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大时代”的文学现状——怀念巴尔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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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学报

巴尔扎克最精彩的地方,不是写出了那个时代,是写出了那个时代的“新人”。以这个标准比较一下我们的作家,试问哪一位写出了这个时代的大学生,这个时代的青年,这个时代的拉斯蒂涅?或者直接点说,哪一位写出了这个时代?这是一个巴尔扎克的时代,但是我们没有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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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文学史上非常著名的葬礼:从外地来首都追求梦想的青年拉斯蒂涅,惊骇地看着邻居老人绝望地死去,女儿们懒得出场,所有的人敷衍以对。站在坟墓高处,远眺繁华市区,他明白了书本上学不来的道理,并气概非凡地对着远处上流社会区域说了句:“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

《高老头》发表于1834年,上上个世纪,距离今天176年。如果谁想了解当下的中国社会,我推荐的作品还是《高老头》。假设我们撕下封面,涂掉作者,单看这些“格言”:“你越没有心肝,就越高升得快”;“有人要收买你的主张,不妨出卖”;“要捞油水不要怕洗脏手,只消事后洗干净”。记住这些话,走进最近的一家书店,在畅销书台子上随便抽出一本职场指南或是厚黑学大全,里面全是这些。

巴尔扎克是这样一位作家,在法国大革命十年之后出生,在1848年欧洲革命两年后去世,他对身处的资本主义狂飙突进的“大时代”有高度的敏感,立志完成时代的“风俗史”。那是巨变的时代,一切——能够出卖的和不可出卖的——都被推向市场,迅速地资本化。“有了钱就有了一切”,身体和情感也被作价推向市场,外省青年拉斯蒂涅曾幻想着靠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但高老头的死让他明白了伏脱冷是对的,“巴黎六十件美满的婚姻,总有四十七件是这一类的交易。”

在这个意义上,《高老头》的主人公是这个大学生,巴尔扎克最精彩的地方,不是写出了那个时代,是写出了那个时代的“新人”。以这个标准——既不“纯文学”又不“畅销”,这个文学标准似乎糟透了——比较一下我们的作家,试问哪一位写出了这个时代的大学生,这个时代的青年,这个时代的拉斯蒂涅?或者直接点说,哪一位写出了这个时代?这是一个巴尔扎克的时代,但是我们没有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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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巴尔扎克的“大时代”相比,郭敬明的《小时代》(无论是1.0还是2.0),倒像是一种针锋相对的隐喻。这是目前卖得最好的“小说”,我们且看看这些句子:

她转过头,用一种仿佛在看佐丹奴打折的售货筐里堆满的套头衫一样的目光看了看面前的这对男女,“有两种方法你可以选择,要么你就从你那个廉价的帆布口袋里面掏出我脚下这块绿地的土地所有权的房产证明来给我看,要么你就抬起你的后腿沿着这周围撒泡尿把这块地圈起来。否则,你就提着你的永和豆浆,带着你的永和女友,给我滚远点。”

这是被资本的时代打垮了之后空心人的呓语。郭敬明的内心独白,如果有内心的话,是一串串奢侈品广告。当代作家最糟糕的,就是成为郭敬明,这是被时代完全摧毁的作家,他倒是写出了被完全摧毁了的拉斯蒂涅。他不理解,所谓文学,是赋予“时代”以“形式”,而不是成为“时代”给出的“形式”的一部分。

在零散的片段中,也未必没有巴尔扎克式的震撼。比如小说版的《蜗居》,第163页。在高房价面前,以身体与情感换来首付与月供的海藻,始终不愿意与宋思明发生另一种性行为,她会固执地认为,某些付出,必须是自己的至爱才可以。这普普通通的一段,笔者读得惊心动魄,人性残余的抵抗,建立在至少拒绝了另一种性行为的基础上。在这个意义上,海藻比白毛女还要悲惨,白毛女还可以期待“解放军”,海藻却只能以此安慰。最后,她连此也接受了,甚至当出了“二奶”的快乐——幸好这个问题没有出现在六十年前,如果白毛女爱上了黄世仁,解放军怎么办?有意思的是,就在《蜗居》播出的同时,网络上兴起另一场讨论,白毛女该不该嫁给黄世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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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蜗居》远不是巨著,很简单,它“现实”,然而不“文学”。六六发现了时代的“新人”,但她只能像故事梗概一样讲,而不会在文学的层面上“叙述”。《蜗居》是真实的,但并不深刻,这伤害了它的真实性。比如那个仓促的结尾,除了死亡和美国,作者无法在中国的土地上给出“现实”的答案,洪水、车祸或癌症,这是中国作家没有出路时候的不二法门。这么说显得模糊的话,可以比较《红楼梦》。《红楼梦》在表面上是不真实的,如太虚幻境,但因深刻而有更高的“真实性”。这种“深刻”不是所谓思想的深刻,要作者掌握哲学之类,这种“深刻”就是文学意义上的深刻——如其所是地描写这个世界。《红楼梦》就是这样一部作品。笔者读过很多遍,但在前八十回很难找到一个冗余的句子。对于文学,“准确”就是深刻。我们写得不准确,不是因为“先锋”(美好的遁词),而是因为不够深刻。这种深刻在二十世纪中国有一个范例:鲁迅,与世界对抗的孤独者。

不需要什么理论,看看周围的一切,我们就是生活在又一个“大时代”。还没有谁,比鲁迅1927年的概括更为准确,“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改革”走完了共和国第二个“三十年”,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没有匹配得上“大时代”的文学,既是文学的不幸(文学因此被不值得怜悯地高度边缘化),也是时代的不幸(时代因此无法看清自身)。我们的作家们过于轻率地摒弃了“现实主义”(当年有所犹疑的路遥,反而写出来今天看来最值得重读的一批作品),现在是否到了再次召唤诸神的时刻?毕竟,一个丧失了对于现实的想象的民族,既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