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现代主义、现代性与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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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现代主义?——尽管络绎不绝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但是,各种阐释仍然没有一个尽头。这首先表明了西方文化对于现代主义的久久震惊。现代主义放肆地践踏传统,亵渎经典和大师,并且企图在文化废墟之上重铸一批面目怪异的语言产品。迄今为止,还是有许多人回不过神来:这一只横冲直撞的怪物从哪里跑出来?现代主义起源于什么时候?1880年,1910年,1915年,抑或是1900年?现代主义的内涵是什么?这种文化类型具有哪些特征?现代主义运动分解为几条线索,如何与现代社会互动?另外,现代主义结束了吗?现代主义是被大众抛弃了,还是意外地成为自己所鄙视的经典?显然,这一批问题极为复杂,视域的转换或者历史资料的积累将不断地修正既有的结论,甚至派生出另一些意想不到的线索。

显然,这一批问题的考察必须指向西方文化,指向现代主义的起源。尽管追根溯源通常被视为阐释现状的依据,但是,人们没有理由放弃另一个向度的考察——指向现代主义的发展,即现代主义的迁徙、移植以及异地繁衍。如果抛弃“起源幻觉”而将现代主义视为一粒文化种子,那么,那些漂洋过海的文学史故事一样引人入胜:现代主义如何投入欧洲之外的大陆,并且在异国他乡生长为另一种似曾相识的文化植物?

首先必须肯定,现代主义擅长国际性的文化社交。相当一部分文学的概念术语仅仅存活于本土文化而无法与异质话语通约。例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道”、“气”、“神韵”、“风骨”等范畴很难介入西方文化,与史诗、悲剧、浪漫主义或者结构主义相提并论。相反,“现代主义”似乎扮演了全球公民的角色。不长的时间内,它的理论之旅遍布不同的大陆,缔造出各种版本的现代主义文学。通常,理论之旅的终点可以看到某种奇异的化合。现代主义带有独特的文化基因——美学风格,主题,语言形式,文学和艺术观念,文化代码,如此等等。如何投入另一个文化圈,组织一批迥异的生活经验,成功地在文学领域注册,异国他乡的异质话语对于现代主义的接纳必须履行种种复杂的文化交接。因此,现代主义的顺利登陆和栖身通常表明,这个陌生的概念收到了访问邀请,并且赢得了异质文化的认可。历史曾经出现这种时刻:临近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各种传统景象开始了大规模的替换,沿袭已久的意识形态丧失了阐释的功效,僵化的社会话语体系面临彻底的清理。这种清理的往往造成了话语内部某些轴心部位的空缺,迫切征集一批新的重型概念再度承担阐释的使命。这常常可以解释现代主义乘虚而入的根本原因,尽管文学史提供的是种种不无偶然的形式和机遇。现代主义的登堂入室——而不是被拒之门外——表明,这个概念找到了与异质话语彼此衔接的理论交汇口。当然,穿过这个理论交汇口犹如穿过海关,欧洲现代主义的某些因素被扣压下来,至少被暂时冻结;同时,另一些因素赢得了特殊的重视,甚至放大和扩张。现代主义如何抵达中国的文化版图?以上的描述标出了简要的理论线路。

然而,这种描述可能引起重大的异议,尤其是在后殖民理论如此盛行的今天。许多人愿意指出一个重要的疏忽:欧洲现代主义与帝国主义、文化扩张主义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消失在理论视域之外?拥戴现代主义的激情悄悄解除了人们对于文化霸权的抗拒。如今,批评家已经发现,现代主义驳杂的形式实验隐含帝国主义对于当地人抗争的恐惧;现代主义充斥了法西斯主义、男性至上主义以及有色人种诽谤者;现代主义时常尾随经济掠夺的通道进入当地,美学上的“异国情调”成为掩盖侵略的烟雾弹;现代主义暗中挪用了“中国”的文化材料,但“中国”仅仅是想象的投射,并且被处理为片段的存在;总之,“许多中国作家将西方现代主义等同为现代性的符号和解除中国传统文化合法性的工具,从而使得中国现代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受虐性的自制行为。”对于现代主义包含的帝国主义结构无知和盲目,抽空了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容,察觉不到这个概念在权力结构之中位置和男性至上主义的假设,人们可能陷入西方文化的圈套。这是不可遗忘的历史教训:无所顾忌地援引西方文化作为思想资源,启蒙可能不知不觉地变质——“启蒙在很大程度上被符号化为反封建和拥护西方的代名词……对于启蒙思想家来说,批判封建主义和推进西化的紧迫性远远地超过了反抗和批判殖民统治的迫切需要”。

对于那些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化崇拜者,如此观点不啻于当头棒喝。后殖民理论恢复了“民族”范畴的衡量功效,开始犀利地分析隐藏于全球文化交往内部的压迫关系——分析那些脉脉含情的文化使者如何居心叵测,分析貌似开放的世界文化舞台如何屈从于不平等结构。然而,如同批评史屡屡显示的那样,犀利与盲视时常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民族”被视为评价文化交往的唯一范畴,那么,民族文化之间仅仅剩下了充满敌意的交锋:一切不同民族的文化交往均被敲上殖民或者被殖民的烙印,任何文化差异无不以压迫与对抗告终。这即是文化造就的全部关系吗?我宁可认为,这是一幅令人沮丧的、同时不太真实的图景。即使帝国主义曾经如此普遍地插手文化交往——即使如此之多貌似公平的文化交往潜伏了文化霸权的宰制,人们仍然有理由相信:美学或者学术的文化互动仍然包含了挣脱帝国主义控制的能量。丝毫察觉不到美学或者学术内部存在了抗拒权力的锋芒,人们肯定低估了文化的意义。无庸讳言,半殖民地的创伤性经历肯定增添了“民族”这个概念的理论重量,但是,断绝西方文化的所有交往既不是捍卫民族的良策,也不可能触动乃至瓦解现有的文化权力配置方案。

另一方面,如果“民族”成为评价文化交往的唯一范畴,人们不得不潜在地承认一个预设:民族是一个凝固的同质化整体。民族内部对抗民族外部成为唯一的内容。这时,民族内部的压迫和反抗消失了,这些压迫和反抗与民族外部的各种交错的联系也消失了。这是民族主义对于理论视野的压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显然无法认可这种历史判断。对于西方文化的扩张与帝国主义侵略之间的呼应,他们不可能懵然无知;相反,我宁可相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认为,打开民族文化的枷锁已经是当务之急。因此,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民族内部革故鼎新的冲动,并且企图借助西方文化的某种冲击相助一臂。“鲁迅等一批文化先锋一方面援引西方文化资源,一方面反抗西方文化殖民;一方面与传统文化决裂,一方面与民族国家认同。”尽管这种冒险犹如孤注一掷的背水之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上述两方面均已成为新型民族意识的组成部分。欧洲现代主义无疑被视为西方文化资源之一。即使后殖民理论揭示了现代主义的殖民主义血统,这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概念。一个民族通常存在鉴别、筛选、抵制和改造异族文化的机制。闭关锁国仅仅是一种消极的回避。很大程度上,解殖民的一个富有成效的策略即是,吸纳现代主义并且使之屈从于中国文化版图结构。考察现代主义如何介入民族内部的各种对话,这即是对于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实质性瓦解。“抛开了西方问题史结构,纳入独特的本土经验组织,这才可能证明中国版现代主义的诞生和文化殖民的破产。”

西方现代主义曾经两度集中造访中国。第一次造访的时间大约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茅盾称之为“新浪漫主义”。当时,现代主义毋宁是西方文化的使者之一。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组成了共同现代文化团队,猛烈地向文言文所象征的封建文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攻击。至少在造访的初期,现代主义不存在单独的美学使命,例如,打开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或者,展示某种颓废的生活气息。相对于庞大的、陈陈相因的古典文学,乡土文学、写实、象征主义或者新感觉派之间的内在分歧并未充分显露。现代主义脱颖而出继而销声匿迹,这是中国古典文学溃不成军之后发生的故事。旧的历史划上了句号,五四新文化运动开户了另一扇大门。多少有些意外的是,“科学”、“民主”的理想状况并未如期而至。相反,众多接踵而至的问题表明,“现代”的分娩伴随了剧烈的阵痛。启蒙与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精英与底层,个人与民族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本土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政党与独立精神,科学主义与人文理想,艺术、美学与政治,城市与乡村,女权与男性中心主义,诸如此类的矛盾纠结在一起,此起彼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话语场域。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各种观念的激烈角逐渐渐尘埃落定——革命话语终于占据了历史的高地。当“革命”一词的内涵被确认为阶级之间的搏斗之后,现代主义不得不退出了竞争。中国的文化版图之中,现实主义晋升为革命话语内部的文学主管。现实主义开始严格而全面地整肃文学领域的规范——从文学史描述、作家协会奉行的纲领、文学想象的来源到形式或者美学风格类型以及人物性格的解读。当然,古老的现实主义无法跟上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因此,清理或者改造乃是必要的补充。修缮一新的现实主义通常被冠以“革命”的定语——“革命现实主义”成为革命话语之中一个举足轻重的范畴,协调众多文学术语的有效运转。与此同时,现代主义与革命话语逐渐疏远,终于隐没在“资产阶级”和“颓废主义”两个标签背后。大约半个世纪左右,对于文学说来,现代主义仅仅是一个涵义不明的古怪概念。

现代主义的第二次造访已经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西方文化的解禁、文学的国际交往和全球视野、文学翻译的兴旺发达、学院对于文学经典的再认识以及作家不可遏止的独创意识,这些均是现代主义重返中国文化版图的条件。如果说,众多文学史已经记载了这些事件,那么,我更乐于考察的是,社会话语体系的巨大转折如何再度激活了文学领域的现代主义。的确,如同许多批评家所言,西方文化之中的现代主义已经进入博物馆,舞台中心的表演主角显然是后现代主义。所以,对于20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版图说来,迟到的现代主义无疑听到了某种强大的召唤。历史的震荡还在观念层面持续,革命话语开始出现裂缝甚至局部崩塌,另一套迥异的话语正在以潜移默化的形式进行大范围的递补。如此错综复杂的理论换防之中,现代主义突然发现了自己的位置。于是,这个概念打破了半个世纪的缄默而迅速地活跃起来,众多冻结多时的遗留命题开始在新的文化气氛之中重现江湖。显然,现代主义并未成为另一套话语体系的典范,可是,现代主义携带的众多命题成为一个绕不开的坚硬存在。

现今,具体地复述20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震荡肯定是多余的。考察社会话语体系的时候,我宁可提出三个关键词表明历史的巨大跨度:革命、启蒙和市场经济。不论如何考证“革命”一词的语义演变,人们对于大半个世纪的革命话语记忆犹新。首先,个人的叛逆精神是革命的显著特征——尤其是对于众多知识分子。他们多半将革命想象为一种浪漫的运动,想象为一种打破日常乏味生活的奇遇。然而,如果革命无法一蹴而就——如果革命进入漫长的相持阶段,那么,这些轻浮的幻觉必将遭到历史嘲笑。革命的纵深时常是血腥的,残酷的,令人惊恐的,艰苦卓绝的,充满了形形色色的暴力和牺牲。革命成为阶级和党派之间的殊死搏斗之后,个人自由必须最大限度地压缩。对于革命者说来,如果众多的个人不是凝聚为统一意志的强大集体,对抗统治阶级操纵的国家机器几乎是一句空话。集体主义的崛起是革命的必然。伟大的革命打破了历史的僵局,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并非平均地降落在每一个人身上。某些人可能充分地享受到革命的成果,另一些人或许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放弃生命。无论如何,衡量革命成功与否的单位不是个人,而是某种集体——例如党派,民族,国家,或者社会。这些集体承担革命收获的和失去的一切,至于个人的种种遭遇只能参照上述的历史背景酌情评价。因此,个人从属于集体几乎是革命之中不可动摇的铁律。即使革命成功之后,这条铁律仍然以体制的名义在新的政权机构再三重申。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革命话语时常存在两种矛盾的冲动:叛逆和服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种冲动无不得到了超常的发挥——尽管在许多时候,革命领袖已经成为“无产阶级”集体的化身。

许多知识分子将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形容为“启蒙”,相当大程度上针对的是“服从”。启蒙即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当康德的观点得到了再三的引用时,“个人”的意义获得了愈来愈多的认可。不言而喻,“个人”是思想史上一个著名的节点,各种理论脉络汇聚在这里,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然而,中国的文化版图之中,这个概念并未制造出多少理论波澜就拐向了经济领域。“经济个人主义”意味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意味的是自由贸易、竞争和私有财产制度。市场经济的蓝图之中,“个人”犹如驱动经济活动的引擎。从古典经济学之中的“经济人”假设到现今体制改革的各种设计,无视“个人”——尤其是个人的利益——是不可想象的。尽管源于革命话语的集体主义仍然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多数人已经习惯于启用“个人”这个范畴处理诸多经济事务。可以预计,二者之间的裂缝迟早要暴露出来。

革命、启蒙和市场经济的交替象征了社会话语体系的转换。一大批重要的历史事件正在成为这种转换的注释。相对地说,重启现代主义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节目。况且,许多人仅仅意识到现代主义对于现实主义的威胁,文学批评的局部争讼似乎没有资格与社会话语体系的转换联系起来。然而,人们至少要考虑到,现代主义抛弃现实主义的意图远非放行某些实验性的文学形式;现代主义试图抛弃的是现实主义所崇敬的历史——各种写实的笔触再现的历史,或者,各种典型性格带动的社会关系所代表的历史。将个人从纷繁的历史景象之中拯救出来——由于这个独异的主题,现代主义在社会话语体系的转换之际占据了令人瞩目的位置。

文学是不是正在打开所罗门的瓶子?现代主义释放出了一个尘封已久的、同时又令人尴尬的概念:个人主义。这个文学运动以古怪的形式将“个人”插入革命话语,从而顽强地揭示了盲点的存在。现代主义对于内心意识的局部放大证明了“个人”的不可化约。

这是现代主义带来的第一轮理论震荡。

革命如同一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强烈地震。一切传统的秩序短时间内发生了骤变。革命为历史带来了什么?这是许多思想家持续关注的问题。暴力形式或者不流血的政变,经济制度和政治权利,党派和阶级,不同的革命类型,激进地拥护、怯懦地回避或者站在保守主义立场地反对所有的动荡不安,任何一个分支都可能将人们带入理论的纵深。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不仅镌刻在民族记忆之中,同时逐步形成了一套革命话语。从革命的动力、主体、形式、策略到政治目标、动员机制、武装力量、组织纪律,革命话语体系业已成型,并且开始对一系列传统的观念进行清算。“个人主义”亦不例外。这个范畴遭到了革命话语的唾弃乃至严厉制裁,显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革命话语的隆重登场首先表明,曾经活跃于历史的另一些观念已经黯然失色——例如儒家的“内圣外王”之说。从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高尚道德修为形成的号召使个人与公共社会有效地衔接起来。相对于这种内/外的模式,达/穷构成了另一种模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当然,独善其身并不是超然世外,赎回一种自由的精神生活;相反,闲居江湖毋宁说是一种等待的姿态——等待朝廷的召唤。无论如何,满腹经纶和个人的抱负只能以朝廷为皈依。然而,进入封建社会末期,上述模式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儒家学说制定的正人君子形象与朽败的封建王朝共同埋葬在文化废墟之中,后继而来的革命话语依据的是另一批迥异的社会历史范畴。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儒家学说的覆盖。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儒家“将历史视为个体表现其道德成败的领域,这种观念消除了在史学著作之内追求历史解释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念与这种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是根本不同的。它对于历史发展的动力只有在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力量的相互作用中才能揭示出来的假定,改变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展现出一种对于历史解释的复杂性的全新的意识。”从超历史的道德概念转向社会经济结构,即是转向社会整体的认识。如果说,梁启超的“新民”、“群治”或者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企图实施某种精神文化的拯救方案,那么,马克思主义高瞻远瞩地指向了政治和经济制度。当然,许多人并不会忘记儒家学说与马克思主义交替之间的一些插曲。从章太炎到鲁迅、周作人,从陈独秀、胡适到李大钊,从“创造社”郁达夫等人的自传性抒情小说、郭沫若炽烈的《女神》到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个人主义曾经昙花一现。茅盾一度断言:“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尽管如此,历史没有给个人主义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轰轰烈烈的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主角,个人很快后退,消失在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之中。

形形色色零星的、小规模的革命运动往往具有自发性质。某些群体——例如学生,或者工人——由于若干具体的原因揭竿而起,爆发出种种激进的越轨言行。通常,这些群体是临时性的乌合之众,主宰他们的是一种强大的情绪而不是秘密的核心组织。愤怒,郁闷,叛逆的冲动,憧憬浪漫情节,青春期骚动,这些燃料可能迅速地耗尽。因此,这种革命常常在耀眼的闪光过后疾速地衰减。相对地说,整体性的社会革命必须深谋远虑地制订严密的战略规划。革命的机器一旦启动,所有的部件共同组成一个高速运转的系统。从政治纲领、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目标到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级组织构成,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巨大战役。《共产党宣言》宣称,整个社会已经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两大敌对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换言之,整体性的社会革命已经积聚了充足的能量,阶级之间的压迫和反抗提供了不竭的能量之源。这时,阶级共同体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个人。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那一批知识分子不必继续坚持一个桀骜不驯的个人形象。相反,他们心甘情愿地从属于阶级,这是不至于被甩出革命队伍的首要保证。

相对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或者社会学,文学对于个人主义远为热衷。独树一帜的美学风格,人物的个性,洞悉内心的幽微秘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如同恐惧瘟疫一般恐惧雷同,这一切无不增添了“个人”的理论分量。尽管如此,强大的革命话语仍然阻止文学盲目地尾随个人主义。20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的“革命文学”倡导之中,个人主义一开始即被列为打击目标。郭沫若以夸张的句式嘲讽了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文艺老早过去了,然而最丑猥的个人主义者,最丑猥的个人主义者的呻吟,依然还是在文艺市场上跋扈。”蒋光慈的《关于革命文学》花费了相当的篇幅论述了个人主义的没落和革命文学对于集体主义的响应:

我们的生活之中心,渐由个人主义趋向到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到了资本社会的现在,算是已经发展到了极度,然而同时集体主义也就开始了萌芽。……现代革命的倾向,就是要打破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社会制度,而创造一个比较光明的,平等的,以集体为中心的社会制度,革命的倾向是如此,同时在思想界方面,个人主义的理论也就很显然地消沉了。

……

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

与此同时,郁达夫、成仿吾、李初梨等人已经十分娴熟地使用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唯物辩证法、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使命这些概念,阶级、党派、社会成为理论的中轴。这时,“个人”犹如某种病态的、纤弱的、矫揉造作或者孤僻乖戾的社会弃儿。自从文学成为革命话语的组成部分,个人主义始终声名狼藉。“我们的文学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无论是耳熟能详的革命领袖指示还是新型的文学史论断,文学的激情和忠诚只能奉献给某种集体,个人主义不存在任何崭露头角的理论机会。不言而喻,个人主义并非等同于个人。无论是兴趣、性格、服装款式还是美学趣味、饮食嗜好,个人特征与个人主义之间存在距离。文学亦然。即使在严厉批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时候,列宁仍然表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尽管如此,这始终是一个处理不好的理论伤疤。个人与个人主义的距离普遍地遭到漠视。二者仿佛仅仅一步之遥。集体氛围无所不在,各种异于集体共同特征的言行几乎无法摆脱一个魔咒——小资产阶级。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止一次地将个人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相提并论。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三者几乎一体。从奇思异想、多愁善感、内向懦弱到维护个人的私密空间、标榜与众不同的装束或者追求小众化的生活目标、生活方式,这一切均可驱入小资产阶级领地。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含混同时又可耻的称号,以至于没有人敢于明目张胆地为“个人”争取什么。相当长的时间,“个人”及其意义遭到了全面的封杀。“大公无私”也罢,“斗私批修”也罢,“狠抓私字一闪念”也罢,这些口号时刻监视个人主义的风吹草动。尽管革命的初衷在于解放而不是压抑个人,但是,相当一部分的实践走向了反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意味了物质的贫困,而且极大地限制了个人的精神空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革命领袖描述的这种政治局面并未如期而至。由于无法登陆理论视域,“个人”这个问题似乎消失了——直至20世纪八十年代。

社会话语体系的转换是符号领域的某种壮观的迁徙。在我看来,历数三十年的各种历史事件并不能代替社会话语的盘点。如果将三十年的报纸语言输入计算机进行各种数据分析,人们可以清晰地描述社会话语的变异痕迹。某一个部落的词汇急剧地衰老,僵死;另一个部落的术语一涌而入,大范围地置换、增补。某些方面,二者之间的冲突、妥协或者拉锯迄今仍在持续。尽管革命话语逐渐松弛、软化,但是,解除个人主义禁忌的话题远未提上议事日程。不断地提示这个问题的存在,并且使之浮出水面的是文学。20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刘心武的《班主任》、尤其是《我爱每一片绿叶》开始触及所谓的“个性”,但是,浮嚣的气氛和游移的认识焦点只能浅尝辄止。事实上,这个问题搁置到了现代主义的介入——现代主义迂回地启动了隐藏于中国文化版图内部的某种渴求。这时,文学强烈地意识到,压抑多时的问题从来没有真正解决。

欧洲现代主义是一个概括性的称谓,这个称谓之下包含了诸多纷杂的文学派别。因此,为什么“意识流”——而不是别的什么——成为介入中国文化版图的先锋,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梅·弗里德曼引用了詹姆斯“把思想比做一股流水的概念和‘意识汇合’的观念”,认为意识流“是一种主要挖掘广泛的意识领域、一般是一个或几个人物的全部意识领域的小说。”尽管如此清晰的表述当时十分罕见,但是,一些作家“无师自通”的状态似乎表明,某种遥相呼应存在于双方之间。通常认为,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意识流”小说的始作俑者是王蒙。《夜的眼》、《春之声》、《布礼》、《蝴蝶》、《风筝飘带》这些小说都对“意识流”的叙述表示出试探性的兴趣。作为过渡阶段的产物,王蒙的“意识流”叙述仍然渴求革命话语的掩护。他再三声明与那些病态、变态、孤独的神秘主义或者非理性主义划清界限。在他看来,真正的革命话语必定深入到无意识。他将瞬间的感觉比拟为小槌子敲击内心的第一声:“如果作家是一个很有头脑、很有思想、很有阅历(生活经验)的人,如果革命的理论、先进的世界观对于他不是标签和口头禅,不是贴在脸上或臀部的膏药,而早已化为他的血肉,他的神经,他的五官和他的灵魂,那么,哪怕这第一声,也绝不是肤浅的和完全混乱完全破碎的。”

显然,这种观念与“意识流”的本义存在相当的距离。“我所说的意识流,是指模糊了理性与非理性、逻辑与非逻辑、直觉与机械之界线的那个表达区域”——阐述了“意识流”的基本内容并且涉及非理性、直觉、自由联想、无意识、内心独白之后,弗雷德里克·R·卡尔指出,“意识流”的核心是划分两种自我:“约定俗成的自我(社会的、外倾性的自我)与本质的自我(绝对属于个人的自我)之间的区别。”存在某种纯粹的、与社会关系无关的“自我”,而且,这种“自我”才是世界的本源——这个假设很大程度上来自弗洛伊德和柏格森。如何捕获这种称之为“内向性”或者“生命本身”的内容,弗雷德里克·R·卡尔寄望于“纯记忆”:“纯记忆是集中的、孤立的,在运动和感觉之外。它可以通过某一透视的、直觉的方式透入灵魂”。这被形容为“探索我性”。弗雷德里克·R·卡尔解释了“意识流”在这方面的意义:

意识流如果没有对自我的强调便不能存在,整个现代主义的发展都离不开它。现代生活的压力能造成自我的丧失,或用奥特加的话说,能导致自我的非人性化,因而也能引发出自我的反抗。这不是指自我的灭绝,而指它的表现性,意识流也许是最纯粹的自我表现形式。

即使现代主义迅速地成为时髦,但是,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如此露骨的个人主义仍然令人生畏。在我看来,主体问题的提出犹如这种观点的折衷。刘再复的主体观念将内心形容为“第二宇宙”,反复地认定“人的内在生命”,性格的“深不可测”,或者“灵魂的深”。在他心目中,灵魂的内部存在某种“深邃”的自我。这甚至带动了心理学的短暂繁荣。当然,当时主体观念并未在弗洛伊德到拉康的心理主义倾向上走多远。借用“心理”的意图毋宁是,切割出一个独立的空间抵抗纷杂的外部世界。相对于理论的期待,“意识流”小说的写作乏善可陈。《尤利西斯》式的巨著始终没有问世。或许,李陀的《七奶奶》包含了一个小小的突破——复杂的心理并非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专利。一个庸常的市民——一个琐碎的、保守的老妇竟然内心如沸。多少有些遗憾的是,批评家并未及时将《七奶奶》隐藏的尖锐问题提交理论前沿:是否真的有一个独立的、可以自我确证的灵魂游荡在种种交叉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外?

不论欧洲现代主义拥有多少庞杂的内容,个人主义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主题;“意识流”的脱颖而出可以证实,现代主义正在收缩到这个主题进入了中国文化版图——这表明了双方的兴趣共同点。文学流露的迹象似乎表明,社会话语体系到了再度面对“个人”的时候。

查阅20世纪八十年代的理论文献,个人主义并未成为争辩的焦点。霍布斯、哈耶克这些个人主义思想家的名字九十年代才姗姗来迟。个人是社会的本源和终极价值,社会和国家是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而存在的——普及个人主义的这些涵义已经到了“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激烈辩论之际。尽管八十年代文学没有正式谈论这个概念,但是,由于现代主义的后续震荡,“个人”试图顽强地拱出文学的地表。个人主义的种种征兆集中显现于文学形式与美学风格。因此,我将文学形式与美学风格的诸多饶有趣味的动向解释为个人主义的象征性表现——当然,只能是象征性的。

多数批评家公认,现代主义的第二次造访率先进驻诗的王国。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一批由象征、意象组织的晦涩诗歌——坊间形象地称之为“朦胧诗”——开始广泛流行。一个批评家为之概括的“新的美学原则”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些诗人“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他们仅仅“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显然,如此个人化的内容必须诉诸另一套文学形式。从心理波动、无意识、情绪的起伏到象征、隐喻、视角、变形、通感、跳跃的节奏和崭新的韵律,形式的各种实验企图聚焦个人,同时将外部事件和历史处理为模糊的背景资料。八十年代前期,小说叙述的各种探索无不围绕如何打破情节的束缚,增添内心的份量——这种状况持续至马原及其一批同道的出现。

20世纪八十年代盛行文学形式实验。许多批评家意识到,语言并非一个被动的工具;相反,语言魔方的变幻不断地制造文学奇观。然而,许多批评家未曾意识到,当时的语言兴趣来自两个冲突的源头。一个是以结构主义为中心的语言观念:主体并非先于语言存在,可以自由地驱使语言;相反,主体是语言的产物,是受制于语言结构的一个微小成分。另一个是表现论的语言观念:语言的各种组合来自奇异的内心。如此想象内心与文学语言的递进关系富有代表性:“……语感是文学创作主体的先天的内在机能,它外化为作品形式的底层结构——文学语言,而文学语言又按照一定的编配方式(即文学语言的语法)转换为作品形式的表层结构——作品的文学语言系统。”显而易见,大多数批评家持表现论语言观,他们不清楚甚至没有听说过结构主义的具体内容。语言的变幻植根于强大而又神秘的内心,这似乎天经地义。文学形式实验如此前卫,内心、无意识、主体如此前卫,二者不约地在“纯文学”的名义下汇聚起来。“纯文学”是一个迷人的概念,残雪的“纯文学”想象具有信徒般的虔诚:“‘纯’的文学用义无反顾地向内转的笔触将精神的层次一层又一层地描绘,牵引着人的感觉进入那玲珑剔透的结构,永不停息地向那古老混沌的人性的内核突进。”排除一切杂质而提炼出纯粹的文学,这种科学主义的理想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尤其是在饱经政治动乱的骚扰和惊吓之后。一些人寄望于试管中出现晶莹无瑕的语言,另一些人寄望于钻探出未经尘世污染的深度内心或者无意识,表现论的语言观念终于使之合二而一。语言、内心、“纯文学”三者的统一,显然是个人主义在文学领域制造的一个象征性事件。

“纯文学”有时又被称之为“雅文学”——相对于各种通俗文学。实验性的语言和内心如此个人化,以至于远远超出了芸芸众生的视野。这时,“雅文学”甩下了种种模式化的故事和众口一词的叙述,并且以高雅的姿态回击来自庸众“看不懂”的抱怨。你们读不懂,你们的孙子就能读懂——诸如此类的不逊言辞流露出明显的傲慢。文学史上的雅俗之别源远流长。然而,这个美学分歧之所以具有愈来愈大的政治意义,因为人们愈来愈多意识到:“雅”逐渐演变为美学风格对于个人主义的曲折致敬,

古代的“俗”和“雅”分别源于民间和文人两大系统。民间的神话、传说、歌谣显得简朴、清新、放肆泼辣;文人写作的小说、诗、词、曲显得精致、典雅、温柔敦厚。民间的渊源与文人改造的互动形成了文学史的良性循环。然而,20世纪上半叶开始,“俗”和“雅”无不卷入各种复杂的观念。尽管集体心理学对于大众内部隐藏的非理性疯狂提出了警告,但是,文化民主仍然是现代社会的强劲趋势。这个意义上,“俗”的范畴包含了多种文化指向。例如,五四时期的民间文学、平民文学、白话文学或者通俗文学存在微妙的差别。它们或者注重流传的范围,或者注重阅读者的身份,或者强调语言特征,或者强调市场流通的繁荣。与此同时,“雅”的范畴已经从古代的文人转移到现代知识分子,即相对于大众的启蒙者。如果说,个人主义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启蒙的内容之一,那么,个人主义也是革命话语非议知识分子群体的原因之一。这时,“雅”有意无意地带上了贬义——“雅”并非表明知识分子的精湛专业,而是表明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距离。对于文学说来,这种美学风格包含的个人主义潜藏了瓦解革命动员机制的危险。毛泽东说过,文学是革命动员大众的有力武器,负有“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责任。因此,“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相反,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沉溺于个人主义幻觉,他们能够为革命贡献什么?相当长的时间里,从“雅”、形式主义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心王国屡遭贬抑,个人主义显然是一个重要根源。

现代主义的粉墨登场同样是一个象征性信号:个人主义似乎开始某种程度地解禁。奇怪的是,这个动向并未产生多少震动。人们突然察觉到,经济领域的改革已经远远走到了前面——分配方式的集体平均主义正在废弃,取而代之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利益单位。然而,故事的有趣之处恰恰在这里:现代主义并没有对经济领域的“个人”表示赞赏,相反,现代主义再度以激进的姿态提出异议——这远非彻底的解放。

“个人”这个范畴如何深刻地卷入现代性内部的各种矛盾?这个问题的预示了现代主义带来的第二轮理论震荡。

现代性是启蒙话语的核心问题之一。一些人将革命形容为一场失败的历史实验,另一些人认为革命正在再度积蓄能量,然而,这是一个不至于引起异议的结论:启蒙话语已经卷土重来,而且,启蒙话语提出的现代性问题正在向理论和实践的诸多领域扩散。各种资料显示,现代性拥有极其庞杂的内涵。从世俗化、理性、自由经济到线性的时间观念、厚今薄古、民族国家以及复数的现代性,西方众多思想家的理论表述迄今仍然有增无减。显然,大众无法参预种种专业性的争辩,他们接受的通常是本土语言简化处理的通俗版本。中国文化版图之中,20世纪五四时期的“科学”、“民主”,六十年代“四个现代化”的设想——即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和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大致地标示出现代性的几个阶段性理解。船坚炮利、声光电化、核弹头的数量、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居民住宅面积、大学教育的普及程度以及家用电器的拥有率无不成为上述理解的注释。

文学曾经以“现代主义”的名义向现代性表示敬意。一些作家激动地将现代主义视为现代化的产物。20世纪八十年代重启现代化目标,他们兴致勃勃地打出现代主义的旗号挥戈助阵。相对地说,王富仁展开了远为开阔的理论视野——他的《中国现代主义论》力图呼应的是20世纪的启蒙话语与现代性。王富仁的聚焦点并非欧洲现代主义的源头,而是依据本土现代性清晰地划分出一个崭新的文学段落:“‘中国现代主义’是与‘中国古典主义’相对举的文学概念。……是把中国文学提高到现代性高度的文学,是体现着中国文学家对文学的现代性理解的文学,是表现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世界的感受和情绪的文学。”“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则是在对文学的现代性的一次性追求中产生的,是由各种不同的流派共同组成的新文学的整体。”在他的心目中,尽管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戴望舒、胡风、沈从文、老舍、张爱玲这些作家各擅胜场,但是,他们无不具有某种异于古代文人的现代气质。相对于没落的古典文学,“现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整体。这个概念沉寂了多年之后再度进入社会话语体系,成为众望所归的核心。这时,启蒙、现代性、市场经济几乎是一体的——现代性尚未遭到分解,尚未显示出内部的矛盾、张力乃至剧烈的冲突。

古典文学退场之后,现代性占据了前沿——同时逐渐显示出内在的分歧。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个性解放隐含了多向的个人主义,那么,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启蒙话语敦促文学集中到经济个人主义的范畴——尤其是集中考察物质的初步富裕如何卸下了奴性的精神枷锁。不论是何士光的《乡场上》、张一弓的《黑娃照相》、王润滋的《内当家》、叶文玲的《小溪九道湾》还是高晓声以陈奂生为主人公的一批小说,许多作家或显或隐地开始注视这个主题:个性、尊严和自由决不是单纯的精神范畴;没有起码的物质支持,个人的自主权利势必成为奢侈的空话。根据刘禾的考察,20世纪初个人主义的论辨多半聚焦于个人与民族国家、“大我”与“小我”这些理论问题。个人主义从种种抽象的思辨进入日常生活,从文学所擅长的情感和伦理领域进入一丝不苟的财政预算,这是已经启蒙话语的第二次兴起的时候。始于20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具有一个重要特征:经济活动之中的个人登上了广阔的社会舞台。个人的能力、业绩、资本与个人的收益成为正比,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架构。当然,市场经济运作的各种交往以及个人赢得的财产必须依赖一个稳定的保障制度,法律的后援不可或缺。从宪法对于个人财产的肯定到物权法的翔实条款,个人的权益和法律地位逐步清晰。这些描述多大意义上成为自由主义的理论肖像,这是一个有待争议的问题;我想指出的仅仅是这一点:如此的经济和法律环境制造出了个人主义的空间。艾伦·麦克法兰就是这么界定英格兰典型的个人主义者:“他们在地理和社会方面是高度流动的,在经济上是‘理性’的、市场导向的和贪婪攫取的,在亲属关系和社交生活中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虽然社会话语体系尚未如此简明的表述以上特征,但是,所有的人均可意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之下的个人主义已经是一个呼之欲出的概念。

有意地低估甚至无视市场经济对于个人的解放意义,这多少有些强词夺理。死气沉沉的局面终于结束,社会的各个层面均被彻底搅动了。即使是决堤而出的物欲或者缺乏节制的消费主义,人们仍然察觉到某种生气勃勃的内容。现今的文学就可以提供许多这个主题的证据。然而,文学的记录并不是到此为止。另一些意味深长的文学动向同时提供了某种令人不安的线索。例如,从蒋子龙气势如虹的《乔厂长上任记》到谈歌悲凉的《大厂》、曹征路激愤的《那儿》,二十来年的时间里还发生了什么?从柯云路充满锐气的《新星》到众多官场黑幕小说,这又表明了什么?市场的确赋予个人各种权益和自由,但是,预想的平等和解放并未真正实现。个人似乎陷入了另一个圈套。这是启蒙话语的可悲逆转——这是“启蒙辩证法”的一部分吗?

现代主义即是在这个时刻再度进入视野。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的叛臣逆子,现代主义曾经摆出了与市场、自由经济以及种种市侩主义格格不入的姿势。对于资产阶级竭力维护的社会秩序,现代主义的颓废、愤懑、阴郁和玩世不恭显然是一种放肆的亵渎。这是文学形式掩护之下的拒绝行为。这时,人们模糊地意识到,现代主义的“个人”存在强烈的美学破坏性——这种另类的形象与经济个人主义大相径庭。

当然,这时已经没有多少作家还在青睐现代主义。他们心目中,这个概念似乎过时了。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先锋小说”是一个更为盛行的称谓。尽管“先锋”在许多时候即是现代主义的别名——尽管“先锋小说”无疑包含了现代主义的形式馈赠,但是,惊世骇俗的锋芒已经减弱。对于马原之后那些热衷于“叙述圈套”的作家说来,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是另一个文学资源。至少在风格上,博尔赫斯式的优雅相当程度地折服了现代主义的不驯与讥讽。这似乎是智慧对于愤懑的劝慰。至于诗歌王国,北岛、江河、舒婷、食指这一代诗人功成名就之后,现代主义式的悲愤逐渐平息。后继的众多小型诗人社团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情绪。他们坦然地认同日常生活,甚至仅仅热衷于将诗歌名义召集的聚会改造成狂欢式的行为艺术。九十年代中期的“个人化写作”或者“私人写作”仿佛具有某种现代主义的渊源,然而,由于内涵的游移不明,这个口号尚未进入理论视域就早早地退场。人们毋宁说,现代主义的反抗意义是依附于现代性话题而重新浮现。许多时候,现代性话题表现为一个纷乱庞杂的理论场域。置身于众多概念的矩阵,批评家的兴趣以及辨识力超过了作家。中国文化版图内部,即使作家并未再度积聚起一个现代主义潮流,现代主义的挑战仍然在批评家的理论构图之中预演。

无庸讳言,现代性话题急剧升温的原因之一是,反思现代社会的成败得失。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的崛起迫使现代性的自我反思是西方文化的剧目,那么,中国文化版图之中,现代性的评价甚至直接影响到当下的各种公共决策。迄今为止,卷入现代性话题的许多重量级思想家均对这种观点表示赞同: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现代性模式。一种现代性源于启蒙话语,世俗化、工具理性、科学主义、大工业革命、民族国家的建立、科层制度、市场经济与全球化均是这种现代性的表征。相对地说,另一种现代性是审美的,文化的,这种现代性的首要特点即是对于前者的强烈批判。马泰·卡林内斯库将第一种现代性称之为“资产阶级现代性”。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精确计算时间,理性崇拜,抽象意义上的自由理想,这些均是现代观念史早期阶段的杰出传统;“相反,另一种现代性,将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自其浪漫派的开端即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极其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到自我流放。因此,……更能表明文化现代性的是它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以及它强烈的否定激情。”显而易见,现代主义从属于后一个阵营。从卡夫卡《变形记》之中的甲虫、加缪《局外人》那一张冷漠的面孔、《第二十二条军规》玩世的冷嘲到20世纪六十年代巴黎的学潮,现代主义拒绝与资产阶级现代性合作。

查尔斯·泰勒发现,“现代主义的作家和艺术家在反抗一个被技术统治的世界,反抗标准化,反抗社区的退化,反抗大众社会,反抗粗俗化”——总之,反抗工具理性侵占之后丑陋的世界。资产阶级现代性在许多方面形成了压抑性体系,包括对于个人的压抑。这是始料不及的后果。仅仅将个人主义局限于经济领域,这显然是一种枯燥的、充满铜臭味和时刻奉行丛林法则的现代性。按照史蒂文·卢克斯的观点,个人主义的内容远为丰富。经济个人主义之外还有政治个人主义、宗教个人主义、伦理个人主义、认识论个人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人的尊严和内在价值、人的自主性、隐私和自我发展无一不是个人主义的重要层面。当资产阶级现代性粗暴地以物质财富覆盖个人的多种维度时,纸醉金迷的幻象已经无法平息文学的骚动。于是,现代主义开始以刺眼的异端形式表现“个人”。阴郁,纵欲,迷乱,畸形,歇斯底里的爆发和无奈同时又不屑的讥刺,这些均是“个人”反击那个僵硬乏味的现代性社会时摆出的夸张姿态。

作为一种蔚为大观的文学运动,现代主义席卷全球。然而,反抗和批判的效果如何?显而易见,美学的震惊形成的冲击波肯定曾经使资产阶级深感不适。现代主义抛出如此颓废的“个人”形象与驰骋于市场的大亨、经理或者董事长相差太远了。尽管如此,事情很快有了转机。现代主义文学逐渐被核准为经典,继而荣升学院讲坛与美术馆的座上宾。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完善机制顺利地消化了现代主义的傲慢和冲动,并且使之变成价格不菲的商品。许多批评家对于西方文化之中现代主义的命运无比失望,似乎到了开启后现代主义想象力的时候了。

时过境迁,尽管现代主义逐渐成为陈迹,但是,阐释现代主义的理论框架仍然给许多理论家带来了灵感——尤其是分解多种现代性之间的复杂纠葛。例如,提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如同资产阶级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矛盾地并存,“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表明,这个空间的现代性类型还会增加。这个悖论式的概念来自汪晖的重磅论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在他看来,晚清以来众多思想家的共同特征是,一方面质疑资产阶级现代性,另一方面追求中国版的现代性。这注定是一个引起巨大争议的观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这么说并不夸张:这种观点成了20世纪九十年代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的导火索。

总结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时候,汪晖考察了三种“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当代改革的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尽管三者均对现代化的目标表示赞同,但是,如何实现现代化远未取得共识。汪晖认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新启蒙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他感到不满的是,“新启蒙主义”的批判性正在丧失。这种启蒙话语无法在“现代性危机”的意义上持续地批判资本主义市场,揭示全球垄断关系的形成,并且严肃地评估“反现代的现代性理论”和中国革命隐含的合理初衷。

开阔的历史视域、涉及的问题数量和观点的尖锐性,这些都是争议久久无法平息的原因。汪晖反复强调,必须抛弃传统/现代这种纵向的线性历史图景——必须在横向的现代性结构框架之中分析多种现代性的冲突。因此,他明确地反对将“反现代的现代性理论”内部派生的专制主义叙述为“传统的和封建主义的历史遗存”。这种“隐喻”显然将革命置于现代性结构之外,形同没落封建主义的回光返照。退缩到僵化的封建主义躯壳里面盲目地拒绝资本主义文明,如此没有生命力的革命走不了多远。事实上,中国的革命曾经彻底地涤荡市场体制以及意识形态,这是由现代性内部演变出来的先锋意识——资产阶级现代性愈演愈烈的不平等迟早会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

可以预料,这必定是一个分歧的焦点。马克思主义学说终于成为共产党的纲领,这决定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现代性质——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不可能提出批判资本主义的任务。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坚持认为,农民革命的思想观念以及动员、组织方式,夺取政权之后的各种口号、仪式和行政权力的分配机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形形色色的现代迷信与领袖崇拜,封建主义的遗迹仍然比比皆是。如果封建主义成分占有的比重达到相当的程度,革命的现代性质必然受损。然而,这仅仅是争论的一个方面。我更为关注的毋宁是,“反现代的现代理论”是否也可能隐藏了某些重大的盲点——即使是在现代性的结构框架之内?汪晖已经提到了“反现代”实践之中出现的诸种问题:轻视形式化法律,推重绝对平等,剥夺个人政治自主权等待等,尽管他没有详细地阐述这些问题的深刻原因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无论如何,这些问题并非偶然的技术失误。重返文学领域,当“反现代的现代理论”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的纲领时,这些问题必将因为具体化而充分暴露出来。

迄今为止,唐小兵和李杨可以视为这种文学史叙述范式的代表人物,尽管还有一些批评家持有相似的观点。李杨自述《抗争宿命之路》一书主旨的《跋》即是以“‘反现代’的‘现代’意义”为题,唐小兵在《再解读》的代导言《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之中将延安的大众文艺形容为“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文化运动”。唐小兵的现代性空间共时地包含了“通俗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和“大众文艺”。三者之间,大众文艺的“反现代”性质在于摒弃通俗文学的市场逻辑和现代主义的个人化政治。这种想象力图提供解读和阐释的另一个支点。由于这个命题的肯定,启蒙话语“重写文学史”之中遭受贬抑的一批作品恢复了名誉——从《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到《暴风骤雨》、《创业史》乃至六七十年代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然而,许多人首先感到不适的是,这个新颖概念主持的文本解读会不会游离于文本的生产环境,尤其是掩盖了文本所依附的文化体制拥有何种权力等级?唐小兵曾经引用了诗人严辰的描述论证延安当时的氛围:脱离革命大众集体的作品必将遭到严厉谴责;至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贸然非议一部“革命样板戏”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反现代’的‘现代’意义”如何评价这种文学史奇观?然而,我宁回避如此尖锐的交锋而将话题修改得温和一些:如果没有权力机制的护佑,这个命题的褒奖又能多大程度地保证这些作品顽强地踞守于经典名单之中,迄今仍然赢得了再三的关注?这些作品会不会太简单了——尤其是在现代主义业已揭示了如此复杂的人物内心之后?

重提现代主义的意图决不是将这种文学派别标榜为十全十美。正如许多批评家意识到的那样,现代主义文学通常缺乏政治经济学的维度。斑斓的内心,膨胀的感觉,孤独和怀疑,无奈和荒谬,种种印象重重叠叠,心理主义的本质化极大地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分析。人们找不到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后继范畴——例如阶级,民族,社会制度或者历史。这是现代主义的软肋。很难想象,那些歇斯底里的情绪如何与坚固的制度体系抗衡。相对地说,政治经济学的维度是现实主义的擅长——恩格斯曾经因此而屡屡称道现实主义。然而,如果仅仅剩下了政治经济学,如果仅仅将人物塞入阶级、民族或者社会制度事先设计好的槽模,这肯定曲解了现实主义。“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似乎有意为之。唐小兵援引周扬的话说,大众文艺情愿放弃“复杂性格心理的描写,琐细情节的描写”。总之,革命、集体和一览无余的形式即是“反现代的现代先锋”的注脚。革命是阶级与社会制度之间的事情,个人无足轻重。蔑视感受、蔑视细节、蔑视心理毋宁说蔑视个人的独特性。因此,弗·詹明信的观感并不奇怪: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只有“我们”而没有“我”,一切都是所谓的“民族寓言”。

这意味了个人的再度消失——在文学之中消失。这是革命必须偿付的代价吗?或许,事实展示了相反的另一面。按照娜塔丽·萨洛特的形容,现代主义的人物具有“稠液”般的心理。人们惊讶地从中发现,强大的压抑体系已经密集地织入日常的每一瞬间,沉淀于感觉末梢。如果不是将经济决定论夸张到极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非一切压抑均溯源于生产方式。因此,真正的解放不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学范畴。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革命仅仅是开始,而不是终结。解放如何抵达全部生活细节,个人是极为重要的衡量单位。这时,个人主义的意义终于纳入了革命的视域。人们甚至可以估计这种复杂的状况:即使在不平等的制度之中,个人的某些局部反抗仍然有效——某种“嵌入式”的反抗。

毋庸置疑,现代主义不可能提供反抗的标准答案。现代主义告知普遍地存在一个被压抑的“自我”,这个意图成功了;现代主义试图讲述“自我”的本质,这个设想失败了。现代主义的最大意义在于,介入现代性结构框架内部的复杂对话:资产阶级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或者“反现代的现代性”。迄今为止,尽管每一种观念都拥有自己的理论谱系,但是,我仍然怀疑,“左”与“右”的二元对立还有足够的活力。我宁可期待复杂的对话产生某种新型的可能。社会话语体系是否可能重组一切积极因素,同时启动某种“广谱”的批判?如果理论包含了幻想的权利,现在或许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