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评论》的重建与西方左翼思潮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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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刊物有特殊的生存理由,它从事超越首创者的重建,一种对前人特有的检验。物质和制度的压力当然可以斩断任何一份处于鼎盛期的期刊杂志。但是除了这一环境,政治刊物别无选择:为了忠于自己,杂志必须以扩展它们的现实生存为目标,超越那些曾提升过它们的环境和前辈。

《新左派评论》正在步入它的第五个10年,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从这一期起,我们启动新系列的刊物,以保持激进的传统;重新设计其形象,以迎接变化的来临。我将在下文陈述自己关于《新左派评论》今日现状和它应当开始采取的走向的看法。

关于《新左派评论》的任何思考,都必须以它的不同特色为起点。作为一份左派刊物,是什么使它与众不同?最简明扼要的一点在于:没有其他这类杂志以所需要的长度和细节上的同样自由、跨越了知识领域的同类——从政治学延伸到经济学、美学、哲学和社会学。这一跨度还从未得到过公允的、系统的研究。《新左派评论》一直试图以同样的历史精神、把社会和道德科学的“理论”和艺术等门类的“文化”像政治学那样来对待。把握该评论当代状况的最好方式是回顾《新左派评论》的发展背景。60年代早期的状况为《新左派评论》提供了下述特征:

在政治上,这个星球的三分之一已经打碎了资本主义。几乎无人怀疑斯大林统治的无法无天和那些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都缺乏民主。但是,共产主义集团即使在它分裂之际,仍是一个强有力的现实。被俄罗斯当代历史学家视为“革命浪漫主义者”的章诚夫在苏联作出了改革的许诺。毛主义中国的威望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完美无缺的。古巴革命是拉丁美洲的新灯塔。越南人在东南亚成功地打败了美国。然而,资本主义在其北方心脏地区也感到自己处在它们外部的世界更大部分的威胁之下。在西欧和日本,群众性的共产主义运动仍在向反对现存秩序蔓延。

在认识上,斯大林主义教条在1956后信誉扫地和1958年内部冷战胁迫性的下降,释放出一个发现受压的左派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过程,在饥渴的英国掀起了多重理论热潮。与群众政治相连的各种可替代的马克思主义线索——卢森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议会共产主义开始流行。同时,起源于卢卡奇、科尔什和葛兰西时期的、从群众政治的失败中产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遗产也开始有了恢复的可能。关键是这些西方传统对当代的持续影响:萨特、列菲伏尔、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德拉·沃尔佩、加罗蒂、阿尔都塞都是当代作者,《新左派评论》以大量篇幅出版了他们的新文本。英国与大陆理论模式的隔绝造成了与这些头脑的突然的、集中的碰撞。

在文化上,摆脱50年代那种服从气氛是比以上更广泛的现象。这一时期的两个主要标志物之一,是体现广泛的青年造反声浪的摇滚乐的出现。英国在这一转变中是领衔的国家。第二个批判性转折是作为概念和工程的auteur电影(法国60年代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导演执导的电影——译者著)的出现。结果,电影和音乐的新主导地位解脱了“雅”与“俗”的辩证法。亦庄亦谐,在游戏和严肃之间轻松穿行,大多归功于这一时代最重要的理论思潮。

在这三重背景下,《新左派评论》展开了一系列在当时的英语世界具有开创性的计划。在政治上,当地方观念的习惯势力在英国左派中仍然强大之时,《新左派评论》把自己的罗盘定在第三世界反帝运动上,聚集了一支最终扩展到世界大多数地区的队伍,拉美、黑非洲、中东、南亚和远东都得到了体现。在本土,发表了一组有关英国的不同观点,逐渐产生了某种影响。这样,当越战所引爆的、60年代后期的爆炸(先是学生造反,然后是工人运动高潮)在西方发生时,《新左派评论》恰恰定位于在随之而来的骚乱中发挥作用,到70年代中期则赢得了国际性杂志的地位。

在认识上,《新左派评论》奉献了极大的能量进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同学派的介绍和批判性吸收,占领这份宏大事业达十年以上。结构主义、形式主义、还有心理特征的规范文本和原始资料,往往首先在该杂志的书页中面世。在这些前沿,《新左派评论》从周遭的文化中脱颖而出,率先引领着更国际化的、更激进的参照视野。

在文化上,《新左派评论》创造了一种新的干预风格,把传统文化对约束的兴趣与先锋派的形式联结起来,介入流行电影和音乐。打破“雅”和“俗”的狭隘分类释放了人的首创精神。同样在这几年中,《新左派评论》是女权主义在70年代的重新发现和80年代著作的重新发现的先驱。这是一个创造性的时期。

40年之后,《新左派评论》形成期的环境已完全逝去。苏联集团消失了。社会主义已止于一种广泛传播的理想。马克思主义在左派文化中不再举足轻重。甚至工会主义也大大地瓦解了。可以说,这些变化之大尚未得到充分的表述。迫使《新左派评论》沉默的状况不可能持续下去。与《新左派评论》联系在一起的每一种时尚流派及其作者都勇敢地回应了1989年的悬疑。刊载的各种文本包括罗宾·布莱克本的《大崩溃以后的社会主义》、彼得·沃伦的《我们的后共产主义:卡尔·考茨基的遗产》、亚历山大·科克本的《黄金时代在美国》、弗雷德·哈利戴的《冷战的终结》、汤姆·奈恩的《民族主义诸层面》、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共产主义后的激进主义》、塔利克·阿利的《恐惧真相》等等。

然而,共产主义崩溃十年以后,世界已向前进,《新左派评论》重新启动的条件是对其今天状况的某种特定的、有计划的方式。过去10年最重要的方面是什么?它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新自由主义的事实上并无争议的加固和普遍的蔓延。这一点不曾得到普遍的预见。即使是在1989-1991那些年看待苏联阵营的解体,就是它的竞争对手也不是立刻就明白: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将横扫东西方的壁垒。许多东欧的不同政见者、西欧的进步人士、北美的保守党人,当时都预见了某种类型的全球版图的“重新平衡”——左派一旦从斯大林的残缺道德遗产中得到解脱,就将获得富有希望的再生;日本和芬兰的合作主义将提供比华尔街和纽约更优越的社会平等和经济效率。这些观点在当时并非个别人的信仰,并能够吸引知名的权威。直到1998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前作者们仍满怀希望地宣称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事实上,时代潮流已转向。五项内在联系的发展相当剧烈地改变了这一景观。

其一,美国资本主义以不可思议的八年繁荣再次响亮地宣示了它的首要地位。然而,华尔街资产价值的膨胀、私人家庭的债务负担、大规模的流通贸易赤字,美国贸易的潜在竞争地位几乎无疑得到了关键性的强化。

其二,通过联盟掌权的欧洲社会民主党跨界转向美国模式,他们为回应大陆范围缓慢的经济增长和高失业,往往大大超出先前的保守党执政,加速工业和社会服务的解除管制和私有化,

其三,日本资本主义陷入深刻的衰落,南韩由于不断上升的失业率,正逐步被迫服从解除管制标准。印度此刻第一次愿意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其四,全球市场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新俄国经济,虽然产品产量和生活期望值有可怕的倒退,但已不再激起公众的强烈反感。能够集中政权和私有化土地的、在公民投票体制下俄罗斯金融寡头的稳定化,目前处于繁荣期。

这些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变化,正在全球大行其道,已在丹尼尔·耶金和约瑟芬·斯坦尼斯劳热情的论述“掌握高度”中建立了规范。同时,还伴随着政治上和军事上两个附带的转变:

在意识形态上,新自由主义共识已在克林顿-布莱尔领导的“第三条道路”中建立了新支点。保证市场胜利的这一取胜配方是一副安慰剂,它不是攻击、而是维护那个鼓吹竞争和团结和谐一致的、有同情心的公共权威。现政府政策的坚固核心仍是进一步追随里根-撒切尔的遗产,采取他们的前辈都不敢颁布的措施:美国的福利改革,英国的学费。但现在这些政策正在被小心翼翼地用辅助性的让步和更软性的花言巧语包裹着。当前流行整个欧洲的这种结合的影响,将扼制激进右派前沿政党的战斗潜力,并更彻底地摧毁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对立面。清算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纪念尽善尽美的新政策,中左派政府缺一不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列宁的格言“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国家理想的政治外壳”修改为:“第三条道路”是今天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外壳。作为极端资本主义全球制度的最野心勃勃和最不妥协的理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一个人胆敢不是全球主义者今天就不能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号下,对美国世界霸权献上一曲厚颜无耻的赞歌,为克林顿主义进行无条件的辩护。相似的论调还有布莱尔的“伟大的成就在于将社会民主主义的公正价值观和撒切尔主义经济纲领的内容融合起来”。

最后,巴尔干战争以群集优势的外交演示结束了这个10年。与海湾战争的比较表明,从90年代初以来,“新世界秩序”已变得如此强大。以保护西方石油供应和一个封建王朝的名义,布什必须动员庞大的军队去推翻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以制止种族清洗的道德帝国主义的名义,克林顿没有用一兵一弹就靠轰炸迫使塞尔维亚人屈服;而成建制的俄国人不费吹灰之力成了作为援军的占领军。欧盟热衷于成为美国的新战友,加入巴尔干战后总体重建的目标。科索沃的胜利在这一意义上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和政治上的。它还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胜利,建立了华盛顿所确立的、关于人权干涉的新标准。资本主义整整20年的自由所创造的这个社会需要善心。联合武装行动提供了这种善心。

发达国家知识界的气氛及其蔓延扩张,反映了这些变化。即使大多数西方知识界实质上总是满足于现状,由于一个更不安稳的、更富于想像力的少数位于其右翼,在整个滑坡的80年代,中左派在大多数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存在。随着90年代政治景观的中性化,人们也将期望出现一个可接受的平等的调控。这个10年结束时,中性化已加速步伐。如果我们观察传统的、先前的社会主义左派的领域,对这一新组合的两类反应占了上风:

第一个反应是调整。资本主义在整体胜利之际,它使许多过去信仰它的人确信,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方方面面有益的社会制度。那些聚集在“第三条道路”下、无论是坚信不疑还是默认首肯的人,就是明证。表面上能够实现的一系列调整极为广泛。现实调整的深度则可以从如巴尔干战争那样的事件中看出来,北约的作用简直是理所当然,通过一系列在10年20年以前不可能梦想这么做的意见,就象政治普遍性常规需要的一部分。其潜台词是:资本主义胜局已定,我们必须用资本主义来维持我们的和平。

第二类反应最好能表述为一种抚慰。这里不存在任何无原则的调整,先前的各种理想并未被抛弃,也许重新得到了更坚定的确认。面对令人气馁的实力差距,存在着一种尝试和寻求美好背景的自然人类倾向——需要具有某些希望的信息,包括高估对抗进程的意义、探究有无聊潜能的不恰当的功能、培育对假想力量的错觉的癖好。我们左派大概无人能对这种诱惑免疫。任何一个政治运动不为拥护者提供某种感情抚慰就不可能生存下去,感情抚慰在失败时期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心理补偿的成分。但是,一份理论杂志的责任必须是对这个世界进行精确描述,无论它在道义上将承受什么。

《新左派评论》在这一形势下应当采取何种立场?我相信,它的总体方式应当是一种不妥协的现实主义。不妥协有两种含义:拒绝与现行制度的任何和解,反对任何一种遮遮掩掩地表述权力的虔诚和委婉。枯燥乏味的最高纲领主义不复再来。《新左派评论》永远应同情争取更好生活的斗争,无论它们的影响范围是多么有限。但是它可以支持任何当地的运动和有限的改革,而不伪装这些运动和改革能够改变这一制度的本质。它所能够和应当做的是,既不对该制度正转向稳定的进步方向的假象表示信任,也不维护急切要充当反动势力盾牌的遵奉者的神话。

对《新左派评论》打造鲜明的政治符号能力的检验应当是它如何经常能靠直言不讳静静地打动读者,而不是附和好意的假话或左派的自欺。今天最需要的是启蒙精神而不是福音派教义。

一个10年并不造就一个时代。新自由主义90年代强大的冲击也并非永恒实力的保障。以一种更长远的历史观点能够对这一时代进行更有希望的解读。这毕竟也是这样一个时期,苏哈托在印尼的独裁被推翻了,伊朗的宗教暴政削弱了,委内瑞拉贪污的寡头下台了,南非的种族隔离已终结,南韩各类军人及其文官傀儡政权已经下马,自由最终在东帝汶获胜。乐观主义观点将这些视作未来的萌芽,即在世界范围内构筑真正的民主化进程的、持续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最新行动,这一进程的成果我们现在可能还想像不到。由于世界范围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压力,另一观点不如说是指向性别等级制的总体式微,指向生态意识的增长,即使是那些最严酷的国家对此现在也必须表示郑重其事的尊重。所有这些看法的共同点在于暗示资本主义或许是不可战胜的,但却逐步证实它可以融解于、淡化于更深刻类型的平等、可持续能力和自我决定的汪洋之中。

即使如此,这些深度仍然深不可测。民主的传播作为对社会主义的替代,作为希望和要求,不是被它的后共产主义追随者的言论,而是被它自身在其资本主义故乡的掏空所挫败的:逐渐下降的的参选率,不断增长的金融腐败,濒临垂死的社会和解方式。总之,走强的不是来自下层的民主渴求,而是资本上层公共辩论和政治特色的窒息。民主制度的力量不在于压制,而在于化解和抵销;到目前为止,它沉着地应对着对它的更新的挑战。发达国家的女权主义和生态运动取得的胜利是真实的和受到欢迎的:这是后30年发达社会中人类进步最重要的成分。但也表明它们已被证实了的、可以与积累的常规和谐共处的特征。

这并不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其他力量已显示出对现状的更大程度的有效反抗。这一状况并非单一的经济变化或意识形态转折的结果。严酷的阶级斗争在英国象在美国那样被驯服曾是必然的。工人们即使在欧洲所受到的威胁更少一点,也仍是处处陷于守势。现实主义左派在今天的唯一出发点,是对历史性失败的清晰的历史定位。资本已可以理解地击退了对其统治的所有威胁,其权力的基础,首先是竞争的压力一直被社会主义运动所低估了。已把资本主义理论化为一种体系制度的右派教条坚守他们冥顽不化的力量;自我标榜激进的中派乔装改扮自己当前的真实意图。那些一贯笃信难以驾驭的自由市场价值和生产方式私有制的人中包括了许多知识实体的人。当下就有一批粉饰者和美容师,他们昨天还在惋惜他们今天不再过份矫饰的这个制度的丑恶。

对于左派,过去那个世纪的教程是拜马克思所教,其首要任务是以持续的运动介入资本主义这一生产和利润的复杂机器的现实发展。还不存在任何一种能与资本的实力较量的、现在才刚刚冒出地平线的集体力量。在当前能打破资本主义均势的唯一革命力量表现为科学进步本身时,我们及时地成为原创的动力织机,而这些生产力与马克思主义所确认的、社会主义运动当时还能生存下去的那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相去甚远。但是如果对于一种制度变化人的活力一再释放出来,这将是资本自身的代谢作用。我们无法逆转这一方向。唯有在这一制度演进中让另一制度分享这些秘密。

在意识形态上,目前形势的奇特在历史观中是突出的。从这场改革以来第一次,西方思想界不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对立,即制度性对抗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几乎也一样。不管坚持它所实行的什么界限,新自由主义作为一整套原则统治全球,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对于象《新左派评论》这样的杂志,这意味着左派文化中一次根本的断裂,因为如果它要在总体上更新自身的话。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点比与该评论原初的发展线索相对照更鲜明了。60年代人成长起来的那个完整的地平线实际上已被抹去——改良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的界标也在同等程度上被抹去了。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倍倍尔、伯恩施坦、卢森堡、考茨基、饶勒斯、卢卡奇、列宁、托洛茨基、葛兰西已成为象阿里乌派主教的名单一样遥远的名字。怎样重新编织上个世纪和这个世纪之间意义的线索,将是摆在任何严肃地使用“左派”术语的刊物面前最棘手、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对此没有什么指导性方针。

早期《新左派评论》的那些思想传统情况不妙。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集——科尔什、《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卢卡奇、萨特、阿尔都塞、德拉-沃尔佩学派的大部分著作都已在总循环中过时。生存得是最好的是最间接政治性的:基本上是战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选择派的本杰明。在国内,雷蒙德·威廉斯已不予置评,几乎和20年前非洲的赖特·米尔斯一样。多伊彻已杳无踪迹;米利班德的名字恍如隔世。

另一方面,思想史并非达尔文进程。重要的思想体系极少消失,即使它们曾有如此之多的形式已经过时。尽管已见不到任何具体的联系,这些传统的线索已持续地展示出显著的生机。可以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编史工作现已取得国际撰稿人地位,它的某些以往从不为人所知的东西,由于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它看起来很可能依然是对这个已逝世纪最有影响的独一无二的阐释)得到了极好的说明。直接传承于大陆马克思主义的杰姆逊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著作,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版本没有准确的复本。罗伯特·布伦奈尔提出了自二战、自乔万尼·阿利吉关于资本主义的演进在一个更长时间框架中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以来,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唯一的具体的经济学阐释。汤姆·奈恩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正引导着现代民族主义政治的双重解释的声音。瑞吉斯·德布雷则发展了当代媒体目前所提出的最系统的理论之一。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学领域、T·J·克拉克在视觉艺术、大卫·哈维在地理学的重建中,都是这些学科的中心人物。

无法把这些名字强制统一于单一规范。即使这些范围部分地属于左派文化框架的成果,它也是研究线索的创造性的释放和分化的表述。《新左派评论》应尊重这些线索,寻求体现这些蓍作内容彼此具有可以理解的联系的明朗前景。

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个更广泛的、少数甚至没有马克思主义渊源的知识分子圈子,它将自己定义为今天运动中松散的左派。以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领域为例,这个圈子将包括哈贝马斯、德里达、巴里;布罗代尔、曼、伦西门;斯蒂格里茨、森、达斯古普塔。当新自由主义霸权已变得更绝对之时,早先温和的思想家们现在也渐渐趋于激进化。但更有意思的是这类蓍作的许多共同特征:大胆的知识进取心、广博的学科综合力与政治领域自身的小心翼翼的结合——一种与韦伯、凯恩斯和罗素坚定热烈的学科领域迥然不同的东西。杜绝一切社会主义传统的连续性的后果,在这里显而易见。

相比之下,右派掌握着该时代直接政治建构的领域,如福山、布热津斯基、亨廷顿、耶金、勒特韦克、弗里德曼,已接二连三地提出了世界将往何处去、到何处止的流行观点。这恰恰是一批把独特的、有力的论文与流行的大众风格相结合,不是为学术阅读、而是为广大的国际公众而包装的写家。这种到目前为止实际上是美国人专有的、充满自信心的风格,在左派那里尚找不到任何对应的东西。在左派那里,“世界主义民主”、“人民的法律”等规范方案,充其量不过是有节制地或委婉地述说事物的现实过程,仍然是一种有缺陷的选择。在实力政治的相关关系发生变化之前,思想发展的平衡不可能发生极大的改变,只要西方不存在深刻的经济危机,这一均衡将大体上保持稳定。

这一文化景观与《新左派评论》早期繁荣时代几乎也没有多少相似性。三个主要变化限定了这一时期。第一个变化是,由于电视对以往一切交流形式的超越,以及随后技术上重复了同样转折的电子媒介的兴起,口头语言的主导地位已被视觉代码大规模地取代。这一模式当然受到已降临的后现代形式的充分确认。第二个变化是,后现代形式的另一特点——来自下层的异常的、狂暴的冲击力和上层的既定秩序之间的大部分紧张状态已得到缓冲,正如市场对待青年文化是以早期包容其先锋行动的同样方式将其僭用并制度化:而这是一个彻底得多的大众市场。其结果就是象杰克逊或乔丹那类偶像的商品神圣化。第三个变化是,雅俗体系的距离已趋于崩溃。其结果是一幅相辅相成的漫画,就象同一层面的两个焦点:皇家科学院在衰落;奥斯卡洋洋自得,明星和梦工厂成为劣质作品的正面形式。文学被奖金、出版预算卷入了同样的漩涡,生产出生态和后拉什迪。

《新左派评论》是对这一状况的批判。雅俗之间有活力的替代出现了两极分化,趋于把未知的一面纳入自己过度膨胀的话语中。因此,雅的形式已沦为哲学解构曲里拐弯的常规的牺牲品,而流行形式则已成为亚社会学类型的“文化研究”的竞技场。每一形式都源于50年代末到60年代蓍作的激进线索:霍格特和威廉斯在一面,巴塔伊和德里达在另一面。形式上说,这些各自的变体在很大程度上不断地把它们自己和左派相认同。他们统共所做到的往往不过是在蒙昧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进行选择,更糟的是二者的混合,表现出煽动蛊惑和政治冷漠之间不可思议的调和。

民粹主义有时被认为有进步潜能。典型的民粹主义者在今天意味着在选民、读者和观众之间伪造并不存在的条件的平等:玩世不恭的右派和道貌岸然的左派极易在此基础上弥合。伯明翰学派的所有后裔突然倒向非批判性地接受作为大众文化丰富源泉的市场。在这些情况下,《新左派评论》的作用应当服从于绝对地固守不妥协的方向。

在所有激进杂志中,张力状态总会存在于批判主义的两种形式之间,这两种形式同等必要然而显蓍有别。这些批判大体上有“先锋派”和“黑格尔派”的文化方式,前者承诺立桩划分积极的、即使是片面的、绝对必要的立场,后者则以更叙述性的调子解释一个更广阔舞台的历史和哲学的可理解性。这两种风格并不排他,《新左派评论》对双方都予以鼓励。对英语世界之外缺少注意和难于看到的最重要的导演们的待遇相比,对好莱坞和Elstree(美国一个与电影有关的著名网络服务公司——译者注)的最新的票房轰动作品的热烈追捧,是浪费《新左派评论》的空间。因为对过去大都会地区消极发展的反向抵销产生了一个相当大的文化胜利——边緣制片人在亚洲、非洲、中东、拉美成倍激增。这一点在西方被非常小心地掩盖着,应成为左派批判的一个重点。

当代英语界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是,由于好莱坞、CNN(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和Bookrism的霸权在过渡时期成指数增长,所以,尽管外语、文学和政治学比20年前在大中学校得到了远为广泛的学习,但最新版本的文化参考书即使是其顶尖的层面,通常也都是较狭隘的。看看当代刊物时尚的滑坡已足以表现这一矛盾。为保持其传统,《新左派评论》应当抵制这一悖谬。

在有其自定义和问题选择的政治学的首要地位之下,诸如经济学、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学科由于《新左派评论》的性质走到一起。该评论的规则内在地反映了它的组织重点,评论和重头文章一般处理当时的国际问题。《新左派评论》仍然是第一流的和最重要的政治刊物,外在于一切温和认同的和既定圈子的观点。左派需要一种“文化政治学”,但重中之重是开放自身的文化局限性。

过去时代的一个主要变化是左派知识分子普遍转入高楼深院。这一发展不仅是职业结构改变,而且是政治组织清空、出版社沉默、反文化受挫的结果,不可能马上逆转。这一发展带来了臭名昭著的、特有的不良成分。爱德华·赛义德最近已强烈地注意到这些成分中某些最坏的东西——会使马克思和莫里斯左派失语的写作标准。但是,纯学术化在其他方面也造成了危害:不必要的注释,文凭重于知识目标,反复引证权威,盲目引证,等等。无论是否得当,《新左派评论》的目标都是一份学术性的、但不是学院派的杂志。不象今天大多数学院派刊物,《新左派评论》不在文章末乱加注释,不借助二流水平的哈佛参考书,但是尊重页底脚注的经典的谦恭,如直接有助于读者的资料提示和对该文本的颠覆。它们在什么地方不可或缺,作者就可以直白地引用。但是,将不容许仅仅由于刊物自身的緣故扩散今天已经过多的屈从的瘟疫。左派对于写作至少也应像它的对手那样毫无冗长和紊乱,此事关乎荣誉。

《新左派评论》将以规范的书评栏目为特色,并鼓励争论性的交流。《新左派评论》在这一期实现了我们想做的改版。其中的论战,标准不是政治正确性,也不是语法分析,而是观点的原创性和活力。论争交流的价值应当厘清已麻木了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