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失败的制度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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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吴娓、刘帅译

译自Monthly Review

本文的标题为《失败的制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从任何意义上看已经走到了尽头。“失败的制度”是指全球经济和社会秩序在现实与理论之间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致命性矛盾。在我们的时代,它不仅威胁人类的福祉,而且还将影响生活在星球上的众多有知觉的生命形态的延续。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三个关键矛盾构成了当代世界危机:(1)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处于停滞或萧条状态;(2)地球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态崩溃威胁;(3)世界霸权转移和对资源的争夺引起全球不稳定。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可能会说,该体制的结构性缺陷是过去资本主义所谓成功的产物,但当前却引发了灾难性的问题和失败。因此,今天我们如何采取行动以应对这一失败的体制是人类所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

一、 金融危机、经济停滞与经济衰退

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首的世界经济正经历着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所不曾经历的,这次危机引起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滑,并有可能造成世界性经济萧条。目前的形势如此严峻,在2008年11月举行的中央银行行长和国家财政部长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甚至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他准备的一份书面报告中也认为,如果政府不采取果断行动,“情况可能比大萧条还严重”。

要想很好地理解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可以拜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著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他获得了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本书最初是为发生于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所写。现在,这本书有了新的版本,名为《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与2008年金融危机》。克鲁格曼所指的当然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著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通论》出版于1936年,当时经济正处于大萧条时期。每个人都会同意,从某种意义上说,凯恩斯和他的“萧条经济学”又回来了。但是哪一个凯恩斯呢?如果我们认为凯恩斯是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尽管程度有限),那么难道没有必要进一步追溯到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全方位批判的伟大的卡尔·马克思吗?

在《通论》中,凯恩斯将资本主义经济的“显著缺陷”称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以及无法维持均衡的充分就业水平。这些显著的缺陷会使资本主义的投资进程中出现不稳定因素,而投资是积累的引擎。根据凯恩斯的观点,资本主义是一个不确定性的系统。当新增投资的预期回报率不理想时,投资就会失去动力,这主要是因为受到当前和预期需求的制约。由于投资渠道消失,资本转而进入投机领域,从而催生资产泡沫,引发金融动荡和对未来危机更严重的预期。

凯恩斯对萨伊定律提出了质疑,萨伊定律认为供给自身创造了需求。凯恩斯认为正统的经济学从来没有从这个错误中解脱出来,正统经济学在其基本分析中隐含的假设是“经济体系的运行一直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这就意味着正统的观点对于解决失业和商业周期是无能为力的。凯恩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主导趋势变为失业均衡和生产能力过剩。凯恩斯是这个制度的捍卫者,但是他提倡的政策超越了资产阶级所愿意接受的范围,对这些问题他提议的解决方法是:“食利者的悄然消失”,即大幅度减少资本对收入的分享比例,以及部分“投资的全面社会化”。凯恩斯还指出,应当增加政府开支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推动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下的均衡。他同时还强调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限制。

在凯恩斯的分析中,他将“通论”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区别开来,并将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所得出的结论称之为“特例”,认为这个“特例”不会发生在我们所生活的经济社会中,并且会导致“误导性和灾难性”的结果。[1156]20世纪3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和商界观察员承认凯恩斯对大萧条的分析是正确的,并掀起了“凯恩斯革命”浪潮。然而,凯恩斯的有关通过居民和政府的消费支出以刺激有效需求的建议在当时是行不通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摆脱了大萧条。战后,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等人认为凯恩斯的分析是庸俗的,因此其有时候被称之为“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或更经常地被称之为“新古典综合”。凯恩斯的年轻同事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人们通常戏称他为“杂牌凯恩斯主义”,在他的分析中把凯恩斯的很多具有革命性的观点排除在外,琼·罗宾逊的分析被归为新古典主义理论。主流的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是,通过微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有效管理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运行,他们尤其强调货币政策的运用。这是因为经济的运行被再次隐含地假设为遵从萨伊定律,经济运行会自然地趋于充分就业时的状态,现在我们把其称之为“自然失业率”。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监管的放松、对资本流动管制的取消、新型复杂的金融结构创新等,被视为是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本质。

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在70年代滞胀危机后更是如此),凯恩斯理论被认为只是“萧条经济学的一个特例”,仅仅适用于货币政策不能再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之情形。但这种情形不再认为是与经济现实相关联,正如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卢卡斯在2003年美国经济协会就职演说中所说的那样,从本质上说,萧条问题和商业周期问题已得到解决。2004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官员伯南克(目前是美联储主席)重申了这一观点。对伯南克而言,大萧条在理论上不再具有重要性,相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大稳定”(Great Moderation),即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波动减弱的现象。伯南克认为最需要解释的是商业周期结束的原因,他将其归因于实行了更复杂的货币政策,最初这些政策是出自于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学派的理论主张。

现在,上述部分结论面临着来自克鲁格曼的挑战,克鲁格曼代表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回归,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凯恩斯对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缺陷的理论批判的回归。相反,是凯恩斯主义作为“萧条经济学”的一个“特例”的回归,此时货币政策不再有效,需要优先考虑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并没有受到挑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没有遭到质疑。克鲁格曼认为是货币政策和监管制度出现了错误,将经济推向了凯恩斯“萧条经济学”中的“特例”。

凯恩斯所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显著错误”几乎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因而其政策重点在于财政刺激、适度的收入再分配、金融法规的修订和国际货币交易的改革。这次危机被视为是一次外部的冲击,克鲁格曼将其称之为一种未知病毒的扩散。经济衰退的严重性意味着危机与某种长期的力量(超出了正常的商业周期因素)有关。然而,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着固有矛盾,尤其是在发展后期越来越显示出其不合理性,但这超出了主流经济学范畴,甚至也不被克鲁格曼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认同,即便他们被认为是偏离了主流经济学。

凯恩斯的分析存在的部分问题是,虽然他的思想对于其试图捍卫的制度来说过于偏激,但同时又偏激得不够彻底。他的理论没有充分揭示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对于能真正合理解释资本主义制度所面临的积累与危机的一般理论而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资本(M)转换为商品(C),通过生产商品C,转化为新的商品,然后新的商品又被售出转换为货币资本(或者是,这个增殖额即为剩余价值)。这个过程是没有止境的,又被投入到下一阶段的生产过程中,得到货币资本,等等,如此循环往复。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任何中断都会发生危机。而且,按照这种模式所组织的系统在面临有效需求不足时,就可能引发危机。马克思从来没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产生怀疑,马克思认为:“一切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限度。”[1157]关于资本扩张和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写道:“整个生产领域充满了过剩的资本,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利润进入投机领域。”“如果这种新的积累由于缺乏投资机会,难以找到用途,也就是说,各生产部门过分膨胀,借贷资本供给过多,这些过剩的可贷货币资本就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接着而来的信用欺诈证明,这种过剩资本的应用,并没有什么实际的障碍。唯一的障碍,是由于资本增殖的规律、由于资本作为资本能够增殖的界限而产生的。”[1158]“信用欺诈”产生于货币资本成为财富积累的基础(马克思如此表述),因此崩溃不可避免。“在危机爆发前,企业经营情况总是看上去非常良好。”在马克思看来,经济下滑时期最自然的事情是出现清偿危机,这个时候资本就会急于转换成现金。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对货币的追求与积累无所不用其极,他模仿《圣经》诗篇42写道,资本主义对财富的渴求如同鹿对清水的渴求。

然而,如果说马克思最早构建了一个研究资本主义及其危机的一般理论,由于资本主义体系在不断演化,因此他的分析没有包括当前存在的许多具体的问题。就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从希尔弗丁、列宁和卢森堡所处的时代开始,20世纪初资本主义体系发生的最主要变化被认为是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经常将其称之为垄断资本主义。这反映出20世纪资本主义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由于马克思所称谓的生产的集中和积聚的作用,导致了巨型公司和现代信用体系的出现。

最有雄心和恒心试图分析在巨型公司时代资本积累的方式发生了怎样的改变的学者是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el Kalecki)、约瑟夫·斯坦德尔(Josef Steindl)、保罗·巴兰(Paul Baran)、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和哈利·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卡莱茨基是波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凯恩斯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先于凯恩斯做出了许多与通论相关的重大创新。斯坦德尔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和卡莱茨基在牛津大学统计研究所工作。他们致力于拓展对国家作用的分析和宣传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的著作《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秩序》(1966)。后来,斯威齐和马格多夫在他们所写的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中,运用这些理论观点对世界经济发展的特点和20世纪70、80、90 年代缓慢的经济增长进行了解释。这些思想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是自然趋向于高速增长。对于任何时期的强劲增长,都是与特定的历史“发展因素”的出现有关。对于垄断资本主义而言更是如此,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的形成与某些对积累的特定约束有关。对于垄断企业而言,积累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为庞大的日益增长的可支配剩余找到足够的投资渠道。由于缺少增加投资渠道的新的历史性发展因素,剩余资本找不到出路,资本积累过程势必崩溃。因此,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正常经济状态是停滞。

二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里,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段繁荣时期,后来被称为“黄金时代”。这是一些特定历史因素促成的结果,比如: (1)二战结束以后消费者的流动程度较高;(2)受到战争破坏的欧洲和日本经济在战后的重建;(3)汽车制造业的第二次发展浪潮(其推动了橡胶产业、钢铁产业、玻璃工业的发展,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的建设和乡村城镇化建设);(4)广告的大量使用和与促销有关的其他手段的使用导致销售量的大幅度上升;(5)亚洲的两场地区性战争使军费开支上升。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反停滞的因素所起的作用逐渐减弱,导致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滑。美国的净投资下降,大部分新增投资来自于公司计提的折旧基金。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为公司的盈余(利润)找到新的投资渠道。

这种情况发生在70年代,而在80至90年代更甚,这在规模和持续时间上是前所未有的,80至90年代庞大的企业盈余主要通过发展金融来解决。由于缺少投资机会,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金融投机领域,同时,金融服务行业需要提供更多的新型工具来吸收这些资金。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一个深受凯恩斯、卡莱茨基和汉森(Hansen)影响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著名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金融不稳定是“不可避免”的。明斯基的分析是以凯恩斯的观点为基础,即资本积累过程是有缺陷的,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伴随着的是因投机资金推动的资产价格上涨速度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增长。然而,凯恩斯和明斯基认为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经济繁荣的高峰期。

与此相反,马格多夫和斯威齐认为,早在1970年,“由于对经济周期‘成功’控制”的假定,“长期以来流动性持续减弱”。其结果是,美国经济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债务挤出”问题,这就需要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必须使债券的真实价值与票面价值协调一致。如果不大幅度削减债务,债务膨胀的时间越长,那么它带来的问题就越大。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数十年来,金融扩张的过程一直在持续,在此过程中仅进行过相对较小规模的信贷调整或“信贷紧缩”,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007—2009年的美国金融大危机的爆发。

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将这一长期的矛盾称之为“停滞和金融爆炸”(他们所著的一本书的书名),他们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性”。最后,他们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长时期的金融膨胀现象称为资本主义“金融化”,垄断资本发展为“垄断金融资本”。经济变得越来越依赖于一个又一个膨胀的金融泡沫。美国经济中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959年的151%上升至2007年的373%,债务余额不断扩大,但债务的质量却不断下降,但是对于债务的膨胀,实体经济变得越来越容忍甚至上瘾——需要更多的债务但效果却在降低。上世纪70年代,每增长1美元的债务,美国GDP就会增加60美分,在本世纪初,已经下降到每增长1美元债务仅增加20美分GDP。

美国发展为世界资本主义金融化中心的关键因素在于美元确立了作为世界货币的霸权地位,从本质上来看,这种霸权地位可以使美国在需要资金的时候发行美元,也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世界其他国家借款,这就使美国成为了世界经济的最后消费者以及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巨大的、日益增加的经常项目赤字意味着美国必须每年至少吸引贸易伙伴国数千亿美元的资产(这些资产是虚拟的)。这一过程即将结束,未来一年美国政府需要发行史无前例的巨额债务,先前的所有泡沫将聚集为“国债泡沫”。

2008年12月中旬,一位有着敏锐洞察力的德意志银行分析师吉姆·莱德(Jim Reid)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如果2009年发生可怕的事情,那很可能就是对主要储备货币的挤兑或政府债券市场的崩溃。”他认为,“英国仍然是发达市场中最不发达的一个。”[1159]假设英镑的地位下降,这仍然可视为正常的经济事件。虽然美元也承受着同样的压力,其规模较英镑更大,但美元作为全球结算和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意味着它的崩盘不可能被想象成是一件正常的经济事件,而只能视其为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1997年,保罗·斯威齐声称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和17世纪。全球化趋势在某些时期具有重要意义,如中国的崛起并成为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他认为,在20世纪末影响世界资本积累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1)世界总体经济增长率放缓; (2)全球范围内垄断型(寡头垄断型)跨国公司增多;(3)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很显然,金融化是最令人震惊和最不稳定的一个发展。斯威齐还认为,如果金融化过程发生逆转甚至放缓,那么经济将陷入更深的停滞,没有人知道它会何时发生。马格多夫和斯威齐表示金融化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过,如果债务的持续增加,超出了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资本主义政府能够对经济进行有效干预的能力,那么就会导致金融崩盘,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就此引爆。这样重大的具有历史性的资本主义危机,其发生的条件也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发生不只是意味着像正统的经济学家们所理解的那样,是“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而且意味着整个金融化积累制度的瓦解,这将给真实世界带来深远影响,其最可能的长期后果是经济增长趋势深幅放缓。

2007年至2009年金融大危机的爆发使美国经济出现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基于对资本主义体系发展历史的认识而做出的预期成为了现实。由于经济前所未有的低迷(仅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就全球劳动大众的情况而言,显然最糟糕的情形还没有出现。

对于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对它们的影响可能是最痛苦的,他们发现其出口市场大幅萎缩。就中国而言,2001年至2006年其出口总额超过GDP的30%,净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接近4%。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市场的萎缩,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中国目前正在经历3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滑坡,出口总额下降,汽车销售额受到重创,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当前中国主要城市的房价还在下跌,对不动产的投资急剧下降。这意味着中国正面临一个更大的金融危机。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外出务工人员失去了在城里的工作岗位,而被迫返回农村。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幅度下滑和通货紧缩苗头隐现,恐怕会让世界经济趋于零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讲,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膨胀有助于中国实体经济增长,而美国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将导致中国经济减速。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现象,但是经济灾难却影响了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行,一方面它影响了美国经济;另一方面它对中国经济也产生了影响,这是二战以后尚未出现的情况,而且这场危机还没有结束的迹象。

二、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崩溃威胁

在谈到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失败的制度时,我首先着重分析了当前正在发生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这并不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严峻问题。当前最危险的问题是地球正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崩溃威胁。生态崩溃的危害比全球经济危机更加严重,但是还有很多人尚没有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也没有普遍呼吁要求立即采取大规模行动阻止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正如瑞典泰勒柏里基金会在其发布的2008年报告《理解气候危机对人类的挑战》中所说:“目前国际金融体系面临崩溃,其后果是惊人的,金融危机蔓延至世界各地,尤其是穷人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恐慌情绪上升。本来以为人们对地球的主要构成部分濒临崩溃(对森林的滥砍滥伐、对鱼类的过度捕捞、淡水匮乏和北极冰山的消融)也会产生同样的担忧,如同对金融危机的恐惧一样。但是关于上述事件的报道很多,可引起人们的关注程度却非常之低。”[1160]当然,最严重的生态威胁是全球气候变暖,它正在引起广泛的、多层面的气候变化,它将给地球上的生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但是,从更广泛意义上说,全球环境危机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不能够仅简化为全球气候变暖。在全球经济范围内,这些危险来自于以下原因:物种灭绝、对热带雨林的破坏(以及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破坏)、对海洋生态的污染和破坏、珊瑚礁的损失、过度捕捞、淡水资源供给的减少、对湖泊和河流的污染、土地沙漠化、有毒废物的排放、酸雨、临近枯竭的石油资源、拥挤的城市、大型水坝带来的有害影响、世界饥饿、人口过剩等等问题。这些威胁构成了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生存挑战。

全球气候变暖正在快速逼近灾难的临界点。北极地区的海冰正在消融,一些科学家认为,未来10年内北极的夏天将不会有冰川。北极冰川的大量融化将对人类的生存造成极大的威胁,生态学认为北极冰川的大量融化会导致对太阳辐射的反射率降低,从而促进全球气温升高,此即反照率逆变效应(albedo flip)。与此同时,未来10年内,西南极洲和格陵兰岛冰层的融化将达到一个不可逆转的“引爆点”,这预示着将抬升全球海平面,最终会淹没低洼地区,其也为人口密集地区。环境巨变的临界点以及加速气候变化的正向反馈机制使越来越多的气象学家相信,无法挽回的灾难性气候变化将是不可避免的,除非在未来10年左右时间里,采取行动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大气层已接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限度,这将会使全球平均气温上升2摄氏度,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一直致力于避免达到这个临界点。此外,如果人们不采取有力的措施,仍然像往常一样生活,那么在本世纪里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2至3倍,届时地球上的生命将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事实上,最新的科学数据表明全球气温上升2摄氏度,其本身将是一场灾难,因为气温上升导致海平面升高,气温上升通过反馈机制的强化,使气候变化步伐加速。这意味着允许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550ppm(parts per million),这是《斯特恩报告》中所设想的数值(但是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在控制碳排放量上这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反应),或是将碳排放量定在450ppm(这符合全球平均气温上升2摄氏度的极限标准),上述措施现在被许多顶级科学家认为,这是在冒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风险。

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所长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和其他气象学家认为,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排放水平必须从现在的387ppm下降到350ppm或更少。这就意味着净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接近于零”,为此需要在能源和土地使用上做出重大调整,并进行大范围的社会改组。汉森和他的同事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二氧化碳的含量长时间超出了目标排放量 350ppm,就可能带来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后果。”事实上,如果温室气体排放量继续增长,即便是仅在今后10年的时间里,它也丧失了短期内使大气成分回到低于临界值(将引起灾难性后果的排放量)的机会。当前世界气候环境与全新世时期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趋势似乎是不可逆转的,而全新世时期温和宜人的气候环境被认为是整个人类文明能够延续下去的环境条件。

顶级气象学家们所发出的这些新的可怕警告,是由于他们发现早期所建立的大多数气候模型存在缺陷,这些模型没有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反馈过程的长期效应,比如,“冰层融化、植被迁移、土壤、冻土或者是海洋沉积物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因此,现在人们认识到,即使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先前所假设的临界水平还低,气候变化也可能加速且无法控制。汉森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依赖气候模型,而是基于对过去和现在气候变化的经验事实和对古地质气候数据的充分利用而得出上述结论的。

如果我们想要避免灾难性后果的发生,科学家将告诉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而主流经济学家却宣称我们还有足够的回旋余地。美国正统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在分析全球变暖问题上比较有名,他同意“气候政策斜坡理论”(climate policy ramp)的观点,认为短期内适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长期内来看将带来更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然而,诺德豪斯设想大气中最优的二氧化碳浓度是2050年大约升至480ppm,2100年达到586 ppm,2175年达到最高点700 ppm。诺德豪斯和其他主流经济学家声称,上述二氧化碳的排放将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比前工业化时代上升5摄氏度,但温度上升所带来的风险,可以被经济体中一些其他改善民众福利的投资所抵消。但现实是,这违背了对生态环境所进行的所有科学评估,我们知道,这将给人类文明和地球上的生物带来灾难性后果。

事实上,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对之做出解释,主流经济学家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力量,即便是冒着把地球变成人间地狱的风险,这是主流经济学家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捍卫者,以及作为资本不惜任何代价追逐利润的观点的鼓吹者所应该扮演的角色。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将其总结为,经济学是无罪的诈欺,这是他最近所写的一本书的书名,没有比这句话更能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了。曾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的詹姆斯·古斯塔夫·史伯斯(James Gustave Speth),在他所著的一本书里写道:“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资本主义是无法维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1161]向主流的经济学家请教问题的答案,是当前政策所犯的严重的、也许是致命的错误。

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态缺陷这一事实主要是由批判型政治经济学思想家所做出的,他们或者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在美国,环境社会学主要受到马克思的两个批判性概念的深刻影响,一个是“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另一个是“代谢断层”。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是指资本主义经济首要的是要保持指数级增长态势,马克思将其归纳为:若年增长率保持在3%,则约25年后,经济产出就可以翻番。商业周期会使这一指数级增长过程中断,但不会终止。经济扩张的推动力是资本的积累,和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追求。过去一段时间里,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当然是中国,据彭博资讯 (Bloomberg.com)报道,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加了69倍。这个数字相当离奇(同时又让人有点怀疑)。但是指数级增长(假如比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要慢)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特征,虽然近几十年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或者是停滞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马克思写道: “我们可以看到,生产方式和生产手段在不断的转化、变革,劳动分工之后必定是更细致的劳动分工,机器运用之后必定是更大范围的运用。大规模生产之后必定是更大规模的生产。”[1162]上述规律一次又一次地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摆脱了旧的生产模式而得以不断创新,由于资本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与压榨,所以资本也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这个规律也使资本的积累过程永不停息,它会对资本不断地低语:“继续吧!继续吧!”

在马克思眼里,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还束缚住了工人,虽然这种生产方式使他们在该体系内的相对地位降低,但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短期内工人的状况还是可以忍受的,但这也使得他们对资本家更加倚赖。

当然,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制度不惜任何代价追求利润的增长(这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将世界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可持续性直接对立了起来。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也造成了创记录的破坏。中国近几年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已接近于美国,虽然人均排放量远远低于美国。然而,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和地球生态之间存在严重的冲突,捍卫该制度的经济学家们普遍反对试图阻止气候变化以拯救自然的任何重大的尝试。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们毫不犹豫地倡导花费数万亿美元援助银行。新任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因其反环境言论而臭名昭著,他不止一次说过将资金投资在各种非环境项目上以提高未来福利(比如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与在保护生态环境上的投资,它们的经济意义是相同的。在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上,1992年萨默斯说道:“最悲观的估计是全球气候变暖将导致未来两个世纪世界经济年增长速度下降不超过0.1个百分点。”[1163]然而,根据气象学家那时的最悲观估计,若仍然按照过去的方式发展,全球变暖将对地球上的生命和人类文明构成威胁,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证实。事实上,萨默斯和其他正统的经济学家认为,地球可以被毁坏,而资本主义经济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发展。没有比这个想法更疯狂的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放缓,减少了对世界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可以暂时减轻生物圈所承受的日益严重的负担。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应对经济危机通常的措施是减少过去保护工人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开支,因此,经济衰退可能会导致对生态更大程度的破坏。

资本主义日益扩大的经济规模及其给有限生物圈造成的压力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它最终会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造成破坏和对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产生不利影响。在这里,马克思的代谢断层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不仅仅是广泛的而且具有彻底性。从一开始,马克思的视角就包含着生态因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环境的破坏是由工业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这种破坏是以“大城镇普遍受到污染”的形式出现的。对于马克思来讲,“人依附于自然,即自然就是人的身体,如果人要活着就必须保持与自然持续不断的对话。”[1164]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生态问题的批判集中体现在 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上。马克思受到德国著名的化学家李比希所写的《对英国的工农业批判》一文的影响。在李比希的分析思路启发下,马克思指出将食物和纺织品运输到数百甚至数千英里的城市中心(这是日渐加剧的城乡差异的体现),反映了工业化下的资本主义农业实际上正在耗尽土壤中的一些基本营养元素(如氮、钾、磷)。这造成了19世纪欧洲和美国的土壤危机。马克思把这描述成一个“在相互依存的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无法弥补的裂痕,而新陈代谢是生命本身的自然法则”。他认为,社会需要“恢复”可持续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而这只有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社会下才能完成。马克思对可持续发展概念分析得非常透彻,他写道:

“从更高的社会经济形态来看,把地球上的东西说成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就好像是把一个人说成是另一个人的私有财产一样荒谬。甚至整个社会、一个国家,或者所有现存的社会体加在一起都不是地球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地球的使用者、受益者,必须将改善的地球传给后代,正如罗马元老院的元老一样。”[1165]近10 年里,出现了大量运用马克思的代谢断层理论来解释全球生态断裂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到资本主义对土壤的压榨、森林的毁坏、海洋的污染、和对碳循环系统的影响等等问题。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用环境社会学家布雷特·克拉克和理查德·约克的话说):“资本主义无法用一种合乎环境要求的可持续方式来协调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代谢关系。其行为违反了自然和代谢修复的法则。不断进行的资本积累过程加剧了对社会代谢的破坏,把资本的追求强加给自然,而不顾对自然循环所造成的后果。”[1166]面对生态危机,资本主义体制没有进行任何尝试去探询社会关系问题的根源,而这个问题正在摧毁马克思所称的“人类生存的重要条件”。相反,资本主义“一次又一次地继续执行着同样的失败战略”[1167],把这个问题转移至别处,结果导致多种生态灾难的发生。

正如李比希和马克思所谈到的,19世纪资本主义提出解决土壤危机的方案不是恢复人与土壤之间的循环代谢关系,而是发展人造的、特别是以氮为基础的化肥,这标志着现代农业的开始,并且这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由于石油的大量使用),也导致海洋出现死亡带。资本主义通过现代农业方式来解决农业生产问题,使财富和贫困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联合国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当前60多亿世界人口中,大约有10亿人口处于饥饿之中,并且绝对和相对贫困的人口数量还在增加,2007年在美国就有3600多万人属于“食品无保障”群体,约占其总人口的12%。

资本主义解决生态问题的最终方法是技术性的,因为对资本主义体系内部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是有限度的。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广泛破坏,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贪婪性所决定的,在自然资源利用上的任何技术改进,其作用的发挥均将被这种贪婪的发展模式所淹没。因此,就生态的可持续而言,资本主义是一个失败的体制。

三、 全球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

前面所论及的问题需要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制度的角度来对其进行分析。资本主义诞生于15世纪和16世纪欧洲的小角落,随后迅速扩散开来,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但是最初的全球化存在着中心和外围的区分,因此本质上讲它具有帝国的性质。这种制度最早就是用来满足中心区资本积累的需要的,或者说是为了满足世界最高等级制度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外部地区已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因此,就资本在全球的支配地位而言,全球化现在或多或少已经完成。最近几十年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中国迅速融入世界经济(还有解体的前苏联集团和随后加入的卫星国)。

然而,要了解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发展的每一特定阶段的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全球化本身不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斯威齐认为,可以把这种制度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缓慢增长阶段(含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区和整个世界经济)、通过跨国公司实现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化阶段。金融化所伴生的正在进行的全球化,已经产生了诸如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些理论家所宣扬的“世界是平的”错觉。然而,资本主义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体系,这个体系是由各个相互独立且具有不同权力资源的国家所构成的,这些国家之间充满矛盾,但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体系。与此同时,中心国家跨国公司的增长已经历史性地服务于把全球的经济剩余从边缘国家移向中心国家。中心国家权力(含经济的、军事的、金融的、信息的)的集中是资本主义成为世界性体系的本质,虽然构成中心或边缘(或半边缘)的特定国家会改变。因此,世界经济不对称地集中在满足核心国家资本积累的需要上。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由一个霸权力量所统治时往往是稳定的,比如19世纪的英国霸权和20世纪的美国霸权。在霸权不稳定且世界经济出现危机期间,这一体系就会爆发全面的危机,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前面所提及的世界经济灾难和全球性的生态灾难正发生在一个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权力的重构过程之中。美国的相对实力继续下降,但当前没有任何单一力量或组织能够直接挑战它,特别是在前苏联解体后。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直寻求获得对战略资源和地缘地带的控制,这将催生“美国新世纪”时代,显然它是一个 “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时代。这就导致了一个新的官方战略(即先发制人的战争)的制定,以及对该战略的执行,如发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与此同时,华盛顿一直是推崇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导力量,将哈耶克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强加给世界,并不是为了创造一个更为平坦的世界,而是为了巩固已经处于实力巅峰的权力。

然而,这一具有全球野心的国家不可避免地会把世界从霸权稳定引向霸权不稳定。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并不能从政治上整合以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统治。相反,美国通过军事实力以强化其经济地位从而达到恢复和扩大其全球霸权的企图,正在把帝国主义带入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美国最近将自己的基地扩大到世界各地多达70个国家和地区,而美军的活动范围比上述范围还要广阔。根据公开的数字显示,美国军事开支在2007年是5520亿美元,几乎是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军事开支的总和。而实际的美国军费开支在2007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阿米亚·库马尔·巴格奇(Amiya Kumar Bagchi),印度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把这称为是“第三轴心时代”,他说:“在这个时代里,美国已成为超级帝国主义者,如果美国认为符合其国家利益,就没有任何国际法或国际组织能够阻止它采取的行动(意思当然是美国大资本的利益)。与此同时,在超级帝国主义军事实力支持下的大资本继续进行着对利润的无止境的追求,在一系列政策的作用下(取消金融管制、削弱国家的力量、通过立法剥夺工人对资本的权利),全世界工人阶级处于弱势地位,谈判能力低下。”[1168]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伊斯特万·梅扎罗斯(István Mészáros)所指出的,毫无疑问,当前美国的国家安全机器正把中国看成是它的“最大威胁”。最近几年特别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接二连三发布报告指出,要警惕中国对非洲逐渐增加的影响和对非洲石油储备的接近,美国方面认为控制非洲及其石油储备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2)美国情报部门继续担心中国—伊朗或中国—俄罗斯—伊朗联盟;(3)美国试图与印度达成一项军事条约;(4)对中国在太空领域的进步表示密切关注;(5)关于西藏、台湾、北朝鲜和中国海洋的可能冲突等。虽然目前美国通过跨国公司的产品及贸易、汇率等因素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以至于这两个国家似乎是一种共生关系,但伴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以及中国力量的崛起而导致的地缘政治对抗使双方的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

当前即使中国支持美元体制,但华盛顿高层明显感到的担心是美元继续作为世界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地位问题。华盛顿高层明白中国盲目地支撑美元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在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持有美元的债权人将面临巨大贬值风险的情况下。中国持有6520亿美元国债(2007年末仅4590亿美元),中国持有的美元国债占美国公共债务余额的10%。美元贬值将被看成是对中国财富的掠夺,如果继而发生的是中国抛售美元,哪怕是有限的,都将急剧动摇美国在整个世界经济秩序中的支配地位。

同时,正如华盛顿担心中国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潜在威胁日益增加一样,它也正努力限制或削弱比如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国对全球的影响。毫无疑问,当世界经济和生态危机恶化到一定程度后,将动摇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并且加剧其体系内部的紧张程度。

早期的地缘政治理论认为一个单一国家只要控制了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就能够控制全球。美国目前的战略是以中东为中心,因为中东的战略性石油是欧亚大陆的软肋,但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潜在的经济和军事对抗来保护和扩大其自身正在弱化的全球统治权。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美国试图巩固其全球军事和经济上的支配地位的企图本质上鼓励了这些武器的扩散),不难想象事情失去控制的后果。经济的、生态的、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导致了全球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危险。而这些恐怖活动主要是因为美国和它的盟国以色列拒绝接受其失败的中东政策以及相关的世界能源资源的不当管理所引起的。这一严酷的现实表明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这是一个失败的制度,是美利坚治下的灾难而不是美利坚治下的和平。

四、 超越这一失败的制度

以上分析表明,目前的世界正面临着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的威胁,这比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任何萧条都要严重。生态问题已经威胁到我们现在生活的整个地球。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正走向终结,相伴而生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以及试图通过所谓的恐怖主义的战争从军事上恢复其全球霸权的行为,可能导致更大的战争和核威胁。上述三大危机发生的共同原因是当前世界处于资本主义的垄断金融资本阶段。按对地球的危险程度来说,生态断层问题是最显而易见的。正如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最近指出的:“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我们不是人而是消费者。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地球母亲之说是不存在的,相反地球只是原材料供应地。”实际上,“地球远比华尔街和全世界的股票交易要重要得多。然而美国和欧洲却总共拿出了4.1万亿美元以帮助其处于困境中的银行摆脱金融危机(而此次危机是由他们自己的行为引起的),但对全球气候改变研究项目的投资比前者少了313倍,仅仅花费了130亿美元。”[1169]当前世界经济危机是如此的严重,以至于美国政策的辩护者、《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也警告说,世界贸易的整个体制可能面临类似于20世纪 30年代那样的崩溃。毫不奇怪,沃尔夫把责任归咎于具有大量外部盈余而内需不足的中国、德国和日本。而中国是罪魁祸首。这些所谓的“重商主义”国家被控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从而使贸易赤字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整个世界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可以追问如果作为全球多边贸易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美元崩溃的话,其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的时刻,而这使沃尔夫和其他大西洋主义者们近乎歇斯底里。正是这些“重商主义”国家才可能是新全球多边货币体制的核心。这对大西洋主义者来讲,是难以言状的害怕和恐惧。从而增加了抵制任何多边货币体制形成的地缘政治紧张程度。

显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经结束,资本主义将长期处于危机之中。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是“萧条经济”时代,这不是特例而是常态。正如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曾经指出的,从全球范围来看,过去几十年里所谓的“全球化”时代实际上是一个“转型的时代”,是把目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往其他方面进行转型的时代。

至于转向何处,我们不得而知,此刻也不可能知道:因为这不仅取决于各个国家和企业的反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世界人民的反应。除了阶级隔离、剥削和资本主义在每个层面上的不平等之外,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不断扩大的全球断裂。到目前为止,拉丁美洲的人民(包括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已经意识到解决问题的唯一答案就是进行革命(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巴西、墨西哥、尼加拉瓜等国也在为此进行不懈的斗争。拉丁美洲,一个首先受到新自由主义正面冲击的洲,是除中东以外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受到军事干预最多的地区,也是美国国际霸权最初的基地,现在正给世界指明前进的方向,不仅为争取独立平等而斗争的人民指明了方向,而且也关系到把这个星球从资本主义体系中拯救出来。正如莫拉莱斯所指出的:“如果我们能与自然休戚与共、互相补足、和谐相处,而不是竞争、利润和对自然资源疯狂的消费,那么人类就能够拯救地球。”[1170]



[1156]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pp.376–78.

[1157] Karl Marx, Capital, vol. 3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p.484 (chapter 30).

[1158] Marx, Capital, vol. 3, p.507 (chapter 32, section 2).

[1159] Jim Reid quoted at the Financial Times blog, Alphaville, December 15, 2008. See also John Bellamy Foster, Harry Magdoff, and Robert W. McChesney, “What Recovery?” Monthly Review 54, no. 11 (April 2003): 8–13.

[1160] Bo Ekman, Johan Rockström, and Anders Wijkman, Grasping the Climate Crisis (Stockholm: The Tällberg Foundation, 2008), 8, http://www.tallbergfoundation.org.

[1161]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Economics of Innocent Frau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4); James Gustave Speth, The Bridge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63.

[1162]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in One Volum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84), p.88, p.90.

[1163] Lawrence H. Summers, “Summers on Sustainable Growth,” The Economist, May 30, 1992; see also John Bellamy 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2), pp.60–68.

[1164]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Penguin, 1974), p.302, p.328.

[1165] Marx, Capital, vol. 3, p.911 (chapter 46).

[1166] Brett Clark and Richard York, “Rifts and Shifts: Getting to the Root of Environmental Crisis,” Monthly Review 60, no. 6 (November 2008),pp. 22–23.

[1167] Ibid., p.23; Karl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vol. 3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1), pp.301–10.

[1168] Amiya Kumar Bagchi, Perilous Passage: Mankind and the Global Ascendancy of Capital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5), xvii.

[1169] Evo Morales, “Save the Planet from Capitalism,” November 28, 2008, http://links.org.au/node/769.

[1170] Morales, “Save the Planet from Capitalism.”