,反对我们这个时代病态的迷恋。对那些所谓的实践了政治哲学的人,我们要问:“你对现有世界的批判是什么?你能提供什么新的东西给我们?你创造了什么?”



[215] Alain Badiou,The Century,Polity,2007.

[216] 《列宁选集》第3卷第613—61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