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维颖:评曹征路长篇小说《问苍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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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中篇小说《豆选事件》“认识”了作家曹征路的。我想象:这位老兄一定生得膀大腰圆,剑眉星目,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是个典型的美男子。于是我便寻思:如果我是个美眉,一定要不远千里去会会他。为啥?因为我对中国人中的“大丈夫”一向心有专仪,而对中国文人中的“大丈夫”则更是情有独钟。要说当今中国,你若要寻觅专擅阿谀逢迎溜须拍马的小人,闭上双眼也能一摸一大把。但若要真找几个“大丈夫”,恐怕就得明察暗访一些日子了。不过,在我知道的作家朋友中,这类“大丈夫”还是不乏其人。曹征路就算一个。曹征路不同一般作家之处在于:他总是能从万花筒般的大千世界中“慧眼识珠”,及时捕捉那些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大众权益的人事加以艺术的点染,令读者于浑浑噩噩中醍醐灌顶,于畏畏葸葸中昂首挺胸。窃以为当代中国文学固然需要雪月空明的静穆,卿卿我我的浪漫,但首先需要的是这种“大丈夫”文学。

《问苍茫》和《豆选事件》一样,都是这样的作品。小说以深圳市“幸福村”及其所属宝岛电子有限公司等企业经济运作、文化衰变(这里不用“演变”而以“衰变”名之,皆因在笔者看来,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正在渐变而衰)、政治异化的感性描述为舞台,推出了一批令读者耳目一新却又耳熟能详的人物,将歌舞升平繁荣兴旺之下的血腥污秽揭示出来,是新时期以来(甚至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部正面描写、真实再现劳资冲突的小说。评论家贺绍俊将这部小说称为“新世纪的《子夜》”,孟繁华称之为30年改革开放以来“没有被叙述的历史”,也即与“30年辉煌历史”“同时在发生”的另一部历史。我以为二位的说法一点不为过。

当然,这样的写作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长期以来,文学界一说起“底层文学”来,就总是难免想到“粗制滥造”之类的词语来,仿佛“文学”这位高雅的女士只要一沾染“底层”的汗腥味儿就必然“粗俗”、“粗糙”了似的。仿佛只有用高官的口涎大款的银纸贵妇人的香水阔小姐的脂粉味儿熏染过的文字才配称“文学”。然而中国文学的现实发展却一再告诉我们,远离或弃绝那“汗腥味儿”,就意味着文学身患“营养不良症”,于是犬儒主义(我们这里的“犬儒主义”是远逊于当日苏格拉底的高足安提斯泰尼的、后极权时代的、以无信仰、无厘头、取悦权势、搞笑为主要特征的犬儒主义)、软骨症、嗜睡症、情色迷狂症之类就成为我们当今文学最时髦最受人青睐的上好货色。

如前所述,《问苍茫》的成功首在人物塑造。整部小说读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少说也有六七个。按照他们在故事中所扮角色,大致可分六类。一是老板类。他们以幸福开发总公司董事长文念祖、宝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徐钰仪(又称陈太)为代表。二是书记类。他们以宝岛电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常来临为代表。三是政府干部类,他们以何子纲为代表。四是知识分子类。他们以大学教授辞职来深的赵子尧和刚刚走出大学校门不久的马阳明为代表。五是劳工类,以柳叶叶、张毛妹、唐源为代表。在上述各类人物中,我以为尤以书记类、知识分子类和劳工类人物最是内涵深邃,经嚼耐品。

作为一个有着4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读着这部小说,我如芒刺在背,惶愧无已。读过这部小说,那个年轻的工人领袖唐源对赵子尧说过的一段话总是在我的耳畔回响。唐源说:“赵教授我有个问题想不通哎,从前没有多少工人的时候,天天都在喊工人阶级,劳工神圣,咱们工人有力量!现在广东省就有几千万工人,怎么听不到工人阶级四个字了?我们是啥子人?是打工仔,是农民工,是外来劳务工,是来深建设者,就是不叫工人!”赵子尧从前的学生何子纲(现为深圳市劳动局干部,是个一心在官商间钻营的投机分子),眼见得初来乍到深圳的他的老师身上还保有些许纯真时,便以“烟头点着赵子尧鼻子”教训这个老夫子:“……广东话不识做懂不懂?你这就叫不识做。你怎么迂腐到这种程度了?我都懒得跟你说了,你趁早回去教书去吧。你到深圳干吗来了?当家做主人来了?”又说:“老是揣着个主人翁情结,事业事业!你怎么能有单独的事业呢?你的事业就是文念祖的事业,也是我的事业。你没有单独的事业。什么时候文念祖高兴了,给你一个公司玩玩,你就有事业了。也就是说,你有钱你就有事业,你没钱你就没事业。这么简单的道理到今天还悟不透?时代变了,赵学尧同志,这个时代需要老板,需要打工仔,就是不需要主人翁!你是一根毛,必须附在老板这张皮上。你这个同志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可悲的是:在现今中国,除过小说中说到的如深圳一般已经形成的那个“食利者阶层”,那些昧着良心说瞎话的人,几乎没有人认为唐源和这位何子纲“殊途同归”的话不是击中了我们要害的!曾几何时,柳叶叶、张毛妹们仅仅为了离开那个贫穷落后的山沟沟而到深圳这个据说是“人间天堂”的都市去当一个打工仔,就得心甘情愿先让负责招工的厂方代表马阳明、县劳动局长,以及我们党的“书记”(名义上招工一事的总领导)常来临“开处”,而且是村长老爹和乡长负责送人到宾馆预先安排到大人先生们的房间里去的。这种对平民大众的污辱糟践真是亘古所未有。不错,就常来临“这一个”来说,他还是有一定自律意识的。在参与“开处”的几个“上级领导”中大约只有他“手下留情”了,没想到这倒成了后来他屡受诽谤讥笑的由头。“假如你要做人,/一定要做坏人,/千万不要做好人——/搂着你的妹妹,/摇着你的棒槌,/一、条、大、道、黑!”“听”着马阳明们在酒席宴上唱出的这首歌,这首真实表达了他们心声的歌,这首唱出了我们时代“新”时尚的歌,我羞得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大约正因了常来临的那一个“手下留情”,纯真如柳叶叶的女工们将他当圣人崇拜了,后来,那崇拜竟至发展为深深的爱恋。公允地说来,常来临在我们党的领导干部中,还算正派的一类。当宝岛电子有限公司工人因反对资方钻“劳动法”空子,“试用期”满就解雇工人,永远只使用“试用期”工人,以榨取工人血汗的作法(试用期工人每月只挣200元左右工资,没有任何福利奖金)而举行第一次罢工时,常来临挺身而出说服资方放弃这一作法,同时做工人工作,及时恢复正常生产秩序。那时的他,心中还真是想着工人权益的。当他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工人无限期无代价地为陈太的弟弟提供新鲜血源时,还不能说没有进一步融洽劳资关系的考虑。但在他的潜意识中,却是始终有着一个致命的错误的。这个错误即:我们社会的主人,早已不是劳工大众,甚至也不是他自己,而是有钱人,是有钱人与权力结合生出的一个怪胎。他不是资本的占有者,所以他需不择手段掌握权力,以便获得与资本交媾,跻身于社会主人的行列。至于劳动者,他们永远只配作那个怪胎的奴仆。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错误,他的一切冠冕堂皇的言辞便都变成对劳动者的欺骗。当劳资双方发生利益冲突,特别是当这种冲突处于白热化趋势时,他便总是毫不犹豫站在资方一边。即如宝岛电子有限公司发生火灾,张毛妹等工人被烧成重伤,理所当然索取赔偿时,他便不遗余力协助资方制造伪证,不惜昧着良心颠倒黑白诬蔑诽谤工人,以逃避罪责。当新的工潮被激发时,他又挖空心思密谋策划,以威胁利诱手段分化瓦解工人队伍。在欺骗无济于事时,就动用专政机器,施之以暴力镇压。在这里,“维权”与“维稳”的实质都是“维权”。只不过所谓“维稳”,“维”的不是劳动者的权益,而是那个怪胎的权益罢了。我想起小说中那位送柳叶叶等去宾馆“开处”的村长老爹说过的一句话:世道变了,真个是变了!这个“变”,常来临之流自是功不可没。值得注意的是,像宝岛电子有限公司一类外资企业到底有无中共党员,有多少,作品并未交待,在这样一个单位为什么要设立一个“书记”的位子呢?小说是这样追本溯源的:

……幸福村是市里最早的开发区,外资企业比较多,劳资矛盾自然也比较多,特别是这些台商和日商的企业里,一般每年总要闹几回。幸福村开发总公司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公司既是政府又是企业,既要保护投资环境,又要维持正常秩序,通常的做法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而已。可这一年春节,市委来慰问外资的座谈会上出了个怪事,从前经常提抗议的一家日本企业老板叫小岛,这回不提抗议了,小岛不但没意见了反而对市委提了个要求,要求在他的公司里建立党支部。市委挺纳闷,回答回去研究研究,一研究就研究出门道来:原来他们公司请了个书记老王。老王在原单位倒闭之后一直没法安排工作,后来经亲戚介绍进了这家日本公司。小岛问:你会做什么?老王说:我以前是搞管理的。小岛问:你怎么管?老王说:我专门做思想工作的。小岛问:思想怎么能做呢?老王说:反正我能让工人不闹事就是了。原来老王在每个小单位里都安排了两个小组长,每个小组长每天都要单独向他汇报小组里工人的情况,哪个工人有什么想法一般他都能提前知道,该安抚的安抚,该除名的除名,这样工人就闹不起来了。另外,工人也可以揭发小组长,小组长之间也互相揭发,表现好的还给他们发红包,时间一长,个个都叫他管得笔直。小岛说,雇一个书记比雇保安成本低多了。这个经验一出,其他的公司也都觉得好,陈太当场就表示,文总你也要给我们雇一个书记来。市委组织部经过研究认为,外资企业希望在他们的企业中建立党支部,说明党的威信空前提高了,应该满足他们。这样同时也十分意外地为本市解决了一大批干部不好安排的老大难问题,岂不皆大欢喜?

上述一段话至少透露出了四个方面的信息:一,所谓书记们擅长做的“思想工作”,不过是卑劣的特务手段罢了;二,资方想在企业内部设置“书记”的位子不过是对这些“书记”们的利用,利用他们做“保安”。不是对付小偷小摸的“保安”,而是对付工人维权活动的“保安”;三,市委组织部将“外资企业希望在他们的企业中建立党支部”一事,当作“党的威信空前提高了”的证明,真是天大的笑话。其实,那内里的猫腻明眼人一眼即能看穿。市委组织部岂有不明白的。说穿了,“为本市解决一大批干部不好安排的老大难问题”,也即为这些“食利者阶层”成员谋求新的“食利”机会才是真的。四,我们这些可敬的“书记”们除过“做思想工作”的杰出才能外,别无长技。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以特务手段对付劳苦大众。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工人们纷纷要求在这些外资企业成立自己的工会组织,但一直得不到“上级”批准。后来,当“上级”意识到成立工会事在必行时,便又以主动筹办官方工会对之。这些“书记”们当然便成为工会主席的最佳人选了。这样一来,工会实际上就成为破坏工人维权活动的工贼组织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那些外企老板眼里,中国是一个真正的“投资天堂”。外企老板所以作此选择,按马阳明的解释,原因即在:由于我们的“书记”们特擅“思想工作”,由于我们中国的“政治清明”,中国人就表现“最老实”。中国人不敢动辄罢工,外资老板可以放心大胆欺压和剥削中国人!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常来临们如此这般的立场,自然只能骗人一时,难于骗人永远。于是,声名狼藉势成必然。受到柳叶叶们唾弃也成必然。当宝岛电子有限公司成立“工会”时,常来临请柳叶叶做为工人代表上台讲话,自然是要她表态完全信任、拥护这个“工会”,结果遭到柳叶叶断然拒绝。当张毛妹被逼自杀身亡后,在柳叶叶与常来临之间有过一段对话。小说写道:

那个自己崇拜过,被视作偶像的人对她招手,柳叶叶!柳叶叶!他还是像过去一样微笑,只不过在柳叶叶看来,那种笑是贴上去的,空洞洞的,干巴巴的。

她犹豫了一下,过去了。

他说,真想不到,我们现在是用这样的方式谈话。

她答,我也没有想到。

他说张毛妹的事我确实努力过,但我也是个打工的,我说了不算啊。

她问道,你也是打工的啊?

他说我还是个工会主席啊。真没想到会搞成这样!

她问道,你还是工会主席啊?

然后她就想走开,不想再谈,再谈下去眼泪就会不争气。而且他们之间,还有什么话可谈的呢?

常书记突然说,听说,你是工人代表?如果谈判的话,我们就成了对手了。他又笑了一下,脸上的皱皮堆起来,硬邦邦的,鬼脸壳子一样。

她被蜇痛了,说我不是代表!

奇怪,他们都说你是。

柳叶叶叫起来,我说过了,我不是!

常书记说,好好好,就算你不是。柳叶叶啊,有句话你一定要听,你是个有前途的人,你和他们还不一样,你还会有很大发展,你会有自己的事业。什么叫现代化?什么叫全球一体化?说白了就是大改组大分化。国家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一部分人要上升,一部分人要下降,当然,还有一部分人要牺牲。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

你是说,毛妹这样的人只有牺牲?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是可以做不可以说的。我这样讲是为你好。我也是个打工的,真的……

后来,她就听不清了,只看见他的嘴巴在动,他的眉毛在跳,她想不通自己过去为什么那样崇拜他,甚至偷偷地把他和别人做过比较,为他激动得要死要活。可是现在,这个人的魅力哪里去了?他除了会讲,还会什么?他忽然变得那样的丑恶,那样的小人。那样的走狗,那样的工贼。她想起来了,他当初用那样优美的腔调,动员大家长期为老板弟弟献血,原来只不过是为了自己上升,为了上升就心安理得让别人去牺牲。明知别人会牺牲你还要做,那不就等于谋杀?

本以为跟他谈话会流泪的,可是竟然没有。也许刚开始有,可谈着谈着就没有了,干了。她只觉着有一点头晕,眼底里有白光在闪,太阳穴突突地跳。她晓得这是身体快顶不住了,已经好几天没有合眼了。脑子里突然蹦出几行诗:

为了你的上升

我们献上肩膀

如果高度不够

我们还会献血

上面这段谈话中,有两点请大家特别予以注意。一是常来临一再自称“我也是个打工的”。但事实上,他这个“打工的”那时已经是公司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了。他的一切行为都以资方的利益为出发点。故,他只能是一个被金钱完全异化了的“打工者”,是一个典型的工贼。一个工贼自称“打工者”,那是对真正的“打工者”的恶意欺骗,幸亏今日的柳叶叶已非往日的柳叶叶了。二是常来临反复追问柳叶叶是不是“工人代表”,这是包藏了极大祸心的。事实上,小说中的那些老板们、“书记”们对付工人的维权活动,总是贯用同样的手法加以破坏。即:先让工人选出自己的“代表”同资方谈判。当他们一旦知道谁是“代表”后,立即采取威吓利诱双管齐下的手段将对方“各个击破”。当这一切都不能奏效时,就将这些“代表”马上除名,并且从电脑中删除一切相关资料,根本再不承认本公司曾经有过你这个人。接着将他们的身份证没收销毁,然后以对方是“无证流窜人员”为理由,将其赶出深圳。如有人胆敢重新返回市区,就将他投入监狱。如果这一切还是不起作用,就雇请黑社会流氓、打手将对方毒打致残或干脆杀死。柳叶叶就是这样被投入监狱的。唐源则因为不屈不挠的抗争,几乎被乱刀砍杀。这可真是“世道变了”。当我读着这部小说,想到自己已是有着四十年党龄的中共党员时,内心的羞耻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持有大专文凭者)成千上万,出现在这部小说中的共四五人。他们是何子纲、赵学尧、马阳明、迟小姐和那位同赵学尧同处一室的总经理助理郭某。何子纲本是赵学尧的学生,因他早到深圳几年,算是“看破红尘”而先知先觉的,他便常以赵学尧的启蒙导师自居。此人可说是一个典型的社会蛀虫,因他供职于深圳市劳动局政策研究室,后来且被提拔为副处级,故将他列入机关干部一类。迟小姐是一位硕士生,做了文念祖的二奶,自称代表了“中国娼妓业文凭化新趋势”。她为文念祖生了一个儿子,后来被文念祖以二年400万的赔偿价抛弃。郭某在小说中是一个醉生梦死的角色。故小说中可以代表知识分子一角的是两个人:马阳明和赵学尧,分别属于新老两代。

马阳明是我们山西平遥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为了供他上学,母亲身患绝症而拒绝诊治。等他毕业要将娘拉上手术台,娘依旧舍不得花钱。当时马阳明的眼泪“比尿都滋得远”。“他马阳明也是六尺高的汉子,能叫钱憋死了吗?他一跺脚就来到深圳,他对深圳说,给老子掏钱!”但深圳的钱不会白掏给你。他的女朋友已早他一步来深圳。“他是奔女朋友来的。他原先以为床上那点哼哼唧唧就叫海誓山盟了,就能帮他立足了,结果证明傻×是没有籍贯的。”他的女友不仅抛弃了他,而且还以一张只有十块钱的维萨卡羞辱他。于是钱就成为“海枯石烂的最大现实”。“最惨的时候他也在荔枝公园过过夜。但他跟穷人最大的区别是,他脑子不穷。即便在荔枝公园睡觉也能从树叶缝隙间找到星光,在星光里能发现真理。”在痛苦的煎熬中,他终于醒悟到:“只有在最不值钱的东西上才能挣到钱。”“在深圳啥都贵,就是人不贵。”于是他便打开了劳工的主意。从对特区各项政策和法规的“研究”中,他制定了一个利用正式工和试用工工资悬殊的规定谋取暴利的计划,并被宝岛电子有限公司老板陈太看中高薪招聘。“就是这个策划,到偏远地区集体招工,签订试用期合同,然后定期解聘,流水作业,”就为宝岛电子创造了许多效益。而他自己在正常的工资之外,还按比例提成,甚至贪污,短短几年就成了暴发户。但这样一来,一批批劳工就苦不堪言了。宝岛电子第一次工人罢工就是在又一批试用期工人面临解聘时发生的。常来临说服陈太放弃马阳明的策划,应该说是既有利劳工又有利资方的明智之举。但在一个唯利是图的社会,马阳明的阴魂是不会消散的。仅仅过了一两年,“游学”国外的马阳明又出现到了深圳。他又有了新的策划,即兴办“现代劳务派遣公司”,且很快得到了陈太们的青睐。这个所谓“现代劳务派遣公司”办的第一宗业务是在深圳最豪华的酒店举办“规避技巧培训班”。下面是这个培训班的“课程大纲”:

第一讲 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劳工问题

第二讲 《公司法》、《会计法》中的法权关系安排

第三讲 《劳动法》:管理劳动的法

第四讲 问题员工的降职、降薪技巧

第五讲 未违纪人员的辞退技巧[15]

第六讲 香港“八佰伴”破产引出的教训[16]

第七讲 世界各国的工会陷阱

第八讲 《劳动合同法》:我们应如何面对

从这个“课程大纲”读者不难看出,这个培训班到底要干什么。小说写道:“马阳明博士,他说他是博士,此刻手中拿着这张纸给演员讲解听课须知。这个培训班十分火爆,请的都是名校的教授,学费一万,120人的班三天就报名满员了。参加的都是企业老总,人事资源部经理和人事主管。老总们都希望知道如何依法规避责任,企业又不承担责任后果的妙方。”

这,就是马阳明的“壮丽事业”。

赵学尧刚到深圳时,曾应聘于一家公司。那家公司老总坐在一张阔大的板台后接见了他。板台上摆着豪华的砚盒和笔架。“那老总表情深沉地写着毛笔字,思想,思想,思想,反复写着思想两个字。他说我真的很需要高级策划人员,我需要真正的思想。那老总正策划着把一块美国沙漠卖给中国公民,他想听到赵学尧的高见。赵学尧自以为自己还算得上一个思想者,却怎么也想不通这单生意的可能性。他认为目前中国人民还没富裕到这种程度,傻×到这种地步,即使让美国人掏钱来买中国的沙漠也是行不通的,当然让美国人掏钱还有点政治意义,还可以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可以生产某种爱国冲动。赵学尧把这个思想阐述得越明白,那老总脸色就越难看,最后老总就抽出两张大钞推到赵学尧面前,说声不好意思啦。”“事实上,后来人家老总的生意很成功,他造就了十万个拥有一平方英寸美国沙漠的中国小地主,成了优秀企业家、全国劳模。何子纲听说这件事后大为感慨,为赵学尧做了总结:赵老师你其实只要回答一个字,那个老总就留下你了。赵学尧问是什么字,何子纲说是‘炒’字。赵学尧只好骂了声狗屎。”

何子纲是有一整套“理论”当之无愧地做赵子尧启蒙老师的。如“多拥抱现实,少追问意义”。如“花钱不问钱,认人不认事,帮办不包办,说好不说坏”(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如“你要把立足点移过来,把屁股坐在老板一边,全心全意拥抱这个时代。世界观解决了,一切都好办。”如“老板的私事就是你的公事”。如“打工仔声音再大,市里也听不见,北京更听不见。”如“你以为从政很难吗?用眼睛说话,拿嘴巴看人,鼻子会听风耳朵能识字,不就是这一套吗?”如“人早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资本在流动,是现金流创造了财富。劳动?狗屁不是。工人?灰都算不上!”

赵学尧多年经由这个“主义”那个“思想”熏陶而形成的一整套观念哲思在何子纲的理论和实际生活的夹击下落花流水了。最后他竟与何子纲、马阳明一道,创造了所谓“新三纲五常”的理论,试图将中国劳动力市场加以“伦理规范”。这个“新三纲”为:官为民纲,劳为资纲,西为中纲;“新五常”则是权钱信爱耻。这里有必要对“信爱耻”三字作点解释:信,并非中国传统文化所讲“诚信”,而是要想法让劳工相信权力和金钱拥有者,也即那个“宠大的食利者阶层”是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的;爱,是要提倡劳工诚心诚意关爱那个“宠大的食利者阶层”,当然也要让他们相信自己也是时时被对方关爱着的;耻,则是说:为了获取权力和金钱,“无耻”算不得无耻,卑劣算不得卑劣。

赵学尧应聘幸福村开发总公司后,实际只做了一件事,即摇动笔杆将一个动不动以“丢你老母”辱骂部下,把“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要几钱,你话我知”当作口头禅,包“二奶”、养小蜜,惯以贿赂“征服”各路官员、记者,对所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屑一顾的文念祖“包装上市”,“动员”媒体进行“地毯式”舆论轰炸,弄成“各方面都是带头人”的人民代表、党代表,弄成全国著名“农民企业家”,让他在深圳市主席台上“有一个位置”。为此,他当说客,让迟小姐“和平”断绝与文的关系。他深入文总后宫“灭火”,安慰为争风吃醋与文总闹得天翻地覆的文太太,直至同文太太上床陪睡。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将唐源密谋策划工人罢工的事向总公司告密,结果造成唐源被开除并毒打致残。读者永远不会忘记:当唐源被赶出深圳时将赵学尧约到车站见面。唐源对赵学尧说:“……我请你来,只想问你一句话:你真的认为幸福村好成那个样子吗?你给我讲一句掏心窝子话。”赵学尧当时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心虚地拿了一笔钱送给唐源。小说写道:“唐源看看那钱,扔在桌上,说你晓不晓得我为什么想听你一句话?因为我总以为知识分子能有点良心。也不等他答话,……掉头就走。”我反复琢磨着唐源这些话,想象着唐源当时的表情动作,仿佛一条鞭子抽到了自己脊梁上一般难受。我真不知这位赵先生当时作何感想!在宝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干部工人因几个月不发工资而发生第二次罢工时,又是这位赵先生出主意以单独给中层干部和劳工中闹得最凶的人如数发放工资,以离间他们同普通劳工之间的联系,以便于一举将工潮扑灭。赵学尧将自己离开大学讲台来幸福村做顾问,当作“第二次插队”。在何子纲的“启发诱导”下,他将自己的实践理论化,写出了一本“站在中南海看问题”的、有关“中国农村发展方向”、“制度创新”的专著。他满心希望凭着这本书能一举成名天下知。谁想,书出来一看,署名却是文念祖,“赵学尧”的名字完全被隐匿了。而何子纲,恰恰是这事的策划者。何子纲对他说:“你开个价吧。”“文念祖很清楚一本书对他至关重要,一下子能把他提高好几个档次……这杆大旗既然是你亲手竖起来的,就只能把他竖到第一排去,否则你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这时,小说写道:不知什么时候已来到街上。赵学尧踉踉跄跄移动着两只后爪,何子纲跟在旁边不停地连说带比划。……

整个儿一个沐猴而冠、走狗而乏啊!曹征路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对赵子尧这位高级知识分子的描写真是入木三分。

小说中棋盘乡柳树桠五组同柳叶叶、张毛妹同时被招工的女孩子共有五人,经过几年的风风雨雨,到那场火灾发生时,已有三人先后离开公司做了妓女或被人包养。到张毛妹自杀后,实际留在公司的只剩下柳叶叶一人了。相对而言,柳叶叶的家庭还算不错的,但仍属于温饱难求的一类。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小说写到的一个细节可以见出:叶叶她们临离家时,“叶叶的妈把留到过年的两条腊肉全都煮了,餐餐端出来,喊她吃,自己却不动。小弟刚一伸筷头,就被妈一筷子打下去。”这是一幅多么让人难堪的景象啊!而张毛妹的家庭则比叶叶家更要艰难许多。因为艰难,她哥娶不起媳妇,不得不拿她换婚,将她嫁给一个“猪头疯”。所以毛妹想出外做工,除过家庭生活拮据的原因外,还有逃婚的意思。柳叶叶和张毛妹共同的特点是:思想单纯,吃苦耐劳,忠厚老实。所以到公司不久二人就被提拔为“小组长”。后来,柳叶叶甚至当了“拉长”。不同处在:张毛妹文化较低,她之出外打工目的更单一,就是挣钱贴家。为了多多挣钱,他愿意每天加班,挣极少的一点加班费。为了省钱,她不敢上街,极少买新衣,一天到晚穿着工装里里外外晃荡,总是吃最便宜的饭菜,月月将挣到的钱寄回家去,甚至连生活费都不给自己留。相比之下,柳叶叶更有理想有朝气。她不仅听话乖巧,积极要求进步,还节衣缩食参加夜大充电。业余时间她如饥似渴读书,学习写诗,后来成为一个很不错的“打工诗人”。发生在宝岛电子的那场火灾是她俩命运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二人从不同的目的出发,都是罢工的反对者,她们坚定不移地相信,陈太和常来临们会站在劳工立场上“将心比心”,解决公司存在的一切问题,让干活的人得到应得的报酬。这场火灾发生之始,张毛妹、柳叶叶都还相信常来临代表陈太所做的一切许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常来临们在“安慰”受伤者的同时,正用威胁利诱带欺骗的卑劣伎俩“疏散”伤势较重者以对外隐瞒“特大事故”的真相,而对烧成一级重伤且毁了容的张毛妹则是制造伪证,反诬她的救火义举是为讹诈企业而“自残”。她们好不容易找了一个记者写了一篇文章想把这事公诸舆论,但这篇文章却被封杀。当柳叶叶愤怒地质询“凭啥啊”时,那记者说:“我也没办法啊小姐。头头的原话,维权也要有新闻卖点啊,你这个事是不是911那样的事?不是。你这个人是不是名人?不是。你是不是见义勇为了?也不是。是不是能感动很多读者?更不是。读者看见照片吓都吓死了,还卖呢,卖给谁?”正是这种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现实,令张毛妹彻底绝望最终跳楼自杀。

唐源原是成都某军工企业的一级钳工,车间主任。到深圳后,目睹那里的现实,他义无反顾在投身于劳工维权活动中。这是一个有思想有活动能量的青年。正因为如此,各种迫害接踵而至,将他整得满身伤残。有一回他同赵学尧聊天,赵学尧说:“……你们年轻人和我们这辈人照说很多地方应该不一样,我们凡事都要琢磨个理,用我的行话讲,这叫追问意义。你怎么也会这样?”唐源想了一下说:“意义不意义的我不懂,啥个叫意思我还是晓得的。跟你掏句心窝子话,我到深圳来主要不是为找这两个钱。主要是想见识一下,看看人家到底有啥子点石成金的门道,是不是人家脑壳子特别聪明,手脚特别能干,哪怕人家特别能吃苦也是值得我们学的唦。看来看去,就看出点意思来了”“很简单——把多数人的劳动合理合法装进少数人的荷包包。这一套从前叫剥削,如今叫改革。剥削才能出效益。”这话自然是多少有些偏激的,但唐源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处处从劳工利益出发却是真的。而且,唐源的一切维权活动都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本质上是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着想的,因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柳叶叶一开始并不相信唐源。张毛妹被烧成重伤后,唐源主动到医院表示愿意提供维权帮助,竟被她骂作“缺德”“骗人”。她将他称作“赖汤圆”,将对方送给她看的宣传资料报送常来临处。但常来临们后来的所做所为让她完全改变了对唐的看法。当宝岛电子因陈太外逃而倒闭,走投无路的她到唐源开办的“春天劳动争议服务社”打工,唐源派她冒名王幺姐去深圳龙岗大发玩具厂进行了一段调查研究后,她终于相信唐源是对的。特别是她在那个厂子发现:劳工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根本没有必要,厂里并没有那么多活儿好干。是老板故意用这个办法让工人从早到晚老老实实呆在厂里,“免得他们得到不良信息”,参加什么维权活动。一个厂子就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全封闭的独立王国。封闭的目的是为了让劳工永远处于愚昧的境地,以此维护老板的一厂之“王”的地位。这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好主意。认识到这一点的柳叶叶,终于从单纯“混饭吃”心甘情愿做了唐源的助手。当春天劳动争议服务社被砸,唐源被乱刀砍作重伤住院后,柳叶叶更是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彻底与自己的过去“了断”,与唐源生死与共!而在此之前不久,她还拒绝过唐源的求爱。柳叶叶从爱“书记”常来临到彻底抛弃他而爱上唐源,完成了她有生以来最大的、带有根本性的一次精神飞跃。小说最后写道;

到了医院,她想好了要多说一点高兴的事,要给唐源打打气,千万哭不得。哪晓得唐源一见她就笑了起来,说还好还好,他们还给我留了一条腿。

搞得她也笑了,说那倒真是一条幸运的腿。

唐源说,这是协商来的!你以为啊?我说,兄弟,反正一样是砍,就砍这条左腿。我说你们把它剁下来,剁狠一点,拿回去一样交差,老板一样给钱。

他们听你的吗?

唐源说,两个拿刀的犹豫了半天,就是拿钢管的人不干,说少跟他啰嗦,叫他们快一点。

柳叶叶也笑着,也许他们应当量好尺寸再砍。

来不及了,再犹豫老板就要砍他们了。

他们怎么不一刀捅死你?

那他们也不干,他们也懂投入产出成本效益的,性价比不高的事他们也不干。

然后柳叶叶就哽咽了,笑不下去了

唐源小心地轻轻地,好像在跟自己嘀咕似的说,放心,死不了。只是可惜了我们的春天服务社。

柳叶叶忙说,你也放心,服务社还有我。

要是服务社不让办了怎么办?

我们还可以办文书社。

要是文书社也不让办了怎么办?

我们就以个人身份做公民代理!柳叶叶忽然激动起来,叫起来,我个人做事哪个管得着?她说,只要心在,什么都不会完。春天还是春天,我们还是我们。

唐源愣着,嘴角突然抽搐起来,你是说,我们?

柳叶叶的心也有点抽搐,是,是我们!

唐源一把扯了一张报纸,猛地盖在脸上。

她看见,报纸在慢慢抖动,底下有一块被洇湿,湿斑逐渐放大。

读着这段话,我被深深感动不禁热泪盈眶了。当然,从某些方面看,他(她)们确是还很幼稚。比方柳叶叶所谓“我个人做事哪个管得着”就不一定适合“中国特色”的现实。但他们那种不屈不挠为追求真理勇于献身的精神毕竟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我们殷切地期待着。

“粗糙”与“粗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艺术表现上成不成熟,后者则指作品风格特色而言。艺术上的“粗糙”与作品选材并无直接的关系。一个时代的文学同一个作家一生的创作一样,都有一个从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的过程。有人把新时期以来出现的带有社会剖析性质的小说(含所谓“底层文学”中之小说部分)统称为“新左翼小说”。这自然是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左翼小说”相对而言的。无论是对“左翼小说”还是“新左翼小说”,说到艺术表现,恐怕我们都不好以“粗糙”一言以蔽之。便是同一个作家的作品,其艺术的高下恐怕也不能一概而论。比方蒋光慈早期创作的小说(如《少年飘泊者》和《短裤党》)就很难与《田野的风》作比。由于不同时代文学发育成长的语境不同,故,其艺术高下的标准会千差万别,可能达到的“气局”也会有着天壤之别。假如我们将“左翼小说”与“新左翼小说”各自繁育的历史语境作一比较,即会发现:两个时代作家的创作理念,尤其是在如何处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上认识是多么的不同。在“左翼小说”盛行那一阶段,大致是“主义”、概念引领创作,“宣传鼓动”是作家创作的主要目的,故“思想大于艺术”在所难免。而当时代发展到21世纪前后,上述情况可说是完全不存在了,是生活“逼迫”作家将艺术关注的目光投诸底层,而有意无意的“社会剖析”大约也由生活“逼迫”而起。且作为不同时代的文学,其经验积累也已完全不同。即以《子夜》与《问苍茫》作比,我以为前者结构之宏大固然值得称道,但农民运动那条线“撒出线头没收结”的情况造成明显的结构残缺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就不及后者成熟。

艺术上的“粗糙”与否固然值得我们关注,但我以为就中国文学当前发展现状而言,我们首先应当关注的是一些“文学”和“艺术”以外的东西,即作品的精神标高。

前段我在《小说评论》杂志上读到评论家李建军写的一篇文章,标题为《永远站在鸡蛋一边》。文章中李建军开宗明义就说:

如果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三流以下的作家和批评家,往往局限于津津乐道地谈论“文学”本身,或者仅仅满足于追求纯粹的“文学”价值,而那些真正达到自觉境界的文学家,关心的则是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更喜欢谈论文学对人类生活的意义和作用——他们赋予文学以为人类服务的性质,甚至赋予它以宗教的拯救苦难的使命感和庄严感,把文学当作帮助人类获得自由和尊严的伟大手段。

李文又说:

真正的文学是怜悯和同情的代名词,是正义和良知的同义词。它总是站在弱者一边,而不是强者一边;总是站在被压迫者一边,而不是压迫者一边;总是站在无权者一边,而不是有权者一边;总是站在不幸者一边,而不是幸运者一边;总是关注那陷入逆境的失意者,而不是那些意气风发的得意者。爱伦堡说:“同那些受迫害的人站在一起,是人道主义的初阶。”换句话说,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现象,文学也必须“同那些受迫害的人站在一起。”文学从一开始就是做为社会同情和社会正义的精神现象而产生的。它是对苦难和不幸的一种补偿和安慰,是社会生活的巨大而有效的平衡器。

李建军在其文章中说到这样一件事:2009年2月15日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文学奖(该奖每两年颁发一次,表彰对人类自由、社会公平、政治民主做出贡献的作家)的授奖仪式上,发表了题为《永远站在鸡蛋一边》的演讲辞。在这篇不同凡响的演讲中,这位卓尔不群的作家不仅阐释了小说家面对权力和暴力应该具有的道德勇气,应该承担的道义责任,而且还当着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和三百多听众的面,公开批评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表达了对巴勒斯坦的无辜受害者的同情态度。村上春树在这个演讲中引用了一条格言。他说:这条格言是这么说的:“在一堵坚固的高墙与一个撞向它而破碎的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边。”“无论那墙可能多正确,那鸡蛋可能多错误,我都会站在鸡蛋那边。其他人会判断到底谁合理,谁谬误,也许时间或历史会给出答案。但是,无论什么原因,如果有个小说家站在墙的那边而创作,那么他的作品究竟价值何在?”李建军对此评论道:

村上春树的选择看似简单,实属不易。面对这样的是非分明的选项,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有勇气像春上那样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鸡蛋一边。选择鸡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有可能四处碰壁,就意味着你可能与恐惧、灾难、痛苦结缘。然而,对作家来讲,在鸡蛋和高墙之间,只有一个唯一的选择。沉默不语已属卑怯,选择放弃更加可耻。

村上春树在这个演讲中还说:“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也是一个鸡蛋,每个人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灵魂,包裹在一个脆弱的躯壳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也多多少少都在和一堵坚固的高墙对抗,这堵墙有个名字,叫做体制。这种体制本来是打算保护我们,但有时候,它却会自己获得生命,并开始杀戮我们,或驱使我们冷酷高效有组织地屠杀别人。”“我写小说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展现出个体灵魂的尊严,使其焕发光彩。故事的主旨是要发出警报,要让一束光芒射向那体制,从而使我们的灵魂不再迷陷于体制的巨网中。”“……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都是那样切实而有生气,但体制里却完全没有这些的踪迹。我们决不能任由体制摆布,决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不是体制造就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这个体制。”永远站在鸡蛋一边,这就是面对尖锐的两极对立时,面对强大的“体制”时,真正优秀的作家唯一的选择。

评论家李建军的话无疑是对的。村上春树的精神无疑是值得我们景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坚定不移地认为:《问苍茫》以及近年来出现的大量“新左翼小说”确实值得一读。



[15] 即教给资方如何将本人未违纪,但因为有参与维权活动行为,资方想将他(或她)“名正言顺”地开除的“技巧”。——引用者注

[16] 该企业下午宣布“破产”,晚上香港政府就站出来说话了,让员工们不要慌,香港政府会为你们负责的。因为按香港《劳工法》规定企业的第一债权人是员工,而不是其它。故,企业宣布“破产”不能不管员工。而在内地这边,企业“破产”是按税、贷、费、债的顺序进行清偿。员工在这里根本没有位置。故在马阳明看来,这是可利用价值极高的一个法规。——引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