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地下金库负责人肖林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1554

作者:周军、潘莹斌

摘自《文史博览》

上海浙江中路137弄1号是一幢五层楼旧房。底层是一家老字号的珍珠泉浴室。楼上在解放前曾有个“富川商号”,为四川商人在沪上开设,主要业务是采购上海商品运往四川销售。很少有人知道,1946前,中共设在上海的地下经济机构——华益公司,最先就是在这幢楼里开张的。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四川籍共产党员肖林和他的妻子王敏卿。

奉党的命令“下海”

肖林,原名肖本仁,四川江津县人。1936年起进入私营民生实业公司工作;同年在重庆参加救国会,并组织进步团体“人力社”,出版《人力周刊》,积极宣传抗日。“肖林”便是他常用的笔名。1939年,这位“共产党嫌疑”分子真的成了中共党员。

1941年3月,肖林见到了周恩来。当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日常开支,一靠国民党政府拨发的军饷,二靠宋庆龄等友好人士的支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拨款事实上已不能保证。随着物价上涨,开支不断增加,为了适应持久战的需要,开展地下经济工作已是势在必行。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周恩来当年的话语至今仍是那样清晰:“党的活动,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要有一定的经费开支。经费来源不能光靠拨款和支援,还得自己去开辟新路。当然,我们这里不能以延安的办法开荒种地、纺纱织布,而是要根据国统区的条件,开展我们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有公开的一面,同一般工商业者一样,合理合法,正当经营;又有秘密的一面,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是不公开的。做生意就是要赚钱,不要怕别人说你唯利是图。你赚的钱不是为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绝不能误事。”最后,周恩来一锤定音:此项秘密工作,党内由钱之光负责指挥,由肖林专职经营。

1941年4月,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商行在江津县开张,肖林出任经理,重庆设立分号,宜昌附近的三斗坪另设办事处。其主要业务是经营土纱、食糖、植物油等商品。1944年,恒源字号发展为大生公司,经营商品又增加了五金、木材、西药等种类。

曾经活跃于重庆报刊上的肖林,一变而成为生意人,周围的朋友很不理解,时有冷言冷语:“什么不好干,非要去干投机买卖!”肖林听了一笑置之。他无法解释,也无需解释,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是红岩村直接领导的共产党员。

急赴大上海

1946年5月初,一个身穿灰色中山装、面容消瘦的中年人走进了重庆林森路肖林的家。

“老肖,你准备一下,要离开重庆了。”来人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主任钱之光。

“干什么?”当时已担任大生公司经理的肖林忙问。

“国民党政府准备迁回南京,我党代表团也要到南京去,我们搞经济的同志也该转移阵地了。你先去上海摸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在南京碰头。”

钱之光告诉肖林,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商议决定,把公司办到上海去,由肖林和王敏卿负责。形势虽有变化,但地下经济工作的原则不变:“一是要赚钱,二是随要随付。”

肖林到上海,通过四川同乡的介绍,在珍珠泉浴室楼上的富川商行租住了房子,作为新的贸易公司的营业处。公司取名为“华益”,寓意“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华益公司办妥手续,取得合法经营权,于1946年8月正式开业。总公司设在上海,肖林任经理,重庆设分公司,王敏卿任经理。而后又在青岛、徐州、蚌埠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同年10月,王敏卿也来到上海,协助肖林工作。

暗运黄金货币

华益公司一开张,便从上海采购了大批日用工业品,由民生公司的轮船运往重庆,批发给当地的百货商店。谁先到货,谁就赚钱。肖林利用他在运输界的关系,捷足先登,获利颇多。

当时,山东解放区也在上海设有隐蔽的经济机构,将山东运来的花生油、粉丝、水果等委托十六铺地货行出售,然后买回解放区需要的布匹、药品等物资。而随船运到上海的黄金、美钞和一部分法币,却悄悄转送华益公司,由肖林负责处理。

原来,在山东解放区特定的经济制度下,缴获到手的黄金、美钞并无多大用处,法币更被人视若废纸。正在胶东领导经济工作的薛暮桥同志则认为,此地或为弃物,彼地即成宝物。“运到上海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其时,中共代表团正在上海积极开展工作,急需大笔活动经费。经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与山东解放区工商局秘密约定,一项暗运货币的计划便付诸实施了。

为了遮人耳目,黄金被装入盛花生油的油桶,到上海后才悄悄取出。美钞交予华益公司暂存备用,法币由肖林转交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黄金的处理稍微有些麻烦,因从山东运来的黄金,大都是一两一个的小元宝,有的还盖有“烟台”字样,在市面上交易容易引起警方的注意。于是,肖林找到了专做黄金生意的经纪人尤敏生,把那些小元宝改铸上海通行的10两金条。

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从上海撤退时,尚有三千多两黄金来不及转移。当时国民党军警已进驻周公馆,为了不让敌特发现这批黄金,身兼财务委员会书记的董必武当即决定,办事处成员每人套上马夹和腰袋,内装金条若干,随身带走。已过花甲之年的董必武以身作则,腰间也裹上了沉甸甸的金条。

巧寻“保护伞”

华益公司与山东的业务往来,出人意料地顺利。其间,有一个国民党将领无意中作了华益公司的“保护伞”。1946年,一家取名为“中兴”的公司在山东青岛开张营业。这家公司的后台老板,是驻守青岛的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他选了自己前妻的表弟王肇昌出任经理。说来也巧,这个来自重庆的王肇昌正是王敏卿的哥哥。

听说王敏卿和丈夫也在上海开公司,王肇昌专程赶赴上海,提出与华益公司联手合作,贩运山东的棉纱到上海抛售。肖林夫妇欣然同意,他们正需要利用这家有着军方背景的特殊公司。于是,“华益”在青岛设了分公司,王肇昌兼任经理,“中兴”也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肖林兼任经理。

中兴公司当然是个“官倒”公司。原来李弥在青岛负责接收日伪财产时,捞了一把,用这笔资金开了中兴公司。他是当地驻军,什么办法没有?他们可以用很低的官价从中纺公司购进棉纱,然后委托“华益”在上海按市价出售,这一进一出的差价至少有30%~40%。得到的利润,双方按投资比例分成,当时棉纱价格不断上涨,钱真是赚了不少。

中兴公司运往上海的棉纱是通过水路运输的。有一次,货物还未上船,就被青岛国民党政府扣留了,理由是发现有“投机倒把”嫌疑。王肇昌赶紧去找李弥,结果由当地驻军出面交涉,很快便解禁放行。从此以后,凡“中兴”运往上海的货物再也没有遇到麻烦。

金库的钱用在何处

肖林夫妇自“下海”始,就切断了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周公馆撤离后,他们只跟刘晓一人保持单线联络。这样,即使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肖林夫妇的真实身份也不会暴露。这是党组织的特殊安排。因为肖林夫妇掌握着地下金库的钥匙,他们的安全就是金库的安全。值得庆幸的是,华益公司在上海的3年中,国民党特务始终没有发觉近在眼皮底下并且十分兴旺的中共经贸活动。

华益公司赚来的钱,都用在哪些方面呢?众烈士的家属,需要抚恤;生活困难的党员家庭,需要补助;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一些处境窘迫的知名人士,也需要地下党组织给予照顾。1948年下半年起,随着解放战争的迅猛进展,中共中央已在筹备建国事宜。不断有民主人士从上海启程,转道香港,秘密前往大连,最后抵达解放了的北平。这一笔又一笔的路费,都要由党的地下金库来支付。

提取钱款的指令,有许多是从香港直接发出,用的就是那套只有肖林、刘恕才能看懂的密码。一接到这类特殊电报,就要按照指定地点,将钱款或支票如数送去,不能有误。神秘的送款人,往往是一位衣饰华丽的妇女,身后跟着一个17岁的小伙子。他们就是王敏卿和公司的年轻会计王凤祥。

1949年,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随着北方各大城市的相继解放,党的经济来源有了更多的保障,华益公司的使命事实上已经结束,上海除留下少量供日常开支的经费外,所有的流动资金全部都调往香港。

正当肖林、王敏卿准备前往香港时,人民解放军已越过长江天堑,占领了南京。肖林当即取消原定计划,和上海人民一道迎接解放。肖林进入军管会轻工业处穿上了军装,奉命接管国民党办的中纺公司,开始了保卫、建设新生政权的艰巨斗争。肖林等肩负特殊使命的“老板”,共为党筹措了多少经费,并没有明确统计。只知道,当“华益”等地下经济机构宣告结束时,向中共中央上交的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100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