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妍:两种立场,各有归属:由《他的国》、《小时代》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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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80后”从“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青涩出炉,到近日在《人民文学》以文坛新锐身份整体亮相,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十年来,“80后”身份的暧昧不清始终是其最为尴尬的心病。其中,两位领军人物韩寒和郭敬明更是承载了各种光环包围中身份悬空的焦虑。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环境的演变,韩寒和郭敬明等“80后”日渐探得自己的立场归属。

就像人们一提起棉棉就会想起卫慧一样,人们总是很容易被将郭敬明与韩寒绑定在一起进行比较。尤其,有趣的是,不少年轻的“挺韩派”在“倒郭”的行动中更加推崇韩寒;不少“保郭派”在“贬韩”的过程里更加忠实于郭敬明。其实,客观地说,韩寒与郭敬明的区别不但不言而喻,而且关乎本质:韩寒从反叛现行教育体制出发,逐渐升级为反叛诸多权力体制;郭敬明不但不是反叛的“异端”,而且成为体制的“新宠”。虽然韩寒与郭敬明最初引起人们关注的起点,均是借助于“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个平台,但韩寒与郭敬明的写作立场从一开始就很不相同:韩寒在第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上以作文《杯中窥人》和长篇小说《三重门》率先发起了“80后”写作的反叛立场,郭敬明则借助“新概念作文大赛”第三、四届一等奖获奖作文《假如明天没有太阳》、《幻城》等作品了选取了另一条路径:“阳光”写作。而且,郭敬明的“阳光”写作是一个弹性十足的话语空间:“阳光”时刻与“忧伤”相伴,或者说他是在以“阳光”的方式书写“忧伤”。但无论怎么说,郭敬明的这一写作立场调整了“80后”写作立场向反叛倾斜的格局,让评论界和读者眼前一亮。此后,韩寒与郭敬明的作品似乎井水不犯河水,然而,彼此的故事模式、叙述立场却越来越形成一种搏弈关系。韩寒所写的故事模式反复讲述少年主人公对秩序的反叛,表现出对体制的批判性的质疑;郭敬明所写的故事模式则反复讲述少年主人公对秩序的认同,隐含了对体制的遵从。比较而言,韩寒的反叛写作高调地陷入悖论的“窄门”之中,而郭敬明的“阳光”写作则低调地进入到主流阵营。这种种踪迹,在他们新近出版的长篇《他的国》和《小时代》中,可见端倪。甚至,可以说,《他的国》和《小时代》,无论是对于作者本人,还是对于“80后”,都意味着一向暧昧的身份终于找到各自不同的归属:或者以反体制的方式承担现代作家的批判功能;或者以认同体制的方式进入主流文化秩序之中。

《他的国》是韩寒最新作品。据多家媒体介绍:对于这部新作,韩寒自称:“这是我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也许,这个评价,包含了媒体的宣传策略。但是,如果比较韩寒继《三重门》之后出版的其他作品《长安乱》、《一座城池》、《光荣日》等,应该承认,《他的国》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进一步说,《他的国》不仅以个人化的方式推进了韩寒小说一向倡导的反叛立场,而且以小说的形式担当了“80后”创作一向缺失的现实关怀意识。由此,赛车手韩寒,确立了一个当代中国作家的身份确证。固然,在韩寒及其“80后”作品中,《三重门》具有不可替代、不可重复的地位。其中青春经验的真切、人物形象的丰满、叙述语言的机智、峭拔,批判性立场的奠定,都表现出韩寒作为一位文学创作者的天赋和对现实问题的自觉思考。可是,作为一个叙述世界,《三重门》的主题过于明确,手法也显得单一。尤其,小说越是执拗于现实世界,往往越应该在意形式的设计。因此,《长安乱》暂时从现实世界中抽身而去,转向对虚拟世界的营造。只是在一个虚拟世界中想入非非,不是韩寒的强项。结果,无论实写成长故事,还是虚写武侠故事,都处于两头不讨好的境地。此种尴尬,韩寒应该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自知。很快,接下来的两部长篇《一座城池》和《太阳日》在叙述策略上做了大幅度的调整。《一座城池》和《太阳日》不再将虚拟世界作为主打对象,而是让现实世界在虚拟世界中复活。它们选取了“出走”“在路上”的现代小说叙事模式,让故事的人物冲杀到“全新的地方”,却又时时返顾那个出发的地方。遗憾的是,韩寒似乎辨析不清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边界,他所拼力打造的“全新的地方”不过是现实世界的挪移。即便小说调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也还是无法掩饰他一心难以二用的事实。原本以为能够借助虚拟世界释放自己的想象力,到头来却只落得新、旧世界两头空。就连韩寒小说最吸引人的招牌——韩寒语言,也因对语言的放纵而坠入到油滑的陷阱。到了《他的国》,虽然还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叙述世界与现实世界贴得过近的缺憾,但韩寒毕竟开始如职业作家那样有意识地约束小说的叙述节奏、语言,细节描写也更为耐心,结构比以往其他小说更为讲究。不仅如此,《他的国》还对市场经济背景下当代作家批判性写作的文化身份进行了探底。阅读《他的国》,我们似乎进入一个梦想的国度。青年主人公左小龙是一个处于飞翔状态的梦想者。他不仅喜欢骑着摩托车做英雄梦,而且梦想在雕塑园组建歌唱团,“把这个雕塑园搞得像一个小的国家一样”,自己当合唱团指挥。但是这个梦想的本质却与大多数“80后”沉湎于耽美的白日梦不同。大多数“80后”的白日梦拒绝对现实世界的关怀,而《他的国》则是以梦想的形式承担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在这部小说中,韩寒的批判目光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现行教育体制,而是扩展到当代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以及由此延展开来的现代性病症。韩寒在“现实”世界冷眼想象“梦想”的图景,又从“梦想”世界批判性地审视“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生存状态。小说一方面讥讽官场政治、资本强权、文化转轨、环境污染、人性裂变,另一方面关注当代中国人的根基丧失、家园失却、归属不定的虚无感和无根感。在尖刻的批判中蕴涵温情和道义。我们可能会觉得纳闷,为什么这位“80后”写作的反叛领军人物一不留神竟然成为地道的、正统的现代传统阵营中的写作者?以反叛体制的方式进入到传统的现代文学链条上,这是韩寒所难以逃离的现代性悖论。韩寒并非没有挣扎,《他的国》中的左小龙被爱与欲、传统与现代、绝望与希望等不同方向的力拉扯着,承受了诸种现代性伤痛。不过,在伤痛之中,韩寒依然没有如大多数“80后”那样丧失文学可贵的批判性,而是将现代文学所开创的批判性品质继承下来。只是,韩寒自成名后一直被大众文化所追捧,明星化的栖习与批判性作家的定位本身充满矛盾,取舍起来谈何容易?还有,韩寒火暴于粉丝文化,而“粉丝文化是一种与官方文化的许多机制相呼应的大众文化形式”( 约翰·费斯克:《粉都的文化经济》,见陶东风主编《粉丝文化读本》第7页。),作为受益人的韩寒如何确立自己批判的准星?当然,在大众文化铺天盖地的时代,即便鲁迅活着,除非封笔,也是想不火都不行,但是,鲁迅最可贵之处就是无所依傍,一生独战,而以这一点来要求韩寒,显然是过分的。可我们还是有理由追问:《他的国》之后,韩寒在批判性道路上究竟能走多远?我们需要试目以待。

郭敬明的《小时代》,较诸韩寒《他的国》,则是市场经济大盘震荡后另一种身份的探底。它意味着郭敬明所意欲打造的文化产业共同体的构想全面开花,由此确立了“80后”“文化新贵”的身份地位。

回想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初期,一副稚嫩模样的郭敬明实在低调得如同一位高中生,而随着时光的推移,当年那位“在感到寂寞的时候就仰望天空的小孩”( 郭敬明:《爱与痛的边缘》第3页,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9月第1版。),俨然变成了市场和文坛的双栖巨星。畅销书作家、文化公司老板、天娱传媒文学总监、长江文艺出版社副总、“文学之新”大赛评委、《岛》工作室监督和企划、《最小说》主编等等头衔,一并围绕着他,闪烁、耀眼,让人应接不暇,簇拥着这位身份多重的“80后”成功人士。对此,郭敬明美不胜收,如他在一次访谈中所说:“作家这个身份太小了。对于我整个人生的规划来说只是一个起点。”(陈万颖、王媛:《郭敬明:我早就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作家》,北青网,2008年12月19日07:31。)当然,要当“文化新贵”,首先要有出名的机会和平台。对于“80后”来说,最便捷的要算“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很快就捧红了一批。但郭敬明作为第三届、第四届一等奖获得者,为什么会后来者居上?固然是时势造明星,但也有郭敬明的勤奋加聪明。郭敬明不像韩寒那么高调地以反叛者自居,也不像韩寒那样竟然在反叛之途闯入现代传统文学的叙述营垒。要知道在一个以“群”灭“个”的历史文化中,在现代传统文学已经山峰林立的当下,韩寒式的反叛道路显然是一条险途。郭敬明宁愿低调地以退为进,依据当下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的需要,经营他的文学理念并付诸行动。阅读郭敬明作品,有一个核心的故事模式:成长中的少年主人公,拥有上天赐予的才情和财富,却不断遭遇动荡的磨难,其中不乏宿命和死亡。这些“一半明媚,一半忧伤”的故事除了抚慰年轻粉丝的心灵,还提供了郭敬明如何依据体制需要从“文学青年”晋级为“文化新贵”的踪迹,以及这种身份地位的改变所导致的“80后”文学理念、叙述方式的更新。2001年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爱与痛的边缘》,是郭敬明的第一本散文集,虽然仅发行10000册,但一位体制外的文学青年的表达欲求诚挚、动人。2003年1月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郭敬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幻城》,虽然在结构上接受了日本动漫《圣传》的影响,但因他尚未成为畅销书作家,梦想的凄美,语言的精致,从表达到倾诉的叙述手法的转换,都显示出一种令人惊叹的文学天赋。2003年12月出版的散文集《左手年华,右手倒影》,出版于郭敬明乍红之时,但大多是高三时写的旧文,沉淀了一位文学青年的沉静、伤痛和向往。然而,2003年11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装桢时尚、星味儿十足,身份大变、手法也大变,从倾诉到转述,致使陷入一场官司之中。2005年1月,郭敬明的长篇《1995—2005年夏至未至》在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力挺下出版。郭敬明借助小资少年优雅的忧郁症作品而继续打造他独有的品牌。小说竭力走出刚刚出道时的单纯又纯粹的忧伤,让爱、恨、眼泪、拥抱、繁盛、离散、死亡一同奔赴一个突兀的时刻。这种混杂的忧伤本来可以赚取读者的许多眼泪,可偏偏在疼痛将至未至时升腾起浮云、凤凰花、香樟树。真可谓一边疼痛、一边抚慰。2007年5月长江文艺出版集团推出了长篇小说《悲伤逆流成河》,不到一周,就销售百万册,此时的作者,虽然经历了官司风波,但市场体制的庇护和偶像派巨星的魔力,人气反而飚升,加上郭敬明熟稔煽情的秘籍、且在语言上花费了相当的心力,齐铭和易遥的恋情不知赚取了多少粉丝的泪水。不过,客观地说,郭敬明到《悲伤逆流成河》为止,既没有祛除现代传统文学的基本要素,也没有沿袭现代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故事是现代的故事、人物是现代的人物,但结构——这个现代小说最难处理的要素,却被娱乐化的方式所取代。

到了《小时代》,“文化新贵”加上人气巨星的身份已经没有必要再受制于现代传统小说的规训。应市场经济体制下消费主义的需要,《小时代》全新改版了现代传统小说中几乎所有安身立命的基本要素。这是《小时代》格外需要被关注的原因。或者说,我们需要关注《小时代》究竟触及到现代传统小说的哪些底线。先看文体。如果单纯依据字数而论,每部近四十万字、一共拟写五部的系列小说《小时代》可谓堪具诗史规模。《小时代》出场人物颇有阵容——除了“80后”一代,还出现了前辈人物形象;场面也集中了现代大都市上海的顶级豪华消费性场所,线索纷繁,但是阅读其内容,姑且不说不具备诗史的思想容量、历史深度,单说现代诗史小说的文体特征也被消解。正如“小时代”对应于“大时代”,反现代诗史小说就是《小时代》的文体。《小时代》围绕顾里、林潇、南湘、唐宛如四位同学、闺密的求职、恋爱,生发出上海新贵商业圈。每一章情节不断推进,但内容却选取了复制的方式。如果按照这种套路制作下去,以郭敬明的才华可以生产出N部。再看叙述方式。《小时代》实践的是降低阅读难度的“浅阅读”叙述方法。时间的倒叙如键盘回车那样易于操作,空间的转换如时下流行的肥皂剧换场那样便捷。这种时空的处理方式不仅与现代诗史小说有根本不同,而且与现代小说相比,也不太搭界,因为现代小说的叙述方式就是如何设计高难度的时空。与叙述方式相关,郭敬明作品最有杀伤力的语言,在《小时代》中也缺少了以往的精致和耐心。类似于“这是一个以光速往前发展的城市。旋转的物欲和蓬勃的生机,把城市变成地下迷宫般错综复杂。这是一个匕首般锋利的冷漠时代。”等等璀璨句子,大多是他人经验的转述;而类似于“他像是一枚难看的补丁,缝在上海物欲横流的精致街头”等等比喻,原本是郭敬明作品的招牌,也常常显得有些生硬和蹩脚。或许正是因为《小时代》1.0的语言泡沫沸腾,《人民文学》600号刊发的《小时代》2.0进行了再编辑。比较《小时代》1.0,《小时代》2.0的文字和结构精良许多,但也因此让人心生疑惑:整容后的版本是否失去了原貌?如果小说可以被如此大段删节,这个文本岂不成了注水的电视剧的脚本?最后再看叙述立场。小说对市场经济体制下消费主义潮流的认同和推崇,消解了现代小说的批判性立场,由此成为大众文化市场的消费对象。《小时代》的核心词不再是“明媚的忧伤”、“45度仰望天空”,而是“国际一线品牌”、“名车”、“豪宅”“文件”“讨价还价”、“心机”、“盈利率”、“商业价值”等语词,让人感觉不是在阅读文学作品,而是在接受一个新业态公司的总管培训。此外,当作者、叙述者和《小时代》中的新贵联手巩固并强化市场化时代残酷的竞争机制的时候,现代小说叙述立场的批判性也被消解,相反,为大牌明星郭敬明量身定作的广告倒是抢眼。不过,上述问题也许压根就构不成《小时代》的硬伤,反而隐含了郭敬明成功的秘籍。郭敬明借助《小时代》终于探得现代传统小说的底线,并越过底线打造“文化新贵”的梦想。在“80后”一代集中承受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压力的背景上,《小时代》以白日梦的形式满足了人性中意淫的需要。这样,尽管《小时代》对于粉丝读者没有任何承诺,但粉丝的眼睛在阅读过程中还是不禁泛绿飘红,阅读的快感油然产生。而且,郭敬明对年轻女性心理、特别是年轻女性粉丝心理有超好的体察力。而况,在大众文化时代,艾略特的火暴程度怎么会比得上刘德华?同样道理,现代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在读者的数量怎么会赶得上郭敬明?总之,郭敬明的《小时代》已经改变了现代传统文学的既定概念,也就难以用既定的现代传统文学的评论标准来评价;既然郭敬明早已不把自己当成作家,我们又如何能够用现代作家的标准来要求他呢?与韩寒小说越来越陷入现代传统小说的悖论不同,郭敬明与现代传统小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或者已经擦边而过。由此,随着市场化时代“文化新贵”身份的确立,这道“明媚的忧伤”逐渐由立场转换为姿态,也就不足为怪了。

1999-2009,十年之间,韩寒由反叛而“作家”,郭敬明因文学而“新贵”,这场戏剧性的转换向我们显示了转型期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变化和社会语境的复杂多变。我们看到市场经济的“自由市场”催生了“80后”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