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武:中国左翼会像六十年代美国左翼一样走向失败吗?

转自:毛泽东旗帜网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1819

译文“美国一代革命者的教训”,是美国左翼活动家麦克斯2002年出版的著作,《空中的革命——转向列宁、毛泽东和切格瓦拉的六十年代左翼》的总结部分。美国六十年代受到第三世界解放浪潮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反战、反帝、民权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推动下,左翼组织纷纷建立,数以千计的学生走出学校,尝试着将马克思主义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极大的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空气。但遗憾的是,由于内部无力团结、外部环境右转,运动在七十年代走向低落,最终失败,而且没有给后代革命者留下任何组织遗产。作为这整个过程的经历者,作者在品尝历史失败苦涩滋味的同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篇译文较为集中的反映了他总结的成果,也是目前对这段历史最好的总结之一。我们关注这段历史,首要的目的是吸取美国同志的经验教训,避免他们在相似历史条件下由于自身问题而遭到的失败。

六十年代美国左翼的第一个失误,是错误的估计了国内外的形势,没有将自己的路线和策略建基于美国现实的社会环境。他们成长于社会运动日益兴起并激进化的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逐渐走向高潮,因此想当然的认为这种历史趋势会持续下去。实际上美国社会运动却在七十年代走向衰落,政治环境右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也在高潮中落幕。他们如果正确的估计了时代条件,就可能做出调整,由量上的扩张转向巩固自己思想、组织和群众基础的工作,从而避免在环境剧变时扩张失败,趋向瓦解。中国左翼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经历了发展的十年,扭转了新自由主义进攻的势头并建立起了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年轻一代的左派同志有着和六十年代美国左翼相似的心态,认为敌人江河日下,我们则蒸蒸日上。但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走进群众,怎样建立起自己牢固的政治基础并以此为出发点参与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塑造中去,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讨论,更不要说明确答案的问题。一旦社会环境发生对左翼不利的变化,中国左翼会由于相同的原因遭到美国左翼在七十年代的失败。

六十年代美国左翼的第二个失误,是始终没有找到团结起来组织自己阶级基础的道路。宗派主义盛行,不同观点的同志之间不能求同存异,共同做工作,而是不断分裂,在内耗中推动了自己相当的力量。任何历史环境中都需要对经典革命理论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在社会运动中检验自己认识的正确和不正确。而美国同志却没能做到这一点,停留在抽象的理论争论,相互之间不能进行必要的妥协和团结,因此不能把基本的骨干组织起来投入社会运动。反过来,这种状态又导致了自发的社会运动得不到知识分子组织骨干的有力领导,发展潜力不能充分实现,结果派别间的观点分歧缺乏进行检验的现实条件。反观中国革命中并不是没有犯左的和右的错误,但统一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分裂过。这个党始终作为一个整体汇集了中国社会的革命组织者,将这些干部的力量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投入到社会改造的事业中去,有力推动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同时,也能够检验自己路线的正确与否,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进一步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自身不能团结起来,在党内干部集团有组织的反扑下走向了失败。美国同志的失败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今天中国左翼虽然人数上有了大的发展,思想理论水平也有了不小的提高,但同样没有任何团结起来做群众工作的迹象。几个大的山头各持已见,却有着脱离群众的共同特点,更不用说各式各样的小宗派。如何在走向群众的过程中团结起来,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避免历史上左翼由于脱离群众而不团结因此多次失败的命运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美国左翼的第三个失误,是简单照搬照抄历史的和别国的经验,不愿意和不能够寻找美国自己独特的革命道路。他们或者认为马克思和列宁已经提供了现成的答案,或者依赖中国共产党提供理论帮助,或者与苏联党、古巴党等保持一致。缺乏独立探索的勇气,不能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美国革命综合起来,也是美国六十年代左翼走向衰落的一个原因。今天中国左翼,或者对中国革命战略没有一个系统的思考,或者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至欧共、拉美的经验套用到当代中国,而把与设想不相符合的情况简单忽略掉的情况,同样异常的严重。就笔者所知,就有文化革命道路、经济危机道路、工会道路、一省数省率先胜利道路、选举道路等多种设想。这种理论想象力的缺乏,是与前面讲到的实践经验的缺乏联系着的。如果不能进入群众性的实践,不能把实践中遇到的情况和经验通过理论加工融合到中国革命新的理论中去,无论是改正照搬照抄历史和他国经验的毛病,还是寻找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都将是没有希望的。

笔者在和美国六十年代激进分子交流的过程中(他们今天都已经是古稀老人),在阅读他们回忆和总结的时候,在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时候,都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试想四十多年前风华正茂的他们,放弃优越的家庭环境和令人羡慕的大学学习和工作机会,毅然走进工厂和社区,寻找马克思主义与美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探索美国社会主义的前途,最终为之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是何等的不易,是何等的艰辛。但他们一直到今天,也没有能够成功的发现符合美国条件的社会主义之路,一生奋斗,付之东流,又是何等的遗憾,何等的痛苦。应该说,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现实条件和途径的摸索,甚至还不及这些垂垂老去的美国前辈;这种差距,突出的表现在美国前辈在六十年代曾经数以千计的以小组织的方式参与到美国的社会运动中去了,虽然没有能够以全国统一的形式进行实践探索,但已经远远超出了今天中国同志理论与实践互相促进的水平。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调整,奋起直追,可能这些不易、艰辛、遗憾和痛苦,在我们退出自己时代的时候,会十倍、百倍的更甚于这些异国的先驱们。

这段二十年的经历组成了美国社会主义史,同时也是新左派、无政府主义、反战和第三世界团结运动的重要一章。特别的,如果没有抓住为什么一个以第三世界为指向的共产主义却能吸引千百位那个时代最忠诚的活动分子的原因的话,任何对狂暴的60年代所进行的评价都将是扭曲和不完整的。

虽然如此,新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仍然是现存关于美国左翼的文献中最被忽略的部分之一。除了一些由特定组织的发言人常常是为了辩论目的写就的短文章外,这个运动只是在最近几本专注于1970年代从事有色人种人权运动的人的书里才得到了严肃的讨论。还没有出现对新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观点、活动和影响进行综合性和分析性研究的尝试。这本书将尝试着填补这个空白。

进一步的,在填补了这段历史纪录的缺页之后,我将试着从运动诸多的政治经验中总结出几条教训来。什么导致了它的兴起?它如何发展,力量和弱点分别是什么?是什么使得运动无法建立它苦苦追求的群众性革命政党?为什么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潮流却在结束后没有给下一代激进者留下任何组织遗产?

历史对1968年一代所开的玩笑正在于——虽然表面并非如此——在1970年代组建一个革命运动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小。美国资本主义已经被撼动,但仍然保留着经济、技术、军事和政治的储备能力。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和牢固确立的两党制——在几代人的时间里阻碍美国工人阶级运动发展的关键因素——已经受到了冲击,但远没有被克服。实际上,1970年代主流政治的基本运动不同进一步向左,而是向右,因为主要基于大大扩展了的城郊白人中产阶层的保守势力取得了政治变化的主动权。在国外,第三世界解放运动在付出极大代价后取得了独立,但却缺乏打碎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的经济基础。而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平衡力量——苏联和中国——互相之间敌意太深而不能共同行动,使得美国能够利用这种分裂取得极大的地缘政治利益。由于所有这些和其它的原因,没有任何派别的年轻革命者可以组建起列宁类型的群众性先锋组织;对此而言,他们中也没有谁可以扭转1970年代美国政治的总体方向。

可以说,新共产主义运动没能利用历史条件将美国左派向前推进一大步。在1960年代后期几年中到处都是革命想法的真诚讨论,但社会革命的条件——甚至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千百倍强大的反资本主义阵营的条件——也不存在。即使这个潮流致力于反对种族歧视、反对帝国主义,拥有机构上的稳定性并可以发起抵抗兴起右冀的更强大的群众性反抗,但是美国政治的现实没有提供巩固一个有活力、成员数以千计的激进潮流的前景。新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失败在于它最终消散了,而不是将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几股力量团结起来。

除了总体上低估了资本主义的弹性外,运动没有充分估计到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取得一个牢固立足点的结构性障碍。具体而言,美国两党政治、胜者通吃的选举体系为革命力量竖立了巨大的障碍,使得革命力量无法把在几个剧变时期取得的成果转化为一个基于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可持续的根据地。在这个困难领域中行进需要巨大的灵活性;对革命政治做出变通以取得暂时的影响,或保持纯洁性却被边缘化,二者之间的张力是相当深刻的。

但新共产主义运动甚至没将这个基本问题放在讨论的中心。相反的,基于比1968年更强烈的剧变即将到来的假设,运动相信它可以完全绕过这个国家现存的政治结构,并仍然领导百万群众迅速走向前进。根本来讲,从动荡的1960年代走过来的运动中的年轻干部从他们激烈而短暂的经验中做出了过度的抽象,支持社会变革速度和难度上的一种“唯意志论”观点,认为只要有足够的决心和正确的观点,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这种歪曲观点导致了列宁本人批判过的“左派幼稚病”。战略和策略并没有抓住群众的情感,基于革命言辞而非有效的政治运动参与,并且把妥协和联合看成是对革命纯洁性的威协。这种“极左”反过来将运动推向了强化唯意志论倾向而不是与之做斗争的意识形态框架。毛主义及其声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的正确或不正确决定一切”最为有害。但运动中除了毛主义外的其它分支也支持了严峻的、简单化的却又是极左的激进政治观念。

与运动的唯意志论和严格性内在联系的是追求“正统”的倾向。这种教条心态窒息了运动的认识进程,而在组织方面它将建立一个群众性激政党的复杂任务简单化成建立政治宗派的公式化过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这个运动中所有关于社会革命大而无当的计划来说,某种意义上它的失败居然不是因为想的太大了。其实,失败是因为运动回避了成功的革命者所表现出来的宽容和弹性,反之却采取了一种狭隘而又机械的立场,要书将之称为“漫画式的列宁主义”。

对于经历了新共产主义运动的个人来说,数以千计的人仍然活跃在今天的进步运动中,特别是在工会和有色人种社区中。但是,即使他们仍然极大受益于他们作为列宁主义干部的生涯中学习到的经验,他们却再也不是作为一个清晰的激进派别在群众性社会运动中发挥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