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农民工的重新解读——评《中国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17

近年来有关农民工的著述很多,其中有些作品真实而深刻,在全社会引起了轰动。但令人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大部分属于社会学领域的著述,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的为数不多,而且研究中大多直接套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用刘易斯经典的“二元结构理论”解释农民工的形成和发展,这显然不能揭示中国农民工的特殊性。在任何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都会出现大规模农业劳动力向雇佣工人转变的过程,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这一转变过程在不同的国家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形式,农民工作为中国特殊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不同于英国的流民、美国的移民和解放了的黑奴,也不同于拉美的城市贫民,他们身上带有中国特殊国情和文化的烙印,用外国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和推断中国农民工的形成及其发展趋势。

近日读到杨思远的《中国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考察》,感觉耳目一新,作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国农民工的经济地位与作用、政治地位与作用和阶级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揭示了农民工作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过渡性阶级的特殊性,其鲜明的方法和切实的结论,对于我们认识农民工阶级自身以及他们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颇有借鉴意义。

“农民工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像候鸟,冬去春来;又像秋千,摇荡于城乡之间;他们具有二重身份,既是农民又是工人;他们不具有任何身份,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就他们自己来讲,现有的身份不明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他们也不知道;作为个体的农民工,每个人有自己的打算,作为一个阶级,他们还处于失语状态……”那么,如何对农民工这种双重身份,或者说身份与职业不统一这种特殊现象进行分析呢?如何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来揭示农民工产生的原因、他们的历史作用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呢?作者认为要研究农民工,必须秉承政治经济学的优良传统,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或许文革中残酷的阶级斗争令人余悸未消,或许立场鲜明的主义被认为有失市场经济的公允,总之,“忌谈阶级、不讲主义”是当前经济学研究中的潮流,人们在繁杂的数学公式中演算着经济,回避着阶级,模糊着主义,或者用一个充满中国人中庸智慧的词语“阶层”来避免刺激国人的神经。本书作者没有随逐于所谓的经济学主流,而是将研究方法重新回归于政治经济学所采用的阶级分析法。政治经济学是将蕴含在经济矛盾中的经济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并最终把这种经济关系把握为阶级关系,研究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政治经济学的传统。

当前农民工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存在,从数量上看,他们的总数超过2亿,以农户为单位形成的工农业二重收入显示了他们独特的经济生活方式,由二重收入支撑的廉价工资构成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二重收入和廉价工资的独特性,决定了他们独特的经济地位,表明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作为从农民中分裂出来的新兴阶级,农民工改变了农民植物般固定的生活形态和封闭的生活圈子,他们改造着自己,也改造着农村、农业和农民。作为工业劳动力的新成员,农民工是被雇佣者,受到各式雇主的剥削,在有些企业其受剥削的残酷程度不亚于马克思所描述的十九世纪英国悲惨的产业工人。同时,作为新式工人的农民工,又与传统的城市工人阶级产生了矛盾。因此,作者认为这些现实存在的阶级利益和阶级冲突是任何经济学研究都无法回避的,必须承认农民工阶级的存在,正视他们的利益所在,分析其演化的条件和趋势。

或许看到阶级分析一词,很多人会立即联想到暴力或动乱,然而作者质疑,难道认清阶级矛盾必然带来暴力或动乱吗?当一个阶级占有另一个阶级的劳动时,利益冲突必然存在,但不必然表现为暴力形式,因为这种占有是以一个阶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的地位为基础实现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不是去否认阶级矛盾和利益冲突,而是将阶级分析法发展为阶级整合法,即寻求冲突阶级间一致的根本利益所在。在保持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找到阶级对立的边线,随着阶级力量的消长不断调整政策以适应对立边线的位移。正是出于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更要对农民工的阶级状况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

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作者通过构筑一个完整的概念体系对农民工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与分析。文章以概念作为逻辑思维和文章架构的结点,从抽象到具体层层铺展,由综合考察到立体分析,再全面总结,既从静态的空间结构上分析了农民工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又从历史纵向上显示了农民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尤其是一些创新概念的提出,清晰准确地凸现了中国农民工的独特性。 概念的逐层展开使作者突破了单纯数学分析精确有余而深刻不足的缺陷,更富于敏锐的洞见力。概念是对矛盾本质的刻画,概念的规定、展开、改造和转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使概念不断接近、反映、真实再现经济矛盾的过程。作者构建的概念体系分为四个层次:农民是前导性概念;农民工是核心概念;在乡农民工、进城农民工、二重收入、廉价工资、再生产新图式、农民分化、新式工人阶级、小农阶级、末代农民等概念是主干概念;乡镇企业、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二元户籍制、实际职业、身份职业、工人阶级两重化、传统工人阶级、阶级整合、民工荒、过渡性阶级等为辅助概念。

首先,作者从总体上对农民工进行了分析。农民工是工业化中雇佣劳动者实际职业与农村户口赋予的身份职业(农业)不相一致而形成的独特的社会阶级。这种身份与职业的不一致,是职业变化快于身份变化的产物。从农民到工人,这是任何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转移的必然结果,但是在中国,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这种转移无法直接实现,因此出现了农民工这种过渡形式。作者进一步把农民工区分为在乡农民工和进城农民工,进城农民工是相对于在乡农民工的一种更高级的过渡形态,这样就构成了农民——在乡农民工——进城农民工——工人的演化序列。

然后,作者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分析了其过渡性特征。

在创新性概念中,“二重收入”的提出对于把握农民工的特殊性起着关键作用,二重收入即农民工同时具有农业收入和工资收入,它表明了农民工独特的经济地位和作用,是其成为阶级的条件,是其政治和文化状况的前提,也是其过渡性在经济上的表现。在社会上广泛关注农民工的低廉工资和恶劣生存环境时,作者指出正是二重收入导致了农民工的廉价工资。马克思认为工资包含三部分,即自身劳动力再生产、维持家庭生活和教育培训的费用。而作者发现,由于二重收入和技能简单,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基本上只包括再生产自身劳动力的费用,而养家的费用主要靠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农业收入获得,因此,农民工的工资极其低廉,低廉到仅仅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甚至导致被社会广泛认可的恩格尔系数被用来考查农民工的收入和消费关系时失灵。

二重收入是农民工发挥自己经济作用的基础,作者认为农民工在中国原有的农业和工业部门之外创立了一个新的社会生产部门——第Ⅲ部门。这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以轻工业为主的、以农民工为劳动力主体的、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的部门。正是由于第Ⅲ部门的出现,使整个国民经济的格局发生了变化,由工农业的二元结构变成了三元结构,为此,作者构造了再生产新图示,制作了中国经济表。不仅如此,这个部门的出现还改变了世界工厂的布局,将大量外资吸引到中国来。

从农民工的政治地位来看,农民工的出现引起了农民分化和工人阶级队伍的二重化。农民工从农民中分化出来成为产业工人的组成部分,因而在政治地位上上升为领导阶级,但职业的改变并为使他们脱离农民身份,他们和传统的城市工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权益落差。农民工没有工会组织,除了获得廉价工资的权利,基本上不享有任何其它权利。可以说,农民工的出现导致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两重化,农民工有一个向城市工人过渡的问题。

对于农民工的思想文化状况,作者认为经济与政治上的二元存在必然反映到社会意识中来,农民工中一方面是小农意识的遗存,另一方面是阶级意识的萌生。

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二重性统一体现在农民工身上,显示了农民工必然是一个过渡性阶级,无论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存在的时间是长时短,其分化演变的速度是快是慢,农民工都必然作为一个过渡性阶级存在于历史,因此农民工既作为末代农民存在,又作为新式工人存在。过渡性即意味着不稳定性,现实中,农民工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呢?农民工的发展有三种可能:退回到农民、突进到工人、停滞于农民工状态。对此作者做出了理性的判断,他认为一方面农民工大规模永久性地退回农民不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导致农民工身份不明的户籍制度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改变,农民工突进为工人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农民工很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滞留于这一过渡形态。但是,随着农民工阶级意识的觉醒和实力的不断壮大以及和谐社会的发展,农民工的境遇将不断改善,在作者眼中,从二零零四年以来持续未断的“民工荒”就是中国农民工一种特殊的罢工形式。

读完全书,你能体会到作者不是以一种高高在上充满怜悯的态度关注农民工,而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高度评价了农民工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坚信劳动者自身中蕴含着要求解放与发展的强大力量,“这是一个内部充满躁动的阶级,正是这种内在的不安定使这个阶级充满了蓬勃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